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_历史人物评价论文

中国古代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_历史人物评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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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5-0179-04

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就人物 评价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彰显着历史人物评价方法论上的明显进步——思维 更活跃了,视域更宽广了,理论意识也更强了。但是,另一方面,笔者也明显感受到学 术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法上的某种理论困惑:一是对什么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缺 乏清楚的阐释,没有从根本上回答评价历史人物究竟该从何入手,怎样才能真实地判定 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地位;二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继承创新认识不够,无论是对传统 评价方法的整理发掘还是推陈出新,学术界都略显冷清,从而影响了人物评价方法的理 论深入;三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所冷落,尤其是冷落了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 分析方法。所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样一个老问题仍在困扰着学术界。如何摆脱这一 困扰,许多学人都在积极地思索。由此,笔者从丰厚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产生联想, 希望从古代史学家那里找到解释问题的某种借鉴。

一、基本方法:知人论世

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对此,孟 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 万章下》)孟子此说,可视为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其含义就是在对 历史人物作一个基本了解时,要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衡量,在立足于事实真相的 基础上进行评价。从今天来看,孟子提出的这一方法论原理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唯物史 观认为,必须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个人的历史活动在本质上是由 时代的物质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列宁也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P512) 中国古代思想家当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朴素地认识到了全面了解历史 人物(知人)和联系历史人物活动背景(论世)来审视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不能不让人佩服 其认识的深邃。在理论阐释上,中国古代有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从正反两方面间接地论 述了怎样“知人论世”。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治史均要“探赜索隐,致远钩深 ”,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妄生穿凿”、“强为其说”的误端[4](《鉴识》《探赜》)。 清代史家章学诚更具体地讲明了知人论世的路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 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5](《文德》)瞿林东对此 评价道,章学诚这里虽然讲的是论“文”,其实同论“人”是一致的。其主旨一是要知 “古人之世”,二是要知“古人之身处”[6]。即首先要知,然后才谈得上正确的评价 。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所在。

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仅仅是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方法,很多时候也确实是按知 人论世来处理的。例如,宋人洪迈对韩信、周瑜有过一个评价:“世言韩信伐赵,赵广 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 ,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 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 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 也。”“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7](卷5)洪迈在 此批评了那种“不善观人”从而“不知人”的历史假说,认为韩信和周瑜作为古代名将 ,对重大战役定会有周密的思考和安排,定会根据敌方和己方情况拟出克敌制胜之策, 而绝不会将胜利建筑在那种侥幸之上,“不然,何以为信、瑜”。在这种“知人”的基 础上再进行评价,结论自然较为允当。又如,唐人魏徵对隋朝之“世”也有一基本分析 :“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8](《高祖纪》)结合魏徵分析的这个“世”来评价隋文帝、隋炀帝,结论自然也会 中肯一些,断不致将隋亡的责任全扣在隋炀帝头上。所以,知人论世是古人评价历史人 物的基本方法。由此不难理解,一部二十四史,为何许多历史人物鲜活生动,且真实可 信,这与多数古代史家坚持这一基本的评价方法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古代史家在以“知人论世”这一基本方法作指导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 。适乎时,因乎势,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按王夫之的话来说,是“因其时,度 其势;察其心,穷其效”[9](卷末·叙论二)。即根据历史人物时代背景和处境形势, 综合考察其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其中,“时”和“势”是前提与基础。“时”在古代 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时代、时机、机遇,有时也指趋势;“势”在古代 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形势。古代史家对“时”和“势”非常重视 ,主要用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以柳宗元、范祖禹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解释 为例。柳宗元认为,封建“非圣人也,势也”[10](《封建论》);范祖禹认为,“三代 封国,后世郡县,时也”[11](卷2),分别说明了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不是人 为的产物,而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古代史家多 认为,“时”与“势”或者制约和影响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或者给历史人物以条件和 机遇。因此,他们很在意对“时”、“势”的把握,以“设身于古之时势”[9](《叙论 三》)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在这方面,赵翼和章学诚可以说深谙此道。赵翼在讲到 陈寿《三国志·魏书》为司马氏回护、范晔《后汉书》则直书其事一事时评说:“虽陈 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指范晔——引者注)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 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12](《<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同样的史学名家 ,一个可以据事直书,另一个却“不能无所讳”,关键在于“因其所值之时不同”。对 此,章学诚深表赞同。他对类似情形发表了相同的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 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 目》又起而正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当然不是 。章学诚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 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5](《文德》)明确说明了“古人之世”和“ 古人之身处”之不同,故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写法;推而广之,也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行为 和历史表现。

像这种结合“时”、“势”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在古代史家那里是较为普遍的。 司马迁评价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13](P2386),就结合了“时”来评价。《 隋书》在论及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不遇其时,焉能至 于此也”[8](卷64),也是结合了“时”来进行评价的。王夫之论及西汉宰相曹参因萧 何之法而治的情况时说,“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9](《惠帝》),仍然 是结合了“时”来评价的。所以,适乎时,因乎势,是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具体方 法。

二、权衡功过:略小存大

评价历史人物,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功过是非认定,特别是涉及对历史人物整个一 生的性质判定时尤其如此。古代史家的基本做法是:略小存大。即主要针对历史人物的 大节、大处进行评价。这一做法,实际上源于古人惯有的一种举其大端的辩证思维方式 ,即撇开纷繁或枝蔓,突出主体。

孔子的弟子有子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 学而》)即在人生琐事中,突出“君子务本”这样一个大端来。管子说:“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15](《治国》)这是在治国方略中突出 “富民”方略作为大端。汉代学者王符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 善于离本而饰末。”[16](《务本》)此为管子思想的发展,将“抑末务本”视为治国之 “大体”。反之,遇事而不能举其大端,抓不住主要之点,则会被批评为“漫羡而无所 归心”[17](《艺文志》)。因此,“举其大端”构成中国古人辩证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 。

具体到治史以及历史人物评价上,“举其大端”这一特点就外化为略小存大的评价方 法。朱熹明确指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8](《读书法》下) 此虽言读史,实际和评论历史与历史人物相通。何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或许朱熹有着自己具体的解释,但其主要意思不外乎是关注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历史人 物的主要方面。这种主要方面,古代史家的视角一般指向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之大事,指向于“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9](《光武》)的大体;或者按西 晋史家张辅的话来说,指向于“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的“人道之常”[19](《张 辅传》)。这种涉及大事、大体或“人道之常”的行为,就是一个人的大处、大节,它 往往反映一个人的本质,也易对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故为古代史家的主要关注点。在这 方面,孔子堪称表率。

孔子曾对许多历史人物有过评价,但对管仲的评价最能体现他着眼于历史人物大处的 评价观和方法论思想。在孔子眼里,管仲小器,不知节俭,不懂礼,但其大处是功业巨 大,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所以,当子路和子贡分别对管仲的道德品性(仁)提出质询 时,一向对道德品性要求极为严格的孔子作了如是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14](《宪问》)从大处毫不含糊地对管仲给予了充分肯定。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评价历史人物也是这样的态度。他在评价唐末农民起义军将 领张全义时,并没有沿袭传统社会不分黑白一味诋毁农民起义的做法,而是着眼于历史 人物对社会所作贡献这个大处进行。他说:“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 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 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20](《田赋考三》)如此评价,让人 一下就能感知该历史人物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无论从保存历史真实而言,还是从以 史鉴世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

以这样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举出很多,如司马迁对陈 胜、项羽等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价等都是如此,可以说它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 优良传统。

三、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大凡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自然免不了道德评价这一环节,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 着崇尚礼仪、追求人格至臻至善古老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如孔子在评价泰伯时说:“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4](《泰伯》)这就是一种 道德评价。道德评价在史学评价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史以经世、史以鉴后的重 要组成部分。所以,各种中国古代史书中有关道德评价之处非常之多。翻开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其中的人物评价就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道德评价。如他对北周武帝获胜后仍 尚简一事评论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21](卷17 )这就纯属道德评价了。他对北周武帝尚简的品质给予赞美,意在于“鉴后”。

对历史人物给予必要的道德评价固然重要,但也容易带来不少问题,因为评价者进行 道德评价时,往往依据的是他所信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还带有伴随这种道德观与价值 观的感情因素和情绪体验,因而易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评价。刘知幾在《史通·探赜》中列举了几种在评价史书时容易出现的误区,在《曲笔》中列举了“舞词”、“臆说”、“不直”、“谀言”等现象。刘知幾谈的虽是史书评论,其实评价历史人物也是一样的,也极易出现上述主观随意性问题。为了克服这类问题,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是将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相结合,并加以区别对待;或者是道德评价服从于历史评价。这里所说的历史评价,主要指给予历史人物以符合历史实际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亦即实事求是的评价。古代史家在具体评价时,一般有这样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品性突出,或是只有道德品性突出的情况,则按略小存大的方法,主要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如孔子对泰伯的评价、司马光对北周武帝的评价就是如此。第二种是历史人物道德品性不突出,而其他方面的历史表现很显著,则根据 “时”、“势”仅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如司马迁对陈胜的评价,就仅抓住“由涉 首事也”[13](《陈涉世家》)来进行评价。第三种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品性突出,其他历 史表现也突出;或者其道德品性与其历史表现有抵牾之处。对这类情况的处理,一般是 道德评价服从历史评价。如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认为管仲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巨大,让 许多人深受其惠,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肯定,甚至认为管仲建功立业也体现了他的道德 品性(“如其仁”)。或者是褒贬共存,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并举。如赵翼对武则天的评 价,一方面指责武则天“古来无道之君、好杀者……皆未有如唐武后之忍者也”[12]( 《武后之忍》),另一方面则指出“其纳谏之人,亦自有不可及者……不可谓非女中英 主也”[12](《武后纳谏知人》),使人感受到对武则天评价上的实事求是。

正确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不仅要处理好道德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得处理好主体 与客体的其他关系。从古代史家的散论和评价实践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古代史家对搞 好历史评价其实还有“诠核得中”和“察其始终”两项要求。

所谓“诠核得中”[4](《鉴识》),就是要追求真实、准确。这里所说的“真实”,主 要是提倡一种精神,即恪守史家如实直书、“书法无隐”的职责,像春秋时期的良史— —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兄弟那样,即使遭遇生命之灾,也不苟且阿容,仍然如实记 载和评价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准确”,主要是讲求方法和态度的正确——在史料搜 寻和事实分析上,要力求做到“探赜索隐,致远钩深”[4](《鉴识》);在主客体关系 问题上,要尊重事实,历史地、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其表现,不偏激 、不阿谀、不隐讳、不党同伐异、不以一己好恶来审视历史人物,一如章学诚所说:“ 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5](《史德》)

所谓“察其始终”,即从整体角度,贯通地对历史人物予以评价。整体性思维也是我 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讲求时空上的横涉和纵通(横涉指寻求“究天人之际”, 纵通指寻求“通古今之变”)。通过纵横的探索来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这种 思维方式渗入到历史人物评价中,即通过总体考察来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朱熹有 一段话,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 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 紧要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18] (《力行》)所谓“先看他大规模”,就是先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进行审视,然后再作具 体分析,得出结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采用这一评价方法。秦始皇是历史上有 名的暴君,对其暴行,司马迁借贾谊的评析毫不隐讳予以了揭示:“秦王怀贪鄙之心, 行奋勇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 义,以暴虐为天下始。”[13](P286)但从历史发展整体审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疆 辟土,建章立制等巨大功业以及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上考虑,司马迁又对其作了充分肯定 ,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俗变 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 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13](P686)明确说明秦始皇“成功大”,嘲笑秦始皇者 是“不察其始终”即未作整体考察之缘故。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对五代时的权相冯道的评 价,也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方法。冯道在五代时期历仕几个皇朝,且一直身居高位,这在 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和深受理学影响的正统论学者看来,自然是气节有亏、道德品行有问 题,因而都对其大加挞伐。但赵翼从冯道一生的情况考察,从冯道所处的整个社会背景 考察,发现冯道在当时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尽自己所能维护社会稳 定,协调民族纷争,保护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功的,故对其作了充分肯 定——“至于历仕数姓,有玷臣节,则五代之仕宦者,皆习见以为固然,无足怪”[12] (《张全义、冯道》)。这样,既给予了冯道这一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又还了历史的 本来面目。

收稿日期:200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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