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考察及其当代启示
桑明旭
（苏州大学 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发展界划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三个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是资本逻辑产生之前的共同体形式，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宗教关系、直接性伦理关系是其运行的基础和规范。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因其固有的局限以及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渐被以抽象性、颠倒性、同质性、外在性为特征的抽象共同体所取代。抽象共同体运行的基础和规范是物物交换、民族国家、商品拜物教和中介性伦理。囿于资本逻辑所创造的历史条件及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抽象共同体必然要向自由人联合体转换。以自由联合、共有、共创、共享为基础和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是共同体发展的最高阶段。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历程和发展规律的考察和揭示，对于当前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内在张力和世界意义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资本逻辑；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逐渐成为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共识性议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若干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需要从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相关论述中汲取思想资源。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共同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性概念，马克思曾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为主线，对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形式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共同体发展的动力、趋势、过程、规律进行了科学揭示。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的考察，对于当前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内在张力和世界意义等重大问题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考察共同体发展的基本线索
“共同体”是马克思著作中出现频次较高的概念。① 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其相关著作中，曾使用过十余种不同的共同体概念，如真正的共同体、现实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共产制共同体、古代共同体、劳动的共同体、原始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天然的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货币共同体等。 正因为这一概念出现频次较高，且指代的对象类型多元，人们很难把握哪些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用来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形式的。研读马克思相关著作可以发现，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做出详细考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完成的。一般来说，提及该著作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事实上，马克思在论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同时，在相关章节也详细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发展历程，即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从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及其理论逻辑来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分别代表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的共同体形式。
马克思对上述三种共同体依次递进的发展趋势的考察，是基于一定线索展开的。在这里，马克思摒弃了其青年时期对“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1]（p394）进行论证时的人本主义线索，资本逻辑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未来必然崩溃的演进趋势，构成其考察共同体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主线。
著名语法学家章振邦（2009）在其编著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中开篇写道：语言(Language)是社会交际的工具，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语法(Grammar)是语言的组织规律，它赋予语言以结构系统。而词汇（Vocabulary）则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它通过语法而赋予语言以意义内容。换言之，学语言如同建房子，不仅要有建筑材料，而且还要把这些建筑材料按照一定的结构和形状以及不同的需求有规律地组合起来。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随便堆砌，建筑物则不会成型，最终只是一堆废墟。显而易见，词汇和语法是语言学习的两个重要因素。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提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货币章”，而不是其他哲学著作或人类学著作，这说明，对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与货币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产生和本质的过程中指出，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是存在不同的，商品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呈现为价值。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具有可计算性和可通约性，可以作为与其他一切商品进行交换的一般尺度。货币的产生过程是产品成为商品、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的过程。商品在交换过程中转化为一种符号，这样一来，它在人们的观念中取得了二重存在（既是产品，又是交换价值）。于是，交换价值与作为物质产品的商品分离开来，获得了独立的存在。这种“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2]（p94）就是货币。
首先以农村市场为主的三四线城市现在欢迎什么样的产品？当大家都认为三四线市场主要欢迎便宜的产品时，有没有注意首先消费者强调的是“价廉物美”，什么叫物美？前提是产品质量好的同时价廉，是不以牺牲产品品质为前提，那请问这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降级”呢？所以大家都在追求消费升级的路上。如果行业人士误判这是消费降级，消费者更欢迎便宜的产品，这是误把乡镇消费者的思维移植到二三线市场，甚至一线市场，这样误以为将是“回光返照”而非“顺势而为”。
马克思指出，任何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都需要两个前提：（1）“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2）“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2]（p105）前一种依赖关系之所以要解体，是因为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个人对他者的依赖是一种人身上的依赖，体现为一个人受制于自身的有限性而需要他人或共同体的协作或帮助。这种关系是一种人的依赖关系，不是依赖于交换价值。后一种依赖关系即“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则与之不同，其主要“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2]（p106）在这种依赖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再体现于人身关系上，而是体现在交换价值上。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个人的产品和活动才是自己的，个人只有生产出交换价值才能在这种依赖关系中生存。另一方面，个人只有获得交换价值的所有权（而不是凭借某种等级身份），才能获得支配社会财富和他人活动的权利。
论述到这里时，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交换价值主导下的社会阶段和以前社会阶段的区别。在以前的社会阶段，个体“直接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2]（p107）这时，社会的支配权力是人的权力，人依赖于自然界，依赖于他人的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这些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人的依赖。在交换价值取得普遍性和支配权力的社会阶段，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参与生产不再自然地表现为一种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异己的东西或者说是物的东西。交换价值的普遍化，也就是作为物的商品中介作用的普遍化。生产物的产品，拥有物的商品，处于物物交换的商品体系中，人才能不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因此，“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2]（p107）论述到这里时，马克思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6.0软件统计分析。作图采用Excel、Graphpad Prism 5和Canvas 12软件实现。结果采用（±s）表示。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采用非参数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积矩相关（符合正态分布）和Spearman秩相关（不符合正态分布）。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检验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马克思指出，交换价值的普遍化和权力化不仅是物的依赖性阶段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同时还是其与个人全面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在人的全面发展阶段，由于产品和活动不再是单个人的产品和活动，而是在生产资料公共占有下的公共产品，而人与人的关系既不体现为受自然界和他人制约的规定性，也不体现为受物制约的规定性，进而普遍交换也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的制约。当然，人的全面发展“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之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2]（p112）
由此可见，马克思是以交换价值的产生和普遍化为标尺来区分社会发展形态和共同体发展形式的。在随后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时，马克思又以交换价值的产生和普遍化为线索，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之前的各种共同体形式及其解体的过程（后文会详细探讨）。交换价值的产生和普遍化过程也就是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是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为线索考察共同体发展历程的。
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前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形式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过程中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研究中，人们一般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看作是人类社会初期即原始社会阶段的共同体形式，但从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来看，这一概念所指代的历史时间跨度比原始社会要长，是指那种个体直接依赖于人群共同体（依赖于人的自然属性、依赖于使用价值）而不是依赖于物的共同体（依赖于交换价值）阶段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不仅在阐释共同体的原始形式（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时多次使用这一概念，还强调其在奴隶制、农奴制等“派生的形式”阶段并没有解体。
根据马克思有关论述，可以发现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天然地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2]（p468）共同的血缘、语言、习惯是一个人能够在共同体中生存和生活的首要条件，只有具备这种条件，才能够从事共同体的活动（如利用土地进行生产）。同样是因为这种条件，人的特征与共同体的特征呈现出同质性。一个人是牧人、猎人还是农人，并不是由它自己所决定的，相反，共同体的群体特征决定了个人的活动方式。
其次，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结合在一起。这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区别于物的依赖性阶段的共同体的最重要特点。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具有对象的存在。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条件的主人。”[2]（p465）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局限性必然导致其走向解体，而其解体过程也就是资本关系的原始形成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关系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劳动者的劳动力可以自由交换、劳动者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之上，二者缺一不可。而这两种条件恰恰是以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为条件的。马克思通过详细的考察，从五个方面考察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2]（p496）这五种经济形式和经济关系的解体，使得资本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得以生成。
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长期稳定存在，是由以下因素维系的。
资本逻辑的运行和发展为新的共同体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对此，马克思有过非常著名的表述：“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是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p389-390）在这里，马克思极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资本逻辑运行和发展为新的共同体的产生创造的各种前提条件：普遍产业劳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生产社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人和自然关系的转变、交往的普遍化、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的克服带来了人的属性的发展，等等。这些因素（生产力、生产关系、人本身的充分发展）的发展和成熟，构成新的共同体产生的前提条件。
以宗法关系为保障。宗法关系是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共同体中的权威者依托于血缘关系对共同体成员进行管辖和控制的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原始社会中的宗法关系主要体现在族群内部，奴隶制和农奴制社会中的宗法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血缘共同体内部，家长及其他权威具有处理社会关系的绝对权力；与统治者没有血缘关系的奴隶和农奴也被纳入宗法关系体系中，接受宗法权威的安排，权威者在他们面前依然体现出一种“父的权力”。此外，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宗法关系还存在于行会的帮工和师傅之间。
以宗教（自然宗教和神本宗教）关系为支撑。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们“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2]（p467）在这一阶段，由于人类无法科学认识自然，无法正确揭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在解释自然现象时就会借助宗教的方式。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初阶段，自然宗教关系表现为图腾崇拜，赋予某种动物或者符号以宗教意义，并将其作为共同体的象征。由于在共同体中家长、族长、部落首领、君主负责解释自然宗教现象和主持宗教活动，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宗教关系的核心和掌控者，这样，宗教关系和宗法关系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维护人的依赖关系的重要支撑。
依照马克思有关论述及其理论逻辑，可以发现，抽象共同体是按照如下形式运行的。
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原因和过程
马克思在考察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及其特征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其解体过程。解体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由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二是由资本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推动的。在这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逐渐被抽象共同体所取代。
马克思认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临河农场万亩富硒小麦园区，使用了硅谷功能肥，产量增加10%以上，经检测小麦品质提升，各项指标超过高品质小麦标准，被巴彦淖尔市兆丰面粉厂高于市场价0.6元全部收购，每亩增收480元，该优质小麦的面粉直供中南海。
第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在其再生产方面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其形成之初便已存在，“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2]（p487）在人的依赖关系条件下，社会的发展仅仅依赖于个人和共同体的再生产，需要把个人和劳动条件、劳动伙伴、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其存在的客观条件。一方面，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再生产及其维持需要依赖个人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个人再生产的结果必然会对共同体的原有形式带来冲击。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个人再生产的最典型结果就是共同体成员的增多，但共同体成员一旦增多，必然会对自然生产条件的占有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方式带来冲击。冲击的结果是：在共同体内部，各种力量开始不均衡发展；在共同体之间，因争夺自然生产条件而导致的战争逐渐增多，而战争又会导致俘虏的产生、交往的扩大等，这同样会促生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的因素。
《教育大辞典》将亲职教育定义为：“对父母实施的教育，其目的是改变或提升父母的教育观念，使父母获得抚养、教育子女的知识和技能”。现实中，我国的亲职教育体系起步晚，发展还很不完善，主要依靠官方的家长学校、社会媒体的传播和代际经验的传递，内容零散。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和专业人士的推进指导，主体单一，执行力不足，且覆盖面受限。难以为家长提供与时俱进的育儿理念、系统化的育儿技能，更不能满足新形势下为人父母者日益迫切的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第二，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自然，这导致其发展具有一定的不可控制性。马克思以公社制的生产关系为例详细分析了这种状况，并指出自然气候、土壤条件、对其他共同体的关系、居住地迁徙等是决定和影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直接条件。正是因为对这些条件的直接依赖，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生产基础就会受到影响，对生活必需品的争夺，必然会冲击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和秩序以及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和秩序。
第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因而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这种共同体中，财富并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与创造财富相比，人们更关心“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2]（p479）不能生产和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就无法生产和创造人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无法为人生产自己的全面性创造条件。显然，“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2]（p479）
再次，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个人和共同体的需要，经济形式是自给自足的。个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劳动者意识，仅仅把自己看作是劳动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劳动仅仅是为了维系个人、家庭以及共同体的生存。虽然在生产过程中，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产品，并且会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交换，但是，“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2]（p466）这种交换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与之相反，劳动和交换的目的始终是为了生存需要，“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2]（p471）
当然，资本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换，二是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而在具体社会现实中，这两个过程又是融为一体的。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即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2]（p497）但是在资本关系的孕育和萌芽过程中，使用价值的优势地位逐渐被交换价值所取代，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需要将自身的劳动力转换成交换价值；另一方面，随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产品之间的交换逐渐发展起来，商人等级不断发展并且在社会关系中取得一定的地位，这进一步加速了交换价值的发展。
交换价值的发展及其在社会关系中作用的不断提升，“促进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加速了劳动者或有劳动能力的非劳动者与其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这样就促进了货币转化为资本”。[2]（p504）马克思详细考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1）商人的出现开始让许多原本从事农副业的劳动者为他劳动（将农副产品卖给商人，农副业不是他们的主业），随着这种模式的发展，劳动者逐渐将农副业转换成他们的主业。这样，他们就变成了商人所支配的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为商人所掌握；（2）随着商人对劳动者支配能力的增强，劳动者逐渐离开自己的家庭手工作坊，集中在商人所提供的统一作坊里进行生产；（3）劳动者逐渐把自己或者说是被商人限定在固定的、单一的生产劳动之中，不再从事其他的物质生产。由于劳动方式的单一性，他们就更加依赖于劳动产品的交换和出售，依赖于商人的购买；（4）劳动者变得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并只能通过出售而生产，也就是说，他们生产的只是交换价值；（5）由于劳动者必须生产出依赖于商人的交换价值，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时劳动者就完全被商人所支配了，以至于他们把产品出卖给商人这一环节也不需要了；（6）商人从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发展到剥夺劳动者对产品的所有权，再发展到剥夺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以至于劳动者完全丧失自己的劳动客观条件。[2]（p505-506）
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过程中，资本关系最早只是在小范围内零散地萌芽和发展，一边要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的旧生产方式同时存在，一边不断蚕食和破坏旧生产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考察，交换价值在生产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首先出现在“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这一时期的手工工场主要生产用于出口的产品，位置集中在以大宗海陆贸易为基础的贸易中心地，如意大利、土耳其、荷兰、西班牙的一些沿海城市。这种主要用于海陆贸易的交换价值的生产，对旧生产方式的破坏先是作用于农村，而不是先作用于存在行会制度的城市。随着这种以生产交换价值为主要目的的生产方式在农村的发展，以土地租用为主的农场主出现了，同时原本依附于土地的农业人口更多地以“短工”的身份出现。随着这种发展趋势的推进，农奴制逐渐开始解体。后来，工场手工业逐渐向一切地区（包括城市）延展，全部劳动部门都逐渐转化成为交换价值的生产部门。
马克思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和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2]（p507）也就是说，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过程中，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相分离，推动了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货币向资本转化的进程，造就了资本关系的产生。一旦资本关系产生后，资本必然要按照自身的逻辑加快推动劳动者与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快速推进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
“我们的策略就是熬，有风险的产品不敢碰，高投入的行业都不做。”张华说，公司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有了流动资金才敢考虑开工投入下一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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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抽象共同体：现代社会的共同体形式
物的依赖性阶段也就是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对于该阶段的共同体，马克思有过这样的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依赖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2]（p178）正是基于货币和人的这种颠倒关系，马克思提出，对于货币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形式是现实的共同体，但是对于人来说，它在本质上则是共同体的抽象或抽象的共同体。
依照马克思的论述，可以发现抽象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抽象性。抽象共同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抽象性。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人就是人，人和共同体的关系本质上是人和人的关系。而在抽象共同体中，人成为抽象的个体，对于资本而言，人有用的不是有生命的个体，而是其抽象出来的劳动力。人的劳动也不是有差别的劳动，不再通过差异性的对象化劳动呈现自身的规定性，“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2]（p254）同人的劳动的抽象化一样，劳动的结果也抽象化了，从具体的财富（谷物、肉类、房屋等）变成了价值一般、财富一般。
关于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演变，学界研究得不多。现代学者大多赞同李绂之观点，以为象山学始终一贯，早中晚期无多大的学术思想转变。①或如程敏政、黄宗羲等泛谈早晚，实则以此会同朱陆，乃至以陆附朱，并无对陆九渊早中晚之学术思想演变有完整翔实客观之分析。②其实陆九渊自有早中晚之思想与际遇，其学亦随之有早中晚之演变：盖三十岁前为萌芽期，三十岁至四十九岁为成熟期，五十岁及其以后为发展期，早中晚三期的学术思想有较大的变化。兹做一番象山学演变之考究，不仅能够还原一代哲人学术思想之演变历程，且能还原象山学之客观真相，或能修正象山学界之研究。
三是同质性。一是人与人关系的同质化。一切血缘的、地缘的、宗法的、宗教的、伦理的关系都转化成了金钱关系，交往的多元形式演变为单一的经济交往或商业交往；二是人与共同体关系的同质化。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不再是以往那种天然性、直接性、差异性的依赖（个人因饮食起居等对共同体的依赖等），而是转化为同质化的依赖关系，并以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个体的私人劳动如果不转化为社会劳动，就不能生存下去；三是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同质化。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阶段，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封闭的，仅有的关系无非就是为了争夺生产的自然条件和产品而引发的冲突和战争，以及为了缓和这种冲突和战争而出现的通婚、和亲等。抽象共同体阶段则不然，资本为了获得最大化的价值增殖，必然要将一切因素都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市场体系之中，将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同质化为经济关系。
因此选用适合该景观区的采样方法，即选用多点组合的岩屑代替水系沉积物样品的化探采样方法，用水系沉积物测量有效控制汇水域的原则[16]，不但能克服水系沉积物测量难以排除较多风成物的弱点，又能避免土壤测量工作量太大而无法快速覆盖工作区的特点。
四是外在性。马克思说：“只有到了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2]（p25）抽象共同体的外在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和人的劳动产品的外在性。“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2]（p35）产品外在于生产者，生产者无法直接获得或占有其生产的产品，需要借助于自己与他人的交换关系；二是人和人的外在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商品交换，个人与他人处于商品交换的两极，一方的实现依赖于另一方的非实现，二者互为排斥的外在关系；三是人和共同体的外在性。人在抽象共同体中的经济活动只能生产出交换价值，是抽象共同体的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无关，因而人和共同体之间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外在性。
以直接性伦理关系为规范。① 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阶段的伦理关系主要是一种直接性关系（人—人），不需要物的中介（人—物—人）。比如，关于君臣的伦理关系，直接指向君和臣，并不需要某种物来中介。这是其与后一个阶段的伦理关系或伦理观念的主要区别。在物的依赖性阶段，不论是强调自由，还是强调平等，都是以某种物为中介的，主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体现在对物的分有上，只有在物的中介基础上，才能够讨论自由和平等，不然对自由和平等的讨论就缺乏参照系，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把这一阶段的伦理关系称作直接性伦理关系，把后一阶段即抽象共同体阶段的伦理关系称作中介性伦理关系。 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伦理关系不是天然存在的，最初的伦理现象如氏族和部落内部的平等互助、平均分配公共物品、禁止血缘共同体内部性行为等，仅受初级的血缘关系所制约。伦理关系出现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阶级社会阶段。在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血缘观念和宗法观念如果不上升为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理论，则其对社会关系的制约性和影响力必然要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必然要基于原有的血缘观念和宗法观念，将其梳理成一整套应当与不应当、好与坏、名誉与不名誉的理论体系，并将其推广为共同体的认知和道德准则，形成有利于阶级统治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认知。
家庭治疗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至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家庭治疗结构派大师S Minuchin在20世纪60年代开创结构式家庭治疗理论和技巧，是基于一些对家庭动力及其组织结构的假设而展开治疗的方法，它假设个人问题与家庭的动力和组织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改变家庭动力和家庭组织结构的过程，可以改变个人及家庭。SFT的目标是改变家庭成员的交往方式，从而充分发挥家庭的功能。SFT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是家庭结构、子系统和界限。
以物物交换关系为纽带。进入抽象共同体阶段后，资本逻辑打破了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用金钱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4]（p97）
“物联网”概念由国际电信联盟(ITU)在《ITU:2005:物联网》报告中被提出来，这是一种集合了多种设备信息的智能化网络，其中包括全球定位信息、红外感应器以及射频识别等，它们经过传感器处理后赋有了自动管理与识别的功能。在这个物联网时代背景下，各项业务工作与信息系统逐渐实现了融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信息系统解决方案。传统设备管理固然有一定的优势，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多企业在比较设备管理与标识方法中都统一性的制定出了以物联网技术为中心的设备智能化管理系统方案，同时将当下应用最为普遍的二维码贴于所有设备上，设备管理与维修工作的开展通过移动端的扫描功能就得以实现。
以民族国家为保障。资本的原始积累需要两大基础条件：一是大量货币的集中，二是与劳动客观条件相分离的自由劳动者。这两大基础条件的实现需要通过圈占农民土地、掠夺国外财富等方式实现。尽管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这些方式的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4]（p861）这表明，资本如果想要主导共同体，除了需要借助经济手段外（这是基础），还要将自己的本性以公共权力的形式呈现出来，将资本逻辑上升到政治逻辑、权力逻辑。由此，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并发展起来，成为巩固和维持抽象共同体的基本手段。
以拜物教关系为支撑。在抽象共同体中，对物的崇拜具有普遍性，每个人都崇拜具有交换价值属性的商品，这使得私人劳动获得了双重社会性质，即一个人的劳动不仅要对自己有用，还要“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4]（p91）这样，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便为抽象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中介性伦理关系（相对于直接性伦理关系）为规范。商品生产需要具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出卖自身劳动力）的劳动者，因此在伦理观念上必然要反对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人身依附关系；商品生产需要承认货币资本对于生产资料的购买权，因此在伦理观念上必然要反对前资本主义阶段君主或贵族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商品交换需要广阔的流通领域，需要承认买卖双方的自由选择权，因此在理论观念上必然要反对等级主义、专制主义，等等。由此，前资本主义阶段用来维护人的依赖关系的伦理观念必然要被资本逻辑所解构，进而构建与其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
2.2.3 心肺复苏致心脏破裂 心肺复苏致心脏破裂共4例，破裂部位均位于右心室前壁靠近室间隔和心尖处，破裂口略呈斜纵行，贯穿右心室，距心尖1～2.2 cm，4例均伴有肋骨骨折或胸骨骨折。镜下可见少许出血，未见心肌收缩带坏死、凝固性坏死、炎细胞浸润、附壁血栓形成等病理学改变（图4）。
五、抽象共同体必然走向解体的原因
马克思认为，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抽象共同体相对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本身是始终处在矛盾中并且蕴含不可避免的危机的。囿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抽象共同体走向解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是颠倒性。一是人和物关系的颠倒。在以往社会中，人是通过运用物、制造物来分享物的，但是在抽象共同体中，人不再主导物，人的命运由物来主导；二是劳动和财产关系的颠倒。在以往社会中，劳动创造财产，但在抽象共同体中，财产实现了对劳动的彻底控制；三是人和财富关系的颠倒。在以往的社会中，财富的功能在于为人所使用，但是在抽象共同体中，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社会关系，资本通过人格化（资本家）实现其主体性，而工人则从主体转化为商品实现了客体化。四是资本本性的颠倒。资本的价值增殖是在流通领域完成的，并以利润的形式呈现出来，这带来的颠倒效应是价值增值好像来自资本本身，来自流通，而不是来自劳动者在生产商品中的剩余劳动。
资本逻辑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必然导致抽象共同体解体。其一，资本逻辑内部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2]（p391）资本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最大额度的价值增殖是其根本目的，但是，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形式是公共的，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要在公共活动和公共空间中进行，脱离了公共活动和公共空间，资本私人性目的无法实现。这样，资本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实现之间的矛盾、资本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等。资本的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典型地表现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逻辑的基本矛盾，是抽象共同体必然走向解体的根本原因。其二，尽管资本逻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克服社会中存在的限制条件，“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2]（p390-391）资本逻辑对其限制条件的每一次克服，本质上都是暂时缓解，并将制造出新的更大的限制。比如，资本逻辑克服了以往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的畏惧和崇拜，但却走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创造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多的物质财富，但却总是陷入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却总是陷入科学伦理危机；资本创造了大量的图书、电影等文化艺术作品，但却总是陷入文化危机、精神危机和价值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逻辑之所以会陷入这些危机，本质上在于它总是会面临四种无法克服但又总是被忽略的限制：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总是要受到必要劳动的限制、生产力发展和剩余劳动总是要受到剩余价值的限制、生产活动总是要受到货币的限制、使用价值（真正的社会财富）的生产总是受交换价值的限制。[2]（p397）由于资本逻辑无法根本克服这些限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时期，它们就不再是资本逻辑的界限了，相反，资本逻辑成为它们发展的界限，这时被克服的不是它们，而是资本逻辑本身。资本逻辑对生产发展的限制被生产力打破时，抽象共同体就解体了。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马克思说：“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到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3]（p16）血缘关系是人的自然关系，也是人的第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血缘关系是部落共同体的第一个前提，[2]（p466）正是由于血缘关系的维系，人们形成了共同的交流方式——语言，形成了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部落共同体解体后，社会产生了分工和私有制，出现了剥削和压迫，但血缘关系在社会中的纽带作用并没有发生改变，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制和继承制使得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始终保持固定的秩序。
六、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形式
个人全面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其共同体形式是自由人联合体。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使用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马克思首次使用自由人联合体概念是在《莱茵报》时期。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社论》中，马克思从理性逻辑出发，批判该社论违背了国家的理性，走向了国家理性的对立面，“不是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5]（p217）显然，这时的自由人联合体是自由的最高形式即国家。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进行了颠倒，对自由人联合体概念进行发展，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论断，但这一论断依然是不成熟的，内含典型的人本主义逻辑。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马克思才基于唯物史观立场明确赋予其科学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自由人联合体进行了详细描述，从劳动时间的角度对自由人联合体的产品分配方式进行了细致说明，凸显了自由人联合体概念的现实性。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先后将自由人联合体称为“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6]（p745）或“自由王国”，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条件和现实基础进行了详细论证。
作为超越抽象共同体的更高阶段的共同体形式，自由人联合体祛除了抽象共同体的抽象性、颠倒性、同质性、外在性特征，并呈现出新的特征。
从经济特征上看，在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即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在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关系上或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关系上，联合体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劳动创造的总产品，其中，一部分产品用作联合体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产品用作联合体成员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在分配方式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上，使用价值在更高的阶段再次成为生产的目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被消除了；在自由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关系上，消灭了原来那种一部分人的自由劳动时间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基础上的对抗关系；在财富的形式上，不再将交换价值看作财富的主要形式，也不再将抽象劳动时间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而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作财富的主要形式，将自由劳动时间即可以由个人支配的时间作为财富的衡量标准。
从人的特征来看，人是全面发展并实现自由个性的人，强制分工和私有制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消失了。同时，人和共同体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从人依赖于共同体转变为“人是共同体的条件”。马克思认为，不论是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还是在抽象共同体中，人依赖于共同体是一组基本的关系，人离开共同体便无法独立生活。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共同体是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正因如此，在社会发展中，共同体的发展总是优先于个人的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共同体的发展甚至会带来个人的不发展。比如说，抽象共同体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相比，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在抽象共同体中个人较以往相比，在某些方面却变得片面化、畸形化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片面化、畸形化也是一种进步，但其进步幅度是无法与共同体发展幅度相匹配的。而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人不再直接地依赖于共同体，共同体不再像以往社会那样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被动组成的整体（不这样就不能发展），而是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个人自由联合起来的整体。
依照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和理论逻辑，可以发现自由联合体是按照如下形式运行的：
以自由联合关系为内核。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个体的联合是为了生存的被动联合，在抽象共同体阶段，个体的联合是在资本逻辑抽象统治下的非自愿的、外在的联合。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之前，自由与联合的关系是：自由受制于联合。其原因是社会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这样就造成个人在联合过程中活动角色的固定化。人类社会发展到自由人联合体阶段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不再被人的力量或物的力量固定在单一活动领域，实现了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每个人都获得了自由。在这时，劳动和交往成为人的需要，或者说人的劳动和交往是一种自由自觉的行为，这样，人们在劳动和交往中实现的联合是一种自由联合，既是“自由人”的联合，也是人的“自由联合”。
以共有关系为基础。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私有制被消灭了，一切生产资料归联合体成员共同占有，这为人与人之间的共创、共享、公正等关系奠定了所有制基础。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初阶段即原始社会也实行公有制，但只是一种消极的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阶段的公有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4]（p874）是资本逻辑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发展和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内涵更丰富的所有制形式，是一种积极的公有制。这种公有制则摆脱了私有制对人的自由的制约，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生产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更高的程度上实现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结合，人获得了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条件。
以共创关系为前提。共创是指联合体全体成员共同地、自觉地参与到生产活动中，共同创造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而言，自由劳动时间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但在自由人联合体之前的共同体中，自由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长期处于对立状态，“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会发展都是以这种对抗为基础的。”[7]（p214）因此，这些阶段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共创关系。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消灭了自由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劳动成为人的一种需要。人人都需要劳动，都参与社会产品的创造，但人的劳动又不被具体的分工和行业所限制，进而形成了真正的共创关系。
以共享关系为标准。共享是指联合体成员共同创造的社会总产品可以供全体成员分享。分享有被动分享、主动分享的区别，也有低层次分享和高层次分享的区别。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和抽象共同体阶段，分享关系尽管有所发展，但总体上是被动的。在自由人联合体阶段，随着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以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分配原则和共享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分配原则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与之对应的共享关系则是“自由共享”关系。每个人根据需要可以自由地享有社会产品，个人享有物品不会对他人造成妨碍，享有不再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这种“自由共享”关系是一种主动的、高层次的共享关系，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表现形式。
七、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的考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准确把握马克思考察共同体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马克思对共同体发展类型的界划，对于当代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有助于准确定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实事求是地讲，当前理论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把握是存在分歧的，特别是有的学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概念等同起来，造成严重的理论错位。概念理解上的分歧不仅容易导致理论逻辑上的混乱，也不利于相关实践的稳步展开。从马克思考察共同体发展的理论语境出发，我们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进行准确定位，进而避免陷入这样或那样的理论误区。很显然，在马克思所指明的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处在抽象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历史阶段的。一方面，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是以“资本主义外壳被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丧钟被敲响”“剥夺者被剥夺”[4]（p874）为前提条件的，资本逻辑在当代全球范围依然在场并发挥着重要作用，表明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作自由人联合体的看法是荒谬的。另一方面，抽象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及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的过程，也就是资本逻辑产生、发展和崩溃的过程。显然，当今时代是资本逻辑内在矛盾愈演愈烈的时代，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日益严重化、普遍化，并且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依托商品输入、资本输入就可以缓解。在这种意义上不难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坐标不仅可以宏观地定格在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阶段，更可以相对微观地定格在抽象共同体已经不断走向衰败的阶段。
其次，有助于准确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张力。随着理论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推进，“普惠哲学”“共同体主义”“世界主义”等一系列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主张纷纷登场。且不说中国话语的“普惠哲学”“共同体主义”“世界主义”是否实现了对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筛滤，仅就其单向度凸显全球发展的整体性、轻视民族国家个体性来说，就不足以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原则和特性。在马克思理论语境中，共同体发展的深层逻辑是个体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进程，在本质上反映了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其最终要实现的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422）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即共同体的自由发展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条件。个体和共同体的关系是辩证的，不加限制的个体膨胀会制约共同体的发展，进而影响个体本身的发展；一味地强调共同体而忽视个体的个性，则会使个体消解在共同体中，进而影响共同体的发展。这种辩证关系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表现，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8]（p395）可见，理解马克思的“个体—共同体”辩证法，对于我们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张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除了中国石油的1101多座和中国石化较少的加油站以外，其他还有1100多座社会加油站。社会加油站相对油品渠道广，成本低，质量良莠不齐，在价格方面黑龙江销售的加油站不占优势。
再次，有助于准确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任务，但如若仅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层面将其理解为某种全球治理的策略和方法，则只是部分地把握了它的世界意义，其深层次功能和价值却被遮蔽了。依照马克思逻辑，从抽象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迈进是共同体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这一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共同体发展阶段，其功能作用不仅体现为一种应对共同体当下发展的策略，还体现在顺应共同体发展趋势、推动共同体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等更重要、更深刻的方面。从全球化角度来看，马克思以资本逻辑的产生、发展和崩溃为主线所揭示的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也就是世界历史的产生和深度发展过程。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应对的全球性发展危机，是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危机。这些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逻辑运行发展的危机，囿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其在以资本为原则的世界历史阶段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因此，在提出一系列应对当下全球性危机的可行性治理策略和治理方案的同时，推动资本全球化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迈进，就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次的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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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9）04-0012-10
作者简介： 桑明旭（1984—），男，哲学博士，苏州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阶段性成果（18VSJ032）。
责任编辑 张 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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