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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西方分为三大派：罗马公教；希腊正教（东正教）；新教。这三大派都曾先后传入中国，一般把先传入的罗马公教称为天主教，把后传入的新教称为基督教。
一、唐代的景教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年代，西方有各种说法，但都无可靠证据。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西安附近出土，以最可靠的实物资料证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时称“大秦景教”，简称“景教”。
据中外学者研究，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属于聂斯脱里教派，其创始人为叙利亚人君士但丁堡大主教聂斯脱里(380-451)，公元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聂斯脱里被判为“异端”，革职流放。此后，其追随者多向东逃入波斯。公元498年，聂派在波斯首都泰西封与罗马教会一刀两断，自举教务大总管。他们不搞圣职人员独身制，提倡素食，反对崇拜圣母玛丽亚。叙利亚文流行于聂派教会，六、七世纪时传入印度和中国。
据景教碑载，贞观九年大秦国僧人阿罗本来到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下诏，命在长安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景教此后在中国的活动，碑文中也有反映。唐高宗时，“清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西城，家殷景福”。可见其时景教在华传播，已有一定规模。以后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对景教都颇为优待。景教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再后景教在华活动情况，没有详细记载。唐穆宗长庆四年(824)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袄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说明当时景教仍然活动，但远不能与佛教相比。
据景教碑，景教在中国已设立主教区，立碑人伊斯就是长安的主教，碑中叙利亚文还有长安和洛阳教会副主教名字的记载。景教寺院，有明确记载的，除长安外，在四川成都，甘肃灵武，陕西周至也都建有。陕西周至大秦寺，后世多有记载，但不知何时已变为佛教寺院，故今空有大秦寺之名了。
唐代景教同西域前来长安经商的胡人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唐长安的两处景教寺都在城西，距当时商业活动中心“西市”很近，据向达先生考证，唐代西域各地胡人“在城西者甚伙，而贾胡多聚于西市”。所以长安景教徒应大多是这些西域商人及其后裔。
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下令灭佛，景教也受到牵连，遭朝廷禁绝。“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决不可独存。”“勒大秦穆护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主要活动于统治阶级上层和西域商人中间的景教，遭此打击，故而一蹶不振，这应该是唐末景教在中原迅速灭亡的一个致命性原因。公元980年有一基督教士被亚美尼亚教长派往中国传教，回国后说中国基督教已全部灭绝。这位教士指的中国，可能只是中原地区。景教在唐王朝政令所不及的西北边远地区，如中亚的畏兀儿，蒙古等部，并未绝迹，本世纪初在新疆高昌发现的景教祈祷书断片，据学者们考证，即为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初，晚唐至五代的景教遗书。
二、元代的也里可温
十二、三世纪，西方流传东方有一约翰王，信奉聂派基督教，国力强盛。约翰王是谁，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弄清。但约翰王的传说反映了聂派基督教在蒙古传播这一基本事实。张星烺先生据此断定，“聂派基督教传入蒙古，应为期甚早，北宋时必已大兴。”
十三世纪中叶，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基督教在华重新兴盛起来。元代除了聂斯脱里教派外，罗马天主教也传了进来，元代统称为“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意思是有福分的人。至元廿六年(1289)，元政府设“崇福司”，专管基督教事务。
在公元1294年罗马天主教传入中国之前，蒙古王室不少王妃、贵戚都是聂派基督徒，如忽必烈的母亲别吉太后，皇后乃马真氏与怯烈氏。元朝建立后，景教即聂派基督教在中原地区盛行一时。景教寺遍及大江南北，不仅在北方大都、甘州、宁夏，就是在南方镇江、杭州、泉州、温州、扬州等地也广设教寺，其中最有名的是镇江、杭州的七座景教寺，由景教徒马薛里去斯任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时修建，并为马可·波罗游镇江时所见。
元代中国景教徒中，曾有两个人闻名中外。一个名叫巴扫马，其父昔班是汗八里（大都）景教巡察总监；另一个叫马可，家住山西霍山。二人都系畏兀儿人。1278年二人朝圣耶路撒冷时，在伊儿汗国遇景教教务大总管马·登哈。马·登哈任命马可为契丹大主教，巴扫马为巡察总监。1281年马·登哈死，马可被选为景教教务大总管，称雅巴拉哈三世（公元1281-1307年）。他当选不是由于他有学问，而是因为在种族和语言上与蒙古人有联系。巴扫马于1287年作为伊儿汗国国王阿鲁浑的使臣，出使欧洲各国和教廷。他曾先后见过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这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到西欧。到1330年时，中国有景教徒3万余人。
在巴扫马出使欧洲后，东西方关系有了较大进展。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任方济各会士约翰·孟特·科维诺（公元1247-1328年）为教廷使节前来中国。1294年约翰到达大都，从此中国基督教开始在聂派之外，和罗马教廷有了联系。
约翰·孟特·科维诺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使者，他在华活动长达34年，死于中国。他到华后首先在信奉景教的元贵族中进行劝化工作，第二年就使高唐王阔里吉斯放弃聂派而改从罗马天主教。高唐王阔里吉斯是皇帝的驸马，汪古部族的首领，但不久在同海都的大战中战死，这个在天主教看来有希望的开端成为未竟之业。约翰最初五年受聂派攻击和诬陷，传教并不顺利，到1299年才受到元成宗（公元1295-1307年）信任，在大都建第一座天主教堂。他学会了蒙古文字，用蒙文翻译了《新约圣经》和祷告诗，为大约6千人受洗。1307年教皇克利门特五世任命约翰为汗八里总主教，并派七名教士前来相助，但仅其中三人到达大都。以后约翰又设泉州教区，在泉州、杭州、扬州建立教堂。
约翰·孟特·科维诺及其继承者在元代中国前后共传教六、七十年，直到1362年泉州最后一任天主教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被杀。据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记载，元代天主教徒发展到3万余人。有意思的是，天主教在元代的传教经费，除教徒捐赠外，主要由元政府“资助一切所需。”
元代的也里可温，包括景教和天主教，主要传播于蒙古人、突厥人和中亚的外来民族中，由于元代实行民族压迫的四等人制，基督教也就成为统治民族的宗教。连崇福司的官员也称“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正因为如此，基督教终难以在广大汉族群众中传播，随着元王朝的崩溃，蒙古人返回蒙古草原，基督教在中国便再度消声匿迹了。
三、明清时代的天主教
明神宗万历十年(1582），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人入华，这是基督教第三次进入中国的开始。
耶稣会是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用以对抗宗教改革的修会组织。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从1582年入华到1610年死于北京，他前后在中国传教28年。经过社会调查和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利玛窦认识到要想使基督教在中国立足，就必须适应中国固有国情，利用中国传统的儒学。从此，利玛窦便以“西儒”自居，着儒服、戴儒冠，结交名士，儒传教成为他传教的首要手段。利玛窦传教的第二个手段，就是介绍西方科学知识，赠送“西方异物”，编写地理学、天文学、数学、机械学等方面著作。经过多年的努力，万历二十九年(1601)，利玛窦终于来到北京，向明神宗呈献圣像，自鸣钟，西洋琴等物，这位中国打扮的“远夷”及其“奇器”果然引起神宗的兴趣，结果获准留居北京。此后利玛窦便在北京开堂传教，天主教开始在中国取得合法传教地位。这时，一些有名的学者如被称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也由此而信奉了天主教，其他明代名士信教的还有十余人。这些人对传播天主教和学习“西学”起了很大作用。
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汤若望(1591-1666)、南怀仁(1623-1688)又因参与修历造炮先后获明清朝廷信任，传教更得便利。明末全国两京十三省除云、贵二省外都有传教士和教徒。1636年，全国有天主教徒三万八千人，仅明宫中信教者就达540人，明亡，南明永历政权中的一些重臣、大太监都系教徒，最后连皇太后、太后、太子也都受洗入教。为恢复明室，传教士还曾为永历政权求援于澳门和教廷。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汤若望被封为钦天监监正，南怀仁为工部侍郎。康熙年间(1662-1722)，传教士张诚、徐日升被任命为译员参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白晋等四人受命测绘全国地图，这就是有名的《皇舆全图》。据康熙年间统计，全国28个城市设有天主教堂，教徒已有15万人左右。
明末清初“洋教”的发展，曾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重疑虑和某些士大夫的强烈反对，明清之际曾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教案，一次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由南京礼部侍郎沈淮发起，为“南京教案”；一次发生于清圣祖康熙三年(1664)，由当时钦天监监员杨光先率先发难，称“钦天监教案”。两次教案都曾给天主教以很大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康熙末年教廷与清政府发生所谓“礼仪之争”，使天主教在华传播陷于困境。康熙皇帝认为祭祖尊孔是中国人固有礼节，与宗教无关，教廷不应禁约，并为此发出上喻：外籍传教士凡照利玛窦规矩者，可领取传教印票（俗称龙票）继续传教，否则一律驱逐出境，罗马教廷则派专使多罗入华，坚持禁约，致使康熙皇帝1720年硃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以后雍、乾、嘉、道四朝，都继续禁教，且愈加严厉。乾隆廿二年(1757)清政府更开始实行闭关政策，直到鸦片战争。1773年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致使在华传教近二百年的耶稣会就此中止了在华活动。不过，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并未绝迹。原因一是清钦天监一直引用西方传教士，“从前外省拿获司教人犯，每称传播始于京师”；二是耶稣会虽被解散，但其他天主修会仍继续存在，且改公开传教为秘密传教。到1839年，中国13个省仍有外籍教士65人，天主教徒达20万。到1900年，中国天主教徒已达72万人。
四、东正教在中国
东正教进入中国远晚于天主教，但早于基督（新）教。康熙廿四年(1685)东正教修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随同雅克萨战役俄国战俘来到北京，在北京建第一所东正教堂，北京人称“罗刹庙”或“北馆”。这是东正教进入中国的开始。
康熙五十四年，俄罗斯正教传教团一行十人来到北京接替列昂节夫。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规定俄传教团可定期换班，1732年并于东交民巷再建“南馆”。据统计，从1715年到1860年，俄传教团共换班13次，神职人员共155人。他们直属俄外交部指挥，对传教兴趣不大，145年间，只发展教徒200人左右，且华裔很少，其主要任务是刺探情报。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沙俄公使进驻北京，俄传教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会议委派。从1860年到1917年，传教团共换班5次，此期间开始对传教投入力量。1916年传教团在中国共建教堂32座，分布地有北京、张家口、汉口、上海、天津、乌鲁木齐，但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中东铁路沿线。俄籍教徒3万余人，但华籍教徒只有5600人。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罗斯正教会不与苏维埃政府合作，东正教在华传教团依附于流亡在塞尔维亚的“国外临时主教公会议”。此时，由于大批“白俄”入华，中国的东正教会一时繁荣。1924年，传教团正式改称“中国东正教会”，分北京、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五个教区，但由于教徒多为俄籍，故中国东正教会实际上是侨民教会。以后侨民他走，东正教在中国即迅速衰落。
五、基督（新）教在中国
嘉庆十二年(180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来到广州，这是新教进入中国的开始。马礼逊来华主要做了两年事：一是把新旧约《圣经》翻译成汉语，做了天主教在华二百多年未做的事；二是编纂多卷本《华英字典》，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但马礼逊的传教工作收效甚微。从马礼逊入华开始到1844年，新教入华传教士有31人，但教徒却仅只有6人。
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规定，准许传教士在通商口岸传教设堂；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又准许传教士在内地各省租买田地、建房自便。从1844年到1860年入华新教传教士增加到一百多人，教徒增加到2000人。这期间，新教曾对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产生一定影响。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曾赴广州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道”两月，罗孝全万没有想到日后洪秀全竟自称“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之弟”。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一度引起传教士极大兴趣，以为从此可以大大扩展基督教势力。美国传教士俾治文，二洪的“老师”罗孝全先后访问天京，但都失望而归，原因是太平天国只宣传“政治的宗教。”
从19世纪60年代起，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到1900年在华传教1500人，教徒增加到8万余人。新教这一时期的发展，一是得力于英国传教士戴德生1865年创立了跨国、跨宗派的“内地会”系统，专门深入中国内地传教；二是传教士从七十年代起改变要么孔子、要么耶稣的传教信念，把“孔子或耶稣”改为“孔子加耶稣”，对中国儒家思想进行妥协和利用。这期间，对中国社会发生较大影响的是广学会。广学会是新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其总干事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在中国活动长达45年，他的指导原则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为此，广学会加紧出版活动，干预中国政治。广学会发行最广的刊物是《万国公报》，维新运动时，《万国公报》几乎成为一份维新运动的刊物，1898年时发行量高达38400份，连光绪皇帝也阅读《万国公报》，并向广学会订购了89种书籍。传教士对中国“维新”的主张，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很大影响。李提摩太后来写道：“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我以前所做的种种建议全都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体而微的计划（公车上书）中了”。当然中国维新派与传教士“维新”的不同，李提摩太也感觉到了：“上皇帝书是民族的，地方的，而不是国际的，普世的。”
新教势力在中国的大发展，还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几十年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在中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活动。以教育为例，1918年教会大学共14所，其中上海震旦大学为天主教开办外，其余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都是新教开办的，而当时中国的国立大学只有3所，私立大学5所，合起来也才8所，其重视办大学的目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得很清楚：“不论那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情感和意见……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新教这些与传教相配合的活动，无疑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代中国一些有名的人物，如孙中山、冯玉祥，蒋介石等都是新教教徒。新教教徒1914年有25万，1926年增加到40万，1937年更增加到65万，1945年达77万。
六、“中华归主”的失败
总的来看，基督教三大派在中国，天主教的活动重点在发展教徒，建立教会；东正教的活动重点与沙俄侵略扩张的政治要求紧密相关；新教则比较注重以文化活动为媒介进行传教。相比之下，新教对近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要远大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但是直到1949年，除过教徒人数很少的东正教外，中国天主教徒328万，新教徒70万，总共不过400万人，还不到当时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为什么中华不能归“主”？这是西方传教士始终关注的问题。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在基督教本身，而在于延续五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天主教由于受罗马教廷控制，难以为中国统治阶级直接加以利用，清朝前期不断的禁教，禁天主教而不禁伊斯兰教，原因皆出于此，因为它违反了中国传统的一元化格局。新教来到中国，虽然大讲“普世”和“国际”，然而在国际与普世的背后，却始终隐藏着传教士宗主国这一核心。当基督教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民族救亡问题的时候，中国人就选择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既能满足中国民族救亡的要求，也符合中国社会传统的一元化格局。正因为如此，传教士“中华归主”的设想，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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