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与素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再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口论文,数量论文,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毛泽东主张怎样控制人口
中国人口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身体和文化素质，调节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地区分布等结构。人口数量不是人口问题的唯一，人口素质问题必将越来越突出。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一个特色是在看到数量问题的同时，看到了素质问题的重要性。
毛泽东是一贯支持控制人口数量的，在马寅初等之前毛泽东反复讲到了控制人口问题。195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中共中央更是在1955年3月就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关于人口问题的主张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才受到鼓舞，在几个月后发表了新人口论的。
但是毛泽东主张的控制数量不是一味减少人口，而是视实际需要决定是使人口数量减少一些还是增加一些。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哲人考虑问题的特点，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的。在1957年3月1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的生育。”
毛泽东主张节育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与合作，根据各地区的人口状况，一步步来，不能急于求成。实行节育是因为人民有这个要求，“农民要求节育，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农村都有这个要求”，“抓人口问题恐怕也是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我国人口增加很快的问题，“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对于人口数量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色彩，认为人口数量的增长本身会教育人民认识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人多好还是人少好？我说现在还是人多好，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人类还不能掌握这个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几亿人口还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看要搞到七亿人口，就会紧张起来，邵（力子）先生那个道理就会大兴。邵先生之道大兴之日，是七亿人口到八亿人口之时。你现在讲，他横直不听。但是我并不是说不要做宣传，不要制造工具。要做宣传，要尽可能做宣传。我是赞成节育的，并且赞成有计划地生育的。像日本人一样能控制。现在人多一些，气势旺盛一些。要看到严重性，同时也不要那么很怕。我是不怕的，再多两亿人口，我看问题就解决了。走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现在我看还没有达到极点。中国地大物博，还有那么一点田。……人多没有饭吃怎么办？少吃一点。要节省。一方面讲节育，一方面要节省，要成为风气。”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实行节育的物质条件不足，而且把节省与节育联系起来，把艰苦奋斗提高到人口生产的高度来提倡。
毛泽东之所以不着急严格限制人口增长，除了可能出于战争兵员的考虑外（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口众多，有牺牲一半人的魄力对于打破“核讹诈”是必不可少的），与当时中国的生产水平需要人手、劳动力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正在掀起建设高潮，大办水利、大炼钢铁等使领导人感到劳动力匮乏，而且客观上也是由于劳动力使用不当导致1958年丰收不丰产，后来出现困难局面的。毛泽东反复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时的谈话）。当然，毛泽东对于计划生育的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到1975年初，他的《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就是“人口非控制不行”。
毛泽东是从人类自我管理、破除生育上的无政府主义这个理论高度来认识计划生育的。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中，他又说：“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问题，数量问题就不是那么严重了。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苦于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不足了，如果中国这个丰富的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吗？当然，要实现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需要经过努力，也许要付出牺牲才能做到的。计划经济遭到了许多人的“唾弃”，殊不知计划生育的道理也是计划经济的道理呢。
毛泽东对于人多的好处的认识与发动大跃进看来是不无关系的。在《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中，毛泽东由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推断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只要人民焕发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这么多人当然是有利的。有了战天斗地的精神，革命加生产是不会感到人多，也不会怕人多的。
在怎样开展计划生育的设想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了进行性教育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中，他说：“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但是性教育近年才作为新鲜事物进入中学课堂，谁应该对此负责呢？
在同斯诺的谈话（1970年12月18日）中，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人反对节育是表面现象，计划生育的主要障碍是传统文化，这使许多人生不出男孩就要一直生下去。他说：“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在人口问题上，毛泽东一贯强调要解放思想，破除对专家的迷信，要乐观同时要控制。乐观不是盲目乐观。乐观派历来是人口问题上的一类重要观点。国外在人口与发展关系问题上乐观派的著名代表是《没有极限的增长》的作者西蒙，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口增长会刺激经济发展。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总结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书认为，“对于人口增长危言耸听的或听之任之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关于快速人口增长对资源消耗的影响常常是被夸大了”。对该书有的评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它已经从过去那种关于人口增长会给发展带来很大消极影响的结论中走了出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均产出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从总体上看缺乏明显的相关性”，“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之一——从传统上看，人们关心人口增长，会给总体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消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站不住脚了”，因为“很多过去与人口有关的‘问题’，实质上并不是由人口本身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在其中只起了更快、更清楚地揭示这些现象的作用”。
毛泽东希望人民有文化了就会自觉控制生育。在1958年3月23日成都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他说：“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亩五分地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七亿五到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少，很难叫农民节育。少数民族和人口少的地区可不节育，其他地方可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他这种人口素质提高有助于控制人口数量的观点得到了近年来国内外人口学家研究成果的支持。
二、提高人口素质对解决人口数量与结构问题的意义
毛泽东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路实际上是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中心展开的。在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到人口问题时反复说，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了文化就会控制生育了；而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大跃进”亲历记，第168页、第193页》）。毛泽东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考虑人口政策首先照顾人民的感受，同时又找到了引导人民、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其实马寅初先生也是把人口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联系起来考察的，我们不能认为他只是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我们要改变对新人口论的片面认识了。他说：“在一穷二白的中国，资金少，人口多，把人民组织起来，利用它作为一种资源，不是没有好处的，但不要忘记亦有人多的坏处。人多固然是一个极大的资源，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的新人口论主张保留它的好处，去掉它的坏处；保全这个大资源，但去掉这个大负担。方法是提高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数量。”
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了提高人口素质对于降低生育率、减少人口总量的作用，并且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如L.H.Pritchett在《期望生育率与人口政策的影响》（《人口与发展评论》1994.1，下面引该刊的文章只注明日期）中认为，生育意愿强烈，生育率就高。计划生育努力（影响力为5%）、避孕方法的影响都不大。降低生育率的挑战在于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政策的作用是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改善儿童健康状况，给予妇女更多经济机会、更高社会地位。
D.G.约翰逊以中国为例研究了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1994.3)。他提到，按照贝克尔的研究，实际生育率是由家庭所期望的孩子数量与实现这个数量的代价所决定的，这是决定生育的简单模型。韩国、泰国、斯里兰卡、智利、圭亚那、香港、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幅度接近，除了新加坡以外政府的干预都比较少。其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在于教育、收入、住房等受公共政策影响的因素。他认为，如果社会保障普及化、大力普及农村教育尤其是女童教育、不为更迅速的城市化设置人为障碍的话，允许农村家庭生育所期望的子女数量也能迅速降低生育率。只要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大力普及农村教育尤其是女童教育，放开生育控制也能够实现更低的生育率。SusanGreenhalgh在《中国1984-1986人口政策的转变》(1986.3)中注意到1984年到1986年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认为只要中国继续优先发展经济、普及教育，孩子就会更昂贵、更无用，生育意愿就会进一步降低。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到了一定的阶段，单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就可以解决人口数量增长问题。
这种观点得到了我国计划生育实践的验证。有专家对全国城乡从1970年到2000年普遍推行计划生育的效果进行了考察，认为70年代国情与民意兼顾的“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的奇迹。80年代由于急于求成，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地将提倡与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紧缩成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使计划生育工作在农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导致全国生育水平急剧回升。90年代是在耗用了十年的时间，下大力气抑制生育率反弹后，控制能力才回到1980年的生育水平，并最终呈现出转机而有所下降的十年。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在80年代初不惊慌失措，沿着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人口政策执行下去的话，完全是可以不必付出多余的代价也能够取得好得多的效果的。
在世纪之交，我国开始成为老年型国家。我国还将是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我们是在经济不发达的阶段进入老龄化阶段的，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养老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有些学者思考问题的着眼点放在老年人的经济生活来源上。我们认为，抚养与经济供养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老龄化真正的问题在于，老年人由于体弱多病，高龄老年人由于生活难以自理，往往需要照料，有时候还需要长期的照料，而社会与家庭往往很难满足这种需要。我们必须寄希望于医学的发展，希望技术的进步有助于解决疾病影响我们生活自理的问题，尽可能缩短我们需要照料的时间。我们希望环境污染得到治理，不至于危害我们的健康。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希望将来以健康的体魄度过老年生活。我们还可以寄望尽力提高子女的素质，以预期他们成年后能够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可以在经济上帮助我们。总之，老龄化问题要靠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素质得到解决。
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态势在很长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稳定低生育水平，要大力提高人口的素质，关键都在农村。而现在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很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的希望。国家迫切需要满足农民对教育的需求，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大力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农业部门也要接受现代技术的武装，科技素质低以后种地也会不合格。因此，解决农村人口问题迫切需要具有长远眼光，把着眼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东亚奇迹的奥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高。我国的落后在根本上可以说是教育的落后，国家为了解决人口问题也需要在教育上多下些功夫，各级政府应该真正把教育作为关系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的事业抓起来。
三、发扬毛泽东人口思想，以提高人口素质为中心解决人口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都小得多了，因为技术、人力资本存量等因素变化太大了。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行，我国进入了人口低增长的时期，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如果认为人多还是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事实证明并不尽然。
从人口密度上来讲，1998年我国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3人，而日本是336人，韩国是470人，英国是245人，德国是236人。从人均可耕地面积上来讲，我国是0.08公顷，而日本仅为0.03公顷，韩国也只有0.04公顷。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国家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他们的有些人口学家因此才鼓吹适度的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到日本现任有关政府官员也都一再说，只要是人才，就不怕人口多（参见《激荡的百年史》），日本不存在人口多的问题。当然，我们国家的情况还不能允许我们跟随他们进行乐观主义的转向。这是因为我们与他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是因为发展水平不足才把人多当做主要的人口问题的，我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口素质问题，是劳动力素质低的问题。
由于低素质人口的众多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压力，我们不得不采取措施减少人口增长。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的竞争条件对于劳动力素质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人口素质低的问题必将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口素质提高了，人口质量就可以代替人口数量，所以我们的人口发展战略不应该是人口数量可持续不减，而是达到人口峰值后可持续减少。那时候我们既能够保持庞大的经济总量，又能够在人均水平上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我国的城乡生育率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人一般生育一个孩子，农村人则普遍生育两个孩子。有人认为，将来农村人会越来越多，城市人会越来越少，中国人的素质会越来越低，为了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必须提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这种所谓的人口素质“逆淘汰”显而易见是个假问题，我国的人口素质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道理很简单，这种判断的大前提实际上是“血统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人的受教育条件也在逐步改善。而且，要衡量一个人的素质也不能单纯地以受教育的年限为标准。随着更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现，要说新农民素质比城市人低恐怕城市人自己都不敢承认了。所以，城乡生育率差异可能对我国人口素质提高的速度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改变人口素质提高的总体趋势。
因此，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一方面需要毫不放松地大力控制人口增长、降低生育率，一方面更需要大力加强与普及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人口问题说到底是发展问题，需要在大力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得到解决，尤其要高度重视优先发展教育。“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
除了重视教育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功能外，还必须重视其提高人口道德素质的功能，要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与家庭伦理道德的建设。社会成员普遍具有公德意识、敬业意识与家庭伦理意识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健康成长与其自身素质的提高都是非常重要的。家庭伦理道德水准低，有再多的孩子也不能指望他们能够照料你度过晚年，我国有的地方出现了“躲儿庄”现象不是就很能说明问题吗？
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也不容忽视，必须实施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减少有先天出生缺陷婴儿的出生比例。要站在确保人口素质的角度认识环境保护问题，环境污染造成的疾病带来了很严重的健康问题与经济损失，仅从我国乙肝与肝癌的高发状况就可以见其一斑。因此，积极探索、完善适应农村新形势的医疗保险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进行教育、医疗投资、保护环境依赖于发展经济与创新体制。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什么也干不了，提高人口素质的任务难以提上日程。必须制定合理的粮食价格，使农民能够自我投资有利于自身素质提高的活动。当然，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要更好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也大有文章可做。例如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能否高于同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优先发展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等。1997年就只有12个省、市达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所规定的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比例。“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5页）。
根据目前的情况丑发展趋势，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越来越难了，这一点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深有感触，所以现在比较强调服务，大力开展生殖健康等工程。人口问题是综合性、社会性的问题，要解决好人口问题必须跳出局限于计划生育的旧模式，围绕提高人口素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来全面规划并解决将来的人口问题。
在计划生育取得成功，我们又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人才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的形势下，我们对于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与对策应该有所转变。真正重大的问题归根结底将日益表现在人口素质问题上，我们必须把解决问题的重心转移到加强教育上来，大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致力于逐步提高我国人口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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