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集聚&基于中美数据的实证分析_产业集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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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专业化和产业集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特征。垂直专业化改变了以往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并进行出口的生产模式，利用跨国公司这一载体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形成了不同国家分工协作的全球化生产合作体系。每个国家根据本国的要素禀赋专门从事生产过程的某一环节，从而保证了生产成本的最小化，极大地促进了中间产品的贸易并进一步带动了全球贸易的大发展。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在其代表作《地理与贸易》中指出，国际贸易的发展会影响国际间以及一国内部的资源整合和产业分布，进而形成产业集聚。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地出现了数量巨大的产业集聚区，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本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加入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当中，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制造业的地理分布也在不断变化，东部沿海省份在国家优惠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制造业迅速发展并出现了数目众多的产业集群，东、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发展明显不平衡。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国际贸易会导致产业在国际间转移，从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模式和内部经济的地理分布。不同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也对国际贸易与产业集聚的关系给出了不同的表述，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当属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理论假定变为更符合现实情况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并进一步指出，规模经济和贸易成本的存在将使生产集中于具有较大市场的地区，从而形成产业集聚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新贸易理论重点在国际层面上关注产业集聚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空间不平衡，并没有详细研究国际贸易对一国或者一地区内部产业发展的影响。新近的新经济地理流派对国际贸易以及区域内部的产业集聚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导致了均质空间出现内生差异，最终决定了区域间的产业集聚。新经济地理流派还关注了企业异质性、本地市场效应以及知识外溢对贸易模式和产业集聚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业在国家间的重组，在某些国家形成产业集聚，而一些国家则会出现“去工业化”，形成一种中心一外围结构。

      尽管学界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会影响产业集聚已经达成共识，但国际贸易究竟是如何影响一国的产业集聚从而改变其经济地理分布的呢？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关于这方面的文献并不是特别多，但在已有文献中，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经验角度出发，贸易成本和垂直专业化都是国际贸易影响产业集聚的两个重要因素。

      关于贸易成本对产业集聚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模型方面，实证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没有得出统一的结果。理论方面主要围绕着两个重要的模型展开。一个是Krugman（1991）创建了经典的中心—外围（简称CP模型）模型。该模型假定劳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时贸易成本的下降会导致产业集聚的发生。如果资本要素也可以自由流动，即便贸易成本为零，产业集聚现象的发生仍然要依赖于当地资本存量（Martin和Rogers,1995; Baldwin和Martin,2003）。企业家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不会改变CP模型中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作用机制（Forsid和Ottaviano，2003）。但如果在模型中考虑城市成本与比较优势的因素，贸易成本的降低会阻碍产业集聚现象的发生（Alonso-Villar,2001; Forslid和Wooton,2003）。另一个是Venables（1996）创建的垂直关联模型，研究发现，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由于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产生的向心力倾向于集中在同一区位。如果在模型中考虑要素流动，贸易成本影响产业集聚的机制与方向都不发生变化（Fujita，1996）。而比较优势的加入则会使比较优势变为一种离心力，阻碍产业集聚的发生（Amiti，2005）。如果假定企业存在固定成本，企业异质性会作为一种离心力导致渐进性集聚的发生（Okubo，2006）。

      实证方面，Brülhart（2001）计算了13个国家32个制造业部门在欧洲单一市场计划实施前后的区位就业基尼系数，结果发现基尼系数的平均增长率降低了，贸易成本降低并没有导致产业集聚的发生。Hildebrandt和

（2004）研究发现，中东欧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促进了该地区制造业的地理集中。钱学锋（2010）针对中国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成本促进了中国的工业集聚。

      关于垂直专业化对产业集聚影响的文献也不多，且大多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已有的文献都肯定了垂直专业化对于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UNCTAD（2002）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导致了东亚地区电子产品的生产集中。Jones和Kierkowski（2005）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促进了一种新形式的集聚产生。Defever（2006）对欧洲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进行了分析发现，服务业集聚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而制造业则集聚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Ando和Kimura（2007）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以及中间产品贸易导致了东亚地区的制造业集聚。钱学锋（2010）分析了垂直专业化与中国产业集聚的关系发现,垂直专业化促进了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对西部地区则起了相反的作用。

      目前的文献大多关注发达国家的产业集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少，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研究更是有限，因此本文选取中美贸易与中国制造业集聚作为分析对象。之前文献对于贸易成本的测算大多采用直接法，而对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大多以加工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来衡量，这些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很难保证计算的准确性和合理性。为了计算指标的准确性，本文选取国际上较为常用的Novy（2006）引力模型的方法和垂直专业化指数（VSS）来测算中美的贸易成本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为了准确衡量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本文选用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另外，目前的研究多数只考虑贸易成本或者垂直专业化单个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没有把贸易成本和垂直专业化放到一个研究框架下进行分析。但实际上两个因素共同对产业集聚发生作用，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降低了中国与外界的贸易成本，使中国真正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带动了中国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而加工贸易的飞速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增进了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大大方便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开展，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成本。考虑到这两种机制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在现实中是相互作用、同时发生的，为了使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本文把贸易成本与垂直专业化放到一个框架下进行研究，首先计算中美贸易成本、中美垂直专业化指数和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然后通过计量模型检验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对产业集聚影响。

      二、相关指标选取与计算

      1.贸易成本

      广义的贸易成本是指最终消费者获取商品要支付的除生产商品的边际成本之外的一切成本，具体包括商品运输成本、汇率变动成本、政策性壁垒成本、信息获取成本、合约实施成本以及消费者当地的销售成本。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直接对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大多数学者都采用间接方法测算贸易成本，目前常用的是借助引力模型进行测算的贸易法。Novy（2006）对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改进并提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引力模型。该模型地融入了冰山型贸易成本及垄断竞争的分析框架中，并且在区分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的基础上把双边贸易扩展到多边贸易，较为符合现实世界贸易发展的态势。同时考虑到数据的选取以及测算方法的方便易行，本文利用Novy的方法对中美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具体模型如下：

      

      

      要想计算两国的贸易成本还需要确定s和p的值，而这两个值在现实中很难通过数据计算出来。本文采用钱学锋（2010）的处理方法，将s值定为0.8，p的值定为中等，也为0.8。中美两国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GDP数据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按照199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时间跨度为1993～2011年，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贸易成本逐渐下降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各种义务和承诺有直接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因此中美贸易成本在2009～2011年也有所上升。

      2.垂直专业化

      Balassa和Bela（1967）首先对垂直专业化现象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垂直专业化”概念。垂直专业化是指生产过程分散到不同的空间区位，垂直专业化改变了原来产品由一个国家完成全部生产环节然后出口的生产模式。不同国家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从事全球价值链某一环节的专业生产，通过分工协作完成产品的生产。对于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测算，由于数据的限制，国内许多学者用加工贸易额与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而没有采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进口产品用于出口的价值占出口额的比重来衡量，即垂直专业化指数（VSS）。为了准确测算中国对美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及其变化情况，本文借鉴Hummels（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指数来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为：

      

      假设k国有n个行业，i表示i行业，VSS表示k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

表示k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也就是k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量；如果k国在出口贸易中没有进口别国的中间投入品，则VSS的数值为0，说明该国没有参与国家垂直专业化分工。

代表k国的出口额。结合投入产出表可以把公式（3）改写为矩阵形式：

      

      其中，μ=（1，1，…，1），

是进口中间产品系数矩阵，即反映对进口中间产品依存程度的系数矩阵。

是n维的出口向量矩阵。

      计算所需要的矩阵数据来自于1995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进出口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由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公布时间有间隔，不能得到每个年份的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因此我们利用已知的6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对未知年份的数据进行替代，具体为：1993～1994年使用1995年的数据，1996年使用1997年的数据，1998～1999年使用2000年的数据，2001年使用2002年的数据，2003～2004年使用2005年的数据，2006年及2008～2010年使用2007年的数据。另外借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的方法做两点假设：第一，各个行业进口中间产品的比例相同；第二，每个行业的产品只有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表2给出了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垂直专业化指数的变化。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在1993～2011年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993年的值仅为15.54%，2011年增至25.77%，中国对美出口中的贸易垂直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

      

      3.制造业产业集聚

      对产业集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16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首次提出“集聚”的概念来描述产业和企业的空间集中，并提出了产生集聚的3个原因。此后的学者对产业集聚的原理、机制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产业集聚理论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目前对于产业集聚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行业集中度、H指数（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HK指数（Hannah-Kay index）、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和空间集聚指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制造业企业集聚于东部沿海省份的现象，而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的现象则相对较少。为了分析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不平衡性，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空间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指标，对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不平衡进行衡量。

      

      利用公式（5）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笔者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993～2011年的空间基尼系数，详见表3。从表3可以看到，中国的制造业空间基尼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态势，1997年达到最低点0.071，在随后的年份中逐渐上升，2011年升至0.150，制造业的空间不平衡逐渐加剧。其中原因在于，中国之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直接影响了制造业的集中分布。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由于地理和政策优势逐渐成为制造业集聚地区，也形成了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区三大制造业基地。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后空间基尼系数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这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逐渐发挥作用有直接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

      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是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并且贸易成本与垂直专业化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机制。为了检验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产业集聚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式中,Grni代表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数据来源于表3；

是常数项，μ是随机误差项，

是自变量的相关系数；ln表示进行对数操作；COST代表中美双边贸易的贸易成本，数据来源于表1，预期系数为负；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用外商投资存量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衡量，预期系数为正，FDI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GDP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VSS代表垂直专业化指数，预期系数为正，数据来源于表2；infra代表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预期系数为正，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lnCOST×lnFDI、lnCOST×lnVSS与lnCOST×lninfra是3个控制变量。

      由于是时间序列，为了防止伪回归，应先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5个变量在一阶差分的情况是平稳的。对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应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如果自变量和因变量长期存在稳定的关系，则仍可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表5显示了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变量之间长期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表6显示了根据公式（6）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1～6是逐步加入不同的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7包括了全部7个变量。从模型1～4的结果来看，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并在相应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及加入世贸组织，贸易成本的下降加剧了中国制造业空间分布的不平衡。贸易成本的降低，尤其是各种政策性壁垒的取消极大地方便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往来。众多的跨国公司在利润的驱使下来到中国，在自身的技术和品牌优势下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加工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东部沿海省份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环境以及国家特别给予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跨国公司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并且为了获得规模经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随后的年份中越来越多的FDI陆续到东部进行投资设厂，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形成了数目众多的制造业集聚。垂直专业化同样促进了制造业的产业集聚，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定位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环节，即加工、装配环节。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产品的价值越来越大，现实中集中表现为中国的加工贸易额不断增大。由于中国的加工贸易始于东部沿海地区，为了获得规模经济并降低成本，东部地区的生产规模愈来愈大，这种因果循环积累效应促进了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集聚。从模型4可以看到，包含贸易成本与VSS的模型拟合效果良好，相关系数在相应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建立的计量模型是合理的。FDI、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与预期一致，与产业集聚呈现正相关。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便利了区域间要素转移，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直接加速了制造业集聚，并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另外，从模型5～7的贸易成本与其他3个自变量的交叉项来看，系数均为负值，并在相应的水平上显著。这与钱学锋（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贸易成本与VSS、FDI以及基础设施存在相互作用机制。FDI、垂直专业化以及基础设施要想发挥作用，贸易成本必须降低到一定水平才可以发挥出来，这凸显了贸易成本在促进中国制造业集聚方面的重要性。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分别计算了中美两国的贸易成本、中国对美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以及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区位基尼系数，并实证分析了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集聚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程度逐渐提高，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中国对美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区位基尼系数不断增大，中国制造业集聚的不平衡性加剧。从计量结果来看，贸易成本与垂直专业化之间存在互动机制，贸易成本的下降以及垂直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共同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集聚，即促进了制造业在东部地区的集聚。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要明显好于内地省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虽然我国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要真正打破沿海省份一边独大的局面，实现区域间均衡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继续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优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努力降低贸易成本。从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贸易成本的优势是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初始条件。只有贸易成本下降才能吸引国外跨国公司和东部地区的外贸企业前去安家落户，促进本地制造业的发展才能有机会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分工体系中分得一杯羹。贸易成本不仅是先决条件，更是FDI、垂直专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集聚之间的催化剂，贸易成本对于一个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2）引导外资和内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政府给予配套资金支持，帮助西部制造业尽快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是西部地区利用自身劳动力优势和资源优势融入全球生产链的重要途径，鉴于目前西部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不仅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更可以在“干中学”中实现生产技术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为以后制造业的升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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