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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战略规划者的经历中,我发现回顾全景是十分有益的。哪怕是政府经济官员或总统都易于沉溺在细节中,而失去了高级管理人员应具备的视角。出于这个原因,下文或许对考虑美国经济统计制度在过去几年中的地位及其走向有帮助。
假定在十一月份总统选举之后不久,你被新任总统召见,讨论在今后四年管理经济中,彼此都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象任何优秀的、有能力的专业人员一样,你孜孜不倦地为这次会见准备着。你仔细翻阅国内最主要的报纸,精读商业文章,回顾近期几个主要的华盛顿研究组织的出版物,自然,你也会与同行——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们磋商,与同样重要的那些活跃在学术界的人士磋商,与那些华盛顿经济政策实施者们磋商。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你可能还会向那些在经济和政治科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学者们,甚至向一、二个政治战略家请教。
一切就绪后,约定的日子到了,你必定会被送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与新任总统面谈。你希望他带点闲谈的兴致立即切入严肃、务实的商谈。但你吃惊地发现他很随意,并对多方面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有浓厚的兴趣。在延长的两小时的讨论之后,你清楚了他是兴趣广泛的总统。显然,竞选活动使他明白要比现任总统更好地维持对直辖政府机构和国会的控制,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必须把政治胜利成功地转化为能为大多数国民带来实惠的持久、长期的经济利益。当他了解到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无法迅速解决时,他显然相信,越早着手采取相应措施,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对你而言,这次谈话最令人吃惊之处是接下来他所谈及的话题。有人已明显地提醒他,越来越不合时宜的经济统计制度,将严重妨碍他贯彻有效的经济政策能力,从而危及政治目标的实现。他显然相信,如果没有最新的信息,那么,因没有预见到的经济事件而失去机会的事将大大增加。他说,他认为政府会计局最近已准备了一份有关这方面的报告。他还说,他乐于知道,如果量度问题存在,诸如那些有关消费价格指数、贸易额、产量和生产率等的量度问题,都可能影响到预算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他还关注突然出现一种或多种对全球经济发展不利的可能趋势,这种趋势或许已持续多年,但统计制度无法揭示、量度这一切。
尽管你做好了一切准备,你还是意外地发现他对经济统计方面相当感兴趣。事实上,你原先估计他不会在谈话中提及这一话题。但因为他似乎对这有兴趣,你可趁机陈述你的观点,即,近年来发生在经济统计制度方面的某些问题及这一制度今后如何发展的观点。
自然,你开场白会说,在过去十年,尽管统计制度已严重缺乏资源,但说统计制度已严重败坏却是夸张之辞。你向新任总统解释道,主要的统计机构都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是政府中的佼佼者,每月产生一套给人深刻印象的重要经济指标,即使不是逐月提供,那么,稍长点时间就会提供相当精确的有关美国经济的概况。但是,你知道,从十五年前开始,大量削减统计机构可获得的预算,揭开了该机构资源萧条的序幕,而当时全球经济变化的步伐在其本已相当快的基础上又开始加速。
你向他解释说,种种情形的组合削弱了经济统计机构的能力,使其无法向总统提供那些他和他的助手们所需要的及时而详尽的资料。统计发布并不是因为职员短缺或联邦官僚的懒散耽搁了,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预算出自脱离实际的原始资料。过去,当我们以工业经济或农业经济为主时,我们能迅速估算出产量,而服务行业是较难预测的,且在总经济中并不重要。但是,在当今知识驱动型经济中,服务行业十分重要。不幸的是,我们仍就使用许多三、四十年前的纲要来估算现在的大多数资料,而那时经济与现今的经济已有很大不同。
新任总统是位精明的思想家。否则,他就成不了新任总统了。因此在谈话中就这点他会说:在此之前没有对这一问题采取措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你可趁机恭维他,说他是正确的,在过去五、六年中曾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并出现两个浪潮。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提议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何况经济持续变化,使我们来不及考虑、实施这些提议。
新任总统显然不知道,在布什内阁时期,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波斯金开创并领导了非常重要的经济统计优先权,提出了六十多条有关维持主要经济指标的统计大纲的变更。尽管这一优先权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尝试,指出了那些经济指标的不足之处,但确实存在两个不足之处:
1.根据政府会计局的最新报告,国会只批准了布什内阁所提出的约50%增加资金。而优先权本希望在1990和1994年财政预算年度的五年内得到9.5千万美元。事实上,实际只拨给了约4.9千万美元。当你解释这些结果时,这位总统显得有点吃惊,因为跟联邦政府规模以及作出所需改进的需要相比,这种拨款水准就相当微薄了。此外,他还觉得惊奇的是,全额拨款并不是很快就可由国会批准的。
2.对这一优先权结果另一令人不解的方面是,劳动统计局得到了该部门所需资金的85%,而经济分析局和商务部的调查局只分别得到各自机构所要求资金的32%和15%。
这一发现对新任总统很有帮助。他相信劳动统计局一定与国会的拨款委员会有密切良好的关系,而经济分析局和调查局则不然。他要求你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并向他汇报,告诉他在他任职期间,如何才能确信统计部门在国会方面获得公平的发言机会。他还认为拨款过程和政府中这些机构的组织结构对实施纲领性改变关系重大。
你继续向他解释,迈克尔·波斯金优先权发韧与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在时间上一致,当这一切发生后,大量资金外流入东欧,而美国统计制度没有作好追踪探索的准备。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对这一问题深表关注。于是,多机构的工作组制定了追踪对外直接投资的方案,即,经济分析局正在贯彻的方案。
这一努力的结果是,我们拥有第一流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纲要,为制定政策者提供有意义的资料,介绍投资资金如何流入美国及如何从美国外流的情况。你指出,政府会计局和《经济学家》近来很赞赏这一纲要,认为做了件完成其目标的杰出工作。新任总统认为这是两方面的重大发展。首先,他相信格林斯潘主席将会成为使统计制度现代化的重要盟友;其次,他相信这一努力的成功应当作为典型个案研究,说明经济分析局和其他统计部门在拥有适当的工作资源的情况下,也会做出优异的工作成绩。
你继续解释道,改革的第二个浪潮发生在克林顿内阁任期之初。商务部的机构,经济分析局和调查局在资金方案改革方面比劳动统计局有更大缺口需要填补。商务部经济司埃费雷特·M·埃尔利希领导的工作结果表明,那些机构正在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革。
新任总统得知,经济分析局制定了几项优先改革的长期战略计划,感到很高兴。作为经济分析局数据的使用者和生产者合作的结果,以下三点须优先考虑:
1.产量的新概念和检验质量历时变化的新方法都在发展,因为经济上的产量变得更少实质性,更多的服务走向与立足于迅速创新上。
2.我们量度和考虑资本存量的方法也在改变,因为人、无形资本正变得与机器、设备、建筑等有形资本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3.经济分析局也集中力量改善对商品和服务的国际流动的量度。显然,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了解商品、服务、资本和收入的来源与去向对明智的决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努力的首要结果是,与去年十二月份国内生产总值新式量度接轨。这新的量度方法能有效地获悉经济的持续变化。当技术发展,尤其是商品越来越价廉物美、简单方便时,这些发展很准确地反映在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上。
克林顿内阁任期之初所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对调查局产生了影响。每十年一次的调查,2000年时将以不同的时尚进行,因为我们不能继续以花费太多、进展缓慢、结局不欢而散的方式来进行调查。因为新任总统知道,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决定着联邦资金如何分配给各城市、州,以及各州众议员选区的分配。他知道其重要性,并高兴地得知已进行了许多适当的变革。
他还高兴地得知,调查局已完成了许多管理、组织上的改革。这些改革将会带来许多利益,包括使每十年一次的普查花费更少、进展更快、结果更精确。普查将包括技术的大量利用,各州及城市间的密切工作关系,对调查局有技术补充作用的人员的大量使用,取样统计方法的运用,一套改进了的数据结果和加速数据传递的体系。
接下来,新任总统的提问确实使你难以回答。他问,既然我们已达到纲要上的两个浪潮并进行了大量改革,为什么我们的统计制度还不能令使用者和制定政策者都满意?你的回答是,我们正在做大量合适的工作。问题在于,世界变化得更快,我们的统计制度无法跟上其脚步。当今全球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变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我们的统计机构无法装备得跟上企业和消费者变化的速度。
向新任总统解释长远观点的机会到了。在当今社会,我们的经济是全球经济很重要的一部分,而全球经济以技术革新和改革为动力,利用、积累我们创造、生产、分配商品和服务方面的知识。你说人们都同意这一说法。正象我们社会中许多制度一样,我们的统计制度建立在美国经济模式上,在我们的经济中,制造业和农业是收入和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但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中,知识是收入和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
正如经济分析局所制定的、最优先考虑的是,必须了解美国任何时刻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位置。我们能准确无误地量度出两国间的商品、服务流动,并且,近年来我们在量度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仍有许多别的流动我们无法量度出来。
例如:我们无法量度在第三国的美国公司向某国,如日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情况。当半导体公司,如高级精密仪表公司在马来西亚制造出部分产品,然后运销日本时,位于加利福尼亚太阳谷的高级精密仪表公司的员工也能从日益增加的销售活动中获利。同样地,我们无法量度出设在日本的美国公司生产的商品。例如,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日本分公司早已是IBM最成功的子公司,使美国总公司的员工获利不少。尽管当销售活动的收益返还美国时,我们量度这一所得回笼美国的情况,我们仍无法掌握美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作用口实。因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公司在全球规模中到底有多强或多弱;不知道我们是否该采取行动帮助他们加强其在美国和国外的力量;不知道美国劳动者是否会因别国劳动力的加入而失业,还是这根本就没有不良影响,美国劳动者和消费者可以从这全球活动中坐享其利。我们没有资料,无法解答这些问题。
科技革新和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竞争意味我们获利,因为提供给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其质量不断提高,种类不断丰富,且可供我们多样选择。我们已开始量度不断提高的质量,但对种类和选择性的多样化没法量度。通过零售提供成千上万产品的百货业是提供多样性和选择的主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围绕着“日用品价格指数”修改而发生争论的问题。我们别无他法使消费者获利。
技术革新和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还意味着更大范围的改革,如在卫生保健和金融服务业,共同基金和管理上的关切,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方便。我们无法量度这些变化,但这些变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告诉新任总统,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许多变化值得我们去量度。有些变化对消费者有积极作用,有些对工人则有消极作用,总而言之,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知识驱动型经济活动进行量度。
本文到此结束,为改进我们的统计制度,我们还要干什么工作?这将有赖于我们的行动能否使总统和国会理解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译自美国《商业经济学》96年元月号
邓琼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