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备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创建于1966年，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其宗旨是就有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冲突与协调活动展开独立研究，定期发布权威研究报告。2012年6月，来自17个国家的39位专家共同完成了《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12年年鉴》，年鉴分析总结了2011年有关国际安全、军备发展以及裁军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和发展趋势，并整理成文。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过去的一年，全球安全秩序正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点。本文节选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2年年鉴》。
首先，维系现状的大国面临更多的约束。在过去的2011年，世界体系中维系现状的大国，主要是指美国及其跨大西洋两岸的主要盟国，在国际和地区安全议题上，如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报告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还是金融危机后大多数发达国家所遭遇的财政危机。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爆发的动乱和政权更迭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国际社会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干涉行动，最典型的是利比亚危机，联合国安理会、北约都参与到了危机干涉行动中去。近些年来，传统的维和行动正面临更多的约束，维和行动要想获得国际社会的一致支持愈加困难。除此之外，世界主要的维和行动参与国家正不断削减在维和行动上的支持力度，对国际多边维和机制的贡献不断减少，更倾向于采取小规模的、迅速的反应措施。
其次，新兴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不断上升。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世界，一些新兴大国正在崛起，无论是经济实力、外交影响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着显著的增强，对地区事务，甚至在某些领域，对全球安全秩序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世界各地发生的暴力冲突也在另一个层次上反映出当前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它们已深深卷入到一些针对平民的暴力事件和军事冲突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国际安全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变化，但国际社会尚未反应过来，并作出相应的调整，业已形成的机制和运行框架总是难以跟得上环境的变化。新兴大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显然也需要时间去熟悉国际社会的运行规则，对国际秩序、安定和和平逐步发挥自身的作用，并学会如何为保卫国际安全而战。
最后，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遭到更大挑战。以增进和保持国际稳定与安全的多边国际组织正不断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国际社会总是缺乏足够团结的政治意愿和必需的经济资源去迎接挑战，迫切需要新成员和更加有效的机构来填补国际安全存在的漏洞。
首先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际安全受到挑战时，要努力减少对军事手段的依赖。过去数年来的经验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安全面临挑战时，传统的军事手段并不足以应对问题，这恐怕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共识。要抛弃传统的军事干涉，就需要创新手段、整合方法，例如采取预防性外交、先发制人的方式、早期预警的技术以及跨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等。
一、对暴行的回应：地缘政治视角下国际干预的新形式
人类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依然充满了各种挑战，有伦理危机、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等，但没有哪个领域要比对平民的保护这个议题更为重要了，平民不仅是战争的受害者，还是各种大规模的暴力犯罪的牺牲品。当前，有关保护平民的问题正不断得到正视，国际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动，首先在思想上做到了充分重视。
1、新世纪诞生的新范式
对于平民的保护在范式上有了重大进步。首先，自1999年以来，国际社会逐步构建了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其次，在2001年，“拥抱地球倡议”首次被提出，并在2005年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该倡议的核心理念就是责任与保护。
当前，世界各国在保护平民的这一议题上，几乎已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主权并不能被当作迫害本国人民的借口，各国都有义务保证平民免遭伤害。国际社会也对帮助各国人民免遭迫害负有神圣使命。在必要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可以在联合国宪章的指引下，采取集体干预行动，来履行应尽义务。
2、利比亚危机及其影响
在利比亚国内行将发生暴力事件之际，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授权对利比亚内乱进行军事干涉，这一行为是对上述针对平民的保护原则所采取的具体行动，行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今后类似军事干预的实施提供了先例，具有里程碑式意义。行动产生的效应并未局限于行动本身，还对该地区地缘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2011年，安理会就曾经试图达成有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但由于大国分歧而没有通过，今后安理会能否继续做出类似1973号决议以履行对平民的责任与保护还不可预测。国际社会对于平民保护的行动是否会倒退也不得而知。这些问题其实都有待探讨和解决。
3、平民保护的前景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保护平民而采取军事干涉行为的模式能否在今后持续下去。毕竟军事行为在维护地区和平的同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还会重塑一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安理会1973号决议颁布后，国际社会恐再难有所作为，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主要大国存在明显分歧，而已经发生的干涉行动也广存争议，究竟是主权高于人权，还是人权高于主权，国际社会存在较大争议。
尽管未来充满挑战和困难，但本文仍然对平民保护的未来充满希望，尤其是新的国际范式正在形成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涉之后，国际社会联合行动的表现得到了肯定，从而用行动实践了相关理念。巴西首创的“在保护中履行义务”的倡议也得到了积极响应，今后国际社会将更加高效地使用武力，通过采取建设性的举措来迅速介入并处置危机。
二、全球爆发的武装冲突
2011年，一股来势汹汹的动乱席卷了中东和北非的部分国家，一系列动荡引发的政权更迭被西方世界称为“阿拉伯之春”。然而，阿拉伯之春所爆发的冲突并不仅仅是一件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了当前世界局势的一个风向标。在冲突爆发前，该地区经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果，但经济发展并没有给所有人尤其是普通民众带来多大的实惠，没有从根本上杜绝冲突的爆发。阿拉伯之春其实是世界范围内剧烈而又持久的武装冲突正逐步升级的一个缩影，许多地区都将卷入其中。21世纪武装冲突的形式以及作用的环境将与20世纪有着本质的区别。
1、“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初
阿拉伯之春在爆发后，迅速蔓延，从一国扩散到另一国，北非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未能幸免。出现动乱的国家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包括大规模的民众游行、非暴力的抗议行为、国家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人、在主要城市的中心广场上所发生的各种暴力冲突等。当然，这些被暴力感染的国家也呈现出一些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抗议者的诉求不尽相同，有的只是要求政府改善国民经济，而有些则要求推翻现有的政权，因而暴力的发生程度也就各有差别。
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基本没有发生致命的暴力冲突；在巴林、埃及、突尼斯和也门，冲突就要严重得多；暴力发生最为严重的是利比亚和叙利亚。
在爆发冲突时，关于外部势力是否应该介入这一问题上，国际社会存在分歧，所采取的行动也各有不同。西方大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最初是支持埃及和突尼斯的当权者，但伴随局势的逆转，他们旋即改变了立场。在利比亚问题上，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下，西方国家积极而迅速地采取了行动，以北约为主导，使用武力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在叙利亚问题上，由于中俄两国的反对，西方国家未能展开有效制裁。在一系列冲突中，很少有通过第三方干预而得到和平解决的，只有也门是通过谈判而中止了内战。
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头一年，产生了深远而又复杂的影响。其中，既有政权的更迭，也充斥了血腥的冲突。但不管怎样，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而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2、非洲之角所发生的有组织暴力
过去数十年来，非洲之角始终陷于有组织暴力的漩涡之中，被卷入的国家包括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索马里。2001～2010年，上述国家都经历了国家间的战争、非政府冲突或是国内的动乱，其中非政府冲突最为普遍。据统计，2001～2010年，该地区总共发生了77起非政府武装冲突行为，占到了同一时期全球非政府冲突总数的35％，国家间的战争只有5次，国内的动乱则发生了6次。
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还不断卷入到邻国的军事冲突中去。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曾经派出军队为正在与激进伊斯兰组织青年党作战的索马里过渡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而前者却得到了厄立特里亚的援助。
3、2001～2010年来有组织暴力事件的各种形式
在过去几年出版的年鉴中，常常运用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冲突数据库对暴力所下的定义，即暴力是一种“主要武装冲突”。今天，为了对概念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将有组织暴力进一步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国家为行为体的战争，二是非政府冲突，三是国内暴乱。
2001～2010年，全球各地总共发生了69起战争，221起非政府冲突，以及127起国内暴乱。综上所述，全球共计发生了超过400起暴力事件，而因此导致的遇难人数则更加触目惊心，在某些年份，几乎每一起暴力事件都导致至少25人死亡。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过去的10年中，有组织暴力事件发生的频率还是变小了，尽管暴力事件发生的次数并没有出现明显地减少。此外，如果参照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岁月，我们发现类似的灾难并未重演，这或许也预示着，从长远来看，有组织暴力行为发生的次数是在减少的。
三、维和行动和冲突管理
在过去的2011年，对维和行动而言，是充满争议的一年。一方面，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维和使命后，无论是人员部署的数量还是维和行动的次数，都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维和的经费开销也日益上涨。至2010年，维和行动的发生次数以及发生规模都已大大超过从前，但维和行动本身似乎也陷入到一种停滞的状态之中，重装备的运用以及多国参加的行动方式似乎都达到了一个顶点。另一方面，2011年以来，国际社会对于维和行动使命的认识开始发生了转变，对平民的责任与保护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科特迪瓦、利比亚和叙利亚发生暴乱之后，国际社会将有关理念转化成了切实行动。
以下三点因素或许可以解释近年来维和行动出现的新变化。首先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军事力量的超负荷运转。由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介入到越来越多的地区争端和冲突之中，使得它们很难再动员更多的国家向外投送力量，对外干涉的军事装备也严重不足。尽管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大国正在崛起，它们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去，但显然还未能填补维和行动的力量不足。其次，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许多国家不得不大幅削减财政预算，这就必然导致军费开支的减少，进而波及这些国家在联合国的作用发挥，不得不从原来的维和行动框架中抽出身来，这就对维和行动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再次，近年来维和行动在运作过程中不断面临新挑战，在越来越多的开放式议程下，维和行动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的更多参与。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开始反思维和行动一直以来对军事手段的过度依赖，因为在今天，军事干涉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1、全球态势
2011年，全球范围内总共开展了52次维和行动，数目与2010年持平，也是自2002年以来维和行动开展得最少的年份之一，反映了维和行动总数在逐渐下降，这一趋势自2009年就逐渐呈现。然而，2011年维和行动参与的人员数目却是近年来排名第二的一年，总计达到26129人次，只比参与人数最多的2010年少了700人。
其中，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20起，仍然是国际社会部署维和行动的主要机构。在人员部署数目方面，北约连续三年都成为维和行动人员输出最多的国际组织，总共有137463人次参与到北约主导的维和行动中去，参与的主要方向是在阿富汗执行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项目。
2、维和行动的新形式
2011年，维和行动的开展方式也出现了创新，出现了4种全新的形式，南苏丹出现了两种，利比亚和叙利亚各出现一种。
南苏丹的独立使得联合国在苏丹的维和行动出现了重大变化。在大多数苏丹人民同意一分为二之后，联合国在苏丹原有的维和行动在2011年7月不得不宣告结束。安理会将维和部队重新部署到南苏丹与北苏丹的交界地区，以继续发挥维和使命。
尽管北约主导的针对利比亚的“联合保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超越了传统维和行动的界限，但也不能因此否认此举对维和行动今后的发展演变带来的重大意义。这次行动把对平民的保护和责任贯穿于行动的全过程，并且在安理会得到了一致认可，没有一个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行动第一次把对平民的保护上升到更高的层面。当然，利比亚行动在结束之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争议。
2011年末，阿拉伯国家联盟首次尝试部署维和行动，即驻叙利亚阿拉伯联盟观察行动。但此次维和行动部署未充分发挥作用，没有改变叙利亚国内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及流血事件，维和行动很快在争议和反对之声中被淹没。
3、地区发展
在过去的一年，维和行动发生地点最集中的是非洲。非洲的维和行动主要集中在非盟在索马里的联合行动以及联合国在科特迪瓦的临时维和行动部署，后者主要目的是逮捕独裁者洛朗·巴博。在亚太地区，联合国在尼泊尔部署的维和行动已经在1月份顺利结束。在阿富汗和东帝汶的维和部署也呈现减少的趋势，国际社会正逐渐从当地撤出军事力量。
四、全球军费开支
2011年，全球军事开支未保持增长的态势，这也是自1998年以来第一次出现回落。2011年全球军事开支总额达到1.738万亿美元，占到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开支为249美元。如果考虑到通胀等因素，相比于2010年而言，军事开支并未发生多大变化。然而，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全球军事开支已经达到了峰顶，今后增长的可能性仍旧存在。
造成2011年全球军事开支增长停滞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和国际经济危机，这导致了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得不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军事支出预算不得不被大幅削减。
1、欧洲军费开支缩减带来的影响
尤其在西欧和中欧国家，政府不得不采取更加紧缩的政策，军事开支被大幅削减。在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社会失业率大幅攀升，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而援助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些受援助国要大幅削减财政赤字。
军事开支的下降还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对跨大西洋两岸的实力均衡造成了深远影响，欧洲国家在军事事务中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当然，这也为欧洲各国在军事上的再次合作提供了契机，只有相互协作，才能在保持战斗力的同时又能减少开销。
美国政府及国会已经着手采取行动来减少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但美国的政策实施还没有对军事开支造成直接的影响。2011年的美国财政预算比原先预期要有所减少，主要源于美国在军事上的实际支出有所下降。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军事开支长期的高速增长将逐渐趋于停滞。这与美国在伊拉克战事的告终以及在阿富汗的逐渐撤出有关。财政赤字的削减对减少军事开支提出了客观要求。
2、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经济代价
在过去的10年，主导国际安全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及影响很多国家军事开支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美国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后所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美国在受到袭击后，选择用武力加以还击，具体的行为包括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单军事上就花费了1.2万亿美元的巨额军费，整个反恐战争所牵涉的其他花费累计可能超过4万亿美元。这些计算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因为还没有将参与反恐战争的其他国家的花销统计进来。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还给所在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包括军事开销，资本和商业的破坏，当地经济活动的毁灭，人员伤亡以及教育的缺失，国外投资和旅游业的损失等等。当前，对战争造成的破坏还很难作出完全的评估。
3、非洲的军事开支
2011年，非洲是全球范围内军事开支增长最为迅猛的地区，增速达到8.6％。这其中有44％的增长都是阿尔及利亚贡献的，该国已经成为非洲大陆军事支出第一大国。阿尔及利亚的军事开支之所以大幅增加，是与该国源源不断的石油出口分不开的，该国还存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从而为该国军事开销的增长提供了合法的理由。事实上，阿尔及利亚在地区中正试图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才是军事开支大幅上升的真正原因。
尼日利亚军事开支的增加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注意，该地区始终活跃着博科圣地组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导致国内局势陷入动荡。与此同时，尼日利亚石油收入的不断增加也为该国军事开销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在考虑军事开支时，经济因素始终不能被忽视。
原文标题：Armaments,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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