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蒋锡培———位中国制造商的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制造商论文,冬天里论文,言论论文,蒋锡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年前，二十七岁的蒋锡培在宜兴范道乡新任党委书记的支持下，筹到180万人民币，创办了一家制造电线和电缆的工厂。工厂成立的1990年，他们的销售收入是462万元；第二年，收入到了1800多万元。在此之前，没有考上大学的蒋锡培已经品尝到了商业的甜蜜和苦涩。落榜之后，他在杭州学会了修理钟表，然后，通过在百货公司门口租店修表积攒了人生的第一大笔钱：5万元。不过随后他在家乡开办的生产钟表发条的工厂却亏得血本无归。他通过做电缆经销商才重新让自己回到当地的富人行列。
1990年创办的这家电缆工厂后来让他成为宜兴和江苏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成为中国电缆行业的领袖级人物。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这个精明的商人如何通过四次改制来完成自己的四次大跃进。第一次，他把自己个人的公司转变成了集体企业，这让这家原先的民营企业获得了集体企业才能获得的资源倾斜和银行融资优势，也是在他改制的同时，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宏观调控”。集体化之后，到1994年，他创立的公司销售额达到了1.5亿元，资产增长了10倍。第二次，他又在1995年对公司进行了当时时髦的股份制改造，他和创业者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公司。第三次，他让出大股东地位，在1997年引入了四家大型国企做为控股股东，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他得到的是垄断者的助力，也让这家名叫远东的公司成为电缆行业的领军者，自己也开始被人称为“电缆大王”。第四次，他再次赎回了出让给四大国企的股份，重新让公司回到自己囊中。他自己期待的第五次，是将远东控股的资产整体上市，他选择的方式将会是，把远东控股的一部分资产——也是最优质的那部分资产——装到他已经收购的上市公司三普药业内。
能够做到四次身份转换，并且借助这种转换让自己强大起来的商人，该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如何能够在国有和民营之间转换自如？他该具备怎样的审时度势的天赋？目前而言，他又该如何去应对已经侵入江南的刻骨寒意？在过去，他总是以一位勇敢的投资者形象出现，他曾经投资过未上市的无锡尚德，也曾经因为涉足互联网和帮助年轻人创业而声名大噪，如今他是否会改变令自己颇为自豪的主业加投资模式？作为一名给人以长袖善舞甚至新红顶商人印象的江南制造业巨头，他又如何看待企业家这一群体以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遭遇的挑战？
在宜兴办公室内同记者的交谈中，蒋锡培为他所属的这一阶层进行了辩护，并且试图阐释他对目前的经济形势的判断——“这是我所碰到的最坏的形势”，他说。
给企业家群体更多宽容
记者：你对现在的经济问题怎么看？
蒋锡培：现在这种经济形势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是回想起来，美国也好、国内也好，之前经济出现问题的征兆还是比较多，只不过作为我们，缺乏很多宏观数据，也缺乏系统研究，也没有更多地去重视，以至于现在很多企业措手不及。事实上现在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有很多数据可以佐证，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有的严重下滑。
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有自己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这种自我需求还是很难满足老百姓的期望和企业发展的要求。我们觉得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遭遇的困境和难题，需要的是各个政府的最高决策者的非常智慧，需要他们协同、联手，在很多领域采取一致政策，营造振兴经济、稳定社会的良好法制和政策环境，营造企业家创业、创大业、创好业的信心，这是政府的责任。
作为企业来讲，无论如何，它也要顺应潮流，不能逆势而为。因为大环境是无法改变的，它只能在大环境中，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中国政府对它的一些政策进行了180度的转弯，政府对半年前的政策，某种程度上都进行了修正，对以往的包括汇率、利率、税率、劳动法等重要的法规政策带来的后果都进行了修正。我觉得这是让人欣喜的，虽然相对来说晚了一点。如果在2008年年初，如果我们在两会的时候确定一保一控就好了（一保一控，指中国政府2008年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还是采取之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反应慢了。
记者：本来的想法是进行宏观调控，结果没想到外部环境却发生了突变……
蒋锡培：后来发现不仅不能再宏观调控，还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才可能度过这一轮危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也很着急，因为我们创办一个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是何等的艰难。现在跟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是非常好了，但确实还很艰难。我们的金融体系，某种程度上很难有力支持创业；我们的舆论环境有些时候还不能对这一群体予以承认；我们的法规、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还制约着它们。当然像我们这种已经发展起来的企业，受到的制约相对要小。因为到了一定的规模，特别是当你成为行业领军企业的时候，所面临的矛盾、发展受到的制约是不同于创业时的，但是还是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矛盾，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面临不同的压力。
记者：你们现在想要解决的矛盾或者说面临的压力是什么？
蒋锡培：我们现在觉得，从外部来讲，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政策来支持技术创新，支持企业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支持我们走出去，还要容忍犯错误，因为创业有的时候会犯错误——只要不犯法。可能有时候我们认为是被禁止的行为，但某些时候是被鼓励的，比如以前不允许上市公司股东买卖自己的股票，现在鼓励你回购，政策很多时候不一样。
一定要营造鼓励创业、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环境。企业是这么重要，没有企业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来源就没有社会稳定，就没有国家繁荣和富强。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和谐，发展就是科学，不发展就不科学，发展就是和谐，不发展就是不和谐，所以发展是硬道理。还有呢，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永远是个命题，即使把所有财富平均分配，明天照样有差别。另外，创业阶段的税率，包括个人所得税，一定要放在全球经济当中去考量，否则就没有竞争优势。
创造财富的人，肯定会非常不容易，他会很珍惜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且最能合理利用财富，为企业和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如果我们承认资源在这些人的手里，他们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那就应把现在的个人所得税调整，他在世的时候少收他的，死了以后多收他，多收遗产税。当然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太急切，也需要思考怎样解决。
记者：你讲了很多为企业家阶层辩护的话，不过在2008年确实有一系列的事情，让公众对这个阶层产生怀疑，让社会对这个阶层越发不友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蒋锡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辩证地、客观地和前瞻地看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企业家有很多优点，企业家精神也好，个人抱负也好，我觉得确实是值得称颂的。很多国家可以把做得非常好的伟大企业家看成是整个国家的英雄，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宽容一些呢？任何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做到今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一些想法和观点只不过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而且他也敢于把这些话说出来，其实是人家对这个国家、对自己的事业有非常的情怀。
即使是说错了或者做错了某一件事，我们也应该给予宽容和理解。比如说张茵在2008年两会上的提案，当时90%以上的企业是非常有想法的，只是她把这些想法说出来了。比如说王石，王石自己实际上做了很多慈善事业，但他在地震时关于捐款的话仍然引发了大众的指责。媒体可能误解了他，至少没有善意地去理解他。王石的内心不是这样的，最先报道他的人，对王石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他的行为并不了解，如果了解，怎么能这样评价他？
当然，比如三聚氰胺的事情，三鹿事件，三鹿的领导们毫无疑问必须付出代价，他们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因为他们的行为可以说等同于图财害命。但是对于一些因为管理不善出现问题的公司，大家应该给予宽容，让它有纠错的机会，不要也非得把它打入地狱。
还有更重要的是，很多龙头企业，除了公司本身之外，它还会影响到相关的产业链和生态链。跟这家公司本身有很多相关利益，这时候就更要慎重。比如对国美和黄光裕，我们不了解他现在究竟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些违规违法的问题，他会受到追究，但决不是说，他被拘捕以后，国美这个企业也应该倒掉，这是两码事。所以我们确实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特别是政府和民众。企业家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不奇怪，因为企业家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有的人不了解法律法规，不是主观故意犯错，有的可能是某一个决策，导致企业碰到了困难，带来了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等，但千万不能把它人为放大，说这个群体不行。
记者：乳业的问题，包括后来百度碰到的问题，会让人怀疑，高速的成长加上激烈的竞争，这种环境是不是会让人丧失部分道德感？
蒋锡培：竞争是残酷的，它是不流血的战场，但它要在遵循法律法规和道德层面的前提下去竞争。如果一个行业只有竞争没有合作，那这个行业一定是畸形的。良好的商业风气很重要，道德约束也很重要。它们保证商业社会更加有序。
我只是顺势而行
记者：回到开头的问题，你身处江南，是否也感到寒意？
蒋锡培：是这样的，我们2008年上半年还没有太多的感觉，但从下半年开始，越来越明显，到了2008年第四季度更加感觉到寒风刺骨。
记者：具体表现呢？
蒋锡培：具体表现就是市场的需求趋减，另外，资金明显趋紧，不是说银行不给贷款。像我们这样的公司，银行巴不得给贷款，不贷给好企业贷给哪个？作为信用好的、有发展前景的、又有规模的公司，它肯定会贷款给你。但问题的关键是，前面的供应商、后面的客户，很多都吃紧了，它们明显感觉到压力，不可能对你没有影响。
第三个表现是产品价格暴跌，10月份的价格和9月份相比，跌了40%，到12月份跌了60%，在这样的价格暴跌的情况下，销售收入要和以前保持一致，就很难了。我销售了同样多产品，原来可以卖一个亿，现在只能卖四千万了，你的利润不就下降了吗？
还有，有些合作伙伴停产，或者因为还不起贷款倒闭了。中小企业倒闭潮，有些是因为企业本身规模不大，管理不到位等因素，经不起市场的竞争，但还有很多企业是大环境的牺牲品。比如外向型企业，怎么经得起三年当中汇率涨了百分之三四十呢？它怎么经得起取消出口退税呢？除了部分利润高一点的能吃得消以外，绝大部分企业是吃不消前面汇率、后面税率的变化。还有就是《劳动合同法》，好不容易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初步打破了一部分人的铁饭碗一还不是全部劳动者，马上法律又给了所有人一个金饭碗，更加打不破的。如果引发劳动者和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引发群众斗资本家了。有企业家抗议说，现在我们是没有功劳还有罪过。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企业家的信心不光是遭受市场大环境的压力，还有法规的压力。这还不是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金融危机是一个方面，但在中国主要是相关的政策法规，引发了深层次的障碍。江苏的经济以前排在全国前三位，现在（2008年12月份）已经跌到第九位了，发展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记者：这是你创业近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坏形势吗？
蒋锡培：是最坏的。我1990年开始创业，1992年和1993年碰到宏观调控。但是不像现在，因为那时外部经济还很好，只不过中国调控一下。现在是外部形势也不好了，内部需求也不足，很多老百姓手头没有现钱，即使有点存款，还是今后要活命的钱，还没有到无可顾虑地去消费的地步，因为他哪一天丢掉工作也不知道。现在还没有到最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还在后头呢，股市和房市还没有到最低的时候。2008年上市公司年报出来可能还有盈利，还有增长，明年呢？
记者：从远东和你个人的历史来看，让人称道的是你们的四次改制，于是大家都认为你是一个特别善于利用潮流、把握潮流的人，你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蒋锡培：我只是顺势。四次改制，主要都是被动的，被动为主，主动为辅，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企业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顺应大势，要听党的话，这不只是说说。当时我只是选择了更有利于企业生存发展的路径和模式。所以我只是顺势。
尤其是企业发展到某种程度，还需要考虑到很多相关利益者的利益。企业是我的东西，但不能过分的是。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提出“和与灵”，这确实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追求和谐，我们也要灵活应变，这些都是生存法则，我们不说伟大的文化，伟大的公司，我们只说我们的生存法则。
记者：现在你怎么去把握这种潮流呢？
蒋锡培：首先要理清思路，积极面对，做好准备，抓住机遇，抓准机遇。你还要寻求更大的发展，这是目的，所有的前提，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比如现在我要好好善待我们的员工，善待我们的客户，我非但不能解雇任何一位员工，我还得留住人，我还不能降薪，还要适当加薪，因为这个时候，更能吸引新的优秀的人才。
第二，重大的决策不能出错，前期要做尽量多的工作，该出手的时候再出手。
第三，一定是全力以赴打市场。产品都卖不掉的话，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
另外，要把跟银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跟供应商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某种程度上讲，银行是我的客户，供应商是我的客户，最终的消费者也是我的客户，这些关系都要处理好。
内部也要多花工夫，就是所谓练好内功，比如说制度层面是不是需要修订，业务流程是不是要重组，另外具体的管理是不是要加强，比如财务管理、品质管理、后勤管理。
大凡成功的商人很少有不走点弯路交点学费的
记者：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或者说主要精力放在什么地方？
蒋锡培：现在我的精力主要放在三个地方。我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培训上，我自己上各种各样的学校——包括商学院，一年大概有三个月左右，到国内、国外去学习。我这点基础，如果不去充电，跟不上的。
记者：这种习惯保持多久了？
蒋锡培：十几年了，以前自己学的高中，后来才学到大学。文凭对我来讲不重要，我自己是老板，不去帮人家打工，文凭给哪个看？但为什么我要重视又重视？是因为我要交到好朋友、好同学，这个资源很重要，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活生生的经典教科书。
另外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政府会议、论坛等。还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做重大的决策。另外还有一些具体事务，比如处理投诉，比如管理当中可能有一些超出制度的事情需要我。基本上是一半时间花在学习和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上，另外一半的时间花在公司上。
记者：你在学习和做生意的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商人，有没有你特别欣赏的？
蒋锡培：很多。比如李嘉诚先生，我以前没有见过他，后来偶然有机会见他，这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个人，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另外比如柳传志、郭广昌等。
记者：这些人身上什么东西最打动你呢？
蒋锡培：他们长期保有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满激情，这点非常不容易。当然他们很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都值得借鉴。还有他们持之以恒的追求，任何一个时期，如果他要放弃的话，就没有后面的辉煌。还有他们敢作敢当的精神，我的总结是敢冒风险，也敢于承担责任，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
记者：现在的经济大形势，会不会对你以前的一些想法造成影响？
蒋锡培：以前的想法很多都过时了，很多想法受到环境的限制，客观条件变化了，你自己的想法还不跟着变，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你同哪些人在一起，他们的想法也会影响你的想法。
记者：比如你之前一直提的主业加投资的理念，在世道不好的时候，“投资”的想法很容易受人质疑。
蒋锡培：大凡成功的商人，很少有不走点弯路交点学费的。但这一定要在你的能力承受范围之内。超出你能力的时候，一个决策失误可能就是致命打击，可能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此时决策要慎重。
我提出主业+投资、主业+基金的发展方式，也是考虑到一个企业可能会受到方方面面的诱惑，又不可能所有机会你都抓到，但是你还要争取去抓。
作为远东而言，十八年的历史下来已经有三个产业：电缆、医药、地产。我再也不能去收购、去控股甚至全资投资去做另一个产业，尽管经常会碰到非常好的项目。后来我们就确定，我们要聚焦把这三块做好，但是很多机会也不能眼睁睁地丢掉，我们要考虑能不能参与一下。一方面，作为商人来讲，我们追求更高回报；第二，也可以通过一些投资去帮助那些创业者。我们今后还会循着这两条路子走下去，只不过确实要非常慎重，不要让你的投资影响到主业的发展。
记者：这种模式现在会不会受到影响呢？这种模式可能在前几年获利丰厚，但是在今后几年可能面临着颗粒无收的情况。
蒋锡培：原来做实业的公司转成一个投资性的公司，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觉得主业没有投资好，想放弃主业。实业家转变成投资家，是一个巨大的角色转换，这需要另一种智慧。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这样的主业加投资公司。像我们这样的创业型的企业家，原来的主业仍然有很大的潜力，也有很浓的情感在里面。
在任何时候，主业和投资结合好了以后，可能会比单做一个获得更好的回报，发展也会更稳定。但这里的“度”要把握好，比如现在做投资，你还去投资没有上市的公司吗？现在这个时候投资没有上市的公司，相对投资已上市的公司风险要大得多。很多公司的市盈率已经很低了。而且上市公司的财务更规范和透明，投到这样的公司中，风险会小。非理性的投资是对财富的亵渎。投资可能会很多元，这时候一方面公司内部有专门的决策机构，同时也要更多地借助于中介机构。
我们现在是全力以赴把三块主业做好，还有资源也会继续寻找机会。
记者：上溯十年左右。所有的企业家都会说，他有浓厚的产业报国和做百年老店的想法。但是后来这种想法慢慢发生改变。比如2008年来新礼就选择了把自己的公司卖掉。告别百年老店想法，而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观念的变迁对你的冲击大吗？
蒋锡培：有冲击，有冲击，朱新礼是我商学院同班同学。
我自己也思考了下，我觉得企业一直经营下去还是中途把它卖掉，都无可厚非。股东和企业最高决策者们自己知道，是自己经营下去好还是卖掉好。所有其他人都不会比他们更了解这个企业，也不会比他们更有情感。从了解程度、利益相关程度和情感程度来说，哪一个人能超过创业家本人呢？
记者：2008年的各种情况让你感到压力了吗？
蒋锡培：最大的压力还是大的环境氛围。主要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下的政策法规、舆论氛围对企业家的压力远远大过全球经济危机带给企业的风险。
记者：在远东附近地区，有上百家电缆企业，有多少能挺过去？
蒋锡培：我觉得可能会有三分之一活不下去吧。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蒋锡培：我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所谓的好，是对方方面面有贡献，而且一定要有口碑，这个很重要。口碑也就是一个人的品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当中，你要赢得人家的尊重，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定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要比常人付出得更多。
记者：你会羡慕其他国家的一些商人吗？他们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蒋锡培：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下的企业家，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社会对他们也有不同的评判。现在而言，我觉得有很多外国企业家会羡慕中国的企业家，因为中国在未来会是一块最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