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安提戈涅带回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带回家论文,安提戈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她做了一个无法恰当定位的标记……”
——卡罗尔·雅各布斯(Carol Jacobs)
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Antigone)的读者中，有一些人把剧中的女主人公当做抵抗暴权的代表，道德行为的模范。另一些读者则把她看做极限情况的例子——社区的极限，可理解的极限，甚至人类的极限。这其中的许多解读都依赖于，至少部分地依赖于，对安提戈涅和其家(home)之关系的探讨：她生活于其中的庭院(house)以及与之相联的关注，尤其是她对她的家庭的关心和责任。黑格尔的解读以剧中一种根本冲突为依据——一方面是家和家庭(
)，另一方面则是城邦和更普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
)——并把安提戈涅完全置于家和家庭一边。①此以后，各类作者便游走于黑格尔所提出的问题圈子中。这些问题涉及到安提戈涅和家庭、众神及社区之间关系的性质，还涉及到，在所有这些当中，她在哪儿才是在家。这个问题依然引人入胜，部分原因在于她的“家”实际上是非常难以定位的。在她和家及家庭这两个观念本身之间，还有或许更为根本的，在她和归属(belonging)及合适(properness)这两个观念之间，关系的错综复杂性会抵制任何归类的企图，因此要论证安提戈涅仅仅而且纯粹地代表了家庭()这个侧面，实为一个挑战。
要解决这个困难，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是反向的方法，就是通过Unheimliche(通常译为“不可思议的”，但它来源于Heim，“home”)这个概念。与unheimlich[诡异的，奇怪的，令人不安的]一词相关的意义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heimlich[秘密的，鬼鬼祟祟的，隐秘的]一词共享的，尽管后者看起来像是前者的反面，而且实际上，后者最初是和heimisch[家一样的，家庭的，与家庭有关的]一词意思相同，这种历史联系在heimlich和heimisch两词自身的近乎同一性上依然可见。②Unheimliche的概念因此暗示着，属于家的事物有奇怪或不合适之处，同时，属于家之外的东西则有像家里似的或“像家一样的”(homely)特点。③我想要论证的是，要理解安提戈涅与其家的关系，最好的方式是把它看作unheimlich的，因为这样就会兼顾到一种可能性，即她可以最强烈地声称属于家庭()，同时关于这种归属又具有最彻底的不确定性。
一般情况下，我将在本文中有意交换使用“home”和“”这两个词语，尽管实际上它们并没有精确的同等的意义范围。我首先要考查的正是安提戈涅与其——她的家庭和居所，以及与这些相连的责任——的关系；但同时，我总是牢记，“家”有更广泛的含义，可以打开安提戈涅与其的关系以及她“合适位置”的广义问题。正是基于此类问题，海德格尔对于安提戈涅的读解具有了独特的价值。海德格尔在1942年的讲座课《荷尔德林赞美诗〈伊斯特河〉》(H
lderlin’s Hymn“The Ister”)上，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用于对索福克勒斯的这个剧本的讨论，依据的便是Unheimliche。他论证说，安提戈涅是一切生灵之中最“无家感的”(unheimisch)和最“奇怪的”(unheimlich)，并因此在本质上是最具人性的。然而，在Unheimliche概念上的(无)家感((un)homeliness)和最直接意义上的之间有显著的距离，而且在海德格尔关于Unheimliche的概念和安提戈涅与其的关系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尚不足以确定。因为尽管海德格尔对前者的精心阐述提供了将后者理论化的一条有用的方法，他自己的解读却从来都不是这样来思考的；实际上，安提戈涅与其家和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的讨论中几乎没有得以正式提出。
但是我将在本文指出，海德格尔的分析受制于一个事实，即他的分析没有明确地谈到那些涉及作为争论场所的的问题，并因此无法理解剧中安提戈涅与其关系之“在家”性质——同时也是“不在家”(unheimlich)性质——的全面含义。海德格尔将Unheimliche作为探究安提戈涅的一个精妙有用的方式，尽管我将在本文讨论他的观点，我也将会论证，对这一问题的疏忽，正体现了他依据对于家的指向来对Unheimliche进行描述的特点，这种描述无视安提戈涅与其家关系的根本的不确定性，但它可以得到富于成效的再思考，依据的也是这种不确定性。
有观点认为，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而安提戈涅是为了前者而行动的，这一点好像直接在剧中得到了表达。当安提戈涅解释说，她打算不顾克瑞翁的律令而去埋葬波吕尼克斯的时候，她的妹妹伊斯墨涅问道：
正如马克·格里菲思(Mark Griffith)所注意到的，克瑞翁的宣告是“通常由男人在会场等处向男人做出的，女人只能间接地得知”。因此伊斯墨涅“不知道”这个宣告并无特别奇怪之处；安提戈涅已经听说它倒是令人惊奇。⑥这样，尽管安提戈涅在此是出于她的家庭责任而说话，但是，为此她走出了她的的实体空间，而这个居所本应是一个未婚少女所在的地方。这一点引人注目，部分原因是在于，通常情况下，空间的性别化，和它较难以触摸的关注的性别化无法分离开来。如罗杰·朱斯特(Roger Just)所指出的，尽管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妇女可能会定期出门并走进公共场所，然而这种举动还是发生在“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之中，据此，女性是应该隐退的”，而且按照这种意识形态，重要的是维持在“妇女的家庭世界[和]男人的公众世界”之间清晰的区别。⑦当然，悲剧的英雄世界未必是对古典时期雅典社会的直接的模仿性再现；总的来说，跟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相比，悲剧中的女性角色花在公众场合中的时间要多些，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只不过是出于悲剧舞台的惯例和必需。但是，这种“舞台在场”的背景，一定是把户内标记为妇女的合适领域的行为规范；的确，内在于这一矛盾中的张力，常常是悲剧女主人公的复杂性格所必不可少的。⑧
这种张力正是《安提戈涅》一剧开场的特点。不止一个读者论证说，姐妹俩在开场中的位置应该被读解为违犯性的，正如伊丝特琳(P.E.Easterling)所指出的(尽管她一般会对这一观点，即悲剧中妇女在公共场所的在场总是破坏性的，做出审慎的回应)，安提戈涅把伊斯墨涅唤到庭院之外，“对观众席中的许多人来说，对妇女合适举止的观念构成挑战”⑨。在本剧一开始，安提戈涅就已经被置换(displaced)在外了，真正地“不在家”(unhomely)，而她理应是身居在内的。在这个开场中，她作为女性，却身在门限的错误一面，这一位置对于她即将要做的事情也同样是关键的。实际上，就安提戈涅而言，存在着一个对门限的三重违犯，在她的违犯和她为波吕尼克斯而采取的行动的每一个关键方面，存在着一个三方链接：她必须跨过门限去听宣告，去宣布她违抗此宣告的计划，最后去施行埋葬行为本身。换句话说，安提戈涅的所作所为，和她与实体的家的相对位置分不开；她声称为尽到对兄长的(家庭)责任而采取的行动，与她对实体意义上的(家庭)的界限的违犯密切相关。
于是，从戏剧一开始，安提戈涅和其(家庭)的关系就是矛盾的；依据对家(及她对于它的责任)的界定，她对于它的要求既是忠诚的又是违抗的，随着戏剧的进展，这表现为一条核心争论。要解释她和家之间关系的这种明显的矛盾，一种方法是论证，只有在这个词的最表面的意义上，安提戈涅当前的居所才是她的，而她所忠于的却是她“真正的”，是她在血缘关系和宗教上的义务，她援引这些以证明自己埋葬兄长行为之合法性。从这个角度看，庭院的实体边界非但没有为安提戈涅的“合适的地方”定界，反而在她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途中充当了一块绊脚石(和克瑞翁相关，并因此和他的宣告以及他对的强调相关，但和却无本质关联)。实际上，在戏剧的大部分篇幅里，这种的实体方面和关系方面相分离的观点，隐约地成为安提戈涅自身论证的基础，尽管她从来没有把它放入这些术语的框架之中。
但是，如果说安提戈涅想要在她居住的庭院和主要依据家庭责任而被她认可为“真正的”之间做出清楚的区分，克瑞翁则似乎强调，她的的各不同方面必定是结合在一起的，从而暗示着，她对其中一个方面边界的违犯必定意味着她对所有方面的违犯。实际上，在安提戈涅和她实体之家的关系与她更广泛意义的反抗之间，克瑞翁假定了一个几乎是索引式的关系：他辩称，一旦跨过王宫的门槛，她就变成了彻底的反叛的人，其行为不只是在反抗他或(公共领域)的法律，同样也是在反抗她的家庭和众神。当合唱队指出，埋葬尸体是神的事，克瑞翁反驳说，众神不会赐荣誉给
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说，“克瑞翁……试图以市民友情的纽带来取代血缘关系。如果城邦就是家庭，如果我们唯一的家庭就是城邦，那么城邦—家庭的冲突就不会出现。”⑩在努斯鲍姆的解读中，克瑞翁性格中的缺陷恰恰就在这里，在于他不能承认这种可能性，即和ι都代表了单独的、合法的又彼此冲突的立场。
但是，尽管克瑞翁的观点有其局限性，他还是在与安提戈涅的对质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她与其成员的关系要比她所承认的更具有选择性。不管我们是否接受克瑞翁的主张，即她在向一个兄长表示尊敬的时候，却对另一个表示出了不敬，但安提戈涅至少极端地将自己区别于她最亲密的在世家庭成员——伊斯墨涅。在剧本的第一行，她曾用表达最强亲密关系的语词来称呼伊斯墨涅(“
[“伊斯墨涅，我的亲妹妹，/你我乃同根所生”，此为格林尼(Grene)的译文，虽未严格遵照原文，却捕捉住了其中过度强化的语气])。此外，作为她的舅父且明显为她唯一幸存的男性亲属，克瑞翁本人不仅是安提戈涅的一个成员，而且是其家长。(11)并且，恰恰由于他是她的舅父和她的国王，安提戈涅对克瑞翁命令的反抗必定也是对责任的拒绝，虽然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似乎都没有承认这一点。
实际上，甚至安提戈涅埋葬其兄长，这个她声称其为行动的如此关键的行为，都可以被解读为违抗：苏维诺—因伍德(Christiane Sourvinou-Inwood)指出，安提戈涅不应该为完成这件任务而承担责任，即使埋葬本身被证明是合法的；事实上，一般情况下，她甚至可能不会被允许这么做。(12)因为，尽管在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当中，妇女与哀悼有关是真实情况，苏维诺—因伍德指出，由于她们也和混乱有关，所以她们负责的仅仅是“死亡仪式的第一部分，支配它的是仪式的混乱和脏污”，而男人则负责埋葬本身，“这一部分将结束异常阶段并恢复秩序”(140)。与此相似，马克·格里菲思认为，安提戈涅的埋葬行为“可以说不但极具女性气质……而且还有惊人的男人气概”(13)。换言之，即使在她所宣称为责任的核心行动中，安提戈涅也能被解读为在进行与该责任相反的行动。
克瑞翁暗示的各不同方面不易分开，这可能有一定正确性。总之，安提戈涅关于完全出于对家庭的忠诚而行动的宣称，并不像她表达的那么直接有效。然而，克瑞翁看起来不仅要求安提戈涅的的统一性，他还指出，她的反抗只不过是其实体位置的一项功能，这一点从他所采取的方式上看是显而易见的，他试图通过把她遣回家内来重新获得对她的控制，并遏制她所造成的威胁。于是，在和安提戈涅对质的一开始，克瑞翁就指出，她抛头露面，在公众之前中吹嘘自己的行动，直接威胁到
从这一刻起，/今后她们应当乖乖地做女人，不准随便走动”(636—37)]。他暗示(虽然他把安提戈涅和伊斯墨涅一并对待的奇怪做法说明，其中有更为复杂的运作)，只需逆转安提戈涅的移动，把她放回到她适当的地方，她所代表的混乱和反抗的威胁就会结束。这个念头转而在他为安提戈涅选择的活着埋葬的惩罚上得到呼应和激化，这个惩罚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想要一劳永逸地把她放在合适地方的极端的(并且非常精确的)企图。
如果安提戈涅从某些方面来说，似乎忽视了她“合适的位置”在哪儿的问题，并且由于支持其他类型的责任而无视她与实体的家的关系，那么就存在另外一种意义，即像克瑞翁一样，她通过宣称自己真正的家干脆在别处而不是在宫中，从而把的两种意义糅合在了一起(并因此更直接地对他的指控进行了反击)。因为安提戈涅暗示，她不仅是在帮她的兄长到达冥界的家，而且她也属于那里。这首先表现在她把死者强调为那些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她“真正的”家人又是她“真正的”社区的人，这种强调或许可反驳她无视一些家庭成员而倾向于另一些的说法。在戏剧的第一场，安提戈涅就已经专注于她在冥界的位置：
[“我博得死者欢心的时间/比我须讨凡世之人欢喜的更长久/因为我将永远安息在那里”(86—88)]。在她和伊斯墨涅之后的争论中，当她拒绝让妹妹分担埋葬的责难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她区分两人的不同，依据的便是她于死者世界的归属：
[啊，永久的住所呀
在岩石中凿成，我就要到你那里
去加入我的亲人，那众多已死之人，
死后为冥后珀尔塞福涅接纳。(946—47)]
如果安提戈涅一开始是以一种似乎无视空间的方式呈现了她的责任，她对冥界之家的强调，则在某种意义上将这个问题重新空间化了，使得可以基于她对死者的责任，修正她的实体之家在何处的想法。于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安提戈涅的家位于何处，以及与此不可分开的，她的责任在哪儿的问题。
但是，随着她的处决的临近，这个问题在其两个方面都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因为，当安提戈涅最后一次被带走的时候，一丝疑虑潜进了她自己的话语之中，这关涉到她是否已经履行了对家庭的责任，以及相应地，是否可能在家庭那里找到合适的位置。她将会在死者中找到家的想法，在她的最后一场中，转化为她的死亡是婚姻替身的念头：“
(816)[“我的丈夫将会是地狱之主”(877)——字面意思是，“我将嫁给冥王”]。这在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她的家将会在下界的想法。但是，这一点没有按照与早一些的问题相同的方式提出来，也就是说，没有这样进行：凡间的婚姻无足轻重，所以会被与死神的真正婚姻所替代。恰恰相反，安提戈涅好像越来越被这种替代的不足所折磨。她哀叹失去了在人世间结婚成家的机会，而没有怎么感觉到，她在下界的境遇将会弥补这个损失：
(919)格林尼不是如此理解这个词语的唯一读者。实际上，利德尔(Liddell)和司各特(Scott)就以安提戈涅在850—852行的声明为例，从而把这个词定义为“与……共在一家的人”(14)。格里菲思(Griffith)在其关于本剧的版本里也倾向于这种解读，对上面同一行的注释是“[既非居住在活人之中的活人]，也非居住在尸体之中的尸体”(271)，对867—68行的注释则为“如你所见，我受着诅咒，尚未结婚，我现在要[回]到他们身边去，和他们住在一起”(273)。
这样解读的结果之一，是把这个词语的焦点从稳定居所这个核心意义，转换到根本的不稳定性、移动性和放逐的意义上去。很难相信，安提戈涅此处的评论应该根据这个词最狭窄的、准法律的定义来解读，虽然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一个并不“真正”归属于她本人所能找到的任何地方的移民，这个暗示加强了她所表达的关于家的总体上的不安定感。此解读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对她来说，随着在下界居住的可能性逐渐变得似乎更加具体(也更临近)，当她到达下界的时候，她将会找到什么样的住所，这却看起来越来越不确定了。实际上，通览全剧，尽管她一直把自己描绘为以为导向，但那个却总在别处，就好像她总是在朝家走去，但家却永恒地处在移位或后退之中。当她接近死亡的时候，问题渐渐显得不在于她和家之间的距离，而在于她或许绝无到达的可能性；即使她到达了，她也不会真正属于那儿；也许更为根本的，她的家简直就是不可定位的。
不过这并不是说，安提戈涅关于为了的利益而行动的声明可以简单地进行逆转。尽管她和家及家庭之间的关系中有如许多的困难，她从舞台上的哀伤的离场毕竟不是戏剧的结束。当忒瑞西阿斯在紧接着的下一场出现的时候，他归咎于克瑞翁头上的罪过恰恰就是置换之罪，不仅是针对波吕尼克斯的尸体的，还有针对安提戈涅自己的：
[因为你把一个本属于阳间的人推到了
阴间，并且残酷地侮辱了
一个活着的灵魂，把她寄宿在坟墓里；
而一个真正属于下界神灵的，
你却留在人间，不让它享有应有的
埋葬仪式，应有的丧葬祭品，
一具不洁净的尸体(1136—42)]
如果说安提戈涅对其的责任问题已经逐渐显得与其合适位置的问题不可分开，忒瑞西阿斯的宣言则似乎证实了，她实际上毕竟还是曾在正确的位置并一直在做着正确的事情。相应地，克瑞翁对忒瑞西阿斯的反应——(经过最初的抵制之后)承认他的过失并试图匡正已犯的错误——并没有在实际上偏离在整部剧中引导他的那个关注。他仍想把安提戈涅放到她合适的位置上并给城邦带来秩序，即使在听从忒瑞西阿斯的建议之后，他那个秩序的细节现在得到了调整。实际上，在一刹那间，几乎可以说，克瑞翁和安提戈涅在的实质和位置的意见上是一致的。
然而恰恰由于安提戈涅最后的蔑视行动，这种“一致”转瞬即逝。报信人到来宣布说，坟墓已经打开，人们发现安提戈涅悬在套索上；海蒙直面他的父亲，倒在自己的剑下，并把安提戈涅的身子拉下来，两个人死着躺在了一起。藉由上吊这个举动，安提戈涅拒绝由克瑞翁的权威来决定她何时死去以及她终将寄身何处，最后一次实现了对克瑞翁关于秩序的计划的颠覆。同时，她自杀的特殊性质使得我们难以把剧尾的事件当做一种符号，即由于被证明是正确的，她终于在死者中间找到了家。因为戏剧在结尾留给我们的，是关于安提戈涅最终结局的深深的不确定性。我们当然无法跟随她进入下界，而且在戏剧结尾的时候，她的尸体不在场。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一种悬疑：可以说，即使在海蒙把安提戈涅的身体取下来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她依然是悬挂着的，悬挂在人世和冥界中间。
卡罗尔·雅各布斯写道，藉由上吊，“安提戈涅蔑视了由忒瑞西阿斯、克瑞翁以及甚至她自己论证的逻辑，即在下界和上界之间标记区别的逻辑”，她“悬在地下，又悬在其上”(17)。在此种解读中，就安提戈涅合适位置的问题，忒瑞西阿斯、克瑞翁以及安提戈涅曾做出不同的回答，但总是假定这是能够回答的，其实问题本身就是被悬置的。因为，决定这个“合适位置”的可能性依赖于，首先，做出雅各布斯所指的区分的可能性，即区分一个位置和另一个位置，区分下界和上界的可能性。而当这些区分本身为人质疑的时候，安提戈涅的合适安置的可能性可以说就失去了基础。
实际上，位置(location)的问题已经在该剧中作为争议提出了，而且恰是在安提戈涅宣布要为她的责任而行动，即埋葬兄长的那个最为关键的时刻。安提戈涅两次埋葬——或者试图去埋葬——波吕尼克斯(在剧末，忒瑞西阿斯也命令克瑞翁埋葬他，似乎该是第三次)。这两次埋葬都发生在台下并由报信人叙述出来，这在悲剧中是典型的。然而，按照这些叙述，这两次企图都不是确切意义上的埋葬。比如，考虑一下看守人对第一次企图的描述：
(249—51)[“没有任何痕迹/来自斧劈，也无泥土的挖掘/与鹤嘴锄有关；地面又硬又干，/完整无损”(273—76)]。尸体不见了，而地面依然完整无损；尸体被埋葬了(“有人刚才/埋葬了尸体”)，然而又没有被埋葬(“当然不是进了坟墓里”)。虽然充分的埋葬仪式很可能已经进行过，以确保宗教责任的履行，但怪异的事实依然是，尸体的实际埋葬——波吕尼克斯进入地下的“住所”——好像发生了又好像没有发生，就像安提戈涅本人的埋葬那样。(18)在看守人再次将土从尸体上拂去之后，她做了第二次努力，把土又洒在尸体上并浇洒了奠酒，但是仍然看不到更进一步的对其兄长进行实际埋葬的举动。
并不是说，这些时刻的模糊性让我们无法知道安提戈涅是否已经履行了她的责任；就此目的而言，她所进行的仪式行为看来已经足够了(尽管忒瑞西阿斯为什么要求克瑞翁重新埋葬尸体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她履行责任的方式给她的行为和死人都没有留下一个可以清晰定位的位置。雅各布斯把我们的注意力拉回到第一个埋葬场景，她注意到，在这个时刻，安提戈涅“做了一个无法恰当定位的标记……[她]既没有埋葬也并非没有埋葬，既没有把兄长留在阳间也没有把他送入下界”(901)，这个描述和她对安提戈涅本人的死亡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的确，这两个时刻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在这两个关键的行动中，安提戈涅既埋葬了又没有埋葬，既使之有家又使之无家。她陷入到了一种困局中，这种困局被永久地定格在她奇怪的终点，即永恒地夹处在生死之间。这样看来，似乎先区分了不同方面，又区分了安提戈涅“真的”和“假的”家的观念的那一矛盾，结果证明是内在于她和本身的关系中的，内在于她为了而进行的最基本的行动中。朱迪思·巴特勒(JudithButler)把安提戈涅的处境称为“处于生死之间的奇怪所在，并恰恰是从那个变动的边界发声的奇怪所在”(78)。正是由于这一不确定性，人们无法最终把安提戈涅定位在任何地方：她依然悬置在“有家”(homely)和“无家”(unhomely)之间，是
(客籍民)；她无法被带回家。
*原文题为“Bring Antigone Home？”全文见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5，No.3，2008，pp.316-340.此为节译。——译者注
①See G.W.F.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ine Art,trans.T.M.Knox,2 vols.Oxford:Clarendon,1975.
②Das Groβe W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6 vols.Mannheim,Wien,Zürich: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1976.
③见Sigmund Freud，“The Uncanny，”in The Uncanny，trans.David McLintock，New York：Penguin，2003.本文没有论及弗洛伊德关于Unheimliche的说法；关于包含了精神分析角度的对《安提戈涅》的解读，见Jacques Lacan，Le séminaire Ⅶ：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1959-1960，Paris：Seuil，1986；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1959-1960，trans.Dennis Porter，New York：Norton，1992；近期著作见Judith Butler，Antigone’s Claim：Kinship Between Life and Death ，New York：Columbia UP，2000.
④Sophocles,Fabulae,ed.H.Lloyd-Jones and N.G.Wilson,Oxford:Oxford UP,1990,pp.44-46,trans.David Grene,Greek Tragedies,vol.1,ed.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rnore,Chicago:U of Chicago P,1991,pp.50-52.对索福克勒斯的引文都标注行数。下文中的相关引文都出自这些版本，就格林尼(Grene)的版本而言，都出自第一卷。在同时引用原文和译文之处，以“/”隔开页码。
⑤见Roger 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 and Life,London:Routledge,1989.
⑥Mark Griffith,ed.,Sophocles' Antigone ,Cambridge:Cambridge UP,1999,p.122.
⑦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p.113,p.118.
⑧见John Gould,"Law,Custom and Myth:Aspects of the Social Position of Women in Classical Athens,"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0 (1980):38-59.
⑨P.E.Easterling,"Women in Tragic Spac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34 (1987):22.
⑩Martha C.Nussbaum,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Luck and Ethics in Gr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P,2001,p.57.
(11)见Just,Women in Athenian Law,26-27,and Sourvinou-Inwood,"Assumptions," pp.139-140.
(12)Sourvinou-Inwood,"Assumptions," p.140.
(13)Mark Griffith,"Antigone and Her Sister(s):Embodying Women in Greek Tragedy," in Making Silence Speak:Women's Voices in Greek Literature and Society,ed.André Lardinois and Laura McClure,Princeton:Princeton UP,2001,132 n.41.
(14)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A Greek-English Lexicon,9th ed.,Henry Stuart Jones 增订,Oxford:Clarendon,1968.
(15)David Whitehead,The Ideology of the Athenian Metic,Proceedings of the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1977,p.6.
(16)F.Storr,ed.and trans.,Sophocles' Antigone,in Sophocle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 Harvard UP,1956,1:381.
(17)Carol Jacobs,"Dusting Antigone," MLN 111 (1996):906.
(18)围绕此问题的相关问题的概述，见Richard M.Rothaus,"The Single Burial of Polyneices," The Classical Journal 85.3 (1990)： 20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