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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致重庆市政府电
（1947年2月27日）
重庆市政府张市长勋鉴：子篠市秘编代电奉悉。本院随同国民政府西迁，在渝市约历八年又十月之久，抗战时期仰承贵府及渝市公私机关团体之协助与指导，还都之后，追念往事，弥增感纫。承属撰本院留渝史实，俾刊入市志，当应遵办。兹依规定格式，撰拟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一稿，随电附奉，即希查照汇编为荷。国立中央研究院。〔卅六〕院总丑（）。印。
附件如文
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
一、抗战发生前本院概况
本院于民国十七年创设于南京，按组织法第一条规定：“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第二条规定之任务为：“一、从事科学研究；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成立之后，陆续设立各研究所，直至二十六年抗战发生时为止，已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动植物等十研究所。理、化、工三研究所设于上海，其余各所均设于南京。并设总办事处，以办理全院一般行政事宜，设于首都所在地。
本院置院长一人，综理全院行政事宜。置总干事一人，承院长之命，处理全院行政事宜。研究所设所长一人，综理所务，并指导研究事宜。
二十四年秋，遵照本院评议会条例，创立评议会，本院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另依法由全国各大学教授选举者为聘任评议员，均由国民政府聘任之。本院院长为当然议长，评议会决定本院研究学术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向例每年举行年会一次，必要时亦得召集会议。
本院首任院长为蔡孑民（元培）先生。抗战发生后，本院奉命西迁，蔡先生以年老体衰，养疴于香港。是时总干事为朱家骅，因奉命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总干事职务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代理，在其任期内，担负本院西迁之重责。时物理研究所所长为丁燮林，化学研究所所长为庄长恭，工程研究所所长为周仁，地质研究所所长为李四光，天文研究所所长为余青松，气象研究所所长为竺可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傅斯年，心理研究所所长为汪敬熙，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为陶孟和，动植物研究所所长为王家楫。
是时评议会之人员为：（一）议长蔡元培，（二）秘书翁文灏，（三）当然评议员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周仁、李四光、余青松、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四）聘任评议员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侯德榜、吴宪、赵承
、凌鸿勋、李协、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叶良辅、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
二、本院西迁之经过
本院之设备自成立以来，力求充实，以利研究工作之进行。在抗战发生以前，各研究所之图书、仪器、标本等之丰富，与国内学术机关比较而言，已属首屈一指。尤以古物善本等项之搜集搜藏，甚为丰富，不独为国内所仅有，亦为世界学者所珍视。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未几上海战事爆发，本院深恐此种宝贵设备万一摧毁，为求安全保存起见，乃于是年秋八月，将各所之重要设备，运至南昌莲塘江西省立农学院内保存。
二十六年十一月，战事日益紧急，是月中旬本院奉命西迁，原在京沪两地之各所处，遂全部迁入内地。除气象研究所迁至汉口外，其余各所处均迁至湖南长沙及衡阳之南岳。继又将动植物、社会、心理三研究所迁至阳朔，地质、物理两研究所迁至桂林，历史语言、工程、化学、天文四研究所迁至昆明。
本院最初迁入重庆市者为气象研究所，该所于二十七年一月中旬由汉口到达渝城，初在通远门兴隆街设办公处，二月中旬又迁至曾家岩之隐庐。二十八年五月迁至北碚，直至抗战胜利时为止。
本院总办事处于二十六年十一月暂迁置于长沙圣经书院。国府西迁至重庆，应即迁往，因交通困难，二十七年二月十日始到达重庆。因兴隆街气象研究所办公处狭小，旋与该所同迁至曾家岩隐庐。二十八年春迁至上清寺聚兴村八号，二十九年又将总办事处移至牛角沱生生花园内，聚兴村八号改为职员宿舍。是年敌机大轰炸，聚兴村八号被炸，乃又移至聚兴村二十二号。三十三年春，本院在国府路三三七号自建房屋落成，总办事处移至国府路新厦，生生花园及聚兴村二十二号均作职员宿舍。
二十九年十二月，动植物研究所自阳朔迁至重庆北碚，心理研究所则迁至桂林，社会科学研究所迁至昆明。三十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暨历史语言研究所自昆明迁至四川南溪县之李庄。
三十三年桂林沦陷，本院物理、心理、地质三研究所先后迁渝，物理、心理两研究所设于北碚，地质研究所初假小龙坎四川地质调查所办公，旋设所址于沙坪坝。
抗战期间，本院组织亦有扩充，三十年增设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于昆明。三十三年将动植物研究所分为动物及植物两研究所、均设于北碚。同年又增设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于歌乐山龙洞湾上海医学院内，增设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于南溪李庄。
直至抗战胜利时，本院各单位分设于重庆、北碚、李庄、昆明四区。上述之四区，为本院习用之称谓，实则设于北碚及重庆者，均可称为重庆区，计有总办事处、地质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心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等八单位。在四川李庄者有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及体质人类三单位。在昆明者有天文、化学、工程、数学等四单位。而此七单位之一般行政事宜，均统由在渝之总办事处办理之。由此可见抗战时期本院与重庆市关系之密切。在渝期间，重庆市公私机关团体及士绅，对本院之协助及奖饰不胜枚举，感荷无极！
三、抗战期间本院概况
二十八年三月中旬，本院评议会在昆明举行第四次年会时，蔡故院长致词有云：“本院自分别迁至重庆、桂林、昆明以后，仪器、图书之遗失，固所难免，房屋之借用与营建，水电之供给，仪器、药品之补充，在在均感困难，不能不认为学术界之大损失。然人类历史，本充满着打破困难的事实，于困难中觅得出路，正是科学家之任务。又况易地以后，新材料之获得，各方面人材之集中，当地原有机关之协助与互助，亦有特殊便利之点，吾人决不因迁地之故而自馁。”抗战期间，本院遵此指示，进行工作，成绩亦甚有可观者。本院各研究所之工作成绩，甚为繁多，不暇列述。兹谨择本院抗战期间之重要事项，略述于左。
二十九年三月五日，本院前院长蔡元培先生在香港逝世，照章须由评议会推选院长候选人三人，呈请国民政府遴选特任一人为院长，而首届评议员五年之任期亦于是年七月届满，照章应即改选，爰于是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评议会第五次年会。二十三日大会投票选出翁文灏、朱家骅、胡适三人为院长候选人，本院呈请国民政府遴任。九月十九日奉令，特派朱家骅代理院长，二十日朱代院长就职，发表谈话述明今后主持院务之方针。本院自此又入于一新阶段。
此次会议又选举第二届评议员，经呈奉国民政府聘任，其名单如下：（物理数学）姜立夫、吴有训、李书华，（化学）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工程）凌鸿勋、茅以昇、王宠佑，（地质）翁文灏、朱家骅、谢家荣，（天文）张云，（气象）吕炯，（历史）胡适、陈寅恪、陈垣，（语言）赵元任，（考古）李济，（人类）吴定良，（心理）唐钺，（社会科学）王世杰、何廉、周鲠生，（动物）秉志、林可胜、陈桢，（植物）戴芳澜、陈焕镛（三十年三月故，改选钱崇澍继任）、胡先骕，共计三十人。此届评议员任期，照章于三十四年届满，因在抗战期间，各大学散布各地，不易办理选举，经呈准国民政府，延长任期三年。
此次会议，鉴于气象事业在抗战建国时期，需要迫切。在欧美先进国家，均早有气象局之设立。二十六年春，本院召集之第三届全国气象会议，亦有请求政府设立中央气象局之决议。旋以七七变起，进行中止。本院气象研究所虽曾厘订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代各机关训练测候人员，指导技术。然此乃研究所分外之义务，并非应画〔划〕职责。各省属机关，虽亦自分别增设所站，从事观测，但与研究所系合作性质，并无统属关系。对于工作效率，诸多故障，且研究所经费有限，人力无多，欲令主持全国气象行政事业，事实上亦难兼顾。爰议决建议政府设立气象行政机构，综理全国气象行政事宜。旋经政府采纳，设立中央气象局，隶于行政院。本院气象研究所原有之测候所及设备，一律拨交该局利用。该局设于沙坪坝，现已迁至南京。
三十年三月，评议会假两浮支路中央图书馆举行第二届第一次年会，蒋委员长以“致力纯粹学术之研究，真知真理之探讨”及“研究及设计并重，求知与致用兼资”二义谕勉。
此次会议决定发刊西文院刊一种，名《科学记录》，中文院刊一种，名《学术汇刊》，专载纯粹科学及应用科学方面具创作性之短篇论文，俾国内科学工作结果能早期发表，供国内外学术界之参考。因战时印刷困难，复员之前在重庆已各出版二册，并分赠国内外各有关学术团体及个人。
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全食，在吾国西北可窥其全状。本院筹备观测之工作有年，因值抗战时期，仪器设备不全，亦无法邀请国外天文家偕往观测，乃由本院天文研究所组织远征队，自重庆出发，前往甘肃临洮观测，所得结果甚佳，已撰著论文在国外发表，所摄之影片首在重庆放映，并已流传中外。本院物理研究所亦组织观测队，于是日在福建崇安县，对日全食作地磁观测，已将结果撰成详细之报告。
三十一年一月，本院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地理研究所合组“西北史地考察团”，分为历史考古组及地理动植物组。四月末自重庆出发，赴甘、宁、青一带考察，所获资料甚丰。三十一年十月，本院奉委员长核准，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经中央设计局召开会议，商定分别考察区域及考察对象，因经费减少，仅分为地理地质组及历史考古组。该团于三十二年五月起，先后自重庆出发，赴西北各地考察，经时二年，各组均采得宝贵之资料。
三十年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在彭山、豆芽、坊沟、岩子山等处作残墓清理工作。三十一年复在彭山之江口镇发掘蛮子洞，所得极富于美术史及考古学价值，惜残破不堪。三十二年因协助四川博物院整理成都琴台（蜀王建墓），暂行结束。彭山出土之金属物品，经研究之后，写成“蟠螭文镜之年代及其相关之问题”一文。三十年又组织川康民族考察团，考察羌、嘉、龙、
、西番等民族，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与文化有关各问题，并搜集民族标本与用物。所得结果，已作成报告。三十一年十二月，又赴川南与滇黔交界之叙永、兴文各县调查白苗、花苗等族之文化，注重苗族原始文化之特质及其同化之过程与现状。三十二年此项工作结束。
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先后出版之居延汉简考释及殷历谱二巨著，系若干年研究居延所得汉简及殷墟所得甲骨文字之结果，发扬吾国文化，曾蒙主席奖誉，受中外学者之重视。
三十三年三月，本院评议会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年会，综合若干提案，决定呈建议书于政府，其要旨为：
（甲）自国府建都南京后，十余年来国内科学研究初有基础，极可宝贵，宜多予培植，使其发扬光大。
（乙）科学研究及各项建设之基础，如不重视科学研究而徒重用技术，则国家建设将缺乏基础。
（丙）学术自立，关系国家前途，欲求中国学术独立，不可不努力充实国内各研究机关及大学之设备，以求建立本国科学研究基础。
（丁）在中国科学研究进行之始，应确定其目的，不仅为中国，亦为人类共同之智慧与幸福着想，应凭此态度与世界科学家合作。
根据上述要旨，撰成建议书，对复员计划亦已顾及。建议内容分为左列六项：
（一）对各种科学宜以平衡发展，相互联系，促其进步。
（二）建设学术中心，以培养科学人才。
（三）筹备举行全国学术会议。
（四）设立国家学术研究奖金。
（五）维持并鼓励有关高深学术研究之刊物。
（六）推遣学术访团于友邦。
上述六项倡助学术之必要方法之建议，经签呈于蒋主席，奉代电分别采纳，并有所指示。
三十三年同盟国联合通讯协会，因对于东南亚作战区域内高空电离层之特性，未能详悉，建议在中国东经一百度至百一十度，北纬三十度至四十度区域内，设立高空电离层观测台，长期记录，以增进军用通讯之效用，并由澳洲无线电委员会通知我国驻澳公使馆，转商我国政府合作。经决定由本院物理研究所设置此项观测台，地点决定在北碚该所地磁台之处。观测仪器请准根据租借法案，以澳币五千镑向澳洲该会购置。胜利之后，行政院以此项设备为战时工作之一部分，将外汇停给，遂致搁置。
抗战期间，本院组织略有扩充及变更，已如前述。复员期中，为集中人力财力，已将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暂行停止。人事方面之变更，除院长一职，自蔡故院长逝世后由朱家骅先生继任，迄至现在外，总干事一职迭有变更。二十六年西迁时，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兼代总干事。二十七年十二月，由任鸿隽继任，二十九年十一月由傅斯年继任，三十年九月又由叶企孙继任。三十二年叶氏辞职，由李书华继任。三十二年九月李氏辞职，又改聘萨本栋继任，现仍在职。各研究所各筹备处主持人，亦略有变更。现尚在职者为：（一）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姜立夫（赴美期间由陈省身代），（二）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赴美期间由陈遵妫代），（三）物理研究所所长萨本栋兼任，（四）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五）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养病期间由俞建章代理），（六）动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七）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八）气象研究所所长赵九章，（九）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十）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十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林可胜，（十二）工学研究所所长周仁，（十三）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汪敬熙。
四、本院复员之经过
三十四年九月日本投降，本院奉命还都。因交通工具缺乏，政府限制甚严。加以军运粮运迄未能依政府复员计划配合，本院对复员工作曾作慎重考虑。盖本院各研究所之图书、仪器等设备，在抗战期间一再播迁，损失甚微，若于复员期间不幸而遭损失，殊属不合。尤以古物及善本书籍，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珍视，苟于复员之际遭受意外，实为不可补救之损失。至本院今后工作进行之方针，亦不能不于复员之初，缜密擘划。乃决定于重庆设本院复员委员会，并在本院各单位所在地分设昆明区、李庄区、北碚区、重庆区等复员委员会，负责办理装箱及启运等工作，以俟本院还都交通工具觅妥，再行启载东下。
本院各研究所，虽以设于首都为原则，但抗战以前因限于经费，亦分设于京、沪两地。复员之初，如即将各研究所集中于南京，事实上不可能。三十四年十月，乃派王所长家楫、吴所长学周赴京沪接收本院原有房舍。得悉原在南京之院址，幸尚未受重大损毁。惟上海之理、化、工研究所损失颇大，修复甚为不易。抗战期间本院曾增设三研究所，而各所之工作今后尚须扩充。正感原在京、沪两地之房屋尚不敷分配，适奉命接办上海祁齐路由中日庚款所办之自然科学研究所，乃一并接受，择要修缮购置。为利用现有之设备，决定将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医学研究所筹备处、工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等八单位，暂设于上海（祁齐路三二○号为总通信处），以便短期内得以恢复工作。并设本院驻沪办事处，统办上海各所处之一般行政事宜（初由王所长家楫兼任该办事处主任，现聘陈荻帆任之）。其余总办事处及天文、地质、气象、历史语言、社会等五研究所，共六单位，则设于南京（鸡鸣寺路一号为总通信处。）
三十五年六月，本院举行院务会于南京，议决设置本院留渝办事处，办理还都工作，聘本院秘书余又荪兼留渝办事处主任。是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本院行政中枢亦同时移于南京。
本院复员委员会决定，还都运输以公物（图书、仪器、标本等）为第一位，各所研究人员以会同押运其平素研究所用之公物平安到达京、沪为原则。举凡装箱、启运、押运、卸货等工作，研究人员所负之工作较多。因研究员无不珍重其研究所用之工具，且亦深知其保存安全之技术也。
本院因珍重宝贵之公物，选择交通工具以安全为第一。租赁车船，必先慎重审核其安全程度如何，至于议价、签约、分配、载运分量及先后次序等事，均由复员会议决定之。全院人员群策群力，分工合作，效率卓著。
是年六月至九月，北碚区、昆明区，李庄区之公物及人员，先后到达重庆。李庄区公物运至重庆，端赖四川合众轮船公司，配拨长天等专轮载运。公物抵渝候船期间，多存于南岸之卜内门仓库，消防及防湿之设备尚佳，启货、卸货亦多赖其经理之协助。由渝至京之轮运，本院决定以直航为原则，因如在宜、汉转轮一次或二次，不唯用费浩大，而且公物一再起卸装载，易受损毁。当时在渝主持复员轮运分配事宜者，初为中央党政军机关留渝联合办事处，后为重庆行辕。对本院之还都运输虽甚关怀，但因初期只配拨渝宜段舱位，尚不能载运公物，故本院还都工作无法进行，不得已乃自行设法租赁在政府限制范围之外之船只。先租赁怡庆轮船局之福邦轮，旋恐其不安全而解约。后向交通大学分租所包国庆轮吨位之一部，本院又包租小三北拖轮，而由民生公司之大轮拖运，均系由渝直航京沪，将本院北碚区及昆明区之全部公物及一部份人员，运返京沪。直至是年十一月上旬，始分配民联轮一部份吨位，将历史语言研究所公物一部份运京，同月中旬，又由招商局之二○二号登陆艇，将本院李庄区及各区保存公物全部运京。本院公物运输至此完毕，招商局与民生公司之协助，深堪感纫。
本院职员及眷属还都，除搭乘上述诸轮者外，尚由联合办事处分配渝宜段之民权轮船位二十人。其余人员则多携带重要公文，搭乘行政院分配之机位还都。所乘之班机及专机，以中国航空公司者为最多。
本院留渝办事处办理还都工作期间，对有关机关亦竭诚协助，如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南开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筹备）机关，均与本院渝处取得联系。
本院复员之后，在抗战期间于昆明、桂林、李庄、北碚、沙坪坝及重庆市内所设置之房舍，均分别交由当地有【关】机关保管，或设工作站，或作公共学术事业之用。
三十五年十二月上旬，本院留渝办事处办理之还都工作完毕，是月中旬奉命结束，留渝人员全部返京，曾在渝登报声明在渝事务结束，全部移至京沪。计自二十七年一月首次迁至渝市至现在为止，共约八年又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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