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理论回溯与框架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框架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5)09-0015-12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呈放缓下行态势，为了避免经济失速增长，特别是为了避免中国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则亟须探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规律，并以此找出今后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科学培育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本文侧重从经济增长学术史角度，梳理了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特别是新常态特征要求，进行了相应的评论，在此基础上，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研究提出了框架设计和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最后，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中值得探索的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初步思考。 一、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的理论回溯 国内外有关经济增长动力因素及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经济增长问题尤其是增长动力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探索，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均有深刻的阐述。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的增长是由分工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比例两大因素决定，其中经常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分工的深度与广度。因为，劳动分工引起的专业化协作，不仅促进生产制度的创新，而且促进交易制度的规范与完善，由此带来收益递增并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源泉。李嘉图从其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导出经济增长机制。他认为，增加资本积累、促进利润增长是扩大生产与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促进利润增加或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工人工资，此外，还必须限制和缩小地租及赋税比例，并要反对地主、官吏等非生产阶级的奢侈性消费。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前提，以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科学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理论前提条件、静态与动态均衡条件、内在实现机制即外延和内涵扩大再生产。此外，马克思还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市场环境、科学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决定经济增长潜能与动力的影响因素。总之，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主要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内生要素和技术进步、社会经济制度等外生因素的综合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它为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如何培育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宽泛的以定性为主的分析框架，但不能体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时代特征与关键变量的深度分析。 第二，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理论起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一条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历程。20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型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将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理论推广到经济增长问题上，强调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并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起点。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是以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为假定前提，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决定了它具有不适合进行长期经济增长分析之缺陷。 索洛、斯旺等人①修正哈罗德—多马模型关于资本产出比例不变之假定，创立了新的增长模型即新古典增长理论，此模型后经卡斯和库普曼斯②重新说明并系统地论述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依据新古典增长模型，储蓄率的上升只有在其能带来资本边际产品增加的前提下，才能促进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经济中不存在技术进步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状态。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甚至他们强调增长的源泉是技术进步。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应只重视资本数量积累，更应关注资本质量的提升，要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结合起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它排除在考虑之外，这一假定无疑使该理论排除了最重要的因素。此外新古典增长模型还要求外生的技术进步必须是哈罗德中性意义上的，这也大大限制了此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第三，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为标志③，并经G.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R.阿罗、P.阿格亨、P.克鲁格曼、阿尔文·扬、L.琼斯、S.雷贝洛、G.贝克尔、杨小凯等人推进和发展的新增长理论，强调经济持续增长是经济系统中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并认为技术(或知识)、人力资本产生的溢出效应是实现持续增长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国际贸易和知识的国家流动对一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在经济政策上，强调向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新增长模型依据基本假设上的差别，可以分为：(1)在完全竞争分析框架并以收益递增和外部性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如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等。他们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保证了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存在，而技术进步取决于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积累，知识资本或人力资本积累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潜能源泉。这类新经济增长模型代表了新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思路，以后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是沿此思路而拓展与深化研究。(2)以琼斯—真野惠里模型等④为主要代表的新增长模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考察经济增长，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而不是技术进步。(3)在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下，通过着重研究技术商品特征、技术进步类型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决定，进而更具体地说明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类新经济增长模型又可以分为相互补充的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和产品质量升级型模型，前者有罗默的知识驱动型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等⑤，他们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不断出现，并用分工演进解释经济增长，因而较成功地解释了斯密的“增长源于分工”思想；后者有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1991)⑥等，他们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凸显了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这两种增长模型的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以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和冯·诺依曼的平衡增长理论为基本框架，以斯拉法的资本生产模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解释为出发点，森岛通夫、弗利、库尔兹和萨尔瓦多(Kurz and Salvadori)提供了与新古典生产函数范式完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⑦。另外有一批经济学家在拒绝新古典生产函数框架的同时，使用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能接受的“生产技术”来描述生产过程，代表性的有如弗利和米希尔和巴苏(2010)⑧。 20世纪后半期以来，经济学家围绕着原有内生增长模型的精致化，对原有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效应修正、新熊彼特主义的复兴、分工与结构变化和增长之关系、内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新进展。就经济增长的潜能与动力方面来说：(1)如杨格、巴苏和韦尔提出的增长模型⑨，认为增长既可能受到发明约束，也可能受到干中学约束，经济增长是由于中学和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两方面驱动。(2)伊斯特利和拉文等⑩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将跨国经济增长的差异归结为生产率的差异而不是要素积累的差异，并假定技术进步来源于追逐超额利润的企业所实施的创新活动。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就研发、技术转移与跨国增长差异，金融发展与跨国增长差异，教育、人力资本与跨国增长差异等方面进行了解释与实证分析。(3)阿格依奥和奥伊特(11)发展了市场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认为寻求垄断租金是研究与开发进而是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重要动力。A.B.莱斯和D.A.特莱卡则建立了一个市场结构内生的增长模型，强调竞争的压力是企业从事研究和开发活动的动力，也是生产率增长的来源。(4)J.莱特纳(12)等研究了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内生地上升，经济增长也随之发生变化，穆茂和谢特(13)对九十多个经济体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工业化水平等经济指标呈显著正相关，亨德森(14)通过对多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85，并认为要保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需要为城镇发展提供制度性和政策性支持。然而，有学者如费伊和奥普尔、福克斯等(15)通过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研究，发现城镇化与增长之间因贫富分化、政权无序、教派冲突等原因而没有出现正相关甚至还出现负相关，也有学者如盖洛普、赫尔曼和汗等强调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将产生负向影响，也不能拉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就业、收入和消费水平。 总之，新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后工业社会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更好地解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何以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而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因而使此理论可以成为“知识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基础。但是各类新增长模型都采用了严峻的假设条件，因而损害了新增长模型的普适性和现实解释力，另外，新增长模型还忽视了经济制度对增长的影响，这也制约了对经济增长动力源泉的深度分析。 第四，关于经济增长制度动力源的探讨是发展经济学特别是以诺斯、舒尔茨、威廉姆森、奥斯特罗姆、弗鲁博腾、林毅夫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中心议题。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强调增长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行为。他把决定经济增长的人类行为分为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其直接原因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以及资本积累，而决定这些直接原因的原因是观念与制度。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制度和技术都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强调解释历史经济绩效不仅需要人口变迁理论、知识存量增长理论，更需要制度变迁理论。为此，他们打开“制度”黑箱，将交易费用引入专业化和分工模型之中，并通过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来理解经济增长。诺斯、戴维斯、托马斯等(16)通过经济史的“新解”特别是通过两次经济革命的研究，发现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和资本积累这些经济增长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增长原因，它们是增长本身，真正的原因为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特别是有效的所有权体系的出现。它们的逻辑是创造一种产权体系——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和降低交易费用——总产出提高，即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新的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体系的过程。此外，由阿西莫格鲁、阿格伊奥和奇李博迪于2002年建立的通过引入“适宜制度”概念，建立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也得出结论：不同的制度或政策选择对生产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即各国提升增长的制度或政策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一个国家或产业离技术前沿的距离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增长制度动力源的不同探讨，对于我们如何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变迁以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与制度体系，进而建立能够激励经济效率提升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动力体系，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理论参考。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以私有产权最有效率为假设前提的，因而不能完全适合中国的经济转型特征，更不能适合构建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 第五，刘易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对制度内生变量这一经济增长动力源决定性因素分析，表明其增长机制中已内含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近来西方学者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扩展，引入了收入分配如何影响增长方式选择，重点研究了“公平、效率、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是否不利于经济增长”“何种收入分配原则更有利于经济增长”等问题。如，艾尔萨那和罗迪克(17)在巴罗(18)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考虑公共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劳动和资本禀赋的相对份额这一主要分配变量，确立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佩尔松和塔贝里尼(19)建立了一个世代交叠框架，从转移支付角度出发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将对资本征税直接分配给靠劳动力获得收入的人，从而研究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阿格伊奥(20)引入信用市场不完善的假定，通过研究再分配对增长的激励，从而得到不平等不利于增长的结论；加勒和莫阿夫(21)分析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其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探讨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斯托克哈默从金融化、不平等和资本积累等角度探讨了收入分配、就业、有效需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詹帕莱利(22)讨论了古典增长情景下的劳动约束模型，他的研究证明了储蓄率以及R&D补贴的增加将会提高劳动份额、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就业率；同时，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提高不会对生产率提高和分配产生影响的同时，将会降低就业率。此外，佩罗蒂、克拉克、佩尔松和塔贝里尼、巴罗等人(23)利用跨国横截面或纵列数据，就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发展的视角，安杰利斯(24)用一个马克思—凯恩斯乘子模型，阐述了由于劳动时间的减少或是工资的增加将会导致利润的降低，这使得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需求从利润追求方和以经济增长高于其他考虑的角度来看存在矛盾。同样基于社会发展和公平的视角，以阿里(25)等经济学家为代表以及亚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提出并倡导包容性发展理念，并对包容性发展的内涵、要义及其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潜力与动力进行了积极探索。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包容性发展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将包容性发展界定为机会平等的增长(26)；有的认为包容性发展是益贫式增长(27)等。综合来看，对于包容性发展，有两方面共识：其一，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其二，包容性发展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种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分别从如何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确保公平竞争机会、增强能力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增强相互关联维度等方面提出了如何挖掘可持续增长的动力，以及如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策略。 上述增长理论从如何加快经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如何通过优化收入分配为经济增长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并注意到经济增长过程中要关注机会均等和成果共享的公平性动力源泉问题。但对于如何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制度建设以克服经济增长中因发展失衡、利益冲突、公平缺失而为经济持续包容增长注入有效的公平动力，没有作出有效的理论分析。而这些问题恰恰是目前我们在构建经济可持续增长，尤其是包容性经济增长之潜能与动力机制中，需要作出相应的理论和实践解释的。 第六，21世纪以来，对于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和原理的分析还有一个明显转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解释往往是“技术”的，即认为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变化。在这种理念下，经济增长被处理为生产函数框架下各种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等)的积累问题。这种观点对增长的长期动态解释是合理的，但是对短期的解释是片面的。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开始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理解货币和金融体系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这种思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要素是被资本组织和驱动的，货币资本的循环是生产函数的背景和前提，不能脱离资本的运动而孤立地对生产函数进行技术层面的分析。至少在短期中，货币资本的扩大和收缩、流通和停滞都会决定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特里格(28)用一个马克思—凯恩斯资本循环框架，论证了劳动力价值本身是就业和收入乘子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依此讨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弗利和泰勒提出了一个对传统生产函数分析框架的替代方案。这个分析方案以社会收入矩阵(SAM)为出发点，从资本循环和经济单元的净资产的角度分析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桑托斯(29)进一步将货币、银行和金融机构引入资本循环框架，研究了信贷扩张、家庭债务和收入分配的关系。他认为生产和消费的信用增加了货币循环中不同阶段的购买手段，分别增加了工资和利润份额。这意味着在发达和中等收入经济中，家庭信贷会促进需求和增长。萧江(30)考虑了含金融扩张的资本循环框架下的增长问题，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混沌特征。奥尔森(31)区分了经济中的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证明了非生产性活动对经济增长存在潜在的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它积压了利润和积累从而降低了增长；另一方面它增加了劳动强度和提高了技术水平，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在从资本循环的角度对经济增长作出理论分析的同时，马修斯、埃勒米和弗利以及巴苏等(32)还做了代表性的计量研究。从资本循环的角度理解货币和金融体系对短期中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的研究，对我们如何合理使用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创新，以及如何调整融投资结构来稳定经济增长和刺激大众创业创新，是具有现实参考价值的。 第七，博尔丁《演化经济学》、纳尔逊和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等著作的问世，标志着演化经济增长理论的形成开始。目前，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应用。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家从更广泛的角度，特别是从驱动机理的角度，考虑演化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尼尔森(33)强调了演化和制度性因素在理解经济增长时的作用，并提出了一个融合演化和制度问题的方案。阿勒古夫和库恩(34)讨论了熊彼特内生增长模型是否会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引致熊彼特的发展理论。奥特里兹和凯尔巴赫(35)反思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知识问题，提出“知识”和“经济知识”的差异，重视企业选择在知识和经济的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尼尔森强调了技术学习过程和经济演化的相互作用，并批评新古典理论对经济组织的简化处理，主张现实经济组织的复杂性。盖洛和米哈洛普洛斯(36)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精神的经济发展进化过程，用不同阶段的容忍风险的差异来解释长期的经济发展变化。从上述例子可看出，演化思想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演化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越来越精细。但从整体上看，就经济增长理论而言，演化经济学仍然只能算是一个分支。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目前的演化经济学主要是一种“思想”或是一种“理念”，而不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和“方案”。演化经济学目前还缺乏一个统一的“增长—分配”理论。本文正是希望通过充分借鉴演化经济学在处理经济增长驱动机制和路径上的长处，在综合制度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的特点的基础上，尝试构建统一的“增长—分配”的分析框架。 第八，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及其如何培育新增长点”主题，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如，沈坤荣、李子联(37)认为，1978年中国市场化体制改革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经济国际化，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四大引擎”，中国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宜突破资源环境、市场条件、资金资本、人才资本和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条件约束，并应从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竞争机制和资本市场的完善、人才计划的实施和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等方面进行政策制定，以发掘经济增长的潜能与动力。胡乃武、周帅、衣丰(38)认为，中国在产业结构优化、城镇化提升、区域发展协调、“人口红利”发挥、技术进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制度变革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增长潜力。郭熙保(39)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能主要是来自资本、技术、劳动、制度和结构等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王小鲁(40)认为，资本形成的加速对中国高速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更重要的贡献是来自制度变革引起的资源重新配置。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增长方式转换的挑战，今后中国要保持中高速度增长，则取决于若干深层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靳涛(41)基于新中国六十年(1949-200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互动关系的经验分析，也认为中国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则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过渡。唐世平(42)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提出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或调节地位市场中激励结构的制度体系，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杨瑞龙、吴卓瑾、郎丽华等(43)在第七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3年6月)上，强调要通过制度变革释放经济增长潜力，包括重建微观基础提升消费、改善总需求结构、全面提高城镇化水平和促进技术创新等，并认为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涉及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释放人口红利；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增强内需潜力；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活力等。 特别是，国内学者针对中国发展失衡、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并就如何挖掘、激发增长潜力与动力以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提出包容性增长问题。如周建军、汤敏等(44)认为，发展失衡是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包容性增长是基于经济增长不均衡而引起矛盾增多和发展严重失衡，并致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惠及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群的现实困境而提出的。孙翎(45)等认为，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发展应着力解决因收入差距扩大而引发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白永秀和任保平(46)等从包容性增长角度探讨了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向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转变。余闻、安宇宏、李长安、俞宪忠等(47)学者分别从GDP崇拜、贫富差距、机会不均等、体制制约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制约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周建军、唐钧等(48)学者分别从坚持科学发展、实现机会均等、破除GDP崇拜、理顺分配机制、提升人力资源、增强政策引导、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探讨了践行包容性发展的路径及政策选择。此外，卫兴华、程恩富、简新华等(49)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探讨了包容性发展中应处理的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上述研究结合了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现实背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层面，特别是从体制改革层面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这为增长动力转化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但是上述研究多数没有依据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要求，并依据经济系统演化趋势去探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增长点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与特征，特别是将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域内技术与制度两个增长动力的关键性变量，以及可持续发展视域内的公平(或利益协调)变量统一起来，去解读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动力系统和新增长点问题，从而为新常态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与包容性发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框架。 综上所述，对于国内外有关经济增长动力因素及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者认为： 其一，现有各种经济增长理论有关增长动力的分析，主要是侧重于生产要素贡献分析，并依据时代特征其强调的要素各不相同，因此缺乏一个复杂系统的分析框架。而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系统过程，而且是一类复杂的非线性反馈系统，因此，以线性、稳定、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因素分解法去阐释、解读复杂的经济增长潜能与动力系统，必然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与不足，为此需要运用能够反映非线性复杂系统特征的系统演化理论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便发现经济增长的系统潜能与动力。 其二，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经济呈现新常态增长的背景下，构成中国经济增长主导性的动力系统具有鲜明的经济转型和国情制度禀赋特征，而现有的各类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所作的理论分析，因此难以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国情特色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转换的特征要求。 其三，现有经济增长理论有关增长动力的分析，主要是以资本为中心而展开分析，没有以人的经济活动努力为中心展开分析，没有构建一个制度、行为与绩效互动演化下增长动力分析框架，更没构建一个满足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经济新常态特征约束下的增长动力及其新增长点培育的分析框架。正因如此，现有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的关键性动力因素以及动力转换趋势和新增长点培育问题。 为此，本文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应结合经济新常态的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等基本特征和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践要求，以体制创新为主线，以创新创业和劳动者生产努力提升驱动为核心，在深入研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影响基础上，重点运用系统演化理论分析框架，侧重从资本市场完善、技术创新、利益协调三个维度，研究中国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特征、条件、机理、路径以及新增长点如何培育问题，并着力探讨如何通过系统性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激发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与动力，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框架设计及其主要研究问题 (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框架设计 依据问题导向和社科研究范式，笔者认为，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需要遵循“问题特征→理论探索→路径分析→政策选择”这一逻辑关系来设计分析框架。为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的分析框架，可分三部分开展研究。第一部分侧重从协同演化角度，在理论层面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演化特征、机制、规律、条件和方向等问题。第二部分是此框架的中心内容，结合中国目前“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运行状态特征，以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背景，并依据经济新常态中高速、调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特征要求，以资本、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为基础，以促进创新创业和劳动者生产努力提升为主线，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换的特征、风险与成本、条件及路径，在此基础上，综合中国要素禀赋变化特征和市场需要、供给约束，并侧重从资本市场创新与大众创业、技术进步与万众创新、优化分配和促进消费三个层面，分析研究新增长点培育的战略趋势和现实途径选择。为此，拟从完善市场体系、完善技术创新体制、协调利益关系和新常态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及新增长点关系等三个层面设计三个子课题展开研究(见图1)。第三部分，将第一和第二部分结合起来，侧重从优结构、新动力角度，以资本投资偏好、技术创新和利益协调之间的互动演化创新和系统配套改革为基础，以“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公平导向”为主线，提出新常态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基本思路，以及具有关键性和基础性的政策建议。 (二)主要研究问题 1.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规律和新增长点培育方向的理论探索。在研究中外代表性国家经济增长周期变化特征及其增长动力变化原因的基础上，应对资本主导的主流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评析和反思，并结合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要求，拟以演化分析框架为基础，并综合现代制度主义和人本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以及近年来有关包容性增长理论与实践研究，以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以资本、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创新为主体内容，探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演化特征、转换规律以及由此而引申的新增长点培育方向等基础理论问题。主要研究的问题有：(1)国外经济周期历史变化特征以及动力转换特征研究。从历史、国别比较的角度，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为例，研究经济周期性历史变化及其增长动力生命周期和转换特征，侧重研究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这一换挡期而出现的增长动力转换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特征及成因，并以拉美国家、韩国和马来西亚三种不同类型国家为例，分析如何通过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2)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演化特征、规律及其条件分析。结合经济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特征要求，以及中国高速增长后要素约束的变化特征，侧重从如何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产业与经济系统升级的层面，以及如何为经济体系注入创新动力之角度，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统一起来，研究资本、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匹配模型、动态协同演化机制与动力学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换过程中的渐进与突变、反复与锁定等的演化特征及其规律和成因，以及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稳定演化路径在资本、技术以及制度协同创新中应满足的条件。(3)协同创新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演化机制及效应分析。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结合技术创新体制、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结构特征和要素配置权利关系等变革特征方面，研究中国企业创新学习行为特征及能力的演化趋势，以及企业技术搜寻与创新驱动的演化机理和战略选择机制，并通过实验模拟法实证分析技术机会、学习率、部门率、基本搜寻活动效率等演化特征性变量对经济系统中企业数量、需求和就业等变量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结合中国经济系统中种类、质变、部门、竞争和结构变迁的属性与特征分析，构建中国经济的演化增长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多种技术与可变投入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演化的遗传或路径依赖性机制、变异机制和市场选择或搜寻机制，以及在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结构优化和增长变化效应。(4)新常态下新增长点培育的战略方向和选择原则研究。综合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演化特征、机制和效应分析，并结合未来中国要素禀赋变化特征、“一带一路”新的开放发展战略，以及制造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世界产业发展新常态和从失衡到优化、出清与培育并重的中国产业发展新常态的特征要求，侧重从区域和产业战略性调整角度，提出中国“十三五”期间新增长点培育的战略方向，以及培育新增长点的区域和产业选择原则。
图1 总体框架图 2.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之路径研究。依据经济新常态增长动力转化特征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要求，侧重从资本市场完善、技术创新、利益协调等三个维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构成系统。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的实践路径——侧重点是依据资本、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以及经济新常态下优化结构的内在要求，探讨如何通过系统性的配套体制改革以促进增长动力的有效转换和新增长点的有效培育(见图2)。
图2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系统图 主要研究的问题如下：(1)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及新增长点的培育路径研究。在实证分析资本市场体系的历史变革，以及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变革所带来的增长动力变化和增长效应的基础上，从融资规模与结构，主板和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比例，证券发行和交易的行政化、计划化、审批化，证券交易机制等方面，分析中国资本市场制度及体系的不完善所在，及其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和成长，社会创业和就业、价值投资以及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抑制效应。同时，依据优化资本结构配置、优化企业市场竞争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以激发大众创业的实践要求，研究如何通过加快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创业板市场、发展和完善“新三板”市场等方面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来为大量中小企业的融资和成长，以及大众创业提供高效的自由资本市场选择，进而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和新增长点的培育注入资本市场动力与活力。(2)技术创新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及新增长点的作用机制及其实践路径研究。从世界技术经济历史的角度，可看出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经济波动、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影响特征及效应，从而研究中国内含制度创新在内的技术创新演化特性及其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能力的作用机制和绩效评估，从中得出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切换和培育新增长点的一般路径选择的唯物史观基本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新常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特征要求，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对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率的作用机制，并从实证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阶段的技术创新对经济效率和质量及其新增长点培育的影响效应。最后，结合有效激励万众创新和新开放格局下产业升级以及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的实践要求，并依据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三螺旋”协同创新范式下强调纠正“系统失灵”的技术创新政策要求，研究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模式的完善，以探索出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培育新增长点实践路径。(3)协调利益权利关系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及新增长点的培育路径研究。实证分析中国利益权利关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均衡配置的历史演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利益矛盾状况，及其对中国消费和投资结构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抑制效应，并分析其体制机制成因。在此基础上，依据“共同富裕”规律要求，从更加关注公平竞争和优化消费与投资结构角度，一方面探索如何通过合理区域分工协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以及通过实施“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等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促进利益权利在不同区域空间的公平均衡配置，以此激发不同区域经济主体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并探寻发掘区域经济增长新路径和新的区域增长培育点；另一方面，研究如何深化产权与收入分配改革，以及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方面改革，以促进利益权利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均衡配置，从而更大地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率，由此，从激发各类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和提升消费水平层面，探索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之路径。 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政策选择，应主要从实践政策选择层面，并侧重从全面深化改革与制度建设视角，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基本思路、实施部署，以及具有关键性、基础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选择。主要内容有：(1)资本、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模式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的方向及着力点研究。依据中国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态势预测，并结合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分析，研究资本、技术与制度协同驱动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模式及其体制支撑和改革要求，并以此设计如何通过改革发展模式的完善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依据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模式要求，提出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方向和政策着力点。(2)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经济增长点的基本思路、实施步骤。依据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和主次性，遵循时间有序性和空间并存性、重点求解与平行推进的原则，按照资本市场、技术创新、利益权利关系三维协同配套改革要求，设计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培育新增长点的基本思路、实施步骤。(3)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中具有关键性、基础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选择。围绕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基础需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发展转型、民生导向”为主线，以“激活资本、技术驱动、能力提升、权利均等”为支柱，设计并提出转换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中具有关键性、基础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选择。 (三)本分析框架的意义所在 之所以提出上述研究框架，笔者认为，此分析框架在理论上：(1)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范式的创新，并可以初步构建一个以系统演化理论为基础，以市场、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为中心内容的增长动力转换分析框架，从而更科学地反映经济系统的非线性复杂演化特征，进而更有利于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系统动力和新增长点。(2)有助于推进以人为中心并以公平为导向，并以创新创业和劳动者生产努力提升驱动的增长新动力源系统分析框架的构建，有助于在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深层次的增长动力因素和新增长点的培育。(3)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发展趋势上，丰富与拓展以人本主义为导向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系统演化理论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也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换理论的构建提供知识积累。 在实践上，本框架研究对于探索新常态下如何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以及如何通过实施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和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培育新增长点，特别是如何通过促进资本市场创新、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在政策应用层面，本框架研究可为中国发掘经济增长动力系统，破解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条件和路径选择问题以及找准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点等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提供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研究的初步思考及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依据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理论回溯，以及上述分析框架和主要研究问题的内容设计，对如何实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化、如何培育新增长点以促进中国经济稳态可持续增长，笔者提出如下六点初步思考： 第一，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的培育应依据“四个全面”的治国战略和构建新型开放性经济体制的世情和国情特征，进行内含一定价值取向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变革，其过程既要依据人民群众需要的转型和升级，引导资本投资偏好的变革与转型，并着力进行有利于促进就业与劳动收入增长的技术创新与进步，以优化财富增长的质量与结构；又要通过资本偏好、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和利益权利关系之间的协同演化创新，为经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进而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构建一个激励相容的制度结构与体制机制。 第二，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基本特征是要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其中，最根本的是要依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此应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努力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推动中国走上科学发展、创新驱动、内生增长轨道。 第三，资本、技术和制度是经济增长动力系统转换和新增长点培育的三大关键要素，其三者关系不应是决定论而应是协同演化的。一方面，制度激励、约束资本投资和技术偏好演化过程中的选择行为，对资本投资倾向和技术变迁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另一方面，资本投资倾向和技术创新反过来又成为制度变迁的选择压力，对制度演化产生重要驱动影响。 第四，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构建，是新常态下实现优化资本结构与合理配置，促进大众创业和增长动力转换与培育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完善并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其核心在如何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本配置的基础性与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加上企业资本循环与周转，合理处理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与此同时，要正确处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场外市场之间的比例和结构关系以及二级市场中价值论与投机论等关系问题。 第五，劳动者经济努力系数的持续提升、创新与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本积累是长期经济增长和新增长点培育的根本动力源泉和实践路径，而此源泉的有效发掘，则必须有公正公平的产权分配制度体系和利益权利关系的协调机制。 第六，为了促使未来中国经济适应新常态经济运行特征及规律要求，在政策取向上应做到：重市场(即要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微刺激(即要依据市场经济和经济新常态运行特征及规律要求，依法有序而又科学合理地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应规避过去那种以政府规划为导向的具有明显行政动员特征的大起大落式宏观调控)；励创新(要经济增长的动力源由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禀赋源和投资驱动源转向资本、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源)；促创业(要通过万众创业来增加生产劳动人数，并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固实体(应确立夯实实体经济是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控制通胀的基本保障，也是增进社会财富、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物质基础之基本理念)。 为了有效解决上述几个问题，其关键在于： 其一，如何将新古典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视域内资本、技术两个增长动力的关键性变量，以及新制度经济学视域内的制度变量，特别是包容性发展视域内的公平(或利益协调)变量统一起来，去解读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时代特征意义的动力系统，从而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和新增长点的培育，进而为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具有历史演化特征的理论解释框架。 其二，如何在分析国外经济增长周期历史变化特征及其增长动力转换特征基础上，结合创新驱动与改革发展模式转型之国情，并依据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要求，探索中国经济发展中资本、技术与制度(侧重于利益权利关系)协同演化创新框架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演化特征、机制、规律和效应，进而以此为基础，探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培育方向和条件。 其三，如何依据经济新常态增长动力转化特征和包容性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导向与现实要求，探讨具有中国特色资源与制度禀赋约束特征的增长动力转换的构成系统、核心问题及体制成因，尤其是如何通过系统性的配套体制改革以促进增长动力的有效转换和新增长点的有效培育。 ①Solow R."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pp.6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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