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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人民币，不但每一个中国人无人不晓，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议员现在也整天嚷着人民币应该升值。不过，若问人民币是如何诞生的，人们也许就不一定知道了。
人民币的诞生，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
1947年12月2日，正在艰苦转战中的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阅到一封中央工委董必武拍来的电报。电报说：“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
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他还说，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样，各带各的钞票。”
毛泽东听了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一些？”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报。
董必武收到中央回电后，马上把南汉宸找来，吩咐说：
“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一是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董必武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它已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
南汉宸非常佩服董必武的这番解释，精辟透彻，于是说：“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还得请你来写。”
1947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就挂在平山县离西柏坡一里许的夹峪村一家农民小院里。
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筹备处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赶印的人民币和其它备用物资，南汉宸带头在火海中搬运抢救，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
为了筹划人民币的发行，董必武亲自骑马到位于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冀边区印刷局里去视察。他在印刷局（即边区印钞厂）里一连住了几天。
他睡在办公室角落里临时搭起的一张木板床上，每天都深入到各个车间，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察看钞票的印制情况。当时厂房全是用土坯搭起来的，一下雨就滴漏不停。
工人们赤脚站在水里，戴着斗笠披着雨衣干活，机器和油墨纸张是绝对潮湿不得的，工人便在机器上面支起雨布、雨伞。雨下大了，雨布不够用，工人就将自己身上的雨衣、斗笠全部遮在机器上。
厂里没有电力照明，全靠汽灯。每个车间里都有十几盏汽灯，各归一个专人负责。有一个姓程的老工人，多年来一直掌管着汽灯的打气、换罩、上油、点火等事，人们都叫他“汽灯司令”。每天太阳一落山，“汽灯司令”就蹲在场上给汽灯上油打气，然后一盏盏地点燃，把光明送到各处。
董必武还专门察看了材料保管库。为了防备敌人进行破坏，印刷局将所需的油墨、纸张，化学药品等二三千种材料分门别类地存放在山洞里。有些山洞是天然的，各种材料放进洞里之后再用草皮盖在洞口伪装。这些材料洞，分散在几条大山沟里。材料保管员每天都要顶风冒雨来往运料取料。
印刷局所需的这些材料和印制出的产品，全靠一支由百十人组成的运输队转运，交通工具就是百十头骡子。山高路险，风骤雨狂，时有从悬崖窄桥上跌落下去的事发生，而且还经常遭遇到敌军的袭击。
董必武从南峪村边区印刷局回来之后不久，有一天他把南汉宸找去。对他说：“你们设计的人民币票版样中央工委同志都看过了，前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毛主席，告诉他票版正面印的是毛主席像。今天主席回来电报，不同意在票版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汉宸，你把票版拿回去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
董必武思考了一阵说：“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应当以反映解放区人民从事工农业生产为主。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人民币是新中国的货币。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能像某些货币那样，掺杂着英文字！”
南汉宸回去，告诉了设计师王益久、沈乃镛，根据董老的意见对钞票重新进行设计，并将董老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钱数的一些字也一并带过去。
两位设计师很快就设计出拾元、贰拾元、伍拾元三种票版来，所有的图案都是工人农民搞生产的图案。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车水，右侧是矿井场区；贰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牵驴驮货，右侧是火车在铁道上行驶；伍拾元的正面：左侧是毛驴井边车水，右侧是煤矿的煤车。以至后来发行的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伍仟元、壹万元的票面，也都沿用这种工农业生产的结构。
1953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负责设计工作的是著名画家罗工柳。开始时，他们参照苏联货币都印有列宁头像的做法，设计出的各种票版也都是毛主席的像。毛泽东审定时，又否决了。第二次送审时，周恩来还是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原来，伍元券主景民族大团结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画像，周恩来指示说：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这里还有画像，应当改为标语牌。壹元券主景画面天安门上，原来有红旗、彩灯和毛主席像，周总理也指示将画像取下。
1948年11月，四野解放东北全境之后百万大军全部开进关内，对天津等地实行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周的战略包围，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面对这一形势，周恩来打电话给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否则就要采取别的措施。
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董老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会上，董老再一次慎重地向南汉宸道：“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银行的牌子挂出去？”
“我看可以了！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十二种面额的票版，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审定过了，如果明天挂出人民银行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由我们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刷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印出一批钞票。等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
董老当下拍板做了决定：“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贴出布告，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
就在这一天，第一批伍拾元票面的人民币，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在石家庄发行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
人民币诞生后，很快成为解放区的通用货币。
然而，企图苟延残喘的国民党政府，却开始对此进行破坏。国民党军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后，已预感到蒋家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但他又不甘心失败，妄图用经济手段对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捣乱，并预谋从伪造人民币下手。
早在1949年1月，白崇禧就指派上校参谋兼国防部二厅第五特工组织长黄浩、少校副官兼国防部二厅谍报组织长艾中孚去南京伪造中州币和人民币，但因技术和设备等问题没解决，阴谋未能得逞。
3月中旬，黄、艾两人便由南京来到上海继续筹划印制假币。白崇禧又指派其交际科长徐亚力携银元5000枚、黄金数十两来沪督制假币，并向黄、艾传达白崇禧的指令：“立即制造，尽快投入市场。”黄、艾两犯随即物色人员积极加紧筹划。在活动中艾中孚结识了女流氓周月英，并通过周月英拉来了制版商林了道、照相师王兴贤、跑街采购陈荣根等。接着，由林子道、张锡芳购得印钞机4台，由冯伯钧将印钞机运至汾阳路150号白崇禧的公馆，由王兴贤设计了中州币票版，再由张锡芳招来3个工人，并拉来4个宪兵充当保镖。
在黄、艾两犯的积极策划下，自4月1日起，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印制假中州币2000万元，并迅速分批空运至武汉，再设法投放我中原解放区，破坏金融，扰乱市场。当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胜利渡江后，上海的解放已是指日可待。黄、艾两人预感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便想加紧印制假人民币，但又感到设备不足，人手不够，便决定扩充人员，增加设备。这时，黄浩以回总部汇报和观察假中州币销路为名，只身离沪。
黄走后，艾中孚更加积极，4月底用黄金30两，银元800枚，买通昆明路金山印刷厂厂主兼经理翁滋和、翁滋友（兄弟俩）及该厂工头李安庆，商定由该厂承担印制假人民币。又由照相师王兴贤设计100元和50元面额的两种人民币印版。自5月15日起，仅用了三天两夜时间，就印制出假人民币16亿元。5月18日，由白崇禧的秘书王子心用飞机运往长沙27箱（每箱500万元），转投放我解放区，其余由艾中孚保管。
上海解放后，艾中孚勾结奸商黎明、平仲秋，银元贩子金天云、倪槐庭、姚企范等将大量假人民币投向市场，收兑黄金、银元，抢购贵重紧缺物资，以破坏金融，扰乱市场。他们还狂言：“共产党和我们作对，我们就和他们干。”
这一情况很快引起了警备部队保卫、侦察部门的严密注意。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得悉这一情况后，在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深入进行缜密侦查。
6月16日，我侦察员在淮海路发现奸商黎明和中南水果店老板平仲秋携带大量崭新而且是连号的人民币在抢购紧缺商品，遂即将他们带回审问。据黎、平两人供称，这些假币是从周月英家拿来的。军法处立即派员去周月英家进行搜查。当场查出印制假币的机器2台、原版铜印4套、假币号码16枚及已印好的假人民币、中州币（华中地区通用的一种货币）上千万元，并搜查出该案首犯艾中孚藏匿在其姘妇周月英家的手枪3支、子弹150发。在大量物证面前，周月英不得不交待了同谋印制假币、窝藏匪特及其武器的罪行。
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很快对伪造人民币的罪犯加紧审讯，很快破获了3起制假人民币的案件，共逮捕罪犯36人。
经军法处审理后，报经上海市军管会核准，判处3起案件中的6名主犯，即艾中孚、李星宇、蔡伯钧、丁兆成、施子良、周胜官等罪犯死刑。其余各犯，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认罪态度好坏和悔改表现，分别判处1至6年徒刑。
为了震慑敌人，教育群众，军法处于1949年12月1日，将6名罪犯押上刑车，经四川路、南京路、西藏路、金陵路、外滩、吴淞路游行示众。沿途散发了对这3起案件的判决书。游行车队所到之处，马路两旁及沿街的阳台、窗口站满了观看的群众，他们欢呼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人民扫除了这些害人虫，有的还当场燃放鞭炮，以示庆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