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祥[1]2013年在《贝尔纳主义研究》文中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中,疏漏了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上个世纪30年代贝尔纳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播。本文认为,贝尔纳学派是马克思主义传播_中最为成功的经典案例,其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原封不动地复制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着述中的某个论断变成系统的学说(如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学),把马克思主义命题中的某个猜测变成严格的论证(如霍尔丹的生物系统的辩证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某个意象变成新的研究领域(如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文化研究)。不仅如此,贝尔纳学派还创建出自己的理论——贝尔纳主义。贝尔纳主义被认为是以贝尔纳为主导的贝尔纳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做出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或科学史研究)。霍尔丹和李约瑟是贝尔纳学派的主要成员,是贝尔纳主义的主要体现者。本文以贝尔纳主义作为主题,主要试图说明：贝尔纳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中的成功表现形式,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作为贝尔纳学派中的叁位核心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学术界,自贝尔纳主义(1939年)产生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1959年,尼尔·伍德在其《共产主义与英国知识分子》中,详细梳理出包括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在内的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活动轨迹,对贝尔纳学派关于“科学是共产主义”的观点做出一番论证；1978年,加里·沃斯基在《有形学院》中,首次把“贝尔纳主义”作为一节进行论述；1997年,爱德温·罗伯茨在《安格鲁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中,详细梳理出贝尔纳主义的产生过程；2008年,保罗·托马斯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中,把贝尔纳学派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并认为李约瑟是拥护贝尔纳主义的最持久见证人。中国学者主要从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方面对贝尔纳思想做过一些研究,如王兴成的《科学学五十年》(1986)和蒋国华的《科学学的起源》(2001),马来平的《理解科学——多维视野下的自然科学》(2003)和殷登祥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概论》(2007)以及刘珺珺的《科学社会学》(2009)等,对李约瑟思想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这些现象说明贝尔纳主义一直深受学者们的兴趣,它给后人留下的遗产是取之不尽的,所以它的历史价值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褪色。但是,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中国学者主要局限十科学研究的大众化趋势,对贝尔纳和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做出一些整理和分析,很少从整体上做出理论综合,特别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传播角度对贝尔纳主义进行阐述的更是少见。而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科学的一些论断已经得到验证,(比如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历史的杠杆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促进了一些新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比如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贝尔纳主义恰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播中产生的,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火种,而且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速度,所以贝尔纳主义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继承、发扬、修正还是创新,它都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力量。从当代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不论对科学的基础研究还是对科学的应用研究都是非常裨益的,贝尔纳主义不仅能够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也反映出当代科学的发展现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新要求。贝尔纳学派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联姻,使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具有一个更加广阔的未来发展空间,同时,也使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能达到它的理想状态,即科学是共产主义,这正是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这些现象说明贝尔纳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有深刻联系的,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出贝尔纳主义的本质,发现贝尔纳主义的价值之处。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传播入手,梳理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对贝尔纳、霍尔丹和李约瑟这叁位科学家的影响。这叁位科学家都是受到第二次国际科学技术史大会赫森论文的冲击,从纯科学研究走向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史研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上,他们除了具有共同的研究特征外(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又分别从不同方面对它作出继承与发展。贝尔纳主要沿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社会思想,根据科学的社会功能,给科学的目前发展和未来走向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方案；霍尔丹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力图构建一个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生物学；李约瑟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上升为一种科学文化高度,来倡导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发掘科学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所以,从贝尔纳主义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我们应该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认识,使它更好的为当今科学化时代服务。
肖峰[2]2001年在《论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对技术发展、尤其是中国的技术发展问题所进行的一种SST(技术社会形成)探讨,其写作的逻辑是:在引介SST理论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来专门探讨技术发展的问题,并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形成从社会动力到社会调节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中对技术发展如何受社会各种因素影响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并用理论上的新视角和新见解有针对性地分析中国技术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中国的技术与社会发展中目前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问题,是社会的不利性制约过多而造成了我们的技术发展不理想,因此要通过发展社会来发展中国的技术,并在各章具体探讨了发展中国技术的社会途径。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主要就20世纪学术界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从技术决定论到技术的社会形成论的视角转换进行了简要的梳理,这种视角的转换也反映出人们更加自觉地通过社会手段来发展技术的诉求。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当前中国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国的社会状况塑造了中国的技术发展状况,技术发展的不理想必须从社会找原因,是包括体制性障碍在内的诸种不利性社会制约影响了技术的顺利发展,因此要改变我们的技术发展状况,就不能用技术决定论的思路去就技术抓技术,而要用技术的社会形成论的方法,通过包括改革在内的社会发展去促进技术的发展。因此在当前,发展社会比发展技术更重要。第二部分由第二——第六章组成,从几种主要的社会作用上具体分析社会是如何影响技术发展的,它们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侧面如何分别地和交织地塑造和规定着技术发展的可能、方向、速度、规模、结构和形态等等,通过这些社会影响方式和方面的分析,可以对技术为什么会发展、为什么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等问题寻求到社会根源的解答,由此揭示技术发展的状态和社会情境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第二章揭示了技术发展是在社会中形成的首要的含义:只有从社会中才能说明技术为什么会发展,即说明技术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形成于社会的推动,是社会需要有技术才在社会中产生了技术,只有社会需求才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持久和强大的动力。可以说,社会对技术的塑造说到底就是社会需求决定技术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动力作用是社会对技术发展的一种根本性影响,也是解决技术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从如何创造社会对技术的强盛需求以及如何有
王聚芹[3]2005年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直是学界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自从其昭示于后人伊始,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就伴随着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历程,甚至波及全球。在不同的东方国家不同的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被不同的学者诠释出相异的面相。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初始于对在资本征讨中东方民族苦难境域进行拯救的努力,而以唯物史观解读东方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研究方式。在资本征讨过程中东方社会将走出闭锁状态,实现生产、生活的现代化是原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民粹派以民族存在的特殊性和资本现代性将造成严重社会分化弊端为由,拒绝融入世界交往,并由试图规避资本生产弊端而拒绝接受资本的现代化成果对东方社会发展的积极改造,对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进行了唯心主义的解读。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民粹派营垒发生分化,其中一部分民粹派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用唯物史观解读俄国现实及未来出路。国内矛盾急变和革命风暴的酝酿使俄国已经走上世界历史革命的前台,俄国革命现实使马克思、恩格斯将关注焦点转移向东方社会,重新审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问题,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唯物史观和东方民族视野的交汇中最终形成。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归结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内容:落后的东方社会仿照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只能是重走全面异化的屈辱之路;世界交往使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必在每个国家重历自我生成的整个过程,国际间科技交流和相互借用使社会跳跃式发展更具可能性;农村公社内、外矛盾的特殊性是东方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存在形式,也是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前提;世界交往使导入社会主义的突破点不再唯一,除经济因素外,政治、军事手段同样可以担当不同国家直接挺进社会主义的导行因素;可以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不一定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当时情况下,只要条件具备,东方社会同样也可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东方社会不必固守于西方已经经历的道路,在借鉴并利用西方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跳跃式发展;西方现代化的实质是对农民的剥夺,而东方社会要真正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能够成功解决现代化与农民的关系问题;避免资本主义自发发展时所经受的苦难和享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积极成果成为东方社会跨越发展中坚持的两大原则;东方社会必须终止资本自发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自觉;农村公社优势的发挥与借助只能在社会主义交往时代才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趋向现代文明不可能只有西方一种模式,它全面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总则,实质上
郝凤霞[4]2003年在《技术的社会选择》文中认为当前，技术一方面被认作创造财富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金钥匙，同时又产生无数的风险，这迫使我们常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在激励技术创新的同时确定和控制其非预期结果?要应对这样的问题就有必要一般性地考察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我们认为，某项新技术的形成和社会采纳过程并非单纯的技术体系各内在联系的逻辑展丌，而必然嵌入了社会因素，那么这种嵌入是如何实现的?对技术的本质和内容应该采取何种认识视角会更有利于社会对技术的管理?对不同主体而言，应如何介入对技术的选择?这些问题急需我们思考和回答。 通过对当前技术论研究中的两种主要路向即技术决定论和技术建构论的批判性考察，论文指证传统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把技术从社会中抽象出来谈论技术的本质与意义，而忽视了技术及其功能的实现。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的一个主要命题是：技术是受社会选择的，技术的实现过程是新技术被编码入社会机制中。打丌技术的“黑箱”，将技术一社会的特性理解为技术选择受社会．经济影响，这山技术的认知维度、经济维度和组织制度维度叁方面的参与者共同决定，因为技术的内容和结构不仅源于科学知识，而且源于技术体系自身逻辑和社会网络的选择。这样，技术在受社会塑造的同时受到物质基础的限制并与它所存在的背景相整合。 技术的实现就其本质方面而言是技术体系与社会之间的共建。这一视角首先蕴涵的观点为，人的社会实践是技术生产的内在根据，技术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是互相整合的，因此某项新技术所体现出来的性质取决于各种社会参与者。我们应该超越“支持技术”、“反对技术”的僵化态度，采纳一种新的文化多元决定论，以避免简单的决定论和相对主义的偏差。 其次，既然技术发展不是单纯因其理性而是因其理性或逻辑与各种其它社会要素的整合，技术设计过程就表现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文化过程，它要求在满足社会群体的多重价值需求的同Ⅱ寸‘兼顾其效益，兼顾其各种体系性因素。这样，技术选择应该像其他社会行为那样被民主化。走向技术的公共选择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路径，技术选择确立了日常生活的准则--这种选择在通过技术制造世界中也制造了我们自己。 最后，技术的社会选择所蕴含的新的技术本质观和技术结构观也为科技政策带来了挑战，技术决策中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和选择性解释了传统线性技术政策之所以失效的原因，因而技术政策的关键内容应该强调A)创新过程的复杂性；
刘翠霞[5]2014年在《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张力》文中认为在社会学方法论的争论中,实证与理解、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行动、宏观与微观等二元框架经常被视为主要的分析范畴,与之相应,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也常被归结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从学科性质定位及其方法论基础来看,科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也是社会学中不容忽视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为客观再现与社会建构旨趣的两难选择。二十世纪末爆发的科学大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以科学与社会学为学科依托的两大知识阵营之间,关于科学(性)与社会(性)关系的论战。大战双方围绕“科学知识究竟是自然实在的客观再现还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科学大战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为“表征与建构之争”。而结合社会学学科发展历程把脉科学大战的原因,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这对二元范畴便为理解社会研究方法论洞开了一方新的运思空间。社会学诞生之初,出于学科建制化与合法化的需要,将科学表征作为研究的核心旨趣,强调要像自然科学那样研究社会,科学化因此成为学科的最大诉求和目标。这是因为,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伴随着科学乌托邦愿景的一再实现,科学成为知识的尺度,而其背后的方法论支撑——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实在——亦即表征便成为研究的美德。以实在论、“自然”主义和数学化为核心特征的表征取向日益扩展,推动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研究领域的学科化与科学化进程也因此紧密交织在了一起。以“学科皇后”自居的社会学为了确立自身在知识王国的地位,面向客观实在的社会,强调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主张尽可能用数学语言书写社会之书,由此实现了与方法论的科学表征旨向的完美契合与对接,也为其学科化铺平了道路。但随着科学敌托邦魇景的显现,表征观念中隐涵的地方性、实用性、社会性因素日益释放。由于对实在的过度依赖、对精确性的过分追求以及在各种政治伦理情感面前的“不作为”,表征取向因此面临“实在何以存在、真理的历史与境性、数学化的贫困、价值无涉的风险”等诸多难题的困扰。以科学表征为主要研究旨趣的社会学因而也遭遇了想象力日益枯竭和科学化理想沦落的危机,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准确地再现社会实在,无视学科诞生之初的社会关怀与救赎使命,丧失了本应有的批判气质与解放气度,陷入研究的真实性、客观性与准确性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简称SSK,通常也称之为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或曰社会建构论)在与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式决裂的基础上,将知识社会学的原理推进到科学知识生产领域,提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学术界引起强烈的轰动,也由此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研究不再是一种“客观发现”的过程,而是一种“制造知识”的过程,不是“准确呈现”外部世界的过程,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某种事实的过程。建构而非表征、社会性而非科学性在研究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而社会性其实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独特分析视角,它不再把社会事实当作物来研究,而是坚持把物当作社会事实来研究,强调以社会建构的眼光审视现实,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性动因。社会学的发展谱系中有着丰厚的建构主义思想,无论是强调“社会被建构而成”的解释性社会建构论,如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论等,还是强调“被社会建构而成”的客观性社会建构论,如孔德的社会实证论、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论、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科塞的社会冲突论等,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建构性。在此意义上,社会学本身即是一门强调社会因素的建构性作用的学科。这种学科自身内蕴的“社会建构”倾向对“科学表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通过用社会生成论替代社会实在论、用社会化方法替换物化研究方法、用话语书写取代数学表征,社会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科学表征的危机,实现了某种完美的自我救渡。随着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影响的扩展,以社会学作为知识泉源的社会建构迅速发展成一种几近影响到所有学科固有研究范式的方法论,从而使得研究世界中出现了方法论的“社会建构”转向。因为它在预设前提上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强调建构客体的生成论、建构法则的“社会”主义以及建构载体的话语化倾向,重视对知识及现实进行深入的权力、利益、话语分析,认为一切知识及现实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的幽灵无处不在,因此方法论的社会建构转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转向”。但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由于一味关注不确定性与复杂的偶然性,解构并摧毁了对客观性的承诺,遭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开始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很多科学哲学家抨击了SSK观点的自负,认为它将科学的社会性推到了决定性的地位,忽略了自然因素及确定性在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在SSK内部,皮克林、拉图尔、伍尔伽、林奇等人则将研究视角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作为实践的科学,指出把“社会性”理论化为核心的组织和解释概念是不恰当的,从而导致了后SSK的兴起。随着科学的社会建构论的式微,社会建构取向的研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它否认存在客观性与确定性的东西,强调社会建构的决定性力量,带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无法解释自身的社会建构性这一反身性难题,从而落入自我驳斥的深渊,日益陷入方法论的恐惧之中。社会建构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取向直接导致了本体论的社会实在论,使其不断释放出自身当中致力于颠覆自身、毁灭自身的那些要素。对社会因素的过度依赖与对实在的“过度作为”,使它将整个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政治角斗场”,这使其丧失了对自然实在的某种敬畏之心,忽略了适度妥当的确定性与稳定性对人类生存生活的必要性,可能将人类置于某种无法安身立命的境地。应该说,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作为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研究效力的可持续发挥。前者强调客观准确地再现社会事实,发现社会秩序结构和规律,放弃了社会学题中应有的“社会性”之义,而纠结于何以价值无涉的问题；后者强调现实的社会建构性,发掘现象背后的社会幽灵,抛却了研究中的理性与确定性根基,而困守于相对主义的牢笼里。这种方法论取向的二元对立的背后反映的乃是社会学的科学性与社会性诉求的两难抉择,而好的研究既应当是科学的,也应当是社会的,既应当是表征的,也应当是建构的。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其实是辩证地存在于研究过程之中的,以“构现二象性”的形态共生共融于研究场域的观照之下,从而使得研究每每呈现出双重性的取向。表征与建构的二象性意味着研究并非是运行于科学性与社会性两条独立并列的轨道上,而是合流于一条知识生产的航道线之中。二象性对二元论的取代,使研究跳出了科学性的机械旁观与社会性的循环自反的困境,将两者混融于研究大同之中,展示了“真实的研究”场景具有的无限的可能。而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则为理解研究世界中表征与建构的关联作用机制,提供了最佳的方法论场地与凭据。无论是后SSK的实践建构论还是实践社会学的洞识,都让我们意识到研究本身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活动,其具有深刻彻底的实践本性。而研究过程遵循“问题化-科学化-社会化-客观化”的实践路径实现着知识的阶跃增长,其中问题化与社会化其实是“表征的建构化”过程或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化”的过程,是一种“增殖的实践”,而科学化与客观化的过程其实是“建构的表征化”过程或曰“社会性知识的科学化”的过程,是一种“纯化的实践”。它们将表征与建构有机地整合到了一起,使表征与建构脱离了各自的束缚、实现了动态的“转译”,并在实践的冲撞中有效运转起来,展示出知识生产的实践逻辑,超越了两种方法论取向长期以来的无休止的对抗。总之,知识生产正是在科学表征与社会建构的逻辑交替循环递进过程中获得了进步和发展。
凌小萍[6]2004年在《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研究》文中认为技术发展的问题是一个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技术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双向作用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的引进或创新，以及继而引发的一系列演化过程，都与多种多样的社会因素相关联。 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滥觞于生物进化的社会选择。技术发展的社会选择是贯穿技术使用过程中的对技术的选择和检验，它是决定技术命运的一种社会活动，它以市场选择、政府选择及文化选择为主要形式，并表现出复杂性的特点。社会对技术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技术对社会的选择，是一种双向性的相互认同活动，也是相互间根据对方的要求调整、改变自身的过程，并最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技术与社会的相容。社会选择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技术发展的状况，提高技术的社会选择水平是促进技术发展的一条社会途径。当前，我国存在着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不力、技术创新举步维艰、不合理重复引进、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存在问题等现状，对此，本文指出：发展我国的技术，应从改变社会状况入手，以价值标准、系统标准、时效标准为原则进行技术的选择，采取相应措施提升我国技术的社会选择能力。
冯露[7]2016年在《实证与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文中提出伴随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并广泛蔓延,人们的信息方式、文化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面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媒介文化、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前沿热点议题,不同思想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视域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面临着诸多的疑难和困惑：文化研究的立场应如何选择?文化研究的用途是什么?文化研究的边界该如何规划?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有哪些?所有的一切,似乎依然悬而未决。本文以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为历史背景,以当代学术思想的“文化转向”为思想语境,以哲学、社会学、美学、文艺学、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跨学科交叉融合为研究视界,以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为“理论事件”,重返方法论争的历史现场,探究学派合作的内在动因,反思不同观点的辩证融合,进而揭橥文化研究史上这一重要“理论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为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视域。围绕实证与批判之争这一理论标志性事件,本文从方法论意义上,阐释了这一事件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才使文化研究的方法有了明晰的划分：一种是基于经验、事实、数据、调查的实证方法；一种是基于反思、批判,追问意义、价值的批判方法,进而确立了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和范式。通过梳理实证与批判的思想源流,回顾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学术思想历程,还原学术事件的原初现场,在承认二者分野的前提下,强调指出实证与批判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理论发展与学术实践中,呈现出辩证融合的趋势。二战期间,大批犹太学者为躲避纳粹迫害流亡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由犹太裔学者构成,其成员霍克海默、皮洛克、洛文塔尔等于1934年起纷纷迁往美国。1937年,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阿多诺应拉扎斯菲尔德之约赴美参与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广播对于所有类型的听众的基本价值”项目。在研究中,阿多诺坚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及其方法,拉扎斯菲尔德侧重于运用顺应美国实用主义思潮的经验方法,两人因方法论冲突而产生论争。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当代大众文化或媒介文化研究的第一次方法论冲突,由此标示出批判学派与实证学派的分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事件”。实证与批判之争对二战以后文化研究方法的划分产生了深远影响,但这种影响建立在两者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之上。部分学者一提到阿多诺,就会把他定义为一个偏激的、精英的,脱离实际,轻视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家；一提到拉扎斯菲尔德就把他视为一个刻板机械的方法论者。这种理解没有弄清楚阿多诺在这场争论中与拉扎斯菲尔德到底有没有那么尖锐的冲突；他对实证方法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所反对的是实证的方法还是实证主义；而除了反对,阿多诺对于实证的方法就是一种决然的蔑视与否定吗?同样,对于拉扎斯菲尔德来说,除了被定义为实证主义者,他是否对批判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在他的研究中是否存有批判的隐性立场?拉扎斯菲尔德的实证方法是在何种背景下形成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结果,到目前为止,对于两人冲突的争论,仍然停留在传播方法论冲突的阐释范围,少有思考学术史的书写是否夸大了二者的对立,或者由于需要更为清晰决绝地划分实证与批判的不同而人为夸大了当事人之间的对立。重返这一理论事件的历史现场将表明,把这两个社会学家刻画成不能相容,截然相反的对立面,显然与历史原貌是相背离的。针对这一理论事件,本文提出如下观点：首先,实证与批判之争的学术意义并不局限于传播研究领域。它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实践的逻辑交汇点,从此切入,上可回溯实证与批判辩证关系的哲学根源及脉络衍变,下可推衍实证与批判的现实流变和意义生成。本文认为,实证与批判之争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这是因为,两者共同的研究对象——大众文化(在项目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广播音乐)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性,那么,两者的冲突反映了大众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较量。大众文化是在现代传媒技术基础上生产和接收的文化,是人类在现代以至后现代转型中的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方式。所以,大众文化研究反映了文化生产方式、文化交流方式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的变化,既不能囿于大众文化研究基于信息传递的经典实证研究,也不能局限于批判理论的理性思辨或任何一种形而上哲学思辨及文学领域的意义追寻及价值展演,而应尝试将大众文化研究置于更广阔的多学科视角,进行实证与批判互融的跨学科研究,不仅关注其内在价值,而且考察其外在的社会关系,将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及方法的碎片整合,形成范式。第二,本文指出,超越两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实证与批判之间没有固有的对抗。这是因为,一方面,阿多诺对实证的态度是反对实证主义,但对实证主义方法也有所保留和汲取,本文通过梳理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研究历史及阿多诺的学术历程对这一论断进行了论证。另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实践一直保有批判意识,这一论断通过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合作及哥伦比亚学派其他主要成员的相关研究及成果得以证实。因此,在实证与批判之争中,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相遇同时具有历史的缘由。其必然性在于,实证与批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两大演变形态,必然在各自的发展中发生碰撞；其偶然性在于,学者各自的学术背景、社会经历、性格特征,使学术冲突呈现出个人因素影响下的戏剧性和独特性。此外,文化研究对实证与批判的刻板描述也导致了对实证与批判对立的夸大。第叁,实证与批判是一种互融关系。首先,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融合确立在知识社会学背景下,在还原学术史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关联的建立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的合作者们密切相关。他们包括：默顿、赫佐格、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米尔斯等。其中,默顿受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影响,通过“中间距离理论”和“科学社会学”将实证与批判的文化研究意识和学术实践意义激活并运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研究更为开放的视角和理路。同样,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运用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高扬自由,寻求真理是它的宗旨,经验的方法丰富了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活动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阿多诺的“权威人格”研究在科学和文化的相互依存中找到应有的位置,它开启了一种将不同领域的研究成果综合在一起,并且动员在不同的理论领域和经验调查中发展起来的各种方法和技术,为一个共同的研究计划而协作的尝试。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后来的发展中,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延续了实证与批判互融的视角和理路。如哈贝马斯后来充分注意到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其他有代表性的哲学、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对话,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丰富了批判理论的当代意涵,拓展了社会批判理论的解释视域。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在大众文化兴起的今天,如果仍然以实证与批判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研究和考察大众文化,那么,容易陷入对大众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而不是一种多元开放的学术视角。此外,实证与批判不仅有关方法论取向问题,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文化价值判断及社会科学研究视角的重新定位。在今天的大众文化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危机,即文化研究的碎片化。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裹夹大众文化衍变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技术,大众文化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及思维的各个角落并占据现代人思维舞台的中心。在这种技术理性主导的大众文化氛围下的学术研究也具有比以往都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集中表现在实证方法的大量运用上,很多实证研究为了实证而实证,大量运用统计方法进行盲目运算求证,而对问题的前提预设缺乏批判性思考。这种情形,印证了阿多诺当年对广播音乐效果研究的担心,也有悖于默顿当年对科学社会学构建寄予的初衷。这些实证研究是文化工业时代学术生态大众化及机械化的表现。若将实证等同于科学,打着科学的旗号进行缺乏批判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文化研究,将使学术生态备受冲击。如果无以批判或抗拒批判,人类理性或将被悬置于虚无的理想世界,或将陷身远离生命追问的现实泥潭,重新焕发批判的理论效力也是当今文化研究的理论需要。不可否认,实证、批判及实证与批判方法的综合,学界在大众文化研究上已有意识地运用,但是囿于学科区隔的限制,目前,国内尚并没有专门的文化研究学科,大多数是将文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进行捏合,进而对文化研究进行杂糅涵盖。一般而言,在文学领域中更多地运用批判方法,但缺乏经验的支撑；在传播领域由于受到传播研究实证热的影响,对文化研究呈现出更为浓烈的实证热潮,由实证与批判的人为划分而形成的对立还将长期存在。这是对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一种僵化区隔,并使文化研究缺失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传播研究的综合考量。因此,建立一种实证与批判辩证融合的大众文化研究观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理论旨趣和学术追求。
王乃圣[8]2010年在《公民社会理论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化进程中的福利国家危机、凯恩斯主义失灵、公共行政运动的扩张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以及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公民社会理论开始复兴,并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这一思潮倡导法治的过程中,则直截了当地强调从法律上保障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其目的在于“划定国家行动的界限,反对国家随意干预市民社会内部事务,从而保证市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中国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3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中国政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民间组织生长,中国“整体性”国家的破解,公民社会开始兴起,公民政治素质明显得到提高,从城市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些都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当代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和发展时期。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思想文化的日益繁荣等,人们面对的客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成为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动因。在此条件下人们更加关注国家建设以及自身在改革发展中的利益格局,从而逐步有了一种热情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这就为政治的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了一种挑战和动力。在当代中国怎样稳步推进经济建设,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使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更加深入人心,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时代的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入的思想和觉悟,其中人们怎样认识政党、国家和社会是关键,只有增加公民的认同感,才能整合和调动社会力量,规避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顺利实现奋斗目标。当下在学术界对国家的治理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研究兴趣,围绕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提出了很多的主张,有的从政治文明角度出发,有的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有的从政治参与的角度,也有的从宪政的角度、治理和善治的角度等等,研究成果丰硕,不乏有真知灼见,但他们的研究最终都离不开去讨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离不开一个关键的基础性问题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发展与构建。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历史任务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理想的实现需要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现代化始终面临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这一结构性挑战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这是自由与秩序的张力,是平衡保障自由和维持秩序的困境。一方面,要避免传统的政治权威在社会变革中过度流失导致政治危机、社会动荡乃至全面失序,以保障政府整合社会资源和规范社会秩序的能力,为推进现代化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转型中的政治权威因社会失序或外部社会制约失效而自我异化,向传统“复归”而重走高度集权和政治专制之路,要保证被改造的政治权威体现现代化导向,能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导致了社会转型中的矛盾症结,从而“这种历史上出现的两极徘徊在当代则演变为‘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恶性循环的核心问题就是：究竟应当以怎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中国现代化的这一两难症结以及如何在理论上建构中国实现(包括政治民主化在内的)现代化的良性的结构性基础”。要解决以上所论的矛盾症结,建构起现代化所需的良性结构性基础,就必须探讨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那么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要进行怎样地调整才能适应这一历史转变呢?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借鉴公民社会理论探讨中国转型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方面进行理论的探讨,借此进行实践建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也须在中国建构起成熟的公民社会尚需时日,但不能忽视公民社会理论对国家和社会关系论证的文化批判价值。由此,在分析传统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建构新时期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对策。文章首先分析了公民社会的理论内涵。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有着厚重的历史渊源,它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基础,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涵。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政治哲学史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架构。一是洛克式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二是黑格尔式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架构。现代公民社会论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得出了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概括还带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它们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此,中国公民社会理论取向,就是要建构一个凸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接着,分析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悠久的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制度以君主专制制度为根本,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人的身份为社会特征,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同质同构的局面,国家淹没了社会；建国后由于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和与之配套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从而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主义”。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公共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逐步退出,市场经济的迅速发育和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国家与社会的两重分化开始进行,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开始浮现而随着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开始凸显,通过个案研究公民意识欠缺、公民社会组织薄弱,由此导致公民社会对公权的监督力度不够,以至于贪污腐败成为社会的顽疾。随之,对当代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系统之“叁维”要素进行了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国家整体面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为社会的转型,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建立法治民主的现代国家和活力自主的现代社会成为这一转型的目标选择,转型的任务也就凸显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构之上。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实践出发重构当代转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需要叁个主要环节,一是社会权利纬度。以培育公民意识、公民精神作为重点,经过“公民的社会”(初级阶段公民社会)发展到“公民社会”(较为成熟阶段)；二是国家(政府)的权力维度。树立服务意识,从全能政府走向有限政府；叁是执政党的领导权力维度。体现在顺应时代发展,理顺党、国家和社会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解决以上提出的问题,必须走向公民社会：构建和谐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面临“两难困境”问题,一是要保持政治国家的权威而又不回到“全能主义”的老路,使得社会僵化死板没有活力；二是发展社会民主保持政治国家的合法性统治而又不失去必须的权威,导致社会混乱和动荡,保证现代化的顺利推进。这里涉及到是否存在一个自主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问题。这就需要明确中国公民社会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找准建构的路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国家(政府)、知识分子以及企业和政治精英建构公民社会的作用,从而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最后得出结论：通过分析公民社会理论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需要经过“公民的社会”——初级阶段公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较为成熟阶段的步进过程,最终建立起“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互动。
杨丽茹[9]2015年在《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转型探析》文中研究说明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已有30多年的时间,在近年来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分析和价值判断散见于各个比较教育专刊和教育类刊物中,比较教育理论研究者们对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评价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局面,他们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中思索、判断着后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但是却很少有人去系统地反思这种影响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产生的内在发展脉络及其与传统研究碰撞后的转型过程,本博士论文关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型研究应该是此项探索的一种尝试。本研究是以个别学者的理论倡导和实践指引为标志的,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方法论一族,后结构主义在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中的运用与发展一直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的渗透,是一种游离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博弈。因此,本研究是一种反省性的元研究,即研究的研究,在比较教育理论及方法论研究的细枝末节处做一点一滴的微观考察。本文选择“后结构主义”视域作为论文的切入点,文本分析是基于改革开放叁十年(1983至2013年)以来《比较教育研究》这本比较教育学科的C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论文,及相关期刊和着作为案例,通过对这本学术期刊近叁十年来所刊载的有关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论文,以及相关文献的统计分析,探析我国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情况,进而指出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后结构主义转型的原因及其特质。第一章,从本论文的研究缘起谈起,探讨了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产生的理论背景,梳理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指出本论文的研究方法。本章在厘清比较教育学科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探询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视角和价值判断的可行性,并建构起整个研究的逻辑思路。第二章,主要是阐释比较教育研究中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表征及特质。首先阐述比较教育研究中文献综述法运用的现状,并对其“现代性”的问题提出质疑。然而,文献综述法的基础性作用功不可没,但比较教育研究作为跨文化研究承担着评价和探索不同文化间差异性意义的任务,这促使研究者应对比较教育研究的理据性进行探索,进而探寻比较教育研究的初衷及其复杂化的时代趋向;从本质上讲是现代比较教育学是教育现代性的一部分,其结构主义方法论中“确定性”特质的确立,以及后结构主义方法论中“不确定性”的开启,是转型的内生力的结果;其次,本文从历时的角度选取四位在结构功能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探讨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中有助于比较教育研究的若干理论分析框架和核心命题,主要是阐释比较教育研究中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特质。第叁章,探索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特质的转换。结构主义方法论吸收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并以之为基础建构起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从语言学和符号系统的视角对社会和文化进行总体性的理解,其构成性成分之间的相互性关系被赋予了方法论的重要性,后结构主义同样注重上述总体性理解和相互性关系。后结构主义思想也发展了自己的方法论系列,其运思逻辑往往更强调历史、差异和多元、无限生成以及解构的观念。社会科学哲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换,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外推力量,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其特质变现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基于此,本章阐释比较教育走向复杂化的理论与实践趋向,梳理复杂理论与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以埃德加·莫兰的复杂理论及其方法论旨趣(分形理论)为例;探析比较教育研究的复杂性以及比较教育研究的无限循环。本文通过对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及其分析,将关系思维引入比较教育研究之中;并分析比较教育方法论演变过程中后结构主义倾向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第四章,主要对比较教育研究中后结构主义方法论进行理论阐释。首先探讨霍姆斯比较教育理论中的理性批判意识;然后阐释施瑞尔的系统功能主义及其比较教育方法论思想。此部分着重梳理施瑞尔的比较教育思想中的后结构主义倾向,综述其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理论阐释,并基于此从比较教育学自身发展的内部来深入挖掘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从后结构主义视域去审视施瑞尔的系统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它主要阐述了比较教育学的学科身份、研究方法的选择和研究目的的确立等方面的问题。尽管施瑞尔整个理论分析体系还有待完善,但是其后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也促使比较教育研究者在关注事实本身的同时,更要关注事实背后的意义生成机制。第五章,阐释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旨。“后结构主义”对比较教育研究者意味着什么?它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又有何启示呢?即比较教育研究内容的转向:“开放性”的话语和文本体系;比较教育研究中复杂性的因果关系:非连续性和断裂性;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比较教育研究的诉求:尊重差异性,寻求意义的对等性。最后结语部分,指出后结构主义方法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是与非;为救赎现代性寻找出路的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元叙事,还需我们秉持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眼光来理性对待其理论的前瞻性。
朱茉丽[10]2018年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探微》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具有学术史和思想史双重价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学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跨学科方法构建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体系,成为20世纪上古史重建的一种主要路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勾画一个无私有财产、无阶级、无压迫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既借此批驳“私有制恒有论”,又服务于当下的社会革命和民族斗争。他们以原始社会中的无私有财产、无阶级等共产主义景象投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而指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兴起的学术背景。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兴起的疑古运动,打破了人们长久以来对上古黄金世界的迷信。然而疑古思潮不仅未能阻止学人们的“稽古”之情,反而愈加强化了他们以科学方法探源的热情。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传入中国,不仅作为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且成为他们解释历史的工具。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介绍原始社会的相关理论。第二章梳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历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起至40年代末期,历经近叁十年的发展。大体而言,20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处于理论宣传阶段。该时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主,原始社会作为社会进化阶段之一环而被人们熟知。30年代后,在继续宣传社会进化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尝试中国原始社会研究。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探索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下,如何建构中国原始社会体系。40年代后,中国原始社会研究呈多样化展开,不仅原始社会史专着相继涌现,且随着马克思主义者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原始社会研究开始出现在中国通史着作中。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般规律的前提下,开始注重中国历史特殊性,原始社会的研究出现了从强调“一般”到并重“一般”与“特殊”的转变特点。第叁章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主题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内容丰富,其中一些主题贯穿始终,如“原始人类的起源”、“原始社会的平等”、“氏族社会”。“原始人类的起源”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他们对原始人类起源的认知经历了由“人是猿,不是神”到“劳动创造了人”的转变。随着中国人种外来说的盛行,马克思主义者将原始人类起源的探讨转向中国人种起源的辨析。关于“原始社会的平等”,具体表现在政治上的原始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多以中国古代的“禅让制”来论证原始民主制的存在;经济上的平等指的是原始社会无私有财产。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原始社会的无私有财产现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私有制恒有论”的荒谬。关于“氏族社会”这一论题,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原始社会中存在一个先于父系社会存在的母系社会,且女性拥有一定的主导地位。但这一认识被现代人类学家证明是错误的,母系社会并非普遍存在,且母系社会衰落之后不一定是父系社会。同时,母系社会中女性地位虽优于男性,但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母权制社会。第四章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采取历史学结合考古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史料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重新审视、择取史料,主要体现在对地下材料、神话传说材料以及“伪史料”的运用上。在借鉴考古学成果上,主要表现为:其一,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原始社会的书写中加入了大量史前考古发现研究。其二,由于受自身考古学理论水平的限制,他们多以考古材料证明原始社会的某些特征,缺少对考古材料的专业分析,存在明显不足。在借鉴人类学方法方面,他们多参考恩格斯和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在原始社会分期、原始社会中家族结构演进以及古代社会发展历程的普世性叁个方面。由于受恩格斯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摩尔根原始社会理论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但从思想史角度看,摩尔根和恩格斯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五章分析并总结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的现实旨趣,即以原始社会投射共产主义社会,并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在描述原始共产社会的无私有财产、无阶级、无压迫,以及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友爱的美好景象时,他们会有意识地强调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和野蛮的生活状态。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述,其实是为了突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属。同时,由于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故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多会引用传统大同社会的描述来比附原始共产社会的平等、自由等美好景象,从而间接证明了原始共产制社会的存在。总之,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是一个融学术和思想于一体的复杂论题。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原始社会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如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母权制社会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运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解释中国原始社会史,均被现代学者证明存在一定错谬。但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建构了一个中国原始社会体系,为“无人问津”的中国上古史填补了空白。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的学术史价值。就思想史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始社会史料缺乏,论证不足,颇带有几分“冒险尝试”的情况下,他们仍要建构出一个无私有财产、无阶级、无剥削的原始共产社会,究其本质是为了回答“中国往何处去”的时代命题。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原始社会的研究,为共产主义理想寻找了历史证据,这正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社会研究的思想史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贝尔纳主义研究[D]. 王凤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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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证与批判：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D]. 冯露. 辽宁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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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转型探析[D]. 杨丽茹.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10]. 20世纪上半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研究探微[D]. 朱茉丽. 山东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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