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场域制度变革的辩证模型
——基于专业知识与管辖权间矛盾的视角
王 彦1,2贾良定1宁 鹏1
(1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210093;2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 要： 专业的关键特征是拥有能够解决专业实践问题的抽象知识体系,本研究阐述了专业、专业知识、管辖权与组织场域变革之间辩证发展的关系。通过对专业人士推动制度变革的文献回顾,从场域层面分析专业行为主体重构制度和组织场域的机制。主要有：(1)专业主体发展新的专业知识,定义一个新的、开放的、无争议的管辖空间。(2)专业主体利用专业知识扩张专业管辖权、专业实践,以此重新界定组织场域的边界。融合专业知识、专业工作和制度理论,阐释知识与管辖权之间的矛盾是制度变革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专业;知识;管辖权;制度变革;制度理论
一、引 言
随着知识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改良的专业呈蓬勃发展之势。美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U.S.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简称SOC)2018年度报告中记录的新专业和新修订的职业有867类,与1977年的503个职业类目相比,新兴的职业和专业增加了90%。其中,专业人士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急剧上升,成为美国最大的职业群体。我国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新兴的职业,如专业保健师、风能工程师、网络开发师等。职业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两种趋势:一是现代社会中专业人士的作用日益显著,二是专业处于不断变化中,一些专业出现,一些专业合并或消失。
“专业(profession)”是“具有特殊能力和威望的职业,其基于深奥知识系统,提供与社会需求和价值相关的商品或服务”(Larson,1977)。专业变化的关键机制是知识的发展变化带来专业管辖权以及专业服务公司的动态变化,一个专业是否成功,其关键在于既能利用现有的专业知识又能同时扩大专业管辖空间以产生新的知识。Scott(2008)认为,与其他职业人士相比,专业人士是制度行为主体,即制度要素的定义者、传播者和应用者。通过创建和维护知识及相关控制体系,专业人士对规制、规范以及文化、认知系统的影响,与其他集体行为主体相比略胜一筹。他们取代了术士、预言家、先知、圣贤、智者这些曾经的智慧与道德权威的象征,在当今这个世俗和理性化的世界中行使权力。早期的制度行为主体,比如巫师和圣贤,他们的权威建立在排他的知识基础上。相比而言,现代的专业系统更加开放且保持竞争,专业行为主体促进知识创新和变革并使之合法化,从而激发竞争,促进社会知识进步。
专业竞争是以抽象知识为基础的“管辖权(jurisdiction)”之争。专业人士通过生成、维护和变革管辖权来争取和维系他们的专业实践活动。专业之间的管辖权范围是可以协商的,并且与一个专业的权力、地位和身份认同等物质和非物质资源密切相关。专业的管辖权工作既可能发生在个体层次,也可能发生在组织层次,还可能发生在由个体和组织构成的场域层次。鉴于场域层面的管辖权更有普适性和概括性,我们主要关注场域层次的管辖权变动和制度变迁。组织场域指“公认的制度日常运行的组织社区,其构成主要有供应商、资源、客户、监管机构及提供相似产品或服务的其他组织”(DiMaggio&Powell,1983:148)。专业场域通常包括一个核心专业及其相关联的制度主体。例如,我国会计专业场域的主要行为主体有企业会计从业者、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国家监管机构、会计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伙伴等。专业场域的目的是通过专业知识来控制专业实践及其边界。高地位的专业倾向于捍卫现有的管辖权界限,而低地位的专业则努力去改变现状。然而,目前对专业如何获得其管辖权,还缺乏系统解释。本文旨在明确管辖权变更的缘由及其与专业场域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专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Seo&Creed(2002)秉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视能动的变革实践为辩证法的来源,将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总体性(totality)、矛盾(contradiction)和实践(praxis)联系起来,为制度的生成、维持和变革的连续过程建立了一个辩证模型。参照该模型,我们建立了专业场域制度变革的分析模型(见图1)。
图1 专业场域制度变革的辩证模型
具体来说,新专业知识的发展,为了能够合法完成与其相关的工作任务,必然要求与其相对应的管辖权,这可能会新建一个管辖权,也可能会侵占其他专业的管辖权,或改变本专业既有的管辖空间。专业知识与其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引发实践变革,进而导致制度变革,新制度的建立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再次引发实践变革,专业场域的变革就是如此循环迭代的动态变化过程。
人类或行动主体的能动意识不仅受制于制度安排,而且在制度矛盾中不断被重塑: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辩证的循环过程。该模型强调,知识在制度变革中的核心作用,专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建立和维持一套抽象的知识体系,这也是专业获得管辖权的基础。据此,我们不难理解“知识工作和知识员工是事关社会权力和控制的战略资源”(Blackler,Reed&Whitaker,1993:851),专业知识是现代社会中对组织和管理工作控制的主要领域。
二、专业知识与组织场域变革相关概念界定
(一)专业知识与工作任务
1) 光电开关输出的信号需要通过开发板上的AD转换器转换为数字信号，因此需编写ADC驱动程序，ADC设备在Linux中可以看做是简单的字符设备，也可以当做是一混杂设备(misc设备)，系统中当做misc设备来实现ADC的驱动[7]。
在基体表面浸涂符合工艺要求的化铣保护胶，然后在试样中心分别刻出如图4所示的200 mm × 200 mm和100 mm × 100 mm的大、小两个网格。大网格的2条边采用手工刻型作为对照，另2条边以不同的激光功率分别刻划2段长度为100 mm的直线。小网格的2条边也采用手工刻型作为对照，另2条边则激光刻型。
(二)管辖权
管辖权指的是一种排他性权力,是“对控制某种工作的要求权”(Abbott,1988:64)。管辖权以专业人士解决问题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将某一专业主体与其他人士区分开来。知识和实践的具体领域划分为不同的专业和子行业。与其他职业相比,专业人员拥有管辖权,从事与这些知识有关的工作。这些专有权力是通过专业许可和政府立法来实现的。在专业的各种排他属性中,管辖权是最重要的一种,并且相似的专业之间管辖权竞争现象普遍存在。
一个成熟的专业场域,其专业主体之间形成了稳定、惯例化的互动,一些专业占据主导地位,一些专业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专业围绕着主导专业。管辖权一般由主导专业建立,由于其具有排他性,一个专业管辖权的变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他专业的管辖权。因此,管辖权的变更意味着场域的变革。
(三)专业场域
专业场域中包含一些重要的行动者及与其互动的伙伴(如顾客、监管机构等)。处于同一工作领域中的各种专业构成一个互依系统,每个专业在这个系统中对某些任务拥有管辖权。在专业场域中,大多数的行动者享有共同的专业实践和规范、意义系统以及身份认同,但随着专业工作的任务不断变化,相似的专业在对工作的控制上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比如,在英美医疗行业,医生受过严格的专业培训,拥有排他性权力,通常处于医疗行业地位层级的顶端。其他专业人士如护士或药剂师在没有医生指令的情况下,不能单独执行某些工作任务。专业地位通常与权威,以及一个专业控制其他专业任务的能力相关,并且这种能力和地位随着专业拥有抽象知识的排他性和特殊性的增加而增加。
德国西部鲁尔区的波鸿，通过打造鲁尔艺术节、鲁尔钢琴节和波鸿综合音乐节等在欧洲拥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艺术节庆活动，实现了从工业基地到文化艺术中心城市的转型
专业通过诊断、推理、治疗等步骤将抽象知识应用于实践,这为管辖权的界定提供了文化装置。文化装置将任务构建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专业问题”。但是,能够熟练地判断并解决问题,并不等于说拥有了管辖权。在宣称管辖权的过程中,一个专业必须让社会认可其排他性权力。因此,管辖权是一种社会建构。这些排他性的管辖权包括对专业实践的垄断,如控制专业培训、招聘和认证等。管辖权的建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一是法律制度,可以赋予专业对工作的正式控制权,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由法律系统管制专业的管辖权;二是社会公共领域,形成社会公众对专业的认可,英美两国专业管辖权的建立主要是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以此换取法律的保护;三是工作场所,工作场所中对管辖权的认定主要是具体工作的要求。
地位通常被定义为特定阶层内个体或群体的位置和排名。因为组织场域及其相关逻辑为地位秩序的再生产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因此专业工程的兴起必然会促进地位流动,使行为主体从低地位流向高地位。通常情况下,地位流动包括一系列行动和要求,这些行动和要求旨在产生与获得更高的地位,如声望或收入增加。专业场域成熟的标志之一是形成一些精英公司,并通过其声望和规模与其他组织区分开来(Greenwood&Suddaby,2006;Phillips&Zuckerman,2001)。在组织场域内,专业人士创造和实施地位等级,通常有以下策略:一是采用会员制,通过该策略确定专业人士是否具有进入该场域的合法性;二是采用质量分类或标准,再次确定专业人士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数学思想是内隐的,数学方法是数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和得以实现的手段．数学思想比数学方法更深刻、更抽象地反映了数学对象间的内在联系[3]．笔者认为,数学思想形成的前提是让学生经历应用的历练,而教师提供时间与空间是“方法”提升为“思想”的保证．为了促使学生更好地感悟数学的思想方法,提升数学的思维能力,教学中就需要教师进一步的引领和学生群体的互动．
第二，就体验哲学的三条基本原则而言，国内外学者目前已对前两条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心智的体验性缺乏辩证法，思维的无意识性过于极端。［6］
(四)矛盾
专业场域内的制度结构和管辖权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是在高度成熟的场域中,稳定也只是暂时的。Seo&Creed(2002)从辩证的视角详述了制度矛盾在组织场域变革中的作用。矛盾是组织场域中已有制度安排之间的种种割裂和分歧。专业场域中知识的发展使其解决的工作任务发生变化,在场域内部不断产生冲突,引致管辖权动荡,这在一定条件下会重塑专业主体的意识。具体来说,一方面,知识的发展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新的专业系统。比如,18世纪初,土木工程师设计机械、桥梁、工事,随着机械学和物理学知识日益发展,制造业越来越技术化,相应的教育也增加,到18世纪末期,美国的土木工程已经达到了专业地位,并衍生出制造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等子专业。同样,知识的发展也可能毁损一些专业的管辖权结构,使一些专业消失。美国铁路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随着知识和技术的进步,铁路调度员、制动员等专业岗位逐渐消失。另一方面,知识的进步除了创造或毁损整个专业的管辖权任务外,它们也可能是加强或减弱了现有的管辖权结构,这种情况下,专业的发展通常是以牺牲相邻专业的管辖权为代价的。
综上,专业场域中的管辖权结构变化是各专业主体博弈的结果,并且各主体利益不同,权力也不对称。管辖权安排较多地反映了核心专业的诉求和目的,而难以反映权力较小的专业成员的利益诉求。总之,知识的发展导致了不同专业管辖权的变化以及不同专业之间的管辖权竞争。
(五)专业实践
场域层次的矛盾为人们能动的“实践”奠定了基础,行为主体从“不加选择地参与制度规定的再生产,转变为对现有制度安排的批判,并以创造性的变革方式改变自己”(Seo&Creed,2002:231)。当然,矛盾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变迁(Heydebrand,1977),作为社会建构基础的人类能动实践,是制度矛盾到制度变迁的重要媒介。我们采用辩证的观点来理解专业实践的概念:专业是矛盾社会中的“自治”行动者,在某些制度情境下,专业可以积极地重建自己的组织形式,实现地位流动,并重塑身份认同等。
1.组织形式
Ingram(1998)认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的出现具有制度上的意义,是制度变革的最好例证。组织形式为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提供了多种方法,并反映了权力的重构。在本研究中,我们按照制度理论研究者对组织的看法,将组织形式看作是“信仰和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形式”(Haveman&Rao,1997:1611)。也就是说,组织形式是制度情境中与价值观一致的组织结构与实践活动的配置。制度视角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的出现,会引发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争议。例如,美国人文学院引入职业计划引发的合法性争议,美国律师事务所放弃传统的Cravath专业管理模式成了当时新闻性事件。
2.地位流动
从1880年开始,随着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的出现,确定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Cravath模式(Sherer&Lee,2002),也称作“P2”(professional partnership)模式。与Weber的层级组织形式相比,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组织层级,也很少有全职的管理团队,它们强调同行控制(collegialcontrol),比如团队、委员会、项目小组等;管理岗位通常由地位较高的专业人士(如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兼任,人力资源实践强调专业能力,薪酬分配通常由团队里的高级专业人士分配。在这种组织形式下,专业实践强调专业知识、为客户服务以及忠诚等价值观。Reed(1996)认为,新专业的出现拓展了组织的知识边界和结构,这些组织化的专业,例如人力资源经理、健康安全雇员和项目经理成功地为他们的雇主解决了其专业核心知识所要解决的问题。Dezalay和Garth(1996)分析了律师和法官为解决跨国商业纠纷定义了新的专业空间,这是专业人士定义知识和经济空间新类别的典型例证。他们访谈了来自25个国家从事国际仲裁的律师,描述了精英商业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精英一起设计的一套新的法律程序,他们重新定义商业纠纷的地理区域和知识空间的合法性,并将边缘行为者(如学术界专家和退休法官)重新定义为合法性专家,创建了新的制度方案——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案、国际商业仲裁等新制度解决跨国商业纠纷。
第五，进一步规范水利基建财务管理。要深入探索水利基建财务管理的新模式、新方法，筹集、拨付、使用和管理好水利基本建设资金。要进一步加强基建项目会计核算，合理界定核算主体在水利基建资金管理中的责任分工。要按照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及时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做到建设目标、重点任务、资金安排和项目进度相协调，严防挪用、套取、骗取项目资金。要继续完善资金管理制度，对小型项目要积极探索和完善报账制、先建后补等资金管理模式，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要建立健全基建项目法人内控制度，加强内部监管，及时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办理资产移交手续。
3.身份认同
林业技术管理的关键不仅在于管理者对林业技术管理的专业知识，而且在于林业生产企业对管理知识的提升。有些企业没有意识到管理知识的重要性，因此没有在企业内部大力推广管理知识。然而，推广是不够的。一方面，林业员工无法意识到森林管理技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们无法丰富员工和管理人员的森林管理技术知识。认识到问题不能很快解决。这会给企业带来损失，但也可能引起内部矛盾。
一个成熟的专业场域,其行为主体之间形成了稳定、惯例化的互动,他们对自己专业的管辖权属于哪个领域以及不能进入哪些领域等,有很强的认同。场域层次的身份认同是对“制度上规范化的社会分类”的一系列要求(Thornton,Ocasio&Lounsbury,2012)。与组织身份不同的是,制度层次的身份认同不是对组织特征的认同,而是对组织场域的社会类别或集体身份的认同。专业认同与其他社会认同并不一样,其强调深奥的知识体系及对专业价值观的承诺。在专业场域中,专业身份不仅仅是个人层次的现象,而且是与场域层次的集体身份动态联系起来的。比如,“会计事务所”“银行”这样的标签就是社会建构的分类——是一个从场域层次建构身份的过程。制度身份是重要的,尤其是组织面临制度复杂性时,制度身份塑造了组织的行为。例如,广告公司Saatchi&Saatchi进军银行业时失去了市场声誉,因为该公司的行为与他们既定的社会类别缺乏“默契”。
综上所述,制度矛盾引导众多行为者参与制度变革,他们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互相作用,形成社会互动,在重构社会安排的同时也对他们自身进行重构。抽象知识与管辖权及两者之间的矛盾、专业系统、专业实践等元素相互关联,构成了专业场域制度变革的辩证过程。具体来说,抽象知识与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引发实践变革,进而导致制度变迁,新制度的建立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再次引发实践变革,如此,专业场域的变革循环往复。人类或行动主体的能动意识不仅受制于制度安排,而且在制度矛盾中不断被重塑。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辩证的循环过程。下面详细讨论图1的模型内涵。
三、管辖权、专业实践与场域变革
根据辩证的观点,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建构的基础,是从制度矛盾到制度变革过程的重要机制。实践活动是“在理性分析当下社会模式局限性和潜能的基础上,对社会安排进行自由的创造性重构”(Benson,1977:3)。专业场域中的组织或个体享有共同的实践和规范、组织形式和身份特征,这也是专业场域中制度同构化的来源。当然,制度同构化并不意味着专业场域中不存在冲突,场域中的专业为了资源和地位而相互竞争,但鲜有研究表明组织形式、身份认同和地位秩序这些制度实践在专业场域中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正如专业化文献所表明的那样,一种职业转变为专业的关键资源是形成一套抽象的知识体系。专业场域中旧知识日益式微,新知识逐渐形成,知识的增长将促进专业化,并带来管辖权的变更。在新知识挑战现有知识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场域中新的实践可能出现,行动者可能做出新的声张要求,组织形式可能出现或消失,地位秩序可能重组,身份认同也可能重新定义。在这一部分我们具体分析专业知识与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可能引发的专业实践,以及这些实践又引致的制度变革。我们试图打开专业场域内从矛盾到变革这一过程的黑匣子,阐释其中的两种机制与三种实践之间的运行逻辑。
未来一年，赵明武还将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摸索更加完善的种植模式，解决小岗村稻米种植规模小、品种单一、无法形成统一品牌的问题。
(一)机制一：专业主体新建管辖权
专业人士推进专业变革的机制之一,是定义新的知识以获得新的管辖权空间,这通常表现为一个新专业的建立。新知识的出现可能会重新定义一个新的管辖权范围,也可能会侵占其他专业的管辖权。专业深嵌于社会制度中,专业管辖权的任何变化都使得社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革。新专业的出现通常都会经历如下几个相对确定的阶段:培训体系→专业协会→规章制度→道德准则等各种结构性制度的建立,与相对概括、相对抽象的专业知识和专业伦理相比,这些制度结构在专业化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Wilensky,1964)。其中,专业协会的建立是衡量专业化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建立专业协会是专业正式确定其身份认同、对专业地位进行要求,并参与场域治理的具体方式。正如Cohen(1996:10)所认为的,专业协会是“是专业团体进行管辖工作的一个主要渠道,并通过与大学、公众和法律团体的联系来建立有效的专业边界”。
专业和专业工作包括专业知识的创造、沟通及应用,专业的兴起缘于运用知识能够解决问题,完成工作任务。专业人士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专业人士和客户权力不对称的基础,专业人士掌握客户没有的知识,这是专业人士提供服务的基础,也是专业人士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正如Abbott(1988:9)所言,“专业的关键特征是拥有能够解决专业实践问题的抽象知识体系”,只有抽象化的知识体系才能重新定义问题和工作任务,并抵御其他职业的入侵,有了这种抽象能力的职业才能够成为专业。抽象的知识体系依赖于时间和空间——抽象的有效性保证专业能够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与其他制度主体竞争。抽象的知识应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发展的知识体系才能防止知识过度常规化,从而保持专业知识的相对抽象性。但是,抽象知识也仅仅是一种认知结构而已,没有具体的社会需求和合法性回应,专业人士也不能获得公众认可的管辖权。
1.新建管辖权与组织形式
校园足球冬令营由全国校足办发起组织，通常于每年1月举办，其用意是从全国中、小学中选取尽可能多的优秀足球后备人才参与，而巧合的是，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教育部学生体育联合会组织开展的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的时间。教育部门明显偏向于自己的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校园足球冬令营活动的开展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张盈盈独具慧眼，投资阿甘的回报就是最好的说明。阿甘的事业现在做得风生水起，张盈盈是最大的股东。张盈盈谦虚：“我可从来没有梦想过他有一天成为有钱人。”
除了新建管辖权空间外,专业主体也为了扩大其知识排他权的大小和范围而与相邻专业进行斗争。这种扩张不可避免地要求专业迁移到新的知识领域,侵占相邻专业空间扩大其管辖权。专业可能合并相邻专业、产生新的交叉学科实践领域或新的专业实践。从而,专业知识基础的扩张导致了场域的变革和规则体系的转变,产生深远的社会制度影响。
新制度的建立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这为场域内行动者获得或维持地位,提供了机会。Lounsbury(2002)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金融行业的出现与专业地位流动之间的关系,表明其试图通过专业化来提高其地位。在从监管到市场逻辑的转变中,金融行业一个重要的转变是创建了一套抽象的金融知识体系,促进了基于市场的资本新形式和新技术的发展。与此同时,金融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将经济思想更直接地应用到实际的管理和商业问题中。因为公司有兴趣将他们的实践合理化,并与高等教育系统合作,帮助选拔和培训未来的管理者,所以这种专业化有助于促进商业和商学院的创建和发展。Xu等(2008)研究了1920年上海银行场域的变革,他们认为现代银行家拥有专业知识形成的文化资本,激起他们发起会计准则统一运动以获得社会合法性。银行家们的行动不仅仅是推广会计知识,更是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博弈,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其他社会资本相互作用改变了场域中的社会地位。
一个专业的出现及其演变,与重新定义专业域的治理规则是密不可分的。发布新规则是专业权力的延伸和客观化,一旦建立,这些规则体系就变成了一个专业场域制度结构的一部分。然而,制定这些规则的专业人士通常是唯一能够解读和应用规则的专业人才,这些规则客观上巩固了专业的权力和地位。
3.新建管辖权与身份认同
专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建立专业身份认同的过程。专业成员建立专业协会、制定认证标准,或通过立法来规范专业成员的活动,这些专业结构制度塑造专业成员关于“我们是谁”的认同,身份认同使得一个专业与其他职业区分开来。Lawrence(2004)研究了加拿大的注册会计师创造的“环境审计”这个专业身份。在环境审计创办之初,为了获得法律、工程师等其他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们创造了会计师主导的专业协会。该专业协会的主要作用是认证具有会计背景的环境审计专业人士,会计师将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术、法律专业联系起来,从而成为一种交叉的新兴专业。Ashcraft(2007)研究了早期的飞行员与行业工会、航空公司一同努力,建立以科学知识、技术技能、正式职称和统一制服为特征的身份认同。Fayard等(2017)研究服务设计师通过一些特定的专业设计如服务生态系统地图、体验原型等,将这种新的专业与传统的设计师和管理咨询师等专业区分开。他们发现,新兴专业的成员不仅依靠专业知识作为职业差异化来源,而且依靠与工作任务一致的、独特的价值观来建立身份认同。
综上,专业主体及专业人士积极推动制度变革,这是他们重新定义专业的固有行动。由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当专业人士扩张或重新定义他们的知识体系,或当他们向邻近的专业加压力并扩大管辖权范围时,这些变化将在整个社会场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机制二：专业主体扩张管辖权
2.新建管辖权与地位流动
1.扩张管辖权与组织形式
重新定义场域边界通常会引发专业场域之间的管辖权争端,但这种边界变更多是在组织层面上,因此提高了专业服务公司之间的竞争,比如四大会计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的管辖权之争(Suddaby&Greenwood,2005)。Greenwood&Suddaby(2006)对北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一个专业场域)的制度创业的研究表明,处于场域中心位置的四大会计事务所聚集在一起,积聚他们的专业知识、职业规范和管理制度,创建新的知识模式和组织形式,并使其成为整个行业范围内的一般规范。这些制度创业者充分发挥其能动性,试图自下而上地在整个组织场域内跨越单个组织边界来发展新制度。其他例子如,Fligstein(2001)的研究表明,M型组织结构的创建与金融专业人士为提高和巩固其在现代公司中的影响而推行的专业化努力有关。另外,非营利组织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归因于专业人士强有力的影响(Hwang&Powell,2009)。DiMaggio(1991)的研究说明,博物馆的专业策展人员发展其专业知识并有效利用组织的资源和力量,成功地创建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国家公共博物馆,将艺术品收藏的合法性从私人收藏转变为由专业人士控制的公共博物馆,以巩固其专业管辖权的扩张。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的本质就是将博物馆的所有权由私人转变为政府控制,从而有效地扩张了一种新的专业空间来进行策展工作。他们首先将收藏的逻辑从个人身份/品位的象征转变为教育和传承的逻辑,同时,将艺术收藏的边界从私人收藏转变为以市、州和联邦政府基金支持的公共收藏。在这项研究中,专业策展人员开展的专业化实践重新定义了艺术消费的组织场域。
假设3a没有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是，很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难以摆脱原有的惯性，企业中高层领导者不愿意改变现有的管理方式。而且企业只依靠现有的资源进行创新是不够的，应该将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和积累，没有这个过程，企业很难进行技术创新。
2.扩张管辖权与身份认同
虽然创建新的组织形式并不多见,但专业人士努力重构专业身份认同并试图控制现有的专业,尤其是在管辖权范围有重叠的专业。Bechky(2003)观察到验光师积极采用新的专业技术,通过对照其职业成员与职业区别来界定“我们是谁”,以声张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争夺眼科专业医生的管辖权。Rao等(2003)分析了法国的新烹饪运动,这项研究追溯了1970年至1997年间法国顶级餐厅厨师放弃传统烹饪的历史。在法国菜顶级烹饪领域,烹饪实践的转变以及相关结构性变化都是由专业厨师的身份转变推动的。根据他们的研究,采用新的烹饪方法实际上是“大厨加强对顶级餐厅专业控制”的一种手段,法国厨师摇身一变,从“专业厨师”变为“餐厅管理者”。Greenwood,Suddaby&Hinings(2002)研究了场域层面的行为者即行业协会在会计师行业变革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表明,会计师行业协会也可以成为一种“规制能动体(regulatoryagents)”。其合法化变革的方式是促进在不同层面的对话:在行业内部进行协商和行动,然后通过重新描述专业身份,并将其呈现给行业外部的受众。可见,专业人士利用自己的专长改变场域逻辑和边界,并扩张管辖权范围,一个关键机制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场域中颁布仅有专业人士理解的规则制度。另外,新近的研究也表明,政治、修辞等策略有助于他们扩张原有的管辖权。
3.扩张管辖权与地位流动
专业人士分类实践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在组织域内复制或创造新的社会秩序或地位等级制度。制度理论认为属于更高地位社会群体的人往往受益于现有的社会安排(Battalina,2006)。专业人士是当代社会中最明显的“高地位”群体,他们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如上文提到的Greenwood&Suddaby(2006)的研究,表明“四大”会计事务所为了维持其行业精英地位,通过提供复杂的专业技术,引起业务服务领域的变革和地位变化。英国国家卫生服务部(U.K.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在《改变分娩》的报告中提供了一个关于分娩中妇女护理系统的例子。在这个系统中,助产士积极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并游说相关部门,设立研究型助产士的职位,成功地完成了两类专业人士(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管辖权转变(Ferlie,2005),提升了助产士在专业场域中的地位(Battilana,2011)。
(三)场域变革与制度化
在专业场域中,管辖权是专业之间竞争的永恒主题,组织形式、身份认同及地位流动等专业实践的变化引起场域制度变革。但专业场域通常被认为是高度制度化的场域,其专业实践与规范同质性程度高,并通过专业协会、专业教育和专业认证得到加强。与其他场域如行业场域相比,专业场域中实践变化及其制度化过程通常较为缓慢,例如会计场域的多综合体实践组织形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到21世纪初才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法律场域和医疗场域的相关研究也证明这一点。但如果专业实践的变化被专业协会或监管者认可,将会很快制度化(Smetsetal.,2012)。事实上,制度变革存在多种可能的结果,例如上文提到的会计专业人士努力获取多综合体实践合法性最终趋于失败,他们采用不同的专业实践形式,试图推广一个新的多学科专业类别,并将其定义为“全球商务专业人士”(Suddabyetal.,2007)。如果制度变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知识与管辖权之间的矛盾,那么,这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矛盾的来源,引发更大的制度变革。另一方面,通过解决潜在的制度性矛盾来重建管辖权安排,将为专业之间的竞争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发展,这也不可避免产生新的矛盾。
综上,专业主体发起制度变革,并将专业实践与更广阔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制度变革,已经成为专业场域连续持久的动态。第一,专业制度重组的首要路径是创造和开辟新的专业空间,例如Cravath模式、国际仲裁法庭等组织形式的建立。第二,专业人士和新的行动者拓展已有的管辖权空间,这主要是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如多综合体实践、大型公司制法律公司、以IT为基础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或者是重新定义现有的专业和重塑新的专业认同。随着专业人士不断发展其专业知识,他们会重新界定管辖权的边界和规则。因此,他们创造新的专业,使新实践制度化并在更广阔的行动中重新定义专业的理性模式和权力层级。
四、讨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持续发展的知识与不断变化的管辖权是如何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专业的出现和演变与重新定义专业域的制度规则是不可分割的。专业人士发布新规则是专业管辖权的延伸和客观化,一旦建立,这些规则体系就变成了专业场域制度实践的一部分——界定组织边界,赋予行为者身份地位等。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对于乡镇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来说，他们的基本职能就是“上传下达”，“上传”就是向上级政府传达基层的状况和需求，“下达”就是向基层民众传达政策精神，并具体落实相关政策。鼓励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是当前农村政策的重要方向，为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为落实这一方针政策，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于是便采取 “政策动员”策略，积极地“招商引资”和“跑项目”。在出现像宋某这样有“下乡”意向的企业或资本时，也就会积极配合工商资本开展土地流转的社会建构行动，以促成土地流转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一,本研究有望加强不同领域的有关专业的研究之间的对话。知识及知识发展在专业发展及其制度变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专业人士在未知的领域探寻新的工作方式。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导致了新的专业工作不断出现,这些应该是社会管理、组织管理等领域最激动人心的话题之一(Gorman&Sandefur,2011)。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业社会学的发展陷入停滞阶段,这可能是因为在很多学者的脑海里,只有少数传统职业如医生、律师、教师可以称得上是专业。此外专业社会学理论框架陈旧,不再有吸引力。但是,关于专业的研究并没有消失,更广泛的关于专业人士和知识工作者的研究出现在众多领域的文献中,如管理学、医学和法律等。这些研究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它们主题相似并提出一些相似的问题。本文提出,在专业发展过程中,其“知识与管辖权不一致”是常态,也是专业场域制度变革的内生动力。这为不同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对话的基础。
第二,本文建立的专业场域制度变革的动态模型,进一步厘清了知识的动态变化、管辖权变更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知识的持续发展是社会建构的直接结果(Berger,1966),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根据辩证框架,我们首先关注专业场域中的制度性矛盾,不断发展变化的知识为专业行动主体推动场域变革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专业主体超越现有的制度安排来构建和获得管辖权。因此,这种变革要求专业主体能够积极利用专业知识和管辖权之间的矛盾,制度变革的可能性实际上源于人类能动的实践。
但是,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我们尚未讨论技术进步等外部因素对专业的影响,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使得知识的发展并不一定发生在单一的管辖领域,而可能是社会结构整体或大范围的变化,使得一些原来不相关的领域产生了管辖权冲突。另外,专业系统的变革也有可能是由社会文化因素所驱动。一方面,社会变革可能会打开或关闭管辖权,为专业实践提供新的实践模式,创造新的专业权力,Kyratsi等(2017)考察了东欧五国在经济转型时期,医师面对社会变革的新要求,通过“认证”“重新定义”“文化重新定位”重构专业身份认同并推动场域变革。另一方面,文化力量也会重塑专业知识并改变其合法性。例如,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促进了专业知识的传播和发展。这些外部力量驱动了专业系统的变革,将专业系统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这也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总之,专业的管辖权之争是专业化管理领域的永恒话题(Abbott,1988)。新的知识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增强或削弱既定的管辖权范围,它们可能带来专业的新建、合并或分离。如果知识的发展能够提出新的管辖权要求,而不削弱其他专业的管辖权范围,那么,专业间竞争会达到一种暂时稳定的状态。管辖权的竞争可能带来各种组织实践的变革,如新的组织形式、地位流动、身份认同的转变,从而形成专业场域的制度变革。与以往的专业化研究相比,我们强调专业的本质是它解决工作任务的能力而不是它的组织,并且专业存在于相互关联的专业系统中。在梳理关于专业、专业化、专业主义文献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管理学者研究专业组织(如专业服务公司),与专业社会学研究专业的文献似乎脱节,对话很少。既然是关注同一现象,本文希望这篇文章会把两个相对隔离的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社会学家应该考虑专业服务公司在当代社会市场中的突出地位和市场逻辑;另一方面,组织管理学者也应该重视并借鉴社会学积累的有关专业研究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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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7163200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项目
(责任编辑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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