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台湾地区论文,述评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6月1日，台北众多社会知名人士为张学良举行九秩大庆后，台湾地区关于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研究才获得了自由。尽管此前，出版了李云汉的著作《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和《革命文献》第94、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专集，但其研究是一个被官方垄断的禁区，论述均为蒋介石的《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与《西安半月记》的注释而已，决不敢越雷池半步。台湾地区的主导观点：谴责张、杨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大逆不道，造成中共日益坐大，更陷国民党政权于万劫不复之地，成为千古罪人。
庆祝张学良90大寿的活动成为张学良真正获得自由的界碑，也成为台湾地区西安事变与和张学良研究的界碑。从1990年到2004年这14年时间，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媒体宣传的力度比学界要大，评价较为客观与公允。张学良晚年的活动，始终是台湾媒体抢眼新闻。2000年6月反映张学良生平的电视文献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在TVBS电视台播出。该片文史并茂，真实再现了张学良传奇人生，在海外引起轰动。张学良也有意识地通过媒体，回顾历史，澄清坊间对西安事变和他本人的一些不实传闻；宣示他的人生信仰；阐释他的政治观点，渴求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等等。1990年6月、8月张学良54年第一次打破沉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NHK)采访。这次采访以《张学良有话要说》150分钟的节目于1991年2月27日开始在台湾华视播放，反映十分强烈。
报刊还不时发表评论，袒露论者的心声。这些评论多半出自新闻人之手，从历史学角度，所披露的历史虽非严谨，但仍不失重要的成果，以供研究者之参考；其评论多半公允，较为客观，实比台湾史家先进。如《中国时报》1991年3月11日发表《张学良影响历史的三件大事》，以“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挥军入关结束中原大战”、“西安事变改写现代历史”为小标题，评介了张氏最闪光的历史。作者论道：“意志坚定，个性中洋溢自由、无悔热情的张学良，一生中面临三次扭转乾坤的选择，也作成了三件改写历史的大事，回首他青年时期激荡风云，血泪交织，中年以后幽居读史，虔信宗教，晚年有耄耋体健，得见清白，固然令人涌起无限的感慨，但他充满历史无奈，命运拨弄的传奇一生，以及他所创造影响过的历史，却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第二，与台湾传统理念不同的海外著述在台湾发行，突出的有美籍华人学者傅虹霖著作《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时报文化公司1992年版），内有旅美著名学者唐德刚写的序，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张学良的一生，曾得到张本人的肯定。出版了大陆学者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和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臼井胜美著的《张学良与日本》（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版），以及旅美学人张之宇的新作《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对大陆、海外学者有关西安事变研究的新成果时有反映，刊登了大陆学者杨奎松、毕万闻、李仲明、王书君等，海外学者唐德刚、吴天威、朱永德、徐乃力、傅虹霖、张之宇、西村成雄等文章。他们的史学观与台湾同行有很大区别，无疑对台湾学人更全面了解、研究西安事变与张学良是有益处的。
第三，台湾学者有了自由发言的空间，其间展开了二次影响较大的活动。一次是西安事变60周年，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首次举办“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11篇。一次是2001年10月张学良谢世，台北近代史学会主办了“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有6位知名学者发言。令人注目的是大陆学者第一次出席会议，对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发表了评论。应该指出台湾同行至今对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的历史作用基本上是依然维护传统，不脱偏见窠臼，但他们再也不是简单地为蒋介石定论背书，而是努力寻找新史料，对传统观点进行修补。
台湾地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尚没有看到，但文章较为活跃，据《传记文学》、《近代中国》、《国史馆馆刊》、《历史》月刊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5家杂志统计，1996年至2004年，发表了有关文章80余篇，其研究触角向更深的领域延伸，给历史学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思与空间。这些新成果与大陆学者的研究互为补充，推动了西安事变研究向前发展。
（一）真实的史料是史学生存与发展的必备条件，是正确评价历史和臧否人物的基础。在史料的保存与整理方面，台湾优势明显。众所周知，台湾保存了国民党方面有关西安事变较完整的档案。
台湾在资料整理方面最显著的成果，是朱文原整理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有6大册，3102页，于1993年至1997年由台北“国史馆”印行。该史料“乃以‘国史馆’现藏之《国民政府档案》、《阎锡山档案》等史料为主，辅以事变当时之报章杂志的报道资料，间以参酌有关西安事变之论著文献，汇编而成”。①时间断限上，自1936年12月12日始，至1937年2月28日止，分“重要函电”、“大事纪要”两大部分。“重要函电”分“西安事变的前因”、“西安事变的爆发”、“蒋委员长脱险回京”、“西安事变的善后”和“西安事变对交通外侨暨金融的影响”等五章。“大事纪要”编纂时间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始，至1937年1月15日止，其取材主要以西安事变发生时国内外各大众媒体，如中央通讯社、南京中央日报、天津大公报、伦敦泰晤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苏联真理报等，并辅以西安事变各有关当事人之日记、回忆录；“间亦参酌时人之专著论文，取其菁华，弃其糟粕，以史事发生之时间为经，以史事之内容性质为纬，作有系统地分类排比，汇编成册”。②最后，张学良1956年写的回忆录、宋美龄的回忆录和冯玉祥的日记（1936年12月12日至1937年2月27日）作为附录收入书中。编纂者承认未将中共与中间势力的相关史料收录为“一大缺憾”。③
随着蒋介石档案（大溪档案）的解密，蒋氏保存有关西安事变的史料也逐步公布于世。1998年台北“国史馆”刊印了《蒋中正总统档案目录》（筹笔），内有涉及西安事变的电报，研究者可以按图索骥，到台北县新店北宜路二段406号“国史馆”查阅。2002年10月，“国史馆”制作了大溪档案的系列光碟，内有“西安事变”，收录文件近117份，时间由1936年12月12日至1937年5月1日。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给宋美龄的函（12月15日）、孔祥熙为解决西安事变给蒋介石的多封函电、张学良给蒋介石的信（12月16日）等；二是蒋介石离开西安后，发表的相关文件，如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12月25日）、蒋介石发表西安事变对新闻记者书面谈话（12月26日）、蒋介石引咎辞文（12月29日）等；三是蒋介石侍卫人员11人，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写的有关西安事变的报告，这部分史料尚没有看到学者利用；四是西安事变善后文件，其中有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和对中共、东北军、西北军谈判的要点。蒋介石指示顾祝同与周恩来接触的策略与谈判底线的信件引人注意。近年来，“国史馆”还将蒋介石有关西安事变的日记开放。台北《近代中国》第153期（2003年3月）刊布了刘维开先生整理的蒋介石自1936年12月11日至26日的日记。根据蒋氏日记与相关记事等资料汇编的《事略稿本》也陆续由“国史馆”出版。2004年4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宋子文档案，《近代中国》第157期（2004年6月）则将宋子文1936年12月20日至25日的日记（原件为英文稿，发表为中文）发表，日记对宋氏在事变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全面解读事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此外孔祥熙、李金洲等亲历者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录、《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出版）、阎锡山档案（“国史馆”馆藏）等，均提供了有关西安事变的新资料。
自西安事变60周年以来，台湾方面整理张学良史料最突出的成绩就是公布了张氏三份回忆录式的史料。第一份是张氏1956年11月撰写的西安事变资料。它最初以《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的标题于1964年7月1日在台北《希望》创刊号上刊登，接着台北《民族晚报》1964年7月7日转载。由于《希望》遭到查禁，摘要连同杂志“扫数收回”，因而引起流言四起。1984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94辑刊登的《西安事变反省录》，该版本复收录在朱文原先生编的《西安事变史料》。以上两个版本大体相同，但有明显的增删，且题目也由“忏悔”改为“反省”。在海外引起颇多疑问，使回忆录变得扑朔迷离。
迷团直到1999年才揭开，有五篇文章涉及谜底。它们是张学良“口述历史”最后整理者，张之宇在台北《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发表的《关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和《〈西安事变忏悔录〉疑云》（刊于《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台湾学者张鸿铭在《国史馆馆刊》（台北）复刊第26期（1999年6月）发表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汪士淳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实录》（《历史》2001年11月号）和台北“新闻局”秘书郭冠英在香港《明报》1999年第12期发表的《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由此知道，张氏这份回忆录是1956年11月至12月奉蒋介石之命而写，最初以复蒋介石长函的形式出现；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是经蒋经国等精心修改过的，原稿一万字出头，现收藏在“国史馆”“蒋经国‘总统’档案”内。《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刊印了这份“反省录”。张之宇在《〈西安事变忏悔录〉疑云》中除对这份回忆录的一些疑点作了订正外，最大贡献就是将张氏长函开头发表时被删除的一大段文字给予了公布。
第二份是1957年1月至4月张氏写成的自传体的《杂忆随感漫录》草稿。在后叙中，作者表明写作动机之一：“我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的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个性格毫不护短，我有我的缺点劣点，我有我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忽然我就感觉到我自己为什么不把我自己的事，外间所未明了或误解真实，或外人不知之事，确确实实的记述下来，这不也就是我小小的贡献吗！”④可惜这是一份虎头蛇尾的回忆，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嘎然停步，草草结束。这份资料一直密封在主人的寓所，直到2002年张之宇校注后，由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出版，才为世人所知。
出于同样的动机，1957年6月29日，张学良收到蒋经国转送的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后，写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这份读后感主要由“孙中山联俄容共”、“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件”、对马克思主义、苏俄、中共的认识，“西安事变”等节组成，可以视为张氏对上面两篇回忆录的补充。这份资料是根据蒋经国建议，为公开发表而撰，但文章送出后，没有下文。事隔45年之后，由张之宇将手稿整理在台北《历史》月刊2002年11月号上发表。
对这三份史料的真实性，张之宇是深信不疑的。她在相关的文章中，称第一份回忆录是“张学良的得意之作”，《杂忆随感漫录》真实记载了张氏的“心路历程”，《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则是作者的“刻肌刻骨之作”。⑤它们果真是张学良的“由衷之言”？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至少有二点疑问：其一，这三份资料全是张学良为了满足蒋介石、蒋经国需要而写的。根据张学良这一时期的日记及相关资料表明，1956年至1957年间张氏一度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宽容，获得自由。鉴于这两个主因，张氏积极写了这三份资料。在写作过程中，张氏一再表示不够“满意”，请蒋介石指示以作修改。这已经十分清楚，蒋介石在台湾刚稳住阵脚，需要张学良这个“反面教员”的“忏悔”，来鼓舞所谓“反共抗俄”的士气。张氏奉旨，于是就有了以上资料。对张氏而言，不排除他写作动因的复杂性，但主因是为迎合蒋介石的政治需要，以求获得自由则是不争的事实。当自由无望时，他也就停笔，终止了回忆录。很显然，在刀俎下表露“心迹”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
其二，张学良获得完全自由后，在回答记者询问和作系统的口述历史中，有些说法与以上资料相当抵牾，那么究竟相信哪一种呢？很显然，无论是这三份文字资料，还是张氏口述历史，利用者必须很仔细地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张学良晚年做过两次“口述历史”。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对“行政院新闻局”官员郭冠英、王翼，一次是1990年对唐德刚所作，一次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具体负责的是张之丙、张之宇俩姐妹。第一次，郭、王分别发表了文章。第二次唐有11盒录音，精华以《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的标题，在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30日上刊登。后者有145盒录音，长达4837页，共约96万字。这些珍贵资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于2002年7月1日开放。据哥大提供的资料显示，张氏“口述历史”的内容不是按编年顺序，很多情况下有一些重复，在同一谈话中把几个不同的主题混合在一起，总共有60多个不同的单元。大体上有七个方面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西安事变。第二部分是关于张氏家族、1931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主要经历。第三部分是关于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中国地方军阀、蒋介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关于张的政治思想、哲学观、个人信仰、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张到欧洲旅行后所受到的影响和被软禁后的思想等。第五部分是关于张氏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思考。第六部分是探讨西安事变后，他的软禁生活；他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其他高官，以及蒋经国等的看法。最后一部分是讲他对自己家庭、个人爱好、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现代中国历史的学生在一起的情况等。
以上史料，与大陆公布的中共与共产国际（苏联）的相关珍贵史料互为补充，使西安事变史实变得从来没有现在这般清晰，给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的有利条件。相信中国学者在充分利用这批资料基础上，全面研究西安事变的扛鼎之作当会出现。
（二）九一八事变的研究。研究西安事变的成因，离不开九一八事变。台湾的史学工作者对此研究得较多。在九一八事变中，究竟谁应对不抵抗日军负责这个焦点问题上，他们与大陆学者存在明显分歧。以往大陆史学界几成定论九一八事变是蒋介石制定“安内攘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张学良之所以下令东北军不抵抗是听命于蒋介石，为此背上了黑锅。台湾学者则普遍持有异议。蒋永敬先生可谓代表人物，早在1965年他就发表了《九一八事变中国方面的反应》，其研究从来没有间断，直到2002年还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言论。他的主要观点：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与张学良并不一致。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并非始终如此，而地方军人，包括张学良在内，对于中央之号令不服从，亦为重要原因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制定了“全国防卫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即为抵抗证据之一。事变后，南京政府因人事变化（蒋介石下野），对日政策形成了申诉国联，准备抵抗；直接交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三个阶段。至于“安内攘外”，台湾学者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九一八’事变后的‘安内攘外’和‘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到底’两个口号，最足代表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的抗日政策，前者是做抗日的准备，后者是抗日的实行”。⑥黄自进撰写的《蒋中正先生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的探讨》⑦以开阔的视野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考察了日、苏、英、美等国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基本外交战略，考察了国内各主要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得出结论：认定日本政府不致于干冒破坏九国公约之大不韪，侵略中国，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中日局势的判断。基于此一认知，他采取了以下两项对应：一是以反共为号召，在向日本大量购买武器“剿共”等推动下，与日本陆军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二是实施不抵抗政策。这个政策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两国层出不穷的冲突案例，国民政府与东北当局共识下所决定的应对准则。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不抵抗，三个多月丢失了东北，“难辞其咎”。张学良丢失锦州，与以孙科为内阁的国民政府“倒蒋去张”，以企图牺牲张学良来换取日本和议有密切关系的“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是蒋介石对日战略的四大原则。东北原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地，因而东北的不抵抗，蒋自然不需为此负责。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布，终使海峡两岸对张学良在“九一八”不抵抗责任的争论尘埃落地。张氏说得十分清楚：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无关。“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风至手中，是扯淡”。⑧问题在于台湾同行在评论这个事件和西安事变中往往用两种标准，对张学良则百般指责，对蒋介石则多有维护，缺乏史家的客观与公允。
（三）西安事变的原因。大陆公布了中共方面的有关档案，及共产国际、苏联资料的解密，推动了台湾对西安事变研究的发展：有的学者据此调整了自己的观点。蒋永敬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政见不一，蒋主张“安内攘外”政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张则主张“攘外安内”政策，认为安内必先攘外，御侮方能统一。由于张没有充分进谏的机会，不能竭诚以告，蒋亦难以虚心接纳，“此实为造成蒋、张二人间意见冲突之症结”。⑨苏墱基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的发言，观点最为激烈，批评以上认识“失之太浮面，太单纯了”。⑩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产生了重大的催化作用。他在《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一书中，认为西安事变不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逼出来挽救时局的爱国事件，反而是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影响促成西安事变，成了“促成日军侵略步伐加速，提前抗日战争爆发”而不该发生的罪行。(11)苏的观点引起了讨论，林桶法认为苏联、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影响有限，就他的立场国民政府“似乎对张学良更具有影响力”。(12)陈永发认为张学良基本是两手策略，与共产党合作，有时也相信蒋介石。陈存恭认为西安事变的原因甚多，有日本的进逼、中共的统战、朝野对抗日的呼应、东北军地方军系的性质，以及张学良的个性等。苏云峰则提示，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在民族主义激荡下的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要求抗日，让张学良深受刺激”。“张学良出身军阀，但是又有一些新思想，因此对于揭橥抗日的学生运动不会视若无睹”。(13)
（四）西安事变的人物研究。台湾同行研究西安事变人物的呈现多元。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始终是台湾史家关注的对象，文章不少。近年对蒋氏批评之声渐可听到，虽然很客气与微弱。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往成果均按照蒋介石的观点作诠释，了无新意。近来有所突破，有学者从当时中国动荡的社会、蒋介石与张学良交往的历史、蒋介石与张学良的性格和心理变化等多角度来探讨他们之间近40年的恩怨。长期以来，学界根据陈布雷的《回忆录》，断定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并非根据蒋氏日记所作，而是陈布雷闭门造车的产品。刘维开依据蒋介石西安事变期间的日记，以及陈布雷日记中关于起草《西安半月记》的记事等资料进行考证、分析，发现《西安半月记》与蒋介石西安事变的日记摘抄大同小异，不过前者侧重宣传，后者重在记录史实。“《西安半月记》虽然不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期间的原始日记，而是事后经过增删整编的日记，而且在内容上，为了顾及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某些敏感的问题亦加以隐讳，但是其终究是根据蒋氏事变期间的日记、事后的口述，已经由蒋氏亲自审阅修正完成的一份亲身经历，其史料价值仍应值得肯定”。(14)
台湾方面对西安事变相关人物研究比大陆起步早，内容更丰富。《宋氏兄妹与西安事变》根据历史文献全面反映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在西安事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社会和历史的合力所交互激荡而成，其中包括宋氏兄妹的私人外交的因素在内，尤其是宋美龄期间所表现出的沉毅果决和超人的说服力，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15)西安事变时，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以往对他在西安事变的作用只在整体研究中有所涉及，没有专论。《西安事变前后之汪精卫》则将汪精卫作为研究主体，作者并未因汪后来成为大汉奸，而对其进行脸谱化，而是透过对史料的梳理，再现了他在事变前后的思想演变。早在淞沪停战协定未成立前，汪精卫劝张学良在关外向日军反攻。九一八事变后，他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的制定者。在庐山会议中，与蒋介石确定“先安内后攘外”作为国民党中央基本国策。西安事变发生，他不仅反对“联共抗日”的主张，认为中共的威胁要大于日本，而且对“广田三原则”中之共同防共协定改采保留态度。事变后反对“联共”，对抗日持消极，感叹“时不我待”和“抗战即牺牲”。文章结论：“西安事变之结束，无论就权力分配或政策趋向言，均加深汪精卫之政治困境，直接促成抗战期间‘和平运动’之出现。”(16)如果说《西安事变与抗战前夕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17)与《从地方军系的角色谈西安事变的爆发》(18)是从整体上探讨地方势力与中央围绕西安事变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话，那么《龙云、刘湘与西安事变》(19)则通过西南两个具有代表性“个案”的研究来反映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的侧面。此外台湾学人对何应钦、冯玉祥、胡汉民、孔祥熙、蒋百里等重要人物均有研究成果。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布了蒋介石的大部日记、宋子文的档案，加上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公开的张学良档案，这些西安事变主要当事者的档案、日记的公布，为研究西安事变和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及宋美龄提供了权威史料，相信学人只要仔细的研究，将会有新的发现和突破。
注释：
①朱文原：《西安事变史料》“内容提要”，台北“国史馆”1993年印行。
②《西安事变史料》第3册“内容提要”。
③《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序言”，第6页。
④张学良原著：《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封底。
⑤分见张之宇：《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92页、第5页；张之宇：《张学良一份未公开的资料——〈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历史》月刊2002年11月号。
⑥蒋永敬：《浮生忆往》，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84页。
⑦载《近代中国》第152期，2002年12月。
⑧转引自曾景忠《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⑨朱文原：《“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实》，《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1期，1996年12月。
⑩朱文原：《“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实》，《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1期，1996年12月。
(11)苏墱基著《张学良.共产党.西安事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6页。
(12)任育德：《“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记录》，《近代中国》第146期，2001年12月。
(13)任育德：《“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学术座谈会记录》，《近代中国》第146期，2001年12月。
(14)刘维开：《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2003年5月。
(15)分见朱文原：《“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实》，《国史馆馆刊》复刊。
(16)分见朱文原：《“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实》，《国史馆馆刊》复刊。
(17)分见朱文原：《“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实》，《国史馆馆刊》复刊。
(18)见《近代中国》第148期，2001年12月。
(19)分见朱文原：《“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实》，《国史馆馆刊》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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