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历史人物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评价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5-0179-04
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近二十年来，不少学者就人物 评价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彰显着历史人物评价方法论上的明显进步——思维 更活跃了，视域更宽广了，理论意识也更强了。但是，另一方面，笔者也明显感受到学 术界在历史人物评价方法上的某种理论困惑：一是对什么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缺 乏清楚的阐释，没有从根本上回答评价历史人物究竟该从何入手，怎样才能真实地判定 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地位；二是对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继承创新认识不够，无论是对传统 评价方法的整理发掘还是推陈出新，学术界都略显冷清，从而影响了人物评价方法的理 论深入；三是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有所冷落，尤其是冷落了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 分析方法。所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样一个老问题仍在困扰着学术界。如何摆脱这一 困扰，许多学人都在积极地思索。由此，笔者从丰厚的中国古代史学遗产中产生联想， 希望从古代史学家那里找到解释问题的某种借鉴。
一、基本方法：知人论世
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知人论世”。对此，孟 子说过一段著名的话：“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 万章下》)孟子此说，可视为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的方法论原理。其含义就是在对 历史人物作一个基本了解时，要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衡量，在立足于事实真相的 基础上进行评价。从今天来看，孟子提出的这一方法论原理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唯物史 观认为，必须历史地、发展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个人的历史活动在本质上是由 时代的物质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 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5)列宁也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P512) 中国古代思想家当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朴素地认识到了全面了解历史 人物(知人)和联系历史人物活动背景(论世)来审视历史人物的重要性，不能不让人佩服 其认识的深邃。在理论阐释上，中国古代有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从正反两方面间接地论 述了怎样“知人论世”。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治史均要“探赜索隐，致远钩深 ”，否则就有可能产生“妄生穿凿”、“强为其说”的误端[4](《鉴识》《探赜》)。 清代史家章学诚更具体地讲明了知人论世的路径：“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 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5](《文德》)瞿林东对此 评价道，章学诚这里虽然讲的是论“文”，其实同论“人”是一致的。其主旨一是要知 “古人之世”，二是要知“古人之身处”[6]。即首先要知，然后才谈得上正确的评价 。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关键所在。
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仅仅是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方法，很多时候也确实是按知 人论世来处理的。例如，宋人洪迈对韩信、周瑜有过一个评价：“世言韩信伐赵，赵广 武君请以奇兵塞井陉口，绝其粮道，成安君不听。信使间人窥知其不用广武君策，还报 ，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胜赵。使广武计行，信且成禽，信盖自言之矣。周瑜拒曹 公于赤壁，部将黄盖献火攻之策，会东南风急，悉烧操船，军遂败。使天无大风，黄盖 不进计，则瑜未必胜。是二说者，皆不善观人者也。”“正使井陉不得进，必有他奇策 也。”“正使无火攻之说，其必有以制胜矣。不然，何以为信、瑜?”[7](卷5)洪迈在 此批评了那种“不善观人”从而“不知人”的历史假说，认为韩信和周瑜作为古代名将 ，对重大战役定会有周密的思考和安排，定会根据敌方和己方情况拟出克敌制胜之策， 而绝不会将胜利建筑在那种侥幸之上，“不然，何以为信、瑜”。在这种“知人”的基 础上再进行评价，结论自然较为允当。又如，唐人魏徵对隋朝之“世”也有一基本分析 ：“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 ”[8](《高祖纪》)结合魏徵分析的这个“世”来评价隋文帝、隋炀帝，结论自然也会 中肯一些，断不致将隋亡的责任全扣在隋炀帝头上。所以，知人论世是古人评价历史人 物的基本方法。由此不难理解，一部二十四史，为何许多历史人物鲜活生动，且真实可 信，这与多数古代史家坚持这一基本的评价方法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古代史家在以“知人论世”这一基本方法作指导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 。适乎时，因乎势，就是对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按王夫之的话来说，是“因其时，度 其势；察其心，穷其效”[9](卷末·叙论二)。即根据历史人物时代背景和处境形势， 综合考察其思想动机和行为效果。其中，“时”和“势”是前提与基础。“时”在古代 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时代、时机、机遇，有时也指趋势；“势”在古代 史家的观念中，一般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势、形势。古代史家对“时”和“势”非常重视 ，主要用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以柳宗元、范祖禹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解释 为例。柳宗元认为，封建“非圣人也，势也”[10](《封建论》)；范祖禹认为，“三代 封国，后世郡县，时也”[11](卷2)，分别说明了无论“封建”制还是郡县制都不是人 为的产物，而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上，古代史家多 认为，“时”与“势”或者制约和影响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或者给历史人物以条件和 机遇。因此，他们很在意对“时”、“势”的把握，以“设身于古之时势”[9](《叙论 三》)来审视历史和历史人物。在这方面，赵翼和章学诚可以说深谙此道。赵翼在讲到 陈寿《三国志·魏书》为司马氏回护、范晔《后汉书》则直书其事一事时评说：“虽陈 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指范晔——引者注)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 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12](《<后汉书>、<三国志>书法不同处》)同样的史学名家 ，一个可以据事直书，另一个却“不能无所讳”，关键在于“因其所值之时不同”。对 此，章学诚深表赞同。他对类似情形发表了相同的看法：“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 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 目》又起而正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当然不是 。章学诚指出：“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 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原注：此说前人已言)；诸 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5](《文德》)明确说明了“古人之世”和“ 古人之身处”之不同，故会有不同的观点和写法；推而广之，也就会有不同的历史行为 和历史表现。
像这种结合“时”、“势”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在古代史家那里是较为普遍的。 司马迁评价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13](P2386)，就结合了“时”来评价。《 隋书》在论及李圆通、来护儿等人在隋的统一战争中的功绩时说：“不遇其时，焉能至 于此也”[8](卷64)，也是结合了“时”来进行评价的。王夫之论及西汉宰相曹参因萧 何之法而治的情况时说，“非必其治也，唯其时之不得不因也”[9](《惠帝》)，仍然 是结合了“时”来评价的。所以，适乎时，因乎势，是古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具体方 法。
二、权衡功过：略小存大
评价历史人物，在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功过是非认定，特别是涉及对历史人物整个一 生的性质判定时尤其如此。古代史家的基本做法是：略小存大。即主要针对历史人物的 大节、大处进行评价。这一做法，实际上源于古人惯有的一种举其大端的辩证思维方式 ，即撇开纷繁或枝蔓，突出主体。
孔子的弟子有子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 学而》)即在人生琐事中，突出“君子务本”这样一个大端来。管子说：“凡治国之道 ，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15](《治国》)这是在治国方略中突出 “富民”方略作为大端。汉代学者王符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 善于离本而饰末。”[16](《务本》)此为管子思想的发展，将“抑末务本”视为治国之 “大体”。反之，遇事而不能举其大端，抓不住主要之点，则会被批评为“漫羡而无所 归心”[17](《艺文志》)。因此，“举其大端”构成中国古人辩证思维方式的一大特点 。
具体到治史以及历史人物评价上，“举其大端”这一特点就外化为略小存大的评价方 法。朱熹明确指出：“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18](《读书法》下) 此虽言读史，实际和评论历史与历史人物相通。何谓“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或许朱熹有着自己具体的解释，但其主要意思不外乎是关注历史的主要方面和历史人 物的主要方面。这种主要方面，古代史家的视角一般指向于“国家盛衰”、“生民休戚 ”之大事，指向于“经世之大略”、“得失之枢机”[9](《光武》)的大体；或者按西 晋史家张辅的话来说，指向于“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的“人道之常”[19](《张 辅传》)。这种涉及大事、大体或“人道之常”的行为，就是一个人的大处、大节，它 往往反映一个人的本质，也易对历史产生大的影响，故为古代史家的主要关注点。在这 方面，孔子堪称表率。
孔子曾对许多历史人物有过评价，但对管仲的评价最能体现他着眼于历史人物大处的 评价观和方法论思想。在孔子眼里，管仲小器，不知节俭，不懂礼，但其大处是功业巨 大，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所以，当子路和子贡分别对管仲的道德品性(仁)提出质询 时，一向对道德品性要求极为严格的孔子作了如是评价：“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 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14](《宪问》)从大处毫不含糊地对管仲给予了充分肯定。
宋末元初的史学家马端临评价历史人物也是这样的态度。他在评价唐末农民起义军将 领张全义时，并没有沿袭传统社会不分黑白一味诋毁农民起义的做法，而是着眼于历史 人物对社会所作贡献这个大处进行。他说：“唐末盗贼之乱，振古所未有，洛阳四战之 地，受祸尤酷。全义本出郡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画， 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20](《田赋考三》)如此评价，让人 一下就能感知该历史人物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这无论从保存历史真实而言，还是从以 史鉴世来说，都是非常有效的。
以这样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的例子，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以举出很多，如司马迁对陈 胜、项羽等的评价，赵翼对武则天的评价等都是如此，可以说它已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 优良传统。
三、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
大凡对历史人物作出评价，自然免不了道德评价这一环节，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 着崇尚礼仪、追求人格至臻至善古老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如孔子在评价泰伯时说：“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14](《泰伯》)这就是一种 道德评价。道德评价在史学评价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史以经世、史以鉴后的重 要组成部分。所以，各种中国古代史书中有关道德评价之处非常之多。翻开司马光的《 资治通鉴》，其中的人物评价就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道德评价。如他对北周武帝获胜后仍 尚简一事评论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21](卷17 )这就纯属道德评价了。他对北周武帝尚简的品质给予赞美，意在于“鉴后”。
对历史人物给予必要的道德评价固然重要，但也容易带来不少问题，因为评价者进行 道德评价时，往往依据的是他所信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还带有伴随这种道德观与价值 观的感情因素和情绪体验，因而易出现背离事实真相的评价。刘知幾在《史通·探赜》中列举了几种在评价史书时容易出现的误区，在《曲笔》中列举了“舞词”、“臆说”、“不直”、“谀言”等现象。刘知幾谈的虽是史书评论，其实评价历史人物也是一样的，也极易出现上述主观随意性问题。为了克服这类问题，古代史家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是将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相结合，并加以区别对待；或者是道德评价服从于历史评价。这里所说的历史评价，主要指给予历史人物以符合历史实际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亦即实事求是的评价。古代史家在具体评价时，一般有这样三种处理方式：第一种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品性突出，或是只有道德品性突出的情况，则按略小存大的方法，主要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价。如孔子对泰伯的评价、司马光对北周武帝的评价就是如此。第二种是历史人物道德品性不突出，而其他方面的历史表现很显著，则根据 “时”、“势”仅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如司马迁对陈胜的评价，就仅抓住“由涉 首事也”[13](《陈涉世家》)来进行评价。第三种是历史人物的道德品性突出，其他历 史表现也突出；或者其道德品性与其历史表现有抵牾之处。对这类情况的处理，一般是 道德评价服从历史评价。如孔子对管仲的评价，认为管仲对社会对历史的贡献巨大，让 许多人深受其惠，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肯定，甚至认为管仲建功立业也体现了他的道德 品性(“如其仁”)。或者是褒贬共存，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并举。如赵翼对武则天的评 价，一方面指责武则天“古来无道之君、好杀者……皆未有如唐武后之忍者也”[12]( 《武后之忍》)，另一方面则指出“其纳谏之人，亦自有不可及者……不可谓非女中英 主也”[12](《武后纳谏知人》)，使人感受到对武则天评价上的实事求是。
正确对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评价，不仅要处理好道德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得处理好主体 与客体的其他关系。从古代史家的散论和评价实践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古代史家对搞 好历史评价其实还有“诠核得中”和“察其始终”两项要求。
所谓“诠核得中”[4](《鉴识》)，就是要追求真实、准确。这里所说的“真实”，主 要是提倡一种精神，即恪守史家如实直书、“书法无隐”的职责，像春秋时期的良史— —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兄弟那样，即使遭遇生命之灾，也不苟且阿容，仍然如实记 载和评价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准确”，主要是讲求方法和态度的正确——在史料搜 寻和事实分析上，要力求做到“探赜索隐，致远钩深”[4](《鉴识》)；在主客体关系 问题上，要尊重事实，历史地、客观公正地看待不同时期的历史人物及其表现，不偏激 、不阿谀、不隐讳、不党同伐异、不以一己好恶来审视历史人物，一如章学诚所说：“ 尽其天而不益于人也。”[5](《史德》)
所谓“察其始终”，即从整体角度，贯通地对历史人物予以评价。整体性思维也是我 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讲求时空上的横涉和纵通(横涉指寻求“究天人之际”， 纵通指寻求“通古今之变”)。通过纵横的探索来正确把握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这种 思维方式渗入到历史人物评价中，即通过总体考察来论定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朱熹有 一段话，形象地道出了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 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 紧要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18] (《力行》)所谓“先看他大规模”，就是先从总体上对历史人物进行审视，然后再作具 体分析，得出结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评价也是采用这一评价方法。秦始皇是历史上有 名的暴君，对其暴行，司马迁借贾谊的评析毫不隐讳予以了揭示：“秦王怀贪鄙之心， 行奋勇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 义，以暴虐为天下始。”[13](P286)但从历史发展整体审视，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疆 辟土，建章立制等巨大功业以及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上考虑，司马迁又对其作了充分肯定 ，认为“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俗变 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 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13](P686)明确说明秦始皇“成功大”，嘲笑秦始皇者 是“不察其始终”即未作整体考察之缘故。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对五代时的权相冯道的评 价，也采用了同样的评价方法。冯道在五代时期历仕几个皇朝，且一直身居高位，这在 封建皇朝的统治者和深受理学影响的正统论学者看来，自然是气节有亏、道德品行有问 题，因而都对其大加挞伐。但赵翼从冯道一生的情况考察，从冯道所处的整个社会背景 考察，发现冯道在当时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尽自己所能维护社会稳 定，协调民族纷争，保护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功的，故对其作了充分肯 定——“至于历仕数姓，有玷臣节，则五代之仕宦者，皆习见以为固然，无足怪”[12] (《张全义、冯道》)。这样，既给予了冯道这一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又还了历史的 本来面目。
收稿日期：2004-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