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全球环境变化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环境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写了一个短篇，题为《里柏大梦》。里柏其人某日下午在卡茨基尔山中入梦，一睡20年，终于醒来时发现周围的世界变化很大，他竟成了个陌生人。如今假定有一个社会科学家也坠入里柏大梦，但只消睡上5年， 醒来时也会发现在此期间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研究的技术变化了；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依靠计算机，不仅用于存储和分析数据，而且还用来收集数据，进行联机实验，以及将空间数据转换为数字形式。研究工作的重点也起了变化。在数量不断增加的社会现象和公共机构的现实面前，许多学科开始强调从全球观点而不是从一国的观点出发看问题。最后，社会科学的形象也有了变化。它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经营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
那位大睡5年的社会科学家还可以观察到一项新事物， 它同上述变化有联系。这就是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性研究工作正在扩大，而社会科学参与了研究。5年以前， 对全球变化的研究主要是大气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日益认识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生态系统在全球大气现象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开始同诸如生态学和人口生物学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合作。到1986年，这一跨越过去毫无联系的领域的科学协作就已经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所组织的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制度化了。两年以后即在1988年，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ISSC）、联合国大学（UNU）以及高级研究所国际联合会（IFIAS）组织了首次国际会议，讨论社会科学对这一研究工作的贡献。
自从1988年的东京会议以来，一些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参与了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的研究。英国、挪威、苏联、印度、墨西哥、芬兰、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有针对环境变化的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除了这些国家性计划外，还有一些地区性计划，如欧洲科学基金会的环境、科学和政策计划。此外，社会科学家对综合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空间测量数据和地缘政治数据的工作越来越感兴趣。社会科学许多国际性研究工作的焦点，正在通过ISSC的全球环境变化人文问题常设委员会的努力而相互结合起来。
不过， 最大的变化也许还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 1990年9月，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做出决议， 要在土地利用这个广阔而重要的领域与社会科学家开展协作研究。在国家计划内，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协作也在增长。例如美国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把全球变化的人类影响研究列为整个研究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作为全球变化的七项关键科学课题之一。
全球环境现象研究中这些新近的发展，代表了研究重点和组织的改变，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全新努力方向。早在1864年，乔治·珀金斯·马尔什就曾警告说地球是人的创造物，而不是人的创造者。他写道：“人创造了地球，而现在我们却在破坏……我们的住所，目的是开采燃料以求取暖。”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弗雷德里克·拉策尔和艾伦·森浦尔提倡研究人类地理学。他们把这一学科界定为既研究自然环境对社会和政治现象的影响，也研究人类的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他以主席身份向美国历史协会发表的演说中用同样的口气提出：边疆——即北美基本上无人居住的自然环境——的存在一直是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如果追溯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方面的研究在19世纪的根源，单就这个题目本身就需要写一篇文章。必须着重说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项研究工作在社会科学中源远流长，当前强调这一课题并不偏离基本的研究传统。相反，这标志着向社会科学早期的研究与阐释传统的回归。
由于早期已有这种工作，社会科学家参与全球变化的研究活动已经不是新手。他们带来了与现代环境问题研讨密切相关的一套丰富且多样的研究传统。对我们认识全球环境变化有益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进行了多年，所从事的课题包括农业和资源经济学、能源消费、水土保持与环境政策、管制政策的法律与经济侧面、气候与历史、在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公益、公法与国际协定、风险评估与分析、人口统计模型、态度形成以及态度和感知与行为的关系等等。方法论方面的工作和开发社会科学研究新技术，如抽样调查和地理信息系统，对我们认识人类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
过去，这种研究常常因学科间的界限而只能孤立进行，或者因未能纳入传统学科而只好留在学科间的小片地带奄奄一息。但由于对全球变化科学研究的兴趣普遍兴起，这种种研究正在结合到一起而成为一个统一的知识体，成为进入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新研究项目的跳板。总起来说，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里柏，看到社会科学如此广泛地动员起来从事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他还是能够认出他所看见的仍然是社会科学。
对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方面研究的兴趣正在增长，但并非没有争论。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就这一课题研究的扩大及其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提出了相当合理的问题，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看，这些问题体现为一种挑战，需要仔细加以考虑。现列举如下：
1.既然还有其他重要课题需要加倍注意，社会科学家何必就全球变化开展重大的研究工作呢？
2.社会科学家能够对更大范围的全球变化研究工作做出贡献吗？能对其他科学正在进行的工作发挥影响吗？
3.全球变化研究将如何影响社会科学，能对它起什么作用？
社会科学为什么要研究全球变化？
对这个问题有几种答案，从科学的到实用主义的都有。最引人注意的是理性的或科学的论点。科学家能够用物理变化或大气过程、乃至用地球生物化学过程界定全球变化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普遍地在科学上承认人类活动产生的力量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促进了全球变化，而且还改变了正在进行的过程。因此，如果科学界以及对国家和国际政策负责任的人要了解在全球环境中发生的变化，研究工作就必须集中考察问题的人文方面和自然方面。
这一研究工作必须采取几种形式。第一，它必须研究人类与物理及生态过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从个别情况看，这类相互作用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当它们长时期地或在大量人口中不断重复时，就会对全球环境产生明显的积累效应。这里包括的有关活动有：毁林、地下水源耗竭、破坏耕地、侵蚀表土层、消费矿物燃料，以及排放二氧化碳（CO[,2]）、一氧化二氮（N[,2]O），甲烷（CH[,4]）和各种卤素。
这一研究工作也必须包含对社会、经济和公共机构活动的探讨，因为它们以当地和全球的规模对物理和生态过程起着间接的（却同样强烈的）影响。具体说来，需要对下列课题开展研究：经济、技术、文化及公共政策对能源消费方式的影响；社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对工业技术的使用及使用地点的影响，其中包括这些技术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以及国家和国际市场结构问题，这种结构使毁林、耗竭地下水、用尽地力等做法至少在短期内有利可图。
除了人类行为的作用——有时称做“强制作用”——社会科学家还必须考虑各种形式的全球变化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既然人们不清楚今天发生的全球环境过程在100年（甚至于50 年或20年）后将会产生何种物理效应，就更不清楚这种变化对人类将有什么影响。此外，全球环境现象与人口增长在一个世纪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将产生何种积累效果就更加难以确定。
尽管有许多困难，社会科学家却不能忽视这个问题而必须认真审视全球变化的各种社会、经济、政治后果。负责环境政策的人必须得到最有效信息，包括有关环境变化的性质和影响以及依然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各个方面。为了获得这种信息，社会科学家们必须透过报刊上经常出现的关于环境破坏的紧急报道，进而研究长期的人类行为与全球环境变化间的动态关系。这一研究必须扎根于实地观察和社会科学理论。
为求缓解和适应全球变化而制订国家级和国家级的政策时，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也极为重要。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气候会议在结束时呼吁订立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性公约，并呼吁协调起来，共同寻求缓解气候变化的战略。由于缓解和适应只能以其社会和经济效果来表达，所以社会科学必然会在缓解和适应战略的研究中起关键的作用。
从自然科学和政策的角度出发，人们对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越来越感兴趣，这表明社会科学必须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也是一个危险的时刻。人们对社会科学抱着过高的期望，以为它能很好地帮助人们去认识全球的环境变化，但它实际上很难满足这个要求。
期望研究工作能立即做出成果，而且这个成果要对地球科学家、生态学家、大气化学家、经济政策制订者、土地利用计划人员、社会理论家和环境活动家同时都有价值，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些人员对社会科学在这一领域的近期研究成果都抱有很大的（也许是相互矛盾的）期望。
由于这种种期望，社会科学家对研究工作在近几年内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必须保持现实的态度。因为他们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计划的时间较晚，又需要在数据议定书这类问题上取得跨国的一致意见，我们预计研究工作初期的进展不会很快。
进度不快还有另一个原因：物理和自然过程的研究变化得太快了。安德鲁·索楼指出，三年前的研究表明在后一百年海平面的平均升高可能达到3米，而今天海平面的平均升高则据信为2／3米左右。 两种预测之间的差别与海洋热膨胀的假设有关。社会科学家和决策者们必须记住，关于全球变化的物理学知识中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必然使得研究这些变化的影响的社会科学难以顺利取得进展。
由于这些原因，社会科学家必须抵制要他们立即作出明确回答的压力。人们强烈地要求进行对国家政策有用的研究。从长期看，一切研究都将有助于这一目标，这肯定不会有争议。不过，最有益的看法应当是：关于全球变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去认识长期的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的根源。人们往往热衷于短期项目，企图借以解决本星期内的政策问题，这方面的诱惑力相当之大。但这样的热衷将不利于实现更高的要求，即培养本领域的社会科学家，提供必要的大规模研究基础设施、跨国数据库和研究所，以及检验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使考察全球变化的社会科学达到知识上协调、科学上正确，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另一个问题。既然目前社会科学面临如此多的其他问题尚未解决，而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十年内又对它极为重要，为什么还要研究全球变化？答案是复杂的，但限于篇幅，只能简短。第一，全球变化研究乃是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科学和政策问题之一。第二，研究工作在多数国家中目前都处于不景气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而这一项研究可为社会科学提供新的资金来源。第三，全球环境变化研究会把社会科学中一些在过去互不相干的孤立分支相互结合起来。最后一点，它利用了新的分析方法和技术，扩大了这些学科的概念基础和理论基础。
政策问题和科学问题的这种结合使人们想起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姆逊。他一生都为他将政治利益与学术利益交织在一起而遭到批评。在他去世之前反思这个问题时，蒙姆逊承认他之卷入政治问题可能曾使他的研究活动受到限制。他写道：“但是最大的错误可能是由于担心政治会干扰我作为学者的义务，以致放弃了我作为公民的责任。”
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能够做出什么贡献？
第一，如上所述，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研究与其物理和自然方面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科学联系。人类的或人类产生的力量激发了全球变化中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大气、地球和生态的变化过程。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不考虑各国因经济和社会的需要而改变它们的自然资源基础这个因素，就无法讨论保持原生多样性的问题。与此类似的是，人们普遍认识到，要了解碳的周期并设计温室气体产生的变化的模型，就需要更多地了解迄今测量得不够的人工产生的碳和甲烷源，例如由各种形式的城市和农村土地使用、垃圾掩埋、毁林、稻米种植等所产生的气体。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第一工作组关于全球变化的优秀报告，已整理成为可供政策制订者阅读的摘要。这份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就是说，我们能肯定什么，有把握地计算什么，用现有模型能预报什么，以及有哪些还不确定的地方。报告中所开列的不确定问题主要有碳的来源和垃圾场、云的作用、海洋的作用，以及极地冰层等。
这份报告写得很清楚，组织得很好。它无疑将成为能使学者们达成一致意见的科学报告的典范。然而由于有关全球变化人文方面的研究基础薄弱，这份报告未能详细地讨论人为产生的CO[,2]的排放问题，不然的话它会更好一些。它讨论了矿物燃料的消费和毁林在释放CO[,2]中的作用、排放的速度和绝对值的长时期变化情况，但是没有涉及人口对这些过程在强度和时间分布方面的重要影响。
报告所描述的其他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也清楚地与人文方面有关。例如，对水稻田和家畜产生的甲烷的全球规模估计，其误差可能达到7 倍。为了澄清这些数字，需要有长时期的土地使用和农业生产形式变化的数据，其中包括季节性波动地区的范围。与此相似的是，尽管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关心通过毁林而释放碳的问题，但是科学家们却刚开始认识干旱草原中人为火灾的频率和程度。这种火灾所释放的碳，数量足以超过毁林产生的CO[,2]。此外。在经济正在发展的国家中，还必须更好地估计能源使用（以及碳的排放）的各种新形式。
由于人类行为有重要的强制作用，所以社会科学的数据、模型和研究将有助于减少自然科学某些关键研究领域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一旦把人文方面作为因素纳入这些计算，却又出现了新问题。科学的不确定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影响人类社会行为的经济、军事、宗教需要——简言之，由于人类行为那种难以分析的本质，而这偏偏又是社会科学的课题——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研究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全球变化研究的复杂性作指数型的增长。这使得许多自然科学家担心，有些人因而力图回避、排除或忽视人文方面的因素。对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双方来说，关键的一点是要承认存在着这样的倾向，然后与之斗争。
简化的办法虽然可以通过忽略人的作用使模型和预测获得很大的改善，但社会科学家必须坚持指出这种做法不利于考察全球变化的科学。这样的模型也许能满足自然科学家想把理论概念搞得很漂亮的愿望，但是假如他们忽视了人类和公共机构行为模型的真正的复杂性，他们就会歪曲科学的认识。
此外，社会科学家还必须提醒自然科学家，研究和观察、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观察，能以许许多多方式对所研究和观察的系统施加影响。每逢我们监测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尤其是在具有真实社会、政治或经济影响的领域进行这种监测，人们往往想要把有关的统计数字加以控制。越南战争时期出现的关于阵亡人数统计的心理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这种心理不时使得所报告的阵亡人数比参加这场战斗的士兵数目还多。社会科学家只消收集有关人类影响的数据，就会引起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政策制订者们感到不得不对被统计数字揭露出来的问题做出反应，可能企图对系统本身做手脚，或者控制统计数字。如果他们选择了后者，此后的研究工作就会因错误的数据而误入歧途。
最后一点，社会科学家必须坚持：人类及其社会组织是可以教育的。关于气候变化对未来社会和经济的影响的热烈讨论，很大一部分是根据所谓“愚蠢的农夫”的假设。就是说，气候虽已变化，农夫却不寻求使用诸如抗旱种子的办法来改善耕作状况，而是继续按传统方法办事，直到食品供应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害、大规模社会和经济混乱达到无可避免的地步。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愚蠢农夫”其实不多，但它却已表明人们并不会自动地以合理的方式对所察觉的问题作出反应。判断某一解决办法之是否合理，途径之一是研究对全球变化的反应以及研究适应和缓解的战略。这种研究已经越来越多地与全球变化起因的研究合起来进行。这两个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全球变化中存在着强大的人为影响的因素，所以社会科学研究在以上两种研究中都不可缺少。
这一讨论并没有集中于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对全球变化的自然科学研究有所贡献，而是相当有意识地集中于如何去做出贡献。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否应当各自独立进行？对这一争论的最佳回答不妨借用英国历史学家T·S·阿什顿就历史研究中的不同方法的争论所作的回答。他写道：“这很像争论究竟应当单用左腿来跳还是单用右腿来跳。有两条腿的人们都知道，两条腿都用会走得更好。”
全球变化研究将如何有助于社会科学？
回答是：人文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表明它能够丰富社会科学研究，扩展社会理论，增加分析技术和方法，以及为研究社会现象而改善公共机构。
研究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可以引入新的研究观念，从而丰富社会科学。人们只要看一看把过去互不相干的课题结合起来的研究项目的潜力就会明白。例如研究文化变化与生态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或者研究市场与大气化学以期在审查物理、自然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中观察社会科学所关心的事物如何与自然科学所关心的事物相联系。从事全球变化研究也需要社会科学家进行比过去更长时期的考察。最后，研究工作必须根据全球、地区和当地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长期和短期变化的相互关系来组织。
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研究也能够扩展社会理论。这肯定会对社会科学的传统分类或分类学提出疑问。米歇尔·福科的人文科学研究论著便从引述波尔热在一部古老的中国类书中发现的分类学开始。它把一切动物按下列类别划分：（a）属于皇帝的、（b）有香味的、（c ）驯服的、（d）乳猪、（e）海妖、（f）传说中的、（g）走失的狗、（h ）包括在现有分类中的、（i）狂乱的、（j）无法计数的、（k ）用细驼毛笔画的、（l）等等、（m）刚刚打破了水罐的、（n）远看像苍蝇的。
任何一种分类，同意它的人都会认为自有其内在的和不言而喻的正确性。这本中国类书的编纂者自然不例外。但是自从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研究开始以来，出现了新的问题，使用着新型的资料，于是前人所接受的社会分类就不那么肯定了。例如，根据考查一国人口中的小群体（如大学生）而提出的社会学理论就可能不足以处理全球规模的现象。甚至使国家规模的研究项目也必须利用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类似现象的研究成果来检验，更理想一点还必须用其他时期的类似现象的研究成果来检验。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这一更广阔的前景，并以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来考查社会上的相互作用和行为，可能会促进甚至于改变社会理论。
这一发展中领域的研究工作可以促进社会科学中新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技术，例如上面已经提到的地理信息系统（GIS）。 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只有在许多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普遍使用。例如，对比较调查研究中的误差结构还必须进一步认识。此外，能否使用卫星来收集社会科学数据，把空间数据与世界上某特定地区的地缘政治的、行为的和生态的数据结合起来，这方面的可行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最后一点，全球变化的人文方面的研究可以改善公共机构拥有的（信息）资源，有利于各国国内和国际的社会现象研究。一些国家的政策制订者和政府已经对全球变化的社会经济研究表现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这一兴趣无疑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得以使用更多的财政和公共机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做好计划，以便能为研究和机构的长期发展最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
在这方面，社会科学能够从自然科学过去的国际研究计划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这些计划包括国际地球物理年、全球大气研究计划（GARP）、世界肥力调查（WFS），以及国际生物计划（IBP）。它们都是做出过有价值的实质贡献的、国际上组织的多年性科学活动。对这些团体的历史略加考查即可发现，每当国家和国际研究得以协调起来，每当科学重点的研究不受政府干扰的时候，每当强调培训年轻科学家的时候，各个计划的科学成果就比较大。这些国际协作建立起了顾问机构，其中包括学术界的和政府的代表，以便利用从事理论或经验性研究的科学家的创造力以及各级政府中的科学家的组织资源和连续性。最后，这些国际计划的领导人都以其科学水平著称，而不是靠政治或组织资历来担任职务的。
结论
社会科学讨论全球变化问题的重点集中于双重的需要：其一是在社会科学范围内订立一项研究日程，其二是在更大范围的科学研究工作中为社会科学研究争取合法地位。社会科学开展了一系列有用的活动，为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方面的研究制订计划。结果出现了越来越高级的研究日程和一些新成立的国家和地区研究计划，以及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的全球环境变化人文方面研究计划协作的一项国际计划。此外，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的合作研究正在通过某些媒介而获得进展。这些媒介包括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关于协作研究土地利用的变化的协议。
然而真正的挑战却在下一步。不得不走的第一步诚然是判明什么问题意义重大、值得研究，但是这还不足以建立新的研究领域。在全球变化领域建立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需要协调和交流研究成果，需要训练和教育资源，以及一套包含数据库、研究机构和研究网的国际基础设施。社会科学界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跨进一步，从发现新的研究领域的兴奋状态转入持续的、建设性的、但困难很多的研究活动中去。只要人类还须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方面的问题，这种活动总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