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资本化推动下的中国货币化进程（1978-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进程论文,资本论文,货币化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25(2010)05-0003-13
一、引言
回顾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经济货币化进程①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因为货币化进程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程度。麦金农(McKinnon，1993)[1]曾使用货币供应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这一指标，来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深化的过程以及金融发展程度方面的差距②。依照这一指标，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率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31.8％上升到2008年的158％，在2006年还达到了165％的惊人高位(表1)。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与美国、英国、欧盟等经济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货币化率一直处于高位。以2006年为例，广义货币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美国为54％，英国为107％，日本为143％，欧盟区12国为80％，印度尼西亚为41％，韩国为136％，马来西亚为127％，泰国为87％③。
自1978年到199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7％，通货膨胀率年均7.5％，广义货币(M2)年均递增25％。广义货币增长率在这样长时期里远远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中是少见的。麦金农的经典解释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过程中，M2/GDP的比率会不断上升，可他并未给出一个上升的极限。同时，麦金农(McKinnon，1993)提出了一个“中国之谜”——在中国财政下降的同时却保持着价格水平稳定④。
依据易纲(1996)、谢平、俞乔(1996)[4]、张杰(1997)[5]等学者对货币化进程的研究，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在1990年代中后期会达到顶峰，随着货币化进程的减慢，超额的货币供给将会带来通货膨胀。可现实情况是，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还在持续加速且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到2003年后，M2/GDP比重进入了一个160％的高水平平台，并在这个平台上下波动，持续保持着极高水平(表1)。
如同黄宗智(2005)[6]提出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⑤概念一样，面对着中国当前如此之高的货币化率，理论和预言似乎失去了解释力和预测力。那么，在高货币化比率以及高货币化进程的解释上，为何会屡屡出现悖论现象，使得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及其解释都出现了“中国之谜”？中国的经济货币化已经屡屡突破了人们的预言，它是否还会突破2002年以来余永定(2002)[7]、张杰(2006)[8]等人的新预言？换言之，中国的经济货币化进程是否已经到达了顶峰并很快走向终结？如果是，原因何在，如果不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动力何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要到何时才能真正完结？
二、文献综述
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和，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大量的货币沉淀在经济中⑥。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框架的经济理论，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各种假说，易纲(1995)[9]将其总结为三类。一种假说认为，中国的官方通货膨胀率被人为地低估，真实的通货膨胀率加GDP增长率应该大致等于货币增长率。第二种假说认为，中国存在着强迫储蓄和压抑性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老百姓由于买不到想买的东西而非自愿地持币待购(Andrew Feltenstein and Ha，1991)[10]。第三种假说认为，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逐年减慢，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化，而没有变成通货膨胀释放出来，这可以由货币化进程来解释。易纲(1996)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增长都产生了对货币的额外需求，因此，大量的货币被新的货币化经济“消化”了。然而正如张文(2008)指出的，易纲的研究仅是依据流通中的现金，未研究广义货币对GDP的比率，而且他所分析的货币化，仅指产品的货币化，局限于商品市场领域。
对于货币化进程是否终结，正如引言所述，易纲(1996)、谢平、俞乔(1996)、张杰(1997)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以前就已达到顶点，随之而来的是货币化收益递减，货币化进程显著放慢，超额货币供给会造成通货膨胀。是故，货币化进程即将终结。但随后的1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中货币供给依然快速增长，也并没有出现预言中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为何能够在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同时保持物价稳定？一些学者开始逐渐强调中国自身体制和货币化进程的独特制度内涵，余永定(2002)认为，物价的稳定甚至下降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一种货币现象。中国M2/GDP极高的原因在于中国低通货膨胀率、高居民储蓄率、高不良债券率、企业留利水平低、资本市场不发达和企业资金利用水平低等，高M2/GDP本身还不能说明中国经济是否潜伏将来会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危险。张杰(2006)认为中国高货币之谜在于，中国货币化过程中存在着与其他国家迥异的金融制度基础，而其核心是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有效控制和居民部门对银行体系的高度依赖，所以不能简单地透过数量视角来评判中国货币化水平的高低并且得出通货膨胀的结论。
张文(2008)沿着类似的思路，进一步研究了政府推动下的生产要素市场货币化过程。他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经济货币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产品的货币化已基本结束，但企业资产、土地、房地产和其他一些生产要素的货币化仍在进行之中，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率不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反而恰恰满足了经济发展的合理货币需求。张文的贡献在于，将货币化的领域从产品市场扩展到生产要素市场，解释了部分生产要素市场货币化的进程，并给出了一些数据的整理和现象的描述。但显然，还需要对这种实质货币供给的分析框架，给出资源资本化进程的分类整理和动因分析。
本文将沿着要素货币化的思路，试图解释高货币化和高货币化解释的“中国之谜”，并进一步提出资源资本化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将会更符合布迪厄(Bourdieu，2003)[11]、黄宗智(2009)[12]、刘秀光(2009)[13]等人所提倡的实践逻辑的解释框架。本文将从资源资本化的角度对货币化进行探讨，来继续分析资源资本化包含的具体要素、推动资源资本化的基本动力，并讨论货币化何时会走向终结。
三、资源资本化的分析框架
由于学界对中国货币化动力的理论分析，常常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典范式，而脱离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制度语境，也难以顾及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型规模国家，正由计划经济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的基本实践历史，以及由政府主导各大生产要素供给并不断推动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实践逻辑。这样一个发展历程，实在没有经典范式可供依循。所以，以往的依据主流经济理论做出的中国货币化进程的解释与是否走向终结的判断，也难以让人信服。本文将强调中国政府在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并从资源资本化的角度，揭示中国经济货币化的内在动因，分析资源资本化的五个基本要素，及其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对于“资源”，狭义的理解只是指自然资源。其实，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远远大于这一概念。比如，张敦富和孙久文(2002)[14]认为，资源是指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发展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以及这些物质与条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工环境。它是一种作用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源本”物质要素和物质力量。这种定义将“资源”的范围从自然资源扩展到了人工环境。但这仍然局限在物质领域，没有照顾到社会资源、文化资源等象征领域。周立(2005)[15]曾将“资源”扩充为人力、社会、土地、金融、自然五大资源，并论述了资源资本化过程中贫困的自增强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再进一步引入布迪厄(Bourdieu，2003)的实践逻辑和象征资本⑦概念，将“资源”概念做更进一步的扩充，将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社会、文化资源以及探究、发现资源的能力，也视为一种“资源”。所以，“资源”的范围就可以涵盖一切能为人所用的物质、人类的劳动能力、智力以及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手段、文化符号等物质和精神力量。一言以蔽之，即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能力的一切“潜在的资本”。
资源资本化，实际上就是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作为静态的、潜在的资本，资源必须进入市场，进行定价和货币符号表示，才能成为具有增值能力的资本。资源资本化是“发展”的本质(周立，2008)[16]，在一国发展过程中，资源要进入市场，并以价格为信号实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温铁军(2002)[17]曾经指出，对于大多数尚未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来说，地方政府实际上能够参照的发展理论主要是“资源资本化”。然而，由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如石油资源基本上是在政府手里，地方政府没有资源的开发权，因此中西部地区“没有条件来吸引资本向这个地方流动”。目前，中西部地区的资源资本化水平还很低。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在进入市场。各种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都在成为或即将成为资本化的对象。中国独特的政府市场经济性质使得政府在资源资本化中扮演着最主要的角色。正如黄宗智(2009)所言：“推动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既不简单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也不简单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而是两者的结合。在维持党—国旧有体制的客观环境之下，其实唯有政府本身才可能快速克服体制性的障碍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创业；体制外的可能创业者则仍然面对重重关卡。”
资源资本化的分析框架可以很好的解释中国货币需求的根本驱动力来源，但货币需求是否带来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这取决于中国货币供给是否具有内生性质。谢平、俞乔(1996)就曾指出中国的货币供给并非央行可以自行决定，央行只是被动地根据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量投放货币。张文(2008)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经济金融结构的特殊性，货币供应表现出很强的内生特征。常春凤(2009)[18]通过对基础货币的分析揭示了中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特征，指出央行对基础货币的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伍戈(2009)[19]注意到从200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在其年初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宣布M2的年度目标。总体而言，中国基础货币供应具有较强的被动性质，货币的供给在相当程度上由需求所影响和决定。资源资本化的分析框架正是基于中国货币供给内生基础上而建立的，实际上，经济货币化这个名词本身就反映了货币化的根本动力来源于经济需要。中国市场经济扩张的本身，就是不断地将资源资本化，可以说，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就是由资源资本化来推动，同时又反映着资源资本化的进程。
本文认为，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通过将实际控制或主导着的各种资源推向市场，从而推动着中国各种类型资源的不断资本化，并获得巨额的增值收益。正是由于政府有强大的资源资本化的动力和能力，同时资源资本化的作用空间还很大，使得资源资本化的进程将继续推进，经济中对货币的实质需求仍将继续，甚至有时还会大幅度地提高(张五常，2009)[20]。伴随着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后的财富创造，由于中国货币投放的内生性特征，财富的符号——货币也将继续扩大发行，中国的货币化过程将继续深入。因此从中短期来看，中国的货币化过程还不会走向终结。
四、资源资本化推动的货币化进程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资源从过去的指令性配置变为以价格信号配置，中国先后开放了产品市场，重建了生产资料市场、产权交易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等。要素市场的重建过程，就是各种资产和资源的存量进入到以货币计价的过程。
依据生产要素的分类方法，将中国的资源资本化细分为五大类：自然资源资本化，劳动力资源资本化，资金要素资本化，技术要素资本化和管理要素资本化。
表2以一些替代指标，描述了1978年以来中国国内市场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技术资源的资本化过程。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不断以资本的形式进入经济生活中来。为了保证生产效率，界定产权，必然引起各种资源价值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方便生产和交换，从而导致对货币的引致需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从图1和图2来看，资源资本化与M2在数量上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其中有忽略其他资源资本化进程的因素，但主要还是存在货币乘数的放大机制。依据谢平、唐才旭(1996)[21]估算，M2⑧(广义货币乘数)在1985年处于2左右，此后保持较明显持续上升趋势，胡援成(2000)[22]估算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M2位于2.6～3.6之间。综合货币乘数理论来看，本文认为资源资本化带来基础货币的投放，并通过广义货币乘数的放大，从而带来M2的扩张，促进中国货币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从这点意义来说，资源资本化对中国货币化进程还是颇具解释力的。
图1 资源资本化与M2趋势(单位：亿元)
图2 1978-2008年中国M2/GDP走势
注：此处，资源资本化是加总能源资本化⑨、初级材料资本化、土地资本化和人力资本化总额下的粗略估计结果。另外，由于能源价格、人力资本价格等等在1990年代前基本处于计划体制内管制的价格，不具有太多可比性，所以测算资源资本化是从1990年开始的；煤炭价格采用商品煤平均售价，数据摘自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调度中心以及《中国煤炭行业深度研究报告》；图1坐标轴左边为资源资本化的货币测算值，右边是历年的M2。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一)自然资源的资本化
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中自然资源资本化主要是指能源、初级材料、土地的资本化进程。在计划经济时期，出于重工业资本积累的需要，包括能源、原材料在内的自然资源属于政府管制范畴，价格是被“压抑”的，许多自然资源以政府直接配置或者较低的价格被用于各种用途和项目。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自然资源开始由国家主导的非货币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向货币化资源配置转轨。以煤炭资源为例，从1949年至1985年，中国煤炭定价制度处于国家控制的“价格单轨制”，1985年开始煤炭计划定价制度开始松动，1993年起煤炭定价制度正式向市场化过渡，2006年12月，煤炭供应的双轨制被正式取消，电煤价格完全进入市场化的轨道。在1990年煤炭平均销售价格为43.85元/吨，而到2005年已经变为270.2元/吨，显然，随着煤炭市场化交易不断深入，将会带来货币需求的大量增加。另外从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量的巨大增幅，也可以看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巨大潜力，1978年，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分别为62770万吨标准煤和57144万吨标准煤，而到2007年，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已分别达到235445万吨标准煤和265583万吨标准煤⑩。显然，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自然资源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将会急剧上升，而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机制改革的深入将带来中国货币化进程的继续深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土地和房产的货币化，作为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和房产对中国货币化的进程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张文(2008)指出，在计划经济时期，土地和房屋由政府免费供应或低价供应，政府以直接配置的方式将土地和房产分配给特定的项目与各种用途上，如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土地划拨、重点工程建设的土地划拨等，这些活动都减免了出让金。价值巨大的大量土地和房产并不以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1988年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自1990年代以来，政府开始主导着土地资源的货币化进程，1990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停止了住房的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了住房分配货币化。从1998年以来推行的三大改革之一的住房改革，伴随人口高峰期(尤其是适婚年龄人口)和高教人口就业高峰的同时来临，更多的人正在进入住房市场，使得城市房价持续走高，购房支出占据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家庭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以购房的形式支出。房地产开发企业年度土地购置费用从1997年的247.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995.6亿元(11)，增长速度迅猛，显而易见，由工业化和城市化驱动的土地资源资本化，带来了巨额的实质货币需求。
(二)劳动力资源资本化
舒尔茨(Schultz，1960/1990)[23]认为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是指体现在人身上的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本文劳动力资源概念是指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资历，是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舒尔兹(Schultz，1960/1990)将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分为5类：(1)医疗和保健，从广义上讲，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精力和生命力的所有费用；(2)在职人员培训；(3)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不是由企业组织的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如农业技术推广项目；(5)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等。(12)
随着1995年的中国教育与医疗改革，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货币需求愈来愈大，成为推高货币化的重要的并且持续的动因。伴随着教育产业化改革的实施，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接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以及培训机构的日益专业化和普遍化，中国人力资本存量日益增多，这些高技术人才进入市场后，必然要求有相当的货币对其计价。
同时，由于中国长期推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身份特殊的农民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效应对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祥智(2009)[24]认为农民工的典型贡献在于其“廉价”性，在于多付出少索取，他在文中估算农民工通过工资差额和没有强制规定上社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积累资金达11.6万亿元。陈锡文(2008)[25]认为，农民的转移就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据其转引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算，在1978-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9.4％中，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占1.5％。农民工一方面自身创造大量货币需求，另一面农民工创造的巨大价值很大部分转移给了城市，从而对城市人力资源资本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舒尔茨(Schultz，1964/2003)[26]还认为：“保健设施和服务，广义地来讲包括所有影响人的寿命、力量和精力、活力的支出都应属于主要人力资本投资的类别”。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进步，国家对社保和医疗卫生转移支付的数额不断增加，据新华网2008年11月6日报道，2008年度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预算安排社会保障支出6884亿元，较上年增长1288亿元。从提供保健设施和服务的社会保障来看，林义等(2008)[27]认为多年来中国社保总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维持在11％左有，与世界大多数国家30％的比例相比相差悬殊。从长期来看，中国财政对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必将持续提升，从而将大大提升人力资源资本化的进程，且这个进程会在维持的程度上有不断提高的趋势，由此可以断言，货币化进程会被极大推动。
(三)资金要素的资本化
资金要素的数量因素已经纳入M2的衡量。但资金要素在使用质量、效率和市场范围上，仍然对于M2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资源通过产权化、证券化以及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金融资本，这是中国资本化的奥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业、保险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期权期货市场的迅速发展，资金正在形成巨大的资本化运动，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1)居民存款资本化，即居民储蓄存款转化为金融企业和工商企业的资本金，转化为经济体系的资本金，主要是间接融资的形式由银行吸收居民存款后给企业发放贷款，表现为企业对银行的直接负债；(2)股票市场直接融资，居民可投资的范围的扩大，使得居民由过去单一的银行储蓄转变为多渠道的普通股票、政府债券、普通企业债、可转换公司债、证券投资基金和期货等。从1992年到2007年，以国内A股市场为例，投资者账户数从835万发展到1.5亿，股票筹资额从94亿发展到3852亿(13)。若考虑保险、基金、债券市场等资金货币化的因素，以及未来金融衍生品市场，如期货、期权甚至资产资本化的政策前景，可以预期，愈来愈多的资金要素将会进入各类金融市场，加入资源资本化的大军，并成为未来中国货币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四)技术要素的资本化
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巨大。索洛(Solow，1957)[28]首次提出“索洛残差法”来测度技术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郭庆旺、贾俊雪(2005)在分析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1979-2004年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技术要素进行分配和调整，技术要素往往缺乏货币表现。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化，技术要素成为货币追逐的热点。可选取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来反映技术要素资本化进程。从1988年到2008年，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占GDP的比重逐年增长，技术要素市场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速技术转移，各级政府科技部门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逐年加大。2008年，共有2.6万项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通过技术市场转移、转化，成交金额488.3亿元，较上年增长11.2％，占全国成交总项数和总金额的比例分别为11.6％和18.3％。(14)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中国技术转化率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技术要素将会进入市场而得以资本化，同样带来了巨额实质货币需求，并成为中国货币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五)管理要素的资本化
管理要素在经济学里，更多地表述为企业家才能，即企业家的人力资本，指企业家获取资源、掌握信息、把握机会、实现创新以及管理决策的能力。在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管理要素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企业家也只是人民中的一员，并没有获得多少特殊的政策优惠或照顾，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任命制，会忽略企业家自身的价值和利益问题。甚至出现“脑体倒挂”的现象。科尔奈(Kornai，1986)[29]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还使国有企业面临软预算约束从而导致企业资金配置和经营的低效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和政府日渐意识到管理要素在经营中的重要作用，涉及管理要素分配的薪资及激励制度也日渐完善。中共十七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标志着管理要素按其所作贡献参与社会主义分配的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
随着薪酬制度的多元化，如年薪制、股票期权激励、管理要素入股以及福利计划、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猎头公司的形成等等，企业家才能逐渐得到市场的“货币认可”。企业家群体在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提供活力的同时，由于管理要素的资本化进程，也不断促使着中国的货币化进程。
在中国，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实质上的企业家——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公司主义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经验。作为企业家的政府一方面在推动各类要素进入资源资本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在不断干中学、累积企业家才能，这本身就是资源资本化进程的一部分，并持续推动着货币化进程。
五、持续推动货币化进程的要素
以M2/GDP衡量的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何时终结？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使用滥觞于早已完成转轨的西方语境下的主流经济学范式，研究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纷呈而出的“中国之谜”，往往会陷入理论与现实的背离。货币化进程之谜的谜底在于中国独特的政府市场经济性质，而这也正是中国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所在。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的政府通过政策推进甚至自身主动参与(戴慕珍，1997)[30]，将控制或主导的各种资源推向市场，并不断转化为货币符号。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中国的资源资本化进程还将继续释放自身潜力，而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陆续出台的各项改革政策将会成为中国资源资本化的加速器。
1.集体林权改革。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改革制度改革意见(2008年6月8日)》中明确指出，“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伴随着林权的改革，规范了林木所有权、林地使用权流转的机制，使得金融部门加大了对林业信贷的投放力度，积极开展森林资源资产抵押贷款，以及森林资源保险业务的开发都会引发大量的货币化需求。中国43亿亩林业用地中，农村集体林业用地约占25亿亩，如果有一半集体林地进入流转，以较有代表性的流转价格1000元/亩来计算，至少可以带来1万亿的货币投放。
2.农村土地“盘活”政策。2008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的相关规定，农业资本化，尤其是农村耕地和建设用地，可能会逐步地纳入资本化进程。伴随农地流转进程、宅基地的土地整理以及各类自然资源的开发，还会有大量自然资源进入货币化领域。
3.教育、医疗改革的继续。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和医疗需求，在1995年以来开始有所释放，今后会进一步释放。中国的社会保障起步较晚，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失，伴随人口高峰期的到来，特别是人口老龄化，公民自己仍需承担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责任，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补充，将带动大量货币需求，这一切也将成为推高货币化的重要力量。
4.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和应对金融危机的短期对策。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做出的放松信贷、扩大内需的努力，如4万亿的投资计划、“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政策，也将加速对M2需求的扩张。
政府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逐步地、有条件地、分地域地、分要素类型地放开要素市场，从而使得资源不断地资本化。只要各类资源进入市场的速度大于GDP增幅，就会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货币化进程。由于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质，资源资本化过程伴随着中国广义货币的发行和货币化进程的加深，而中国的经济货币化进程的终结，要直到资源资本化推动的M2增速低于GDP增速为止。可以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内由资源资本化推动的货币化进程仍将持续，中国的高货币化水平仍将继续。
六、结论
货币化进程的“中国之谜”与渐进改革的市场化进程密不可分，而中国政府主导的资源资本化正是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政府通过政策推动甚至主动参与，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资金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资源和要素不断推向市场，使得各类资源持续被货币化。由于中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由此带来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通过货币乘数的放大从而拉动较强的货币供给，但新增货币基本被资源资本化进程所“吸收”，所以并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还将持续，资源资本化进程也将不断加速。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转轨的继续进行，直到资源资本化推动的M2增速低于GDP增速之前，中国M2/GDP比重仍将维持在较高水平。
本文的研究尚有如下三个不足。一是资源资本化与M2/GDP比重的影响机制问题，还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二是由于数据搜集的限制，如医改和教改等等还没有建立合适的观测指标来衡量资本化进程。三是各种资源的资本化进程的运作机制以及对M2、M2/GDP的影响权重，还待进一步深化和运用计量方法测量。
注释：
①本文货币化含义指在经济发展中，特别是改革转轨过程中，产生超常货币需求(易纲，1996)[2]。
②由于统计口径差异，麦金农(1993，第16～22页)使用M3/GNP来衡量各国的货币化程度，而本文将使用M2/GDP衡量货币化程度。
③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虽然各国广义货币统计口径各有差异，但张文(2008)[3]在对指标综合比较后指出，无论按那种指标进行比较，中国都属于M2/GDP水平较高的国家(地区)之一，而且增长速度非常快。
④麦金农(1993)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价格指数、财政能力的衡量，认为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持续的财政恶化。不断增加的公开和隐蔽的赤字主要由来自国家银行体系的借款弥补。而且中国广义货币的增长也非常高——十多年平均每年大约23％。由此就有我们的谜：中国如何成功地比面临类似财政收入下降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抑制了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呢？
⑤黄宗智(2005)提出：“我们如果从实际而不是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也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比如，对商品化必然会导致经济全面发展的信念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
⑥此处可以从经典货币理论中费雪交换方程式MV=PY(1)的变形来理解，将(1)式两边取自然对数有：1nM+1nv=1nP+1nY(2)，(2)式对时间t取全微分有：(1/M)(dM/dt)+(1/V)(dV/dt)=(1/P)(dP/dt)+(1/Y)(dY/dt)(3)，由此可以得出：货币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通货膨胀率+产量增长率。显然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和时，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将减慢。
⑦布迪厄认为，象征资本体现了行动者在社会空间里携带和积累的、被否认和掩饰的各种特权与资本，它发生效果的根源是经济力量决定的等级秩序。由此可见，布迪厄将象征资本表述为与外在化的物质资本相对应，是经济资本以外(当然，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可以相互转化)能够产生经济利益和潜在获益机会的一切资本，它可以是名誉，信用或者社会关系等。基于此，笔者将人类探究、发现资源的能力也视为一种“资源”。
⑧此处广义货币乘数定义参见胡援成(2000)相关内容。其中m2=M2/B，M2为广义货币，B为基础货币(基础货币=流通中货币+存款准备金总额+其他两项存款)。
⑨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所有能源都转换成万吨标准煤来统一计价。
⑩数据源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11)数据源自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12)论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可能将第三产业教育和医疗的产值，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也是一个替代选择。但明显，中国有大量的教育和医疗消费，并没有进入GDP的核算，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
(13)数据来自中经数据库。
(14)数据来源：科学技术部发展计划司的《科技统计报告》，2009年第3期(总第4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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