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民主观中目的论与手段论的历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论文,民主论文,手段论文,历史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2-0069-07
哈耶克指出：“自发性的形成过程是自由文明不可或缺的存在基础，摧毁这一基础也许并不困难，但在摧毁它之后重建这样的自由文明，也许就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同样，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必须建立在历史的智慧与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毛泽东的民主观，就是这样一块历史的基石，它与其他众多的构件，一起支撑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大厦。当然，作为一种观念，毛泽东的民主思想既有其科学、合理的内核，也有历史局限性。有学者指出，在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把民主看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事实上，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民主观始终具备目的论与工具论的双重涵义。直到建国以后，他才逐渐开始强调民主作为手段的工具价值，并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民主观中目的论与手段论的双重涵义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围绕民主问题所撰写的大量论著清楚表明，在革命尚未成功之前，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的目的论与手段论，都是紧紧围绕构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制度展开的，他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民主共和国以及建立怎样的民主共和国等一系列问题，
1、毛泽东民主观中的目的指向——构建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制度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推演，民主属于政治范畴，也是达到政治消亡的一个手段。但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认为，在政治消亡之前，先要解决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从政治上说就是要实现“人民的统治”。这种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实际上又成了目的①。因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前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民主目标的追求，都是围绕着构建新型国家制度展开的，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民主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认识到，在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之前首先要为实现民主而战。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现阶段的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1928年6～7月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大”，确定现阶段中国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根本任务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②。1931年11月，各根据地代表和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工会代表共610人，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毛泽东为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③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内外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形成“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35年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设想，认为“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么，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些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④1936年8月，从“逼蒋抗日”的策略考虑，毛泽东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并向全国郑重宣言：“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⑤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大会上，向青年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强调当前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⑥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现阶段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⑦
1949年6月，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将新民主主义与人民民主在概念上统一起来，指出：在民主前面冠以“人民”使它同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区别开来；在民主主义前面冠以“新”，使其与孙中山倡导的旧民主主义区别开来⑧。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⑨
2、毛泽东民主观中的工具价值——作为创建新型国家制度的方法与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民主也是未来社会的实现手段。1884年，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⑩因此，毛泽东在以创建新型国家制度为目的的革命实践中，必然始终重视民主的方法与手段。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巩固工农民主政权，毛泽东将军队民主建设视为维持战斗力的重要武器。他说：“（红军）除粮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得很多……医生药品均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又说：“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11)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始终将民主视为“抗日的保证”，认为“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12)因为“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13)。而“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14)。所以，“我们需要民主，不仅是作为外交上的辞藻，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有民主，才能赢得抗日的胜利”(15)。为了实现民主，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包括建立“三三制”政权、建立参议会制度、实行普选制度、重视保障人权、制定民主施政纲领；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要求成立国民参政会、呼吁召开国民制宪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调动22万大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基于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以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使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继续高举民主的旗帜，引导国统区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与此同时，以极大的努力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第三条道路”，参加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来。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本着“民主建国”的精神，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正式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二、建国后毛泽东民主观中目的论与手段论此消彼长的原因剖析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对民主的目的性进行过历史性的回顾：“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16)他也曾强调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政治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7)但是，毛泽东在更多的场合，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运作的方法与政治活动的手段。早在1950年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18)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的身上，看干什么事情。”(19)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的就更为直截了当：“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20)为什么毛泽东民主观中原本并存的目的论与手段论，会在建国后发生这种此消彼长的现象呢？从历史学的视角来看，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1、随着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毛泽东终止了对构建新型国家制度的目的性探索
美国学者施拉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毛使基层群众广泛地分享民主制，这一点他超过了当代其他任何革命领导人。在这方面，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并帮助他们在自己的政治进展中为下个阶段做好准备。”施拉姆的赞叹绝非溢美之词，毛泽东在建国后始终在不失时机地引导人民“为下个阶段做好准备”，顺利迈进高一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21)。特别是经过建国头三年的发展，国民经济顺利恢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运动节节胜利，令共产党人信心大增，而三反五反运动已经把资本家在社会上搞得灰头土脸，毛泽东认为向资产阶级发动总攻的时机已经成熟(22)。
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准备用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在实际执行中，仅仅用了三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新民主主义民主也随之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确立，是毛泽东探索构建新型国家制度的目标与终点。正如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一样(23)，毛泽东真心认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24)。正是由于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民主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使得毛泽东忽视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还有民主建设的艰巨任务。
2、受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毛泽东严厉批评了知识界将民主作为唯一目的的主张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突然全面批判斯大林，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地震”。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政变，策动政变的核心力量是一个叫做“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组织。之所以会发生匈牙利事件，根本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政权是苏联扶持的，缺乏足够的民众基础；一个是匈牙利政府在斯大林的影响下错误地进行了“大清洗”，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第三个是匈牙利共产党照搬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看来，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
匈牙利事件，对我国知识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些刚刚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知识分子，迷恋西方的议会民主，宣扬民主是抽象的、绝对的，将民主看做是唯一的目的。毛泽东尖锐指出：“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政府。”(25)“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26)他进而认为民主在任何国家都是有限度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27)。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以及不久之后开展的暴风骤雨般的反右斗争，一方面使得知识界对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区分，另一方面也使得知识界将对民主的学理探索视为禁区。
3、在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上，毛泽东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误读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反驳知识界对民主的错误认识时，从经典作家的理论中找到这样一条依据：“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28)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来考察民主的作用和地位，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说的民主是手段，这是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讲的，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必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但是，民主的意义不仅限于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要有富裕文明的物质文化生活，还要有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这样，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项根本任务和根本目标。因此，民主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目的之一。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把政治与经济间的逻辑关系误解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片面强调民主只是手段。根据美国学者约翰·拜伦的理解，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民主，在毛泽东那里大致划分为两个范畴：“第一，它是对人民内部进行教育的民主方法，包括说服、批评及自我批评。第二，民主是一项透过党政机关所提供的政治参与，亦即民主集中制及群众路线。”(29)实践证明，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抵制党和政府机关内部官僚习气的一个办法，但它绝不是民主的本身。
三、毛泽东对“手段论”过分倚重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建国以后，尤其是1956年前后，毛泽东民主观中目的论的消减，以及对手段论的过分倚重，导致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停滞与倒退。一方面，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必然忽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从而造成程序民主的缺失。另一方面，过多地强调民主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必然增强民主的实用主义功利色彩，从而使民主成为可以任意取舍的东西。
1、程序性民主的缺失，导致民主参与的严重混乱
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几年里，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建设。1956年4月，他主持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对斯大林错误的评析，就是从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建设的视角出发的：“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30)但是由于毛泽东后来越来越强调民主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严重忽视了民主本身就是制度、作为工具和方法的民主也需要通过制度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一些问题。
这里所说的制度，就是程序民主。建国后，我们虽然拥有了“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宪政民主，却并不意味着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序民主也随即建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还不清楚究竟应该通过何种途径、何种过程、何种程序等来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与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让群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民主原则，在缺乏程序民主的引导与保护的情况之下，极有可能造成民主思想与民主实践的严重混乱，导致大量盲目性民主行为的出现(31)。
而毛泽东却强化了这种民主的“不成熟状态”，在1956年秋冬发明了彻底抛弃程序民主的“大民主”。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又赋予了“大民主”以“大批判”的内涵和“四大”的形式，并说找到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的方式。1957年10月9日，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中指出：“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并“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32)。这种“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在他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广泛推广，成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工具(33)。
2、民主的工具实用主义，导致对人民当家做主的背弃
由于过度强调民主是一种工具，它就不可避免地带上实用主义的功利色彩。以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为例，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含义，并不在于选举是怎样举行的，有多少党参加，程序是否合法，而在于选举结果是谁掌权。是代表人民利益者掌权，这个民主选举便是好的，进步的；否则，便无效(34)。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总结1956年实行民主自由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35)这段话的意思是，根据领导对形势的分析，有时开放民主，有时则收回民主，全凭领导者或领导阶层的意志。这样一来，民主就不再是人民手中固有的权利，而上交给领导，成为领导者手中掌管的一种工作手段和办事方法。显然，这是对民主的本质——人民当家做主的背弃(36)。
将民主上交领导，实际上就是回到“为民做主”的老路上来。“为民做主”，暗含了一个虚拟的前提：即人民自身以外的主体（领导），能够完全了解并代表全体或多数人民的意愿，并且能够完全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利。而在实践中，主体（领导）的意愿与人民的意愿并不总是重叠，甚至会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利。所以，在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上，毛泽东自以为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实际上却脱离甚至背离了人民的愿望。导致全局性错误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37)。
四、结语
在中国实现民主，推动中国政治文明向前发展是毛泽东毕生的追求。毛泽东的民主观念，作为留赠后人的思想遗产，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令人扼腕的教训。在这里，可以借用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分析的一段话：“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与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38)同样，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也带有时代的鲜明特点。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他的正确的地方与错误的地方”吸取有益的教训，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在党的十三大确立党的基本路线时，强调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四大目标，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在人们心中更加牢固地树立起来。
注释：
①郑永年、郭为桂：《毛泽东民主新路及其现代性困境》，《东亚论文》2009年4月15日。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297页。
③万安中：《中国法制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
④(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65页。
⑤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25页。
⑥⑦(13)(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649、732、73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
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15)《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17)(18)(19)(20)(24)(26)(27)(28)(3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457、28、323、368、367、323、367、368、475～476页。
(21)斯图尔特·斯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22)王也扬：《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2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5页。
(2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29)(34)(36)王地久：《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治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5、64页。
(30)(38)《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3页。
(31)欧阳英、程晓萱：《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当代政治哲学层面上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3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92页。
(33)(37)郭德宏：《毛泽东民主思想的误区》，《炎黄春秋》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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