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批评的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功能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批评正在从尴尬的角色之中脱身而出。这仿佛是20世纪的一个理论杰作：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时代”。当然，人们还不可能指望作家——另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欣然认可这个论断；几个世纪以来，作家对于文学批评的功利之心与厌倦之情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这个论断的意义在于显示批评家的自信：至少他们自己觉得，批评的业绩已经成为20世纪的一个文化里程碑。
不管这样的论断是否夸张其辞，人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20世纪的文学批评的确如火如荼。从马克思主义学派、新批评、精神分析学派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一批又一批的批评团体纷至沓来，声势逼人。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却无缘汇入这个踊跃的局面。20世纪上半叶，一批马克思主义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进入了中国批评家视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异于传统的文学眼光。然而，三、四十年代血与火的现实确立了大刀阔斧的理论风格，学院式的思辩骤然被截断了。此后，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封闭的轨道。文学批评成为斗争哲学的一种实现形式，“阶级”理所当然地晋升为首要范畴。简而言之，文学批评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评家甚至随心所欲地在作品之中索隐，任意断定种种微言大义，指控作家含沙射影，居心叵测。这样的理论局面至80年代才有所改观。这时，文学批评开始敞开门户，接受种种批评学派的理论性访问。这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一阵不同寻常的活跃气氛。一批学院式的批评家脱颖而出，文学批评的功能、方法成了引人瞩目的话题。大量蜂拥而至的专题论文之中，文学批评扮演了一个辉煌的主角。但是，这样的乐观并没有维持多久。学院式的理论表述很快遭到了大范围的抵制。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觉得，文学批评的阅读必须像文学阅读一样生动有趣。那些学院式的论文如同一种思辩的拆磨，种种陌生的术语令人恼火。这逐渐地使那些晦涩的批评论文成为一些学术孤岛。这些论文既无法触动作家的写作，也无法介入读者的阅读。如今，电视连续剧或者流行歌曲正在文化市场大显身手，文学批评却再度没落了。批评家周围的不满与讥诮之辞不断增加。许多批评家放弃了纵论文学形势的宏大志向，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的言辞之中，“危机”这样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至少在目前，“危机”是一种时髦的论调。“危机”这个字眼后面是一张忧患意识的深刻面容。历史上的连续挫折已经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习惯：盲目的兴高采烈是一种可笑的浅薄，居安思危的人更值得信赖。
这里，我不想重复使用“危机”这种惊人的字眼，虽然我同样感到文学批评的不尽人意。我倾向于将文学批评想象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但是，文学批评产生的声音确实十分微弱——这使文学批评淹没在其他话语类型之间。话语类型是语句之流的集合与规范，一种话语类型的结构同时具有语法与语义的涵义。从礼貌用语、外交辞令到抒情言说、学术论述，不同的话语类型分别拥有自己的风格、语汇以及基本表述方式。巴赫金将话语类型视为语言与社会的交叉地带。换言之，话语类型不仅是语言史的产物，同时是社会史的产物。人们可以看到，众多的话语类型组成了一个扇形的社会话语光谱，这是社会文化的意义配置方式。每一种话语类型承担了不同的功能，众多话语类型之间的冲突、抗衡或者合作投射出社会文化内部的主流、支脉、矛盾或者对立因素。文学批评在这样的光谱之间占据了一个特定的席位。当然，一些强势话语不断有意无意地觊觎这个席位，企图取缔或者兼并这个席位——例如，文学话语就屡屡表示出放逐文学批评的愿望。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之中表述的一个观点是富有代表意义的。在他看来，成功的作品即是一种完美的传达；读者经由作品媒介获悉了作家体验到的情感，那么，夹在两者之间的批评无宁说是一种多余的蛇足。有趣的是，托尔斯泰本人的行为却驳倒了这种简单的推理。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品头评足无疑是一种典型的文学批评。这个事例证明，批评话语包含了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这种文化功能不仅召集了一批职业批评家，某些时候，那些貌似蔑视批评的作家也心痒难熬，甚至不惜改换身份，一试身手。
当然，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不可能指定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绝对理念；这意味了批评话语不可能塞入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一些人习惯于说，将文学当成文学，将诗当成诗；如果仿造这样的句式，人们也可以说将批评当成批评。但是，批评的“本体”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我对于社会话语光谱的描述包含了历史主义的坐标。批评话语不是一种先验的预设；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相对于一定的文化范式。不同的文化范式可能拥有独特的批评话语。无论是先秦、唐朝宋代还是五四时期，批评话语始终是某种文化范式之中的一个成份。换言之，批评话语内部隐藏了共时与历时两重性：共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是社会话语光谱之中一个独立的话语类型，这种话语类型边界清晰，内涵稳固，拒绝其他话语类型的融汇和分解；历时的意义上，批评话语不断地卷入具体的历史语境，得到历史语境的重新确认，并且改写内涵，修订边界，产生一系列变体。共时的稳固与历时的突变之间，文学批评时常遇到了文化战略的选择。
二
批评话语具有极为纷繁的形式。批评话语可能存在于街坊邻居的寒暄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政府要员的演讲里面；可能零星地记录于小学生的日记本上，也可能编辑为一册厚厚的学术专著。纷繁的形式证明了这个话语类型的容量。人们甚至很难从这些纷繁的形式之中轻易地找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曹丕的《典论·论文》与罗兰·巴特的《S／Z》之间，司空图的《诗品》与托多罗夫《〈十日谈〉的语法》之间，共同之处存在于哪里？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追溯批评话语的历史本源，考察初始的文化动机——这或许有助于发现这个话语类型的基本依据。
对于文学批评史说来，批评话语的胚胎形成难以稽考——这种胚胎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阅读感想，或许是某种写作动机的无意表白；这时的批评话语吉光片羽，驳杂不纯。在我看来，批评功能的正式启用更像是由于既有文学的清理——例如文集的编选。（注：文学批评源于既有文学的清理这种观点，亦可参见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这句著名的概括已经是一个小型的批评范本。事实上，文学史之上众多文集的编选集中行使了文学批评的职责：这里包含了一种鉴别，一种判断，一种分析乃至阐释。人们没有必要过早地为文学批评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无疑有理由成为批评话语的母题。
这样的母题同样可以在criticism这个词语的历史之中得到证实。 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希腊文的“批评”这个词意为“判断者”；同时，“批评”也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有关。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些词语几乎可以互换，他们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经》的阐释或者古代文本的编纂和校勘。17世纪，这个术语的涵义逐渐扩大，批评不仅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同时还指传统称之为“诗学”或者“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尽管如此，韦勒克仍然坚持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差距。在他看来，两者的分别不仅存在于系统知识与作品研究之间；同时，鉴别和判断是批评不可放弃的义务。文学理论的原则体系是一张导航图，批评具体负责价值的考察。价值的考察是一种阅读趣味的规范。“趣味无争辩”或者“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样的观点暗示了一种价值的无政府主义，文学批评有理由以一种专业人士的权威眼光统一种种凌乱的观感，肯定某种或者某些趣味。如果批评家回避风险而对作品的价值不置一词，那么，这样的判断就会无意地转入新闻记者之手——这无宁说是更大的风险。（注：参见韦勒克《文学批评的术语和概念》、《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文，《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鉴别和判断的后果是为一批作品的“品第”定位，文学批评将某些作品奉为经典，顶礼膜拜，同时贬抑和排斥另一些作品，不屑一顾。尽管这可能某种程度地压制文化民主，无形地认可等级制度，但是，批评话语的意义却始终得到了社会话语光谱的维护：批评的鉴别和判断不仅指向一部作品；这种鉴别和判断体现的规范还将是文学话语生产的督察。
我企图联系一个社会的话语生产阐述文学批评。现代社会，话语生产的意义并不亚于物质生产。话语生产意味着规定一个社会的主导词语库，意味着让这些词语的意义成为社会的强大信念。这个意义上，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话语生产并非一种自然的积聚，相反，话语生产过程充满了冲突与斗争，字斟句酌事关重大。诚如布尔迪厄指出的那样：“社会世界是争夺词语的斗争的所在地，词语的严肃性（有时是词语的暴力）应归功于这个事实，即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制造了事物，还应归功于另一个事实，即改变词语，或更笼统地说，改变表象（例如像莫奈那样的绘画表象），早已是改变事情的一个方法。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事关词语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地了解现实的斗争，几乎总是不得不从反对词语的斗争开始。”（注：布尔迪厄：《社会学危机与争夺词语的斗争》，见《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显然，话语生产所诞生的话语关系与社会关系遥相呼应。科学话语、政治话语还是商业话语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这与相应阶层的社会地位息息相关。这样，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这将成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的鉴别和判断即是从某一个方面分享了这些问题的意义。
文学话语是社会话语的生产之中一个奇特的门类。文学话语没有实践意义，文学话语不能改善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也无法增添社会福利基金；相对于政治话语、商业话语或者科学话语，文学话语始终处于边缘。然而，如同许多人所了解的那样，文学话语又具有某种异常的号召力。文学话语内部隐藏了反叛理性的冲动，文学话语的感性与故事情节集聚了强大的社会激情。从孔子“兴、观、群、怨”的概括到亚里斯多德关于“怜悯”、“恐惧”与“净化”的学说，众多思想家一开始就将文学话语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话语类型。无论是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还是反叛现有的意识形态，文学话语都将形成一个有力的因素。这个意义上，文学话语无疑是一柄双刃之剑。因此，文学话语的生产不可能放任自流，无拘无束，社会文化体系通常配备文学话语生产的督察系统。这样的督察系统时常充当文学话语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中介，从而以复杂的方式参与文学话语的再生产。某些时候，这样的督察系统可能维护某种文学，表示一系列的肯定、赞许并且陈述种种理由；另一些时候，这样的督察系统也可能否弃某种文学，发出怀疑、异议甚至攻讦之辞。当然，这样的督察系统背后必将涉及一批理论问题，诸如立场，尺度，理论依据，学派，文学理想，文学史，分析技术，如此等等。这些内容的集合和专业性考察导致了一个学科的浮现：文学批评。
三
对于20世纪的批评话语说来，鉴别和判断的主题得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声援。许多时候，人们仅仅看到理论语言对于作品的严密阐释。不少批评家的心目中，阐释的份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鉴别的结论。阐释意味着从话语生产进入意义生产——意味着文学话语之中的故事和形象锁入一定的代码，获得注解，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文化片断。这个过程，价值鉴别的权威削弱了；或许人们可以发现，这种鉴别更多地汇入了阐释所从事的意义生产。这样，批评话语的督察功能更多地托付给一种隐蔽循环：意义生产无形地诱导文学话语的再生产；这就是说，成功的意义生产无形地为文学话语的再生产立法。
批评话语的督察功能具有愈来愈明显的学术风格，愈来愈依赖于意义生产，这是20世纪文化范式的产物。人们可以看到，批评话语拥有的文体从简到繁；序言，批注，即兴感想式的诗话、词话，这些批评话语形式的诞生分别与历史上特定的文化范式相互呼应。今天，种种大型学术著作正在批量涌现，这表明了交流模式的深刻转变。浪漫主义时代的习气已经到了终结的那一天。尽管印象主义的批评不可能在实践之中彻底绝迹，但是，这种批评遭到了理论的鄙薄。印象是个体的产物。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联合通知，个体不可能挣脱结构或者系统的限制。法朗士曾经坦率地宣称，批评家的叙述即是灵魂在杰作之中的冒险；批评家笔下的拉辛或者莎士比亚就是他们自己。如今，这种观点不再激动人心。人们不再无条件地崇拜天才人物。个人经验的意义丧失了昔日的权威，学院的训练成了不可或缺的常规。这时，意义的发现与其说依赖批评家的过人秉赋，不如说依赖概念、逻辑与精密的分析。如果批评家继续将“感动”、“领悟”或者“印象”作为首要的指南，那么，他们很难获得足够的信任。可以想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学术逻辑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与这个理性与技术的时代不谋而合。当然，对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学术风格的隆重登场还有一个特殊的意义——抵制政治独断的遗风。这时，所谓的学术风格还将遏止那种政治权势之下毫无理由的专横——这种专横甚至仍然存留在现今的某些话语类型之中。
当然，20世纪批评话语的特征致使对话的双方拉大了距离。这种对话的理论内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批评放弃了个体经验的感性描述，批评家也不想充当手把手地指导的教练。他们更多地躲到了深奥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背后，通过理论的复杂运作发现种种让作家惊奇不置的意义。的确，这些发现很少插入作家的写作，协助他们改善某一个细节的描写或者调换故事的结局。这种批评更像在遥远的地方表演种种强大的思辩和一系列理论奇观。这种批评将作家置于庞大的理论布景之下，让某种理论的犀利和奇思异想打动作家，震撼他们的思维习惯，甚至让他们在难以置信或者急欲辩白的气氛之中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既定的写作。这是文学话语与批评话语之间复杂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效果甚至隐而不彰。一种长远的、潜在的交流投射到了文学话语的再生产过程。或许这么说更为确切：这种批评话语不是影响某一个作家，而是影响文学话语再生产的文化环境。
四
批评话语的密集理论内涵导源于20世纪人文学科的巨变。精神分析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兴盛无不导致批评话语的深刻震荡。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拥而至的诸多学派意味了种种不同的解码方式。一系列异乎寻常甚至是别出心裁的破译揭开了这个世界众多隐秘的意义。迹象表明，这不仅是一个大规模的话语生产时代，同时还是一个大规模的意义生产时代。换一句话说，人们不仅在这个时代遇到了话语的无限增殖，另一方面，意义仿佛也在以几何级数扩充。意义扩充的一个重要表征在于，众多批评学派甚至从种种人们所熟知的古典作品之中发现了闻所未闻的涵义。从《哈姆雷特》之中看到恋母情结，分析一批神话之中的原型意象，译解民间故事背后的叙述公式，在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之中发现意识形态无形地回避的命题——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人们似乎可以说，这些意义潜伏在古典作品里面，封锁在生动的故事情节背后，如同种种稀有矿藏；批评的解剖即是巨大的解放，意义的释放极大地开拓了文化空间。坚硬的现实世界遭到了种种意义切面的分解。某些经典作品——例如莎士比亚戏剧或者《红楼梦》——仿佛集结了无尽的意义，历代绵绵不绝的批评无形地造就了一个经典作品的意义连续体。许多时候，意义生产也就是话语生产的另一种持续。这使人们想到，文学话语的意义分蘖也就是话语再生产的一种重要形式。这些经典作品的理论续篇已不仅仅是一种督察，那些不拘一格的阐释本身就像源源而来的文学话语。这样，批评话语的写作几乎拥有了与文学话语写作相近的性质；如果用巴特的话说，批评家正在变成为作家。（注：参见巴特《批评与真理》，《罗兰·巴特随笔选》第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批评对于意义生产的迷恋可能导致某种新的不安。一系列标新立异的意义会不会将作品肢解得支离破碎？——这些意义的超额重量是作品的既定框架难以承受的。艾柯曾经将这些意义的超额重量称之为“过度诠释”。也许，如何防止意义生产的失控已经成为批评学科难以回避的烦恼。还是巴特说过，批评不是科学，科学探讨意思，批评生产意思。（注：参见巴特《批评与真理》，《罗兰·巴特随笔选》第137页，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某种程度上，人们同样可以提出类似的疑问：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是否设有督察系统？可以断定，卡夫卡的小说同反抗父亲的压抑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不能断定李白的诗作是同性恋的产物？判断的最后界限在哪里——有没有最后的界限？人们喜欢说，让历史作出鉴定，仿佛的确有一个历史的最终审判席。事实上，历史从来没有许诺一个说明一切的终点线；“新批评”之后还会有“新新批评”。谁又可能担保，某种匪夷所思的结论不会出现在未来的地平线上？罗兰·巴特曾经与雷蒙·皮卡尔发生过一场激烈的论辩。皮卡尔攻击巴特所倡导的批评观念是一种骗术。巴特发表了《批评与真理》给予反击。这场论辩让巴特作为革新派的代表声誉鹊起。一系列崭新的批评概念全面登上了舞台。但是，巴特们的胜利并没有彻底消除人们的顾虑：意义生产的泛滥可能出现巨大的紊乱。作为“新批评”学派的中坚，韦勒克曾经对那些崭新的批评概念表示了某种保留。他用一种消极的口吻说：“世间确实有作者，确实有与拙劣之作判然有别的艺术作品，确实有一种正确的、看来是有理的解释，也确实存在着一种与现实有不可避免的关系的文学，否则，文学就成为一种语言游戏了。”（注：韦勒克：《大学里的批评》，《外国文艺》，1987年第4期。）
在我看来，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无形地冲开了一个阐释学的传统闸门：作品的原意。许多批评家假定，作品的意义如同一个神秘的内核隐藏在作品内部的某一个角落，这种意义先于批评家的阅读，并且超然独立于万物皆流的历史。这个前提之下，批评的意义生产无非是搜索作品的原意，公诸于众。这样的意义生产无宁说是一种意义的权威认定。如果某种意义一锤定音，作品的话语和形象就像锁入一个保险柜——不可能还会有第二种解释能够开启这个保险柜。可是，这种假定已经为现代阐释学颠覆。现代阐释学认为，意义不可能脱离批评家的阅读；同时，意义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所谓的“原意”不过是一条人为的锁链。这条锁链意味了某些权威对于意义的控制。批评的意义生产即是将控制权从某些权威的手中解放出来。所以，当精神分析学派或者符号学参与了作品阅读的时候，“原意”的概念已经被勇敢地抛弃。意义生产在不同的理论体系、智慧、想象力和独特的分析技术操作之下获得了巨大的运行空间。这无疑是民主对于独断的文化反抗。
当然，并不是象一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剪断了“原意”的锁链将意味着意义生产的放纵无羁，意义生产可以随心所欲地无边驰骋。以每一个体为单位的相对主义并未获得特许。阐释所依赖的个体权威丧失了昔日的效力，可是，阐释所依赖的理论体系、智慧、想象力和分析技术仍然是某个时代历史语境的产物。先秦时期不可能出现弗洛依德式的眼光，唐朝宋代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一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不仅拥有种种意义生产能力，它同样保留了特有的答辩制度和否决权。如果某些结论无法通过答辩制度——时常是隐形的答辩——的审核，这些结论将遭受众多方面的联合抵制。换一句话说，一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制约了意义生产的最大范围。例如，至少在目前，人们找不到证据说明《离骚》是杜甫的作品或者李商隐的祖籍是法国。各种类型的任意幻想得不到既有文化的支持。阐释的界限从个体权威引向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语境，这是历史主义的深刻涵义之一。
可以想到，对于意义生产的最大反感来自作家。传统观念很大程度上认定，作家即是作品“原意”的鉴定者。大规模的意义生产导致了作家权威的大幅度衰落。这是难以忍受的耻辱。许多作家大声疾呼，反抗批评的曲解、误读或者臆断；甚至出言不逊。这迫使批评家重新认定作家的地位，作家在批评家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批评家开始明目张胆地与作家分庭抗礼。在我看来，这不是两个文学集团之间的意气之争；事实上，批评对于作家地位的再认识带动了一大批传统观念的再认识。
五
这样，批评的意义生产不是挖掘一个事先存在的内涵；批评家如何借助文学话语从事意义生产，这个过程的背后包含了一种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当然，人们没有理由将“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解释为一种浮浅的时尚，一种旋生旋灭的流行观念。事实上，当下的文化立场或者文化策略已经积累了人文学科的全部重量——这里凝缩了人文学科的传统以及种种正在活跃的理论。概括地说，当下并不是一个透明的此刻，这无宁说是强大的文化逻辑所设定的当下。这样，当下不仅是一个时间切面，当下还是一个“场”——一个容纳多重文化势力交汇、重叠的“场”。人们可以在这个“场”里面发现种种类型的知识谱系、理论预设与现实问题的复杂互动。前者通常顽强地坚持既有的传统规范，企图按照已知的前提、范畴、成规吞噬和分解现实问题；相反，后者将提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考验甚至修改那些知识谱系和理论预设，产生新的知识和理论。在我看来，这就是“当下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形成。换一句话说，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在根本上包含了接受现实问题的挑战。
所以，人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质询批评话语意义生产的阐释方式。什么是批评家的“前理解结构”？批评家为什么兴趣这一批或者这一类型的作品而不理睬另一批或者另一类型的作品？已有的文学作品按照什么样的线索集结为文学史，这种文学史又如何成为衡量新作品的参照？哪些作品有资格称为经典范本？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哪些问题进入批评家视域的核心，哪些问题仅仅处于边缘地带？批评家选择哪些代码阐释形象与故事——为什么这样选择？对于许多批评家说来，这批问题可能已经在无意之中获得了解决。但是，无意并不是任意。“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时常是最为重要的潜在依据。
不难猜测，许多人已经想到了一个难堪的字眼：“利益”。“当下的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往往同“利益”密不可分。他们看来，“利益”又有什么资格插入学术风格之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观念：知识是一种公理系统，知识的客观与中性即是对个人或者集团狭隘利益的抑制。然而，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断无情地打破了这样的幻觉。在福柯的提示之下，人们可能看到人文学科的另一面。这里，权力不仅证明了知识对于知识对象的主宰，同时，权力还加入了不同知识类型与知识体系的角逐。这的确某种程度地涉及利益。正如尼采在道德谱系的源头所看到的那样，许多人文学科知识的起源同样受到了种种利益的驱使。人文学科的知识并非先于社会关系产生；与科学所依赖的观测仪器不同，人文学科的知识运行时常通过社会关系的网络展开。这时，权力与利益可能或显或隐地介入乃至控制人文学科知识。稍稍回忆一下古代某些集团对于知识以及知识生产工具——例如书籍、写作工具、接受教育的条件等等——的垄断，回忆一下民间传说、野史与正史的巨大差异，回忆一下现代学术机构与利益集团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过份天真。当然，将某一个时期经常使用的“阶级”作为衡量利益的唯一单位已经远远不够，但这并不能说明利益与知识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从符号的创造、证据的考辩、叙事形式到历史的书写，人们常常从中听到了利益的遥远回响。例如，女性主义批评已经发现，许多貌似公允的人文学科知识不过是男性文化为自己的性别群体所作的辩护。将某种特殊的、某一利益群体的观念伪装成普遍适合的观念，这是一批现代思想家不遗余力地揭露的事实。现代社会，这种利益形式不仅体现于经济形式；如同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这种利益还可能是种种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如此等等。从货币的占有到符号的占有，这可能使人文学科知识与利益的关系更为隐蔽。然而，现代社会已经为种种利益提供了相互转换的可能，并且安排众多方面能够共同接受的兑换率。
这个意义上，批评的意义生产不可能彻底回避“利益”。但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功能在于，知识将尽可能使“利益”从个人的水平提高到历史文化的水平。这是“学科”的形成对于芜杂的知识源头的规范。规范的过程即是删除种种零散的个人动机，使用系统的知识矫正个人视域之中的盲区，从而使知识尽量代表这个文化范式之中最为强大的认识。这时的“利益”是特定的历史文化要求，而不再是个人私欲。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甚至以放弃个人利益为代价维护种种历史文化的要求。所以，文学批评虽然体现为个体的话语形式，但是，批评的意义生产必须尽可能集聚某一时期历史深部的吁求。历史主义的意义上，“利益”同时是一种理想和限制。具体而言，“利益”是一个具体历史情境之中的最大视野和不可逃脱的局限。
这样，人们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20世纪的“语言转向”为文学批评带来了什么。
六
无论是结构主义、分析哲学还是话语理论，这一场称之为“语言转向”的多学科联合登陆极大地冲击了文学批评。冲击的后果是显著的：一系列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粉墨登场，身手不凡。这里，我不想重述这些批评学派的理论背景与分析模式，我企图强调的是已经提到的一个事实：这些批评学派不约而同地靠近了一个主题——话语生产。这些批评学派的种种分析让人感到，批评家对于文学话语生产的秘密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不再指向作家——不再指向传统观念之中的文学话语生产者，这些批评学派更乐于考察文学话语生产的成规、机制、法则，解释这些成规、机制或者法则出现的历史情境以及意识形态功能。许多场合，这种兴趣甚至超出了文学话语的范畴。这时，人们就会在“文化批评”这个不无含混的名称之下看到种种文化代码的类似分析。归根结蒂，所谓的文化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话语而已。
当然，如果没有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拉康、德里达、巴特、克里斯蒂娃——尤其是如果没有索绪尔这些思想巨擘在相近的时间之内出现，这些批评学派不可能短期之内迅速集结，并且赢得如此宏大的声势。这个意义上，这些批评学派的出现似乎包含了某种偶然因素。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批评学派的背后可能还包含了某种历史文化的必然。人们正在越来越明显地看到，话语生产对于社会的主宰作用日益加剧。无论是波普世界3的理论还是信息时代的概括， 话语的历史份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某种意义上，话语生产也就是实在的生产。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话语制造的惊人效果是以往难以想象的。因此，许多时候，话语产生的霸权和垄断一如物质财富的占有。社会话语光谱之中，话语关系的分配可能相当程度地体现权力和利益的分配。这时，大范围地考察文学话语生产的秘密就不仅仅是偶然了。
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将使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丧失了往日的权威。“摹仿说”是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最大依据。“摹仿说”无形地暗示人们，文学话语即是现实的摹仿，现实主义的成功就在于深刻地摹仿了现实。然而，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揭示了话语成规所形成的强大网络。文学话语不仅是现实的摹仿；另一方面，话语成规还将截留、修改、凝聚、删削和重新调配现实，以字、词、句既定的语言惯例强迫现实就范。换言之，文学话语不是一种没有先决条件的现场制作，话语成规将作为一种预制的语言零件大面积地介入文学话语生产。这些预制的语言零件事先对于现实的进行一种简化，一种排列，一种潜在的解释；话语成规不仅提供了文学话语赖以产生的一系列精密框架和运作的支撑点，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这些框架还同时体现出特定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和标准。例如，许多流行的叙事作品之中，主人公成败荣辱的叙事模式已经包含了某种社会制度、某种生活模式的推崇或者否定。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向人们通知，不该轻率地将文学话语的叙述内容视为现实本身。那些故事或者意象无宁说是按照话语成规生产出来的现实——话语成规之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已经无形地参与了这种生产。的确，人们时常用“真实”作为是否接受某种文学话语的尺度——“真实”仿佛是一个不受话语成规或者意识形态左右的概念。成熟的读者似乎有能力直觉地作出“真实与否”的判断。然而，文学话语生产的考察暴露出，人们所获得的“真实感”同样语言制造的产品。乔纳森·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之中曾经列举了文学话语制造“真实”与“自然”风格的五种工序：即“实在材料”、“文化逼真性”、“体裁模式”、“约定俗成的自然”、“扭曲摹仿与反讽”。卡勒看来，这五种工序的交叉使用将把读者引入种种既定的文化标准，让读者不知不觉地附和这些文化标准承认的“真实”。
经历了话语产生的考察，一些批评家对于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提出了重大疑义——例如罗兰·巴特。如果将现实主义视为一套叙事成规，承认这套叙事成规内部隐含的意识形态密码，那么，人们将为现实主义叙事话语保留一个正当的历史地位。可是，现实主义叙事话语常常作出了过份的许诺：似乎只有现实主义叙事话语才能书写唯一的真实。这遭到了叙事学——话语生产考察的一个分支——强烈非议。如同罗兰·巴特反复阐明的那样，叙事学揭开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作家所使用的叙事话语并非透明的，中性的，公正无私的；种种权力与意识形态隐蔽地寄生于叙事话语内部，作为语言体系的规则而形成一种专横独断，一种语言的暴力。巴特发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距离已经在写作的字词空间内部消失；字词既呈现为描述，又呈现为判断。巴特在这个意义上谈论了现实主义。在他来，现实主义力图造成一个错觉：人们可以避免话语的干预体察现实。现实主义试图隐蔽叙事话语的相对性与社会性，它把叙事话语装扮成天然的、与对象合二而一的符号；现实主义不象浪漫主义或象征主义那样歪曲世界，它的唯一任务仅仅是展现事实的“真面目”。巴特特地指明，这象是一个语言设置的圈套。其实，语言本身是有“重量”的。语言结构仅仅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地平线，它并非世界本身。如果人们将叙事话语视为天然的透明符号，那么，人们必然将小说所呈现的世界当成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天然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话语生产制造出来的巧妙伪饰。
话语生产成规是一种文化栏栅。这种成规刻意地圈定了什么，突出了什么；同时也无形地隐没了什么，清除了什么。这是话语生产的规约。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不仅致力于从纷纷扰扰的话语产品之中发现这种栏栅；同时，许多批评家还致力于指出话语生产为什么这样圈定和突出，为什么那样隐没和清除。这样，批评就会将文学话语引入社会话语光谱，指出了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一致或者差异。于是，文学话语生产在社会话语光谱的多重衡量之中得到鉴定。这个过程，批评话语的意义生产同样是一个衡量与鉴定的重要筹码。也许，批评的意义生产可以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看出，文学话语如何与强势话语类型彼此协调，同声相应，这不仅因为文学话语对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有力肯定，同时还因为文学话语生产的成规富有成效地遮蔽了那些尖锐的挑战；也许，批评的意义生产可以成为一种深刻的发现——批评在某种文学话语之中看到了革命潜质，批评发现的意义证实了特定历史文化所包含的矛盾、分歧、裂缝和冲突，这样的征兆正是在文学话语与其他话语类型的关系之中表现出来。
将20世纪称之为“批评的时代”，众多以语言为轴心的批评学派联袂而来肯定是一个主要的理由。20世纪的话语生产规模空前，因此，这些批评学派找到了参与文化的最为合适的方式。我不想匆匆预言这些批评学派的未来命运；我的兴趣更多在于，这些批评学派的确参与了这个时代的话语再生产。批评话语选择什么姿态参与文化，这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反复重提的问题；但是，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参与文化都将是批评话语不可推卸的首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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