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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建设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共性与个性的新生事物，带有极大的开拓性和探索性，不应存在固定的模式。从1917年列宁的探索开始，到毛泽东关于走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及其实践，再到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历了近80年的艰辛探索和开拓。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等于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等于社会主义建成，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不等于可以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一、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
建设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带有极大的开拓性和探索性。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率先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1921年开始，列宁放弃了多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并逐步形成了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认为，当时国际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国内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就是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采取新经济政策发展经济建设事业，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国一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对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前途的预测。这个理论给俄国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激发了俄国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索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在其探索的过程中，要完全避免失误是不可能的，但要尽量减少失误和不发生重大的失误；加之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发生的，没有现成的方案和经验可资借鉴，因而它往往是“开头容易，继续困难”，势必加大探索的复杂程度和难度。
社会主义建设不应存在固定的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有过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以为按着某个固定的模式就可以使社会主义达到完美的理想境界。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社会主义的建成，只能依靠各国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实践去实现，而绝不可能靠“引进”什么模式或“输出”什么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历来就不承认有固定模式，恩格斯曾批判过自称为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杜林的“世界模式论”，说杜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先验的模式”。列宁则更明确地说过：“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他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譬如，1921年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便慎重地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用于一切社会的“模式”，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反复证明，“模式化”是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苏联模式。在列宁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开头的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纯处于一种开拓性的探索期。1927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加之苏联国内落后的经济条件、思想文化传统等原因，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人在工业化的道路上逐步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形成了一种稳定性较强的建设与发展的模式，即我们通常所称的“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有时又称之为“传统模式”，它是定型于斯大林时期（以1936年宣布苏联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为标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被推广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巩固为前提，追求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排斥商品经济属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保障。这种模式的历史作用自5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衰竭，到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这个僵硬的模式走进了死胡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论及苏联模式很自然地要谈到“斯大林模式”，当今国际社会多对它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本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建成的社会主义，并使苏联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了世界上老牌帝国主义。因此，斯大林模式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第二是具体的体制和机制，它属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范围。就前者看，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终究探索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是功不可没的。就其后者而言，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有正确的，更多的则是错误的。譬如，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个人崇拜盛行等。由于它是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缺陷，自然也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所以，把苏联的全部经验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将它强行规定为后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并以此作为衡量和区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标准，现在看来是十分荒唐的。总之，对苏联模式宜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要把它放到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作为一种最早的探索加以总结和研究。1956年毛泽东就曾对此作过评析：“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象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4〕毛泽东的这个评析， 在今天仍不失为我们研究“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方法论原则。
照搬苏联模式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公认为共产党执政的15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缺乏实践经验，最初基本上都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的确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实践框架，在各国广为推行又确实暴露出诸多缺陷：第一，在发展战略上，因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国民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往往导致农轻重之间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调、经济总量失衡和市场短缺；第二，经济体制上，因实行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排斥商品经济，往往导致高度集中集权的经济体制僵硬化、政企职能同一化，无法协调处理好国家、地方、企业以及行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企业失去压力和动力；第三，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因高度集权而造成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行政事务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往往弱化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制约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易于产生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化、凝固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譬如，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波兹南事件。在骚乱中有54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在匈牙利如出一辙，人民群众对以拉科西·马加什为首的党和政府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搞个人崇拜的做法极为不满，最终酿成了1956年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2.5万人葬身于动乱中， 经济损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当时匈牙利全年国民收入的1/4）。所以，邓小平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经验教训后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5〕事实正是如此，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认真的实践探索，我们才最终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一般说来，任何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在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不成熟性的特点，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任务更艰巨、更困难，需要的时间更长。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就是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本国“不发达”状态的实际，探索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子。正如列宁所言：“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加剧，因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不同类型和它在不同国家成熟程度的差别以及各种各样的特殊的革命条件。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与速度多种多样是历史的必然；决定了一些国家必然经历几个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同样也决定了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6〕
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具有共性与个性的新生事物，其共性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其个性（或称特殊性）则是指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及具体方法。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它的共性与个性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借口某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否定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这在理论上表现为修正主义，在实践上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强调社会主义的共性而否定不同国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和道路，这在理论上表现为教条主义，在实践上必然是照搬别国的模式或固守原有的模式。研究和探讨社会主义的共性与个性，目的在于寻找和探求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规律。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自觉创造，而广大群众的有目的的自觉活动，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许许多多的规律之上的。因此可以说，是否善于利用社会主义客观规律，是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
二、列宁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过程，即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21年春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1921年春到列宁逝世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先后两个时期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反映了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前者是“直接过渡”的道路，后者为“迂回过渡”的道路。列宁坦率地承认，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做了够多的蠢事”，“这样试试，那样试试”〔7〕。
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马克思在考察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之后，预见到生产资料一旦社会占有，整个社会生产将是有计划的。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按照这个设想在俄国进行试验。“直接过渡”时期又可分为从十月革命胜利到1918年春的第一阶段，以及“战时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列宁对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概括地说就是经过全民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计算与监督走向社会主义。这个思想是这段时间里贯穿于列宁的所有讲话和文章的一条主线。应该承认，决定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仅有战争环境这个客观因素，同时还内蕴着列宁“直接过渡”思想的主观因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实行大、中、小企业全部国有化，由国家实行集中管理；第二，国内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禁止私商活动和自由贸易；第三，实行余粮收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消费所需的谷物量、牲畜饲料及种子量，多余的部分全部上交国家；第四，国家对产品和原料实行统一调拨和分配，统一为全体居民进行必须消费品的分配；第五，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剥削者参加体力劳动。总之，“认为可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8〕试验的结果证明，直接过渡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完成一些比较容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9〕列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善于向实践请教，勇于承认“犯了错误”，并重新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迂回过渡道路的开辟以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是小生产占优势的俄国国情，切入点就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不但要从保证国家方面着眼，而且要从保证小农经济方面着眼。”〔10〕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建立一定的关系”〔11〕。迂回过渡道路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全力抓住商业这个基本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第二，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国家在客观上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第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吸引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充实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第四，通过合作制方式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化。 列宁对新道路的探索过程大体又可分为四个小阶段：1921年春开始了第一阶段，这时列宁认识到工农经济联盟的重要意义和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必要性；1921年秋为第二阶段，他提出了要“退够”的问题；1922年春党的十一大宣布“退却已经够了”，应停止退却为第三阶段；1922年底到列宁逝世为第四个阶段，这是列宁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阶段。经过五年多的实践，到1922年底和1923年初，历史终于对列宁提出的迂回过渡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和结论，列宁也因之而对他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进行总结，所有这些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最后的一批著作（即称之为“政治遗嘱”）之中。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是：第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二，合作社之路就是社会主义之路；第三，在农民中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改造旧的国家机关；第五，重视专家的作用。列宁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探索，为社会主义理论在俄国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奠定了基础，也为后继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最初经验。
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开始。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者，在借鉴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开拓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出了艰辛的探索。他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并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思想。综观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部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探索期。建国初的七年是毛泽东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探索期。新中国成立后，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并被长期战争破坏了的烂摊子。毛泽东和全党尽管对此有所准备，但对如何在这个基地上建设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是缺乏经验、缺乏足够认识的。1953年，经毛泽东提议党中央正式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2〕这一年我国还不得不按照苏联模式制定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五年计划。在这期间，我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赎买，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建国初这八年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基本上是照抄苏联，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缺乏自己创见。譬如，对于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是否应当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13〕由此可见，毛泽东在照搬苏联模式上存在着较大的片面性，忽视了中苏两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同。尤其是照抄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取消和排斥市场经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消灭非国有化和非公有化经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强制性地、大规模地和高速度地实行农业集体化等观点，严重地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客观要求，使得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过急、粗糙，由原来确定的15年到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过渡时期，只花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结束了。尽管1955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有严重偏差，埋下了许多隐患，但从整体和主流上看，这个转变时期的探索基本上还是成功的。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到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之前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期。针对照搬苏联模式暴露出来的弊端，他决定依据建国初期的经验，寻找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第一，提出了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确认“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14〕，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第二，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抄外国的经验和模式，而要从中国“一穷二白”这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要认真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关系。譬如，在产业结构方面确立了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的发展结构；在分配结构方面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在经营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一方面加强中央领导，一方面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的方针。第三，正确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提出要完善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第四，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大的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否定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与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方针。“这一时期的探索，本来可以成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由于反右派扩大化以后‘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使这个时期的正确探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15〕
从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的九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曲折发展期。毛泽东当时由于没有认清国内外阶级斗争状况及客观经济规律，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和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不适当地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概念，从而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在经济建设中，尽管毛泽东根据生产力成长的实际状况，提出过将中国社会主义建成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工业化的“基本实现”；第二阶段是建成“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要求实现高度工业化）的正确理论，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要保留商品货币、要发挥它们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作用的观点，但由于“左”倾思想占支配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且在建设上掀起了对“反冒进”的批判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浪潮，过多地宣传高指标、高速度，以钢为纲，人为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另外，大搞“一大二公”、穷过渡，盲目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旨在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严重地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这些错误在他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上表现出日益趋近空想社会主义，在运行方式上则是继续沿用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文化范式。尽管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强调要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尽管他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指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终因指导思想发生偏差，他对错误的纠正是不彻底的和有反复的。尤其是自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泽东探索的主题已不再是经济建设，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方向，由此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是与错误的思想交错向前发展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陷入误区的、不成功的探索。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 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和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16〕毛泽东的这些左倾错误观点，明显地脱离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这些观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它极大地延缓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所以，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失误期”。〔17〕
四、邓小平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他吸取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尊重历史、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基本特征看，它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它既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又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别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第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第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第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它是立国之本。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第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领导。第九，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总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也是对毛泽东探索的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完成了毛泽东后半生艰辛探索而未竟的事业。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挫折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不断地为解决实践问题而提出方针、政策、措施并进行总结概括，上升为理论的过程，可大体上划分为三个具体的发展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七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的萌芽期。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它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端点。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认真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做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确立了正确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农业政策，并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高度的社会主义法制作为党在新时期的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它实际上结束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停滞不前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期。在1982 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郑重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我们已经开始寻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86年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阐明了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的战略意义，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概括和论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二个方面，这是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系统化，较完整地回答了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基本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
从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到1994年《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系统出版，是邓小平理论的成熟期。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从理论体系和具体观点上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经常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的认识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其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就在于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系统的新概括，使它初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1993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1994年又作出了重新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系统学习《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决定，表明党中央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全方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如江泽民所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且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和解决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兴旺发达。”〔18〕
五、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实思考
从1917年列宁探索苏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到今天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历了近80年的艰辛探索和开拓。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概括成一句话，就是必须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具体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第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不等于教条主义。马列主义是科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但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模式和现成的答案，它需要各国共产党人进行脚踏实地的开拓和创造。机械地搬用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个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或把它强加到其他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去，这是最大的、全局性的教训。只有从国情实际出发，从时代特征出发，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并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等于社会主义建成。不发达国家在特定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工人阶级政党不失时机地夺取全国政权，并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丝毫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建成。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19〕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了，建成社会主义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能单凭热情，它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是矛盾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能靠百折不挠的建设和一点一滴的积累，“急性病”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人为地拔高现实基础更是得不偿失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大起大落，屡犯超阶段发展错误，关键问题就出在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误以为社会主义的建成是“指日可待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也“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
第三，借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不等于可以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只能是各国社会运动和社会内部矛盾成熟的结果，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由熟悉本国历史、风俗、弱点和优势的人去做。共产国际后期的“老子党”、“大家庭分工”等等，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对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干预和越俎代庖，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1968年苏联利用“华沙条约”悍然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则更是典型的霸权主义。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不把本国的建设放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点上，总是寄希望于兄弟国家的无偿援助，以援助的多寡论友谊这也是不足取的，各国革命和建设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南斯拉夫铁托在1950年就曾诚恳地指出：以前我们在接受和移植苏联经验时，太缺乏批判性了。正是在认真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20〕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2〕《列宁选集》第4卷，第687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8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5页。
〔6〕《共产国际文献》，莫斯科1993年版，第29页。
〔7〕《列宁选集》第4卷，第171页。
〔8〕《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9〕《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0页。
〔10〕《列宁全集》第32卷，第176页。
〔11〕《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5页。
〔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9页。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
〔15〕石仲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追求、探索的理论贡献》，《求是》1993年第21期，第37页。
〔16〕《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7〕石仲泉：《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追求、探索的理论贡献》，《求是》1993年第21期，第38页。
〔18〕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3年11月4日。
〔19〕《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28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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