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与天地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地会论文,郑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天地会的创立时间、宗旨与创始人的问题，史学界长期存在着争论。由于可靠的史料少而又少，有关史实扑朔迷离，以致台湾学者陆宝千曾经喟叹，这个问题“恐永远无法解决了”〔1〕。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领袖陶成章写出我国第一部会党史专著《教会源流考》，提出天地会的“始倡者为郑成功”〔2〕。此后，温雄飞、 连横以及萧一山等人亦主此说。胡珠生在《历史学》1979年第4 期发表《天地会起源初探》一文，也认为“天地会以郑成功为实际创始人”。只是学者们始终没有找到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直接证据，因此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领域，逐渐被置于“备一说”的地位，与“康熙说”、“乾隆说”相比，主“郑成功说”的学者似乎越来越少。
自1991年以来，笔者赴闽南、闽中调查12次，前后历时15个月，在山区和海岛发现很多有关天地会早期历史的石刻与秘密文献；同时，将天地会“会簿”与清宫档案中的有关记载做了初步的对照研究。通过以上工作，找到了郑成功与天地会相关的若干材料，谨述如下。
一、郑成功与道宗（达宗）
1933年广西省贵县修志局发掘天地会昔日秘藏地窖，从地下瓮中取出一本天地会秘密“会簿”，经罗尔纲先生研究，1934年以《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之名（通称《贵县修志局本》），刊布于《北平图书馆馆刊》，1943、1989年又分别刊载于《天地会文献录》和《困学丛书》（上）中。
在迄今所知的天地会“会簿”中，《贵县修志局本》的年代较早，保留的原始资料较多，其中最重要、最特殊的文字之一是：“后来五人（五祖——引者）走至长林寺借宿，僧长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盘问五人情由。五人告诉前情。后来拜万云龙为大哥， 在高溪起义〔3〕”。
台湾学者翁同文注意到这段文字，他又查到明末清初金门人、郑成功极为敬重的明朝大臣卢若腾写的《赠达宗上人》一诗，以及《金门志》、《同安县志》中有关卢若腾与达宗和尚交谊的记载，《清实录》中有关康熙十三年（甲寅）蔡禄谋划反清起事、被康熙帝察觉杀死的记载，1977 年发表《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一文〔4〕，认为天地会由长林寺僧达宗建立。这是天地会起源研究中的重要进展。
1993年4月， 笔者于福建省最南端的诏安县北部官陂镇深山中（诏安、云霄、平和三县邻接处）找到了长林寺遗址，发现顺治（永历）时期题署“长林寺开山僧道宗”的石刻多通，证实达宗即《台湾外记》所述的“万五道宗”〔5〕。
现存史料显示，道宗是康熙十三年（甲寅）复兴天地会的盟主。这位道宗和尚与郑成功十分亲近。笔者找到了三个证据。
（一）诏安县官陂长林寺遗址上的皇明甲午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长林寺记》碑文记载：“长林宝刹□□弟五和尚道宗创造也，……得天檀樾藩府拓其基，缘首永安伯黄暨列勋镇诸公奠其成。”碑文结尾详列郑成功部下大将黄山、洪旭、张进、甘辉、万礼等三、四十人捐施助缘的芳名。
此碑所记“天檀樾藩府拓其基”，指的是郑成功为长林寺创建拓基。据《先王实录》（《从征实录》）记载，永历七年五月，“行在遣兵部万年英赍勅册封藩延平王”〔6〕。 朱希祖《郑延平受明官爵考》认为，永历帝始封郑成功延平王是在永历八年五、六月。《长林寺记》撰成于“甲午年腊月八日”。因此，该碑中的“藩府”即郑成功无疑。紧接着“天檀樾藩府拓其基”一句之下，便是“缘首永安伯黄暨列勋镇诸公奠其成”。这位“永安伯黄”，即郑成功军中前线主帅之一的黄廷。由此益加证明，上句中的“藩府”即郑成功。永历帝首封郑成功为延平王之时，郑成功虽然“辞不敢受”，但其部下已经把他当作藩王敬奉了。
福建省东山县铜陵镇九仙岩现存永历壬辰岁（永历六年）摩崖碑刻《仙峤记言》，早于《长林寺记》二年，同为记载道宗建寺之事，也有洪旭、张进、甘辉、万礼等郑成功麾下数十位文武大员的捐施芳名。值得注意的是，《仙峤记言》中没有关于郑成功的记载。这一差异显示，诏安长林寺与东山九仙岩的地位不同，长林寺地位更加重要。
郑成功是否到过诏安北部山区？史书及《诏安县志》均无记载。据《先王实录》记述，永历六年十一月，郑成功派黄兴、万礼率大军“往诏安九甲、平和等处略地措粮”〔7〕。 诏安九甲与平和南部山区是万礼、道宗参加郑成功军队之前的老根据地，位于闽、粤两省交界处，长林寺即建于这一地区的战略要害点上。郑成功做出这一军事部署，目的重在“略地”，“措粮”是次要的，因为大山中没有多少粮食可征。三个月后，黄兴、万礼率军自诏安返回厦门，尽管他们打了大胜仗，郑成功却大怒严叱：“藩召集责之曰：‘未闻帅令，擅自归回，是欲何为？’问谁为唱首，众俱以王怡、（卢）若骥对。王怡令推出斩之，若骥捆责革职，正副提调并各将领俱降级有差”〔8〕。 从郑成功这一非常的、极其严厉的举动可以看出，他是要把诏安九甲、平和作为战略后方来经营的，不能仅打了一两个胜仗就轻易放弃。由此事观察，郑成功为建在诏安九甲与平和之间战略要害处的长林寺“拓基”，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他必定要做的，因为此寺的建立符合他的战略意图。至于他是否曾经亲临长林寺拓基，尚有待考查。《长林寺记》碑中的“天檀樾藩府拓其基”的记载，明确地显示出：郑成功与长林寺、与道宗有着特别的因缘。
（二）1994年3月12日， 东山县东明寺住持道裕法师在厦门市万石岩发现题署“长林寺僧道宗题”的摩崖石刻“闲乐居”。当时笔者正在东山县调查，道裕法师立即惠示这一情况。3月29日， 笔者赴厦门万石岩察看。入万石莲寺山门，大雄宝殿右侧新建新加坡高僧宏船法师舍利塔，塔后为一巨型花岗岩山石，经人工凿劈摩平，正中自右至左横镌“闲乐居”三个大字，左下方竖刻“长林寺僧道宗题”七个小字。“闲乐居”题刻之右，竖镌题诗一首：
辛丑春访玄□和尚偶咏
石壁岩岩倚碧虚，桃花春色几枝余。
西来祖意原无意，竹影声振闲乐居。
三山邓会题诗者邓会，福州（三山）人，永历九年任思明州（厦门）知州。从其诗题和位置看，道宗题刻应在辛丑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之前。
万石岩乃厦门名胜之区。南明抗清斗争初期，定远侯郑联驻守于此。永历四年，郑成功计杀郑联于万石岩，始得以据厦门为抗清斗争根据地。郑成功常于万石岩后部之太平岩、高读岩读书，至今尚存“郑延平读书处”之名胜古迹。据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研究员张宗洽先生告知，郑成功驻厦门期间，因有敌奸谋害，故警备极严，居无定所。道宗能在距郑成功读书处很近的地方居住、题刻，显示出他的地位十分特殊，必定深得郑成功的信任与尊重。
（三）《漳浦县志》卷二二《蔡祚达传》的有关记事，更明确地道出了郑成功与道宗之间的亲密关系：
顺治乙未，海寇郑氏入漳，祚达方携弟妹匿深山，而寇已袭其父，幽之鹭门（厦门——引者），索饷金纍纍。祚达适以妻病出山寻医，闻信不反顾，急走鹭门，愿代父系，不得达，呼泣五日，水浆不入口。有长林寺僧万者，郑所善也，怜之，为达之郑，如所请。祚达骤喜父之得归也，日入水柜中，备受楚毒，无难色。僧叹曰：“孝子也。”值腊终，贼帅至寺，僧为好语说之，贼意解。僧乃潜约水卒，于元日薄暮放之归。（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此处之“长林寺僧万者”，即道宗，与万石岩题刻“闲乐居”者为同一人。道宗早年与万礼等人在诏安北部山区结义、“以万为姓”，《台湾外记》和长林寺碑刻多次称道宗为“万五”、“万和尚”、“五和尚”、“万祖师”。长林寺是丛山峻岭深处由道宗创建的一座小庙，僧人无几，与万礼等结义、且与郑成功亲善的和尚只有道宗一人，其他僧人是他的徒弟。因此，《蔡祚达传》中的“长林寺僧万者”，毫无疑义就是道宗。
蔡祚达之父蔡而烷，顺治九年考中清朝新科进士，后于官场不如意，被迫退休返乡，于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被郑军抓获索饷。在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中，粮饷问题一直是极大的难题。郑军捉住蔡而烷，本可以从他身上追索大笔饷金。对于郑军来说，这是一次补充军需的好机会。但是，由于道宗的请求，以严厉著称的郑成功竟然把他放掉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郑成功对道宗的信任和尊重到何种程度！
《蔡祚达传》所记的腊终至寺看望道宗的“贼帅”，应即最受郑成功信任、倚重的大将、重臣洪旭。永历九年五月，郑成功任命洪旭为总督，统领水军北征，腊月十四日凯旋回厦门，受到郑成功嘉奖〔9〕。 根据《仙峤记言》、《长林寺记》和东山县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中的有关记述可以知道，洪旭与道宗交谊深厚。洪旭又笃信佛教〔10〕，凯旋厦门时已接近岁末，分别半年多，过年前去寺庙看望道宗是情理中事。在当时的厦门，除了郑成功之外，只有洪旭有权威可以答应释放蔡祚达。在此一年之前的永历八年十一月，正是洪旭全权负责漳州军政全局和征派“漳城虏缙绅富户助饷”的事务〔11〕，蔡祚达之父应即洪旭下令捉拿关押、勒其助饷的。
从以上《长林寺记》的文字、厦门万石岩的题刻和《漳浦县志·蔡祚达传》的记事三项，可以看出：郑成功与康熙甲寅年起义的天地会盟主（大哥）道宗（达宗）和尚关系深厚，交谊非同一般。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五月，道宗在东山岛主谋，鼓动其盟兄弟蔡禄、郭义二将率万余精兵背叛郑成功，投降清朝，史称“铜山之变”。这一事变的原因复杂。郑成功与道宗、与以万礼和道宗为首的“万姓集团”之间的关系，在其抗清斗争中是一个重要问题，其间经历曲折则与天地会早期的历史关系极大，需要深入探讨，具体分析。
“万姓集团”的根据地在诏安县北部、平和县南部山区，地处闽、粤两省边界，且扼闽南、粤东进入赣南的战略通道。“万姓集团”的成员以客家人为主，而闽、粤、赣三省边区是以客家人为主的地区。在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中，闽、粤、赣边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一）它是厦门、金门、泉州、漳州沿海抗清前线的战略后方；（二）它是西连潮州、惠州，与桂、云、贵的永历政权和李定国部队联络及联合行动的枢纽地带；（三）可以从闽、粤、赣边区向北发展，直捣赣州、南昌、九江，是配合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抗清武装战略反攻的重要战区；（四）可以争取客家人的支持（客家人与闽南人平时矛盾较深），利用客家地区的人力、物力，特别是客家人兵员的补充。正是出于这些考虑，郑成功对万礼的擢升很快（当然与万礼战功突出也有很大关系），对为万礼“帷幄筹”〔12〕的道宗也优礼亲近。
据《先王实录》记载，永历六至八年，郑成功交给万礼的重要行动有：永历六年十一月，派遣万礼与黄兴一道率军“往诏安九甲、平和等处略地措粮”；永历七年十月，“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等统领辖镇，进入龙岩地方，征饷二十万”；永历八年四月，“遣前提督黄廷、前冲镇万礼率辖镇进入永定地方，措饷养兵”〔13〕；等等。永历七、八年间，李定国屡约郑成功会攻广州，共同北伐。其时郑成功接连派遣万礼等人在闽、粤、赣边区地带行动，可能与这一大的背景有关，同时也显示出：在客家人地区的重大行动，郑成功多委派万礼参加。
永历十二年，郑成功率大军北征南京，特以“万姓集团”的二哥万义（郭义）“督兵护侍”，“扈从左右”〔14〕。此事反映出郑成功对“万姓集团”的信任，已经到倚之为心腹的程度，连自己的生命安全也交到他们手中了；亦可证上述《长林寺记》、《漳浦县志》以及厦门万石岩题刻反映出的郑成功善待道宗的情况，是完全可信的。
永历十五年“铜山之变”的主要原因是郑成功误听谗言，认定万礼在南京之战中临阵逃跑，贸然将其神位撤出忠臣庙。对于效法刘、关、张桃园结义的道宗等万姓兄弟来说，这是极大的侮辱，无法接受。“万姓集团”结义兄弟把他们之间的义气置于至高无上、甚至高于国家、民族的地位，而这是中国传统的、一向被认为是做人的最高道德。道宗主谋叛郑降清，也正是在这种道德观念的驱使之下，因此他才会在“铜山之变”中吟诵出“何物释子坏长城，畏死何堪见乃兄”的诗句〔15〕。而天地会成员之间奉为最高行动准则的，恰恰是这种“忠心义气”。也正因为如此，当康熙甲寅年，蔡禄遭清廷杀害之后，道宗必然再次改变政治态度，反过来坚决反清，复兴天地会，为盟弟报仇。
主张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学者，没有找到郑成功与道宗间存在直接联系的史实，对于道宗谋划叛郑降清之事难以理解。这是持郑成功创立天地会之说者越来越少的重要原因。如果深入探究郑成功与“万姓集团”之间的关系，剖析支配万姓兄弟以及天地会行动的道德观念，可能不仅不会对“铜山之变”感到困惑，而且会对天地会为何造出“西鲁故事”、“火烧少林寺”的传奇会有更确切的理解。
二、“洪船”与郑成功、洪旭
《贵县修志局本》有一段关于航船（后来的“会簿”称为“洪船”）的问答，其中对船的描述有：“左边有仁义礼智信，右边共同和合结万”〔16〕。《姚大羔本》“会簿”的“舡桨问答”中虽然没有这些内容，但同样有“结兄所置”、“万兄所置”的文字〔17〕。航船的“右边共同和合结万”，显然与“万姓集团”有关。“左边有仁义礼智信”，这其中有何含义呢？
研究郑成功的学者都知道，郑氏集团的抗清斗争与海上贸易有极大关系，郑氏集团从对日本以及东南亚的贸易中得到很大的经济收入，这是他们长期坚持抗清斗争的重要物质保证。郑氏集团中有一个严密的贸易组织。顺治十三年郑成功部将黄梧降清，向清廷密陈《平海五策》，其中之一为“郑氏有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当察出收拿”〔18〕。“成功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行财射利”〔19〕。永历十一年二月，郑成功下令“对居守户官郑宫傅察算，裕国库张恢、利民库林义等稽算东西二洋船本息，并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银两”〔20〕。顺治十五年十一月的《福建巡抚成性残揭帖》中录有查获“廖福系五商郑奇吾伙计”，“身充义号逆商，领本贩运，以资贼饷”，“充伪国姓义行，领逆资数万，置郑产数千石”〔21〕。康熙五年，郑成功之子郑经派蔡政到日本索取存银，蔡政的书面证词说：“至国姓爷在思明要打南京的时候，任（郑泰）以户官之职，及兼管仁、义、礼、智、信五行，并兼管杭州金、木、水、火、土五行。”〔22〕康熙七年，已经降清的原郑氏部将史伟琦密奏：“郑成功强横时期，原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号，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各设有船十二只。”〔23〕
根据以上史料可知，郑成功的“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即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等十行。其中仁、义、礼、智、信五行为海上五商，每行有海船十二只；金、木、水、火、土五行为陆上五商，以杭州为中心。（郑成功的山海五大商的名号，恰与潘季驯在万历十年查获的南京、北京、湖广等地的“南票”、“北票”的字号完全相同〔24〕。其间是否存在联系？值得探讨。）《贵县修志局本》所说的“左边有仁义礼智信”的航船，是否与郑成功的仁、义、礼、智、信海上五商有关呢？有关史料显示，它们之间确有关系。
在郑成功政权中，主管财政与海上贸易的是户官。最早任户官的是洪旭〔25〕。洪旭是早期参加郑成功抗清义军、先后辅佐郑成功、郑经父子两代、深为郑氏倚重的元老、股肱。永历四年正月，郑成功南征粤东，“时以运转给赀未有的员，谕令三镇洪忠振伯（即洪旭——引者）驻镇潮阳，以军器粮务委付任理，征输转运不竭，深倚重之。”〔26〕八月，郑成功率军返厦门，“以忠振伯总理地方兵民粮饷事”〔27〕，把粤东地区的军政与后勤大权全部交由洪旭负责。永历五年，郑成功“命忠振伯管理中左（即厦门——引者）地方事，一应兵粮船器悉委任之”〔28〕。此后，只要郑成功离开厦门，这块根据地便交给洪旭全权掌管。如：永历七年郑成功再度率师出征粤东，即“另委忠振伯镇守中左，总督策应战守兵粮事宜”〔29〕；永历十一年郑成功首次北征，“委忠振伯督理居守兵官事，并调度援剿前、左、右等镇水陆官兵防守思明”〔30〕。永历十二年再度北征，又把防守厦门的重任交给洪旭与黄廷〔31〕。
洪旭的上述任务，既有军事方面的，又有财政与后勤方面的，而洪旭安民、理财、征饷之才尤为突出。永历八年十一月郑成功取漳州，即委任“忠振伯入城安辑，秋毫不扰，文武官无有惊惶，皆忠振伯节制有方也。……行忠振伯派漳城虏缙绅富户助饷。……是年计派漳属饷银一百零八万”〔32〕。由于洪旭文武全才，而征饷理财能力特著，所以当永历九年郑成功初设六官时，即以洪旭为首任户官，不久改任水师右军事，不仅膺任海上军事力量的主帅，“总督水师水军北征”，而且主管造船与海外贸易。（自永历五年十二月起，洪旭即与郑泰共同受命主管“造大舰”〔33〕。）永历十一年，郑成功对洪旭治军、造船大加嘉奖：“右军下陈明、陈升、刘兴等七大船，各新整齐备，大堪驾用，皆右军忠振伯调度有方，铳船如苏清、林太等六船，俱坚致无患，着兵官照次第赏奖劝励。”〔34〕这一年郑成功下令察言司常寿宁稽察裕民库、利民库和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账目，常寿宁告发利民库主管林义吞没银两万余。户官郑泰大怒，斥责常寿宁曾经“寻逐造端，欲害援剿前镇戴捷并忠振伯”〔35〕，可见洪旭与山海五商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当时，福建、浙江沿海交界处的沙埕是郑氏山海五商的主要贸易站之一，由户官管理。永历十一年四月，郑成功特“遣户部主事郑省英督理沙关（即沙埕关——引者）地方□事”〔36〕。在沙埕交易的不仅有福建、浙江的商客，而且有广东、四川的商人〔37〕，陕西、山西、安徽商人也参加了此处的通海贸易〔38〕。
福州附近的侯官县洪塘，是郑氏的另一个重要贸易站，由都督林行可负责，主要任务是采买巨木、蔴、油、钉、铁等战略物资，运至琅琦供郑军造船。林行可与“伪差官颜瑞廷”、“国姓部下洪二官”收购的木料，皆“用逆贼旭远印记”〔39〕，“内用铁印旭远字号”〔40〕。这是顺治十一、十二年，即永历八、九年间的事情。
这一“旭远印记”并非仅由洪二官、颜瑞廷、林行可使用，而是一个“总名”，郑氏集团另一成员颜精官（端娘、文娘）于顺治十一年即使用它在福州、浙江、厦门之间贩卖、贮运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颜精官等人的活动中，出现了福州城中的李文锦（犹龙）与郑成功部属洪儒拜盟的政治组织，李文锦被尊为“盟长”，他们之间的书信联络中使用“暗号”，并有“札付”用于发展骨干〔41〕。这些情况与天地会的活动特征十分相似。另据《明清史料》己编第6本第551—555页记载， 顺治十七年海上一位和尚带副将、参将、游击等“札付”，在皖南与多人“结盟拜兄弟”；己编第7本第603页亦记施琅的部属原来曾经在“海上结拜弟兄”。这些史实表明，在郑成功的抗清队伍中，确实存在着“结盟拜弟兄”的组织，并且向清朝统治区秘密发展，甚至在福建清朝政权的心脏——福州城内建立起联络网络。这些结拜组织的秘密活动已经使用暗语，散发札付，值得注意。
洪二官、颜瑞廷、林行可、颜精官等人的活动显示出，“旭远字号”是郑氏集团连通山海五大商、并负有刺探清朝情报任务的组织。这与黄梧降清后向清朝政府举告的郑成功内部情况是一致的〔42〕。那么，“旭远字号”的领导者是谁呢？从有关情况判断，就是洪旭。
“旭远字号（铁印、印记）”在顺治十一、十二年才出现于清朝官方档案中，这一商业——情报组织的建立应当早于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如上所述，自永历四年起，洪旭就负责郑军的军器粮务，征输转运；永历五年以后，郑成功屡次把“镇守厦门及一应战守兵粮船器”的重任交付洪旭，并命他与郑泰共同负责“造大舰”；永历九年郑氏政权初设六官，即首选洪旭任户官，掌管海上和大陆的贸易事务，不久转任水师右军事，修理制造战舰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于洪旭长期主管船务，了解修造船只的重要，后来到台湾后，还特别向郑经建议：“地方已定，船只第一紧要。况东来已有数载，诸熕船、战舰悉将朽烂。速当将修葺坚牢，以备不虞。”〔43〕颜瑞廷、洪二官、林行可等人都是郑氏政权的官员，他们采买的巨木、桐油、蔴、铁等，正是洪旭需要的战略物资。“旭远字号”出现的时期，正是洪旭镇守厦门、主管财政与贸易、大力督造战船的时期。据此判断，“旭远字号”必与洪旭有关。
“旭远”不仅是一个商业“字号”，而且是“印记”，有“铁印”。它还是一个“总名”，为洪二官、颜精官等不同地方的郑氏部属所共用。这些情况表明，“旭远”是郑成功政权的总贸易——情报机构。有权威领导这个机构的人，非洪旭莫属！“旭远”中的“旭”字，恰与洪旭之名相合。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它有正式的“铁印”，印上镌刻领导人的名字，表示其权威、信用以及战略物资不可侵犯的特别地位。
洪旭是否领导了“旭远字号”中的结盟拜兄弟的秘密组织呢？很多史实显示，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上文述及的东山县九仙岩永历壬辰岁摩崖碑刻《仙峤记言》，明确记载洪旭是赞助道宗建庙的最主要的功德主。在天地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诏安官陂长林寺，洪旭也是捐资助建的主要功德主之一，其名列于《长林寺记》的显著位置。尤为特别的是，东山县铜陵镇渔民周炳辉家世代珍藏的、抄写于嘉庆戊寅年（公元1818年）、其底本的年代更早的《香花僧秘典》中，有一份36人名单——《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其中包括天地会传说的前五祖、后五祖、五虎大将等人，五祖之一——吴天成居第一位，居第二位的就是“忠振伯”——洪旭〔44〕！《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显示：洪旭不仅参加了天地会的结义拜盟，而且是其中重要的领导者。《仙峤记言》和《长林寺记》二碑中隐含的可能性，在《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中成为事实。
洪旭与道宗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其它史实中也有反映。上文已述，永历九年岁末，道宗恳请“贼帅”、即洪旭同意释放蔡祚达。永历十五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听到“万姓集团”的老二郭义、老七蔡禄准备投降清朝的谣传，“随发密谕，交杨荣回厦门与洪旭，令行单调二镇带全师过台，‘若遵令，则无他意；如迟延观望，急除之’”〔45〕。洪旭派人到郭、蔡军中传令，这时道宗和蔡禄已经知道郑成功怀疑他们，便紧急谋划叛郑降清。他们是怎么知道的郑成功起疑心、准备除掉他们呢？洪旭接到的是郑成功的“密谕”，除他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如果不是洪旭透露或暗示，道宗和蔡禄不可能知道郑成功已经深深地怀疑他们了。而且，洪旭未按郑成功的命令做除掉郭义、蔡禄的军事部署。及至郭、蔡叛变之后，才由郑经下令“戒严整船”，等到派大军“下铜山擒禄、义”的时候，已经贻误了时机，追之“弗及”〔46〕。这一贻误，无疑是洪旭未执行郑成功“密谕”所致。对于屡次受郑成功重托、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使命的洪旭来说，这是空前未有的事，可以和他不久之后违抗郑成功之命不杀郑经之事相提并论。由此益加清楚：洪旭与道宗、与“万姓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
尽管洪旭是特受郑成功信任、倚之如股肱的重臣，尽管后来他又辅佐郑经，在开辟台湾的事业中有重大贡献，但在距道宗、蔡禄、郭义降清之后仅一年的康熙元年五至八月间，洪旭也曾和郑泰、黄廷一起，多次派人与清朝的福建总督李率泰联系投降事宜〔47〕。《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一书第27、28页收录的耿继茂、李率泰二人的《题报进兵铜山日期事本》也均记载“洪旭、黄廷、郑锦多次差人乞降”之事。由此可见，洪旭与道宗的政治立场，并无本质区别。
洪门中人一向传说洪旭乃始祖洪启胜或殷洪盛之子，对天地会（洪门）的创建有大贡献。洪旭是福建省同安县人，家世乃耕渔之民，不是洪启胜或殷洪盛之子〔48〕，洪门此说不确。但是，上文列举的史实表明，洪旭与天地会、与道宗之间确实存在着极不寻常的关系。这些史实也显示出，《贵县修志局本》记述的“左边有仁义礼智信”的天地会航船，与洪旭领导下的郑成功集团的“仁、义、礼、智、信五字号”海上五大商，以及“旭远字号”这一总的贸易和情报组织之间，必定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至今仍然知之甚少的内在联系。
郑成功在抗清初期即制定了“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49〕的战略方策，海上贸易始终是在他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之下进行的。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十行，以及沟通海陆的“旭远字号”，不仅必须经过郑成功批准才能建立，甚至他还要亲自动手检查核算其帐目〔50〕。以上考察的与《贵县修志局本》记述的“左边有仁、义、礼、智、信，右边共同和合结万”的洪门航船有关的问题，清楚地显示出：此“洪船”是郑成功大力发展的海上贸易活动在天地会内部留下的印记。它透露出郑氏集团的海上五大商与天地会之间的渊源关系。
“长林寺僧长万云龙，字达宗公”和“仁义礼智信、共同和合结万”航船，是《贵县修志局本》独有的两条记载，均蕴含着极其重要的历史秘密。由此益加明了：《贵县修志局本》是现存最早的天地会秘密文献，它保留的真实历史最多。
郑氏集团的海上五大商组织并未在施琅攻取台湾之后全部消失，其残余人员和船只仍然坚持在海上活动。《漳州府志》记载，康熙四十三年，漳浦知县陈汝咸抓到“海贼徐容”，徐容“初在广东海丰、碣石卫招集亡命，有船五只，与贼首辛老大、陈老大、吴开锡、阿宝尾同下海，分仁、义、礼、智、信五字号，每船不过数十人。其后贼众渐盛，辛老大之弟辛五十七又别为兴字号，俱横行海中”〔51〕。（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他们的活动范围北至山东，南至广东；其组织中不仅有“仁、义、礼、智、信五字号”，又增加了“兴字号”。从这些特征看，徐容集团继承、并收容了郑氏集团海上五大商的余部。其中辛老大、辛五十七兄弟一为义字号，一为兴字号，与后来的天地会常用的“义兴公司”恰相符合，值得注意。《贵县修志局本》记述的航船，和徐容集团应有关联。徐容与万礼都是平和县小溪人。“以万为姓”集团的活动，至今仍在诏安、平和等县的群众中流传，徐容当时不仅会知道，恐怕他是非常熟悉、甚至身在其中的。
三、“公司”与郑成功及天地会
“公司”一词，本义为共同管理、共同负责。中文里原没有“公司”之名。据笔者所见，此词最早出现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的清朝官方档案里。
康熙二十三年六、七月间，先后有两艘满载日本、暹罗（泰国）等国货物的大船驶入厦门港，被同安县当局扣押。经审查，这两艘船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军攻下澎湖之后，七月郑克塽献台湾投降清朝之前，满载货物离开台湾，驶往日本、暹罗贸易，现奉船主之命返航厦门。福建总督王国安迅即上奏报告朝廷，称同安县知县详细查验了两艘船上的货物，“册开公司货物：铅贰万陆千肆佰捌拾斤，苏木壹拾贰万斤，锡肆万斤，……”〔52〕“开明公司货物：乳香壹千玖佰斤……”〔53〕这是迄今见到的中文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公司”之名。
这两艘船一属刘国轩，一属洪磊。刘国轩于永历八年十一月献漳州城投向郑成功，此后成为郑成功、郑经、郑克塽祖孙三代麾下的主将，在长达30余年的抗清斗争和献台湾降清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洪磊是郑克塽政权的重要文官——吏官，其父就是洪旭。刘国轩则是由洪旭与郑成功密议之后才决定接纳其投诚的，洪旭并且全权代表郑成功率军与刘国轩里应外合，攻取了漳州城〔54〕。因此，刘国轩与洪旭之间存在着特别的关系。
这两艘船虽然归于刘国轩、洪磊名下，但所运货物中有大批铅、铜、锡等制造军械的战略物资，而且两艘船上的货物均载明属于“公司货物”。这些情况表明：船与货不完全是刘国轩、洪磊二人纯粹的私有财产，它们应属于一个名为“公司”的贸易组织所有。（按：郑氏海上五大商均是由郑成功及户官发本经营、“领本贩运”的，清朝档案和《先王实录》中都有记载〔55〕。）
那么，这个“公司”是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建立的呢？笔者认为，它应当是由郑成功在永历（顺治）时期建立的，也可能是在明末由其父郑芝龙建立的。郑芝龙是一个国际海盗兼巨商，明朝末年垄断了遍及东南沿海、日本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郑成功出生于中国最大的海商家庭，十分明了海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因此在抗清斗争中始终大力执行“通洋裕国”的方针，每年从东、西洋贸易中得到数百万两白银的收入和宝贵的物资供应。
为什么“公司”的名称和组织会在郑成功或郑芝龙那里出现呢？此事应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以巴达维亚（雅加达）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台湾，明、清之际成为东南亚、中国、日本之间主要的海上贸易集团之一。郑芝龙于崇祯年间曾经多次在东南沿海打败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同时双方又建立了贸易关系，有共同的商业利益。至郑成功时期，他的“东、西二洋船”又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主要敌手，双方展开过激烈的贸易竞争和武装冲突，郑成功曾经于永历九年下令禁止与台湾荷商贸易〔56〕。至永历十一年，在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方面乞求、“纳贡”的情况下，郑成功才准许恢复通商。
在人类历史上，荷兰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一种新型的、从事殖民侵略掠夺与海外贸易的组织，它们既是商业机构，又是军事、行政组织。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一文中极为概括地叙述了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同业公会、行会、海外贸易公司的历史渊源、组织特征和发展过程，指出：欧洲资本主义的这些胚胎组织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全体来说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57〕。欧洲早期的资本主义工商组织，并不是单纯的个人或家族所有，而是众多投资者共同所有、合伙经营的。“公司”一词，正是这种经济性质和组织特征的反映。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都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保持着既有激烈冲突、又有商业交易的关系，双方之间有很多来往函件和商业文书。出于实际需要，郑方经常要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名称译成中文。笔者认为，中文中的“公司”一词应当是在郑氏父子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交往中出现的外来语。
郑芝龙海盗——海商集团，最初是由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等28人在日本结盟拜兄弟形成的，以后又出现“十八芝”。他们在海上战斗中同生死，共命运；在商业贸易中合伙经营，共谋利益；占据台湾以后，他们“安设寮寨，抚恤土番”〔58〕，又有行政性的功能。郑芝龙集团的性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一定的相近之处。
郑成功的海上五大商，也不完全是他个人的私产。在郑氏集团中，不少将领本来是海盗兼海商，参加郑成功抗清斗争之后，他们仍然保留着原有的海上商业利益，与郑成功共同经营海外贸易。永历十年六月，防守海澄的黄梧降清，积贮在海澄的大批粮食、军器被清军缴获。清军缴获的物资中，有很多是“将领私积者”〔59〕。由此可见，郑军将领确实与郑成功有共同经营贸易事业的关系，不然他们的私人财物不可能被允许与军粮、军械一起贮存在郑军重兵防守和保管的海澄仓库中。如果不是合伙分红得到的私财，将领们也不会把它们贮藏在公家的仓库中。黄梧十分清楚郑成功山海五大商的内部情况，降清后即向清朝政府详细透露了其中的秘密，如果他不是合伙经营者之一，不可能如此明了五大商的底蕴。
由于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上集团均有合伙经营的性质，“公司”的组织应该是在他们父子那里出现的，其中可能有仿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因素在内。从康熙二十三年同安县查扣的“公司”船货的情况看，郑成功时期出现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一些。郑经、郑克塽时期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其时郑氏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如果原来没有一个“公司”，郑经、郑克塽似乎没有能力和见识创设这一新型机构。
学术界早已知悉，“公司”之名与天地会有特别的关系，在洋务运动之前一向为天地会独家使用。以往所知的、最早出现的“公司”名号，是乾隆晚期广东天地会首领罗芳伯在婆罗洲创建的“兰芳公司”。厦门、上海的小刀会（天地会）起义中，均打出发“义兴公司”的旗号。新加坡的天地会组织向英国殖民当局注册，使用的也是“义兴公司”之名。中国古代的工商机构以“行”、“号”等为名，以“公司”为名的近现代工商企业组织，也是由海外华人天地会创建并返传回祖国的。
天地会使用的“公司”名号，与郑成功集团的“公司”是否有关系呢？将上文考察的“洪船”与“公司”联系起来看，答案就会显露出来。一方面，洪门之船与郑氏集团的海上五大商都有“仁、义、礼、智、信”的相同名号；另一方面，天地会组织，特别是移居海外、与海外贸易关系密切的那些天地会组织，和郑氏集团的海外贸易组织一样，都以“公司”作为自己的组织机构的名称。同一性质的问题——郑成功与天地会之间的关联，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方面，重复出现两次。这就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了。事实上，“仁、义、礼、智、信”航船和“公司”之名，实为同一事物之两面〔60〕，它们都是最早创设于郑成功政权，后来又为天地会继承使用。既从郑成功那里找到了“源”，又在天地会中看到了“流”，考察至此，恐怕很难再说郑成功与天地会毫无关联了。
注释：
〔1〕陆宝千：《论晚清两广天地会政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1957年。
〔2〕《辛亥革命》史料丛刊（三），第101页。
〔3〕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3年，第2页。又载罗尔纲：《困学丛书》（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4〕载于《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史学论集》， 台湾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
〔5〕详见拙作《天地会探源》， 连载于《中华工商时报》（北京）1994年10月19日至1995年5月3日。
〔6〕〔7〕〔8〕〔9〕〔11〕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1、52、131、98页。
〔10〕《洪旭生平》《郑成功研究通讯》（试刊）第2期， 厦门市郑成功研究会、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编辑出版。
〔12〕卢若腾：《赠达宗上人》诗句。《台湾先贤集》第1册， 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16页。
〔13〕〔14〕《先王实录》，第51、67、76页。
〔15〕江日升：《台湾外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 页。
〔16〕《天地会文献录》第12页；《困学丛书》（上）第23页。
〔1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页。
〔18〕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
〔19〕《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已编第6本，第575页。
〔20〕《先王实录》，第150—151页。
〔21〕《明清史料》己编第5本，第436—437页。
〔22〕〔日〕林春胜等辑：《华夷变态》上册，东洋文库，昭和五十六年，第227页。
〔23〕《候补都司佥事史伟琦密题台湾郑氏通洋情形并陈剿抚机宜事本》，《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页。
〔24〕《潘司空奏疏·兵部奏疏》卷一《擒获妖党》，《四库全书》“史部·奏疏”类。参见王重民，《天地会始于明季说》，《子曰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
〔25〕〔26〕〔27〕〔28〕〔29〕〔30〕〔31〕〔32〕《先王实录》，第111、13、17、32、61、154、169、97—98页。
〔33〕《台湾外记》，第102页。
〔34〕〔35〕〔36〕《先王实录》，第150、151、149页。
〔37〕《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雅布□等残题本》，《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58页。
〔38〕《浙闽总督李率泰残揭帖》，《明清史料》己编第4本， 第396—397页。
〔39〕《浙闽总督佟代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3本，第249页。
〔40〕《刘汉祚为林行可等通洋接济事揭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204页。
〔41〕《刑部残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3本，第231—234 页。
〔42〕《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6本， 第576页。
〔43〕《台湾外记》，第192页。
〔44〕《花会歌—化莲堂名称歌》全文已刊布于拙作《天地会探源》中。
〔45〕〔46〕〔49〕〔58〕《台湾外记》，第161、163、75、11页。
〔47〕《李率泰题为郑泰等派员议降事本》，《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447—449页。
〔48〕《洪旭生平》，《郑成功研究通讯》第2期。
〔50〕〔54〕〔56〕〔59〕《先王实录》，第151、97、153页。
〔51〕光绪《漳州府志》卷四七《灾祥·寇乱》。
〔52〕《兵部残题本》，《明清史料》己编第7本，第627页。
〔53〕《部题福督王国安疏残本》，《明清史料》己编第3本， 第298页。
〔55〕见《明清史料》己编第5本，第436—437页；己编第6本，第576页；《先王实录》，第151页。
〔5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9—1021 页。
〔60〕《先王实录》第151 页所记显示出“东西二洋船”与山海五大商是不同的贸易机构。“东西二洋船”从事的是对日本（东洋）和东南亚（西洋）的远洋贸易，山海五大商从事的是近海和陆上的贸易。从康熙二十三年在厦门扣押的两条船的情况看，“公司”应是从事东西二洋贸易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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