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及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内在联系
帅 巍 纪锡垕
[提要]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包含着强烈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与关系哲学维度，实际上这些维度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它们的内在联系的基础就在于“我-你”关系对话。布伯这种“我-你”关系与作为伽达默尔解释学核心的解释学“我-你”关系得以成形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与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具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对话解释学；宗教哲学；“我-你”关系
德国著名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的对话解释学对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继承和发展，他使解释学摆脱了方法论的魔咒，成为了一种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本体论的对话解释学。它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何卫平先生指出，对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来说，马丁·布伯实际上为当代新解释学建立了一个普遍原则。伽达默尔在他的著作中也经常提到马丁·布伯的思想很早就吸引了他。[1](P.227)更为重要的是，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1](P.227)因此，布伯的关系哲学、对话哲学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便我们能够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我-你”关系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一、布伯的“我-你”关系与对话解释学
由于长期跟随狄尔泰学习，布伯对狄尔泰的解释学非常熟悉，并积极地将其运用于他对犹太教中的哈西德主义(Hasidism,Chassidismus)研究上。布伯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通过解释哈西德主义来复兴犹太教，以及提出了“我—你”关系的对话哲学、对话解释学，而这两件事又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这是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的原型①，尽管也有些重要的差异。布伯在伽达默尔之前就把“文本称为向读者讲话的‘你’，因此，他将解释称作一种对话过程”，这也表明了他对于“现代解释学所作出的新贡献”[2](P.194)。
西伯尔特施泰因(Laurence J. Silbertstein)指出，哈西德主义为布伯“提供了最基本的洞见，在这些洞见的基础上，他确立了他的哲学和宗教立场”[3](P.43)。在布伯看来，哈西德主义的基本精神是：上帝是处于他的创造物——人与其他被造物之中的，人通过“自身的各种创造性活动而不断地与上帝进行对话，从而领悟了生命的伟大。因此，如果我们爱上帝的话，那么就必然地要爱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具体美好的东西。同样，我们爱这个世界中具体的东西，也就是爱上帝”[4](P.18)。而布伯作为深爱上帝的犹太人，也认识到人对上帝的爱是体现在人的具体行动之中，而不是体现在对上帝的理论化的认识之中。因为在哈西德主义之中，抽象的上帝和世界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体现了哈西德主义与正统犹太教和基督教中宗教性与世俗性相隔离的观念的对立。
哈西德主义中的这些思想对布伯复兴犹太教，以及解决现代社会中出现的人对于上帝的信仰危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为了复兴犹太教，为了唤起犹太人对于上帝与律法的集体记忆及其对上帝的信仰，布伯认为首先应当对哈西德主义及哈西德传说进行深入的理解、解释。为此布伯发挥了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思想，主张通过由狄尔泰提出的移情、再创造、再体验的解释学方法回到哈西德主义先知的原始经验与精神过程之中。布伯认为他作为一个新的哈西德传说的讲述者，有责任再造哈西德先知的生命体验或生命事件。在这里，布伯将狄尔泰的再创造的解释学方法改造为了重述的方法并将自己看作历史长河中众多哈西德传说讲述者中的一个环节，他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将古老的哈西德传说用自己的解释学方法带到现代社会。布伯认为通过重述、完善哈西德传说，他已达到了由施莱尔马赫提出的浪漫主义解释学的目标——比作者(哈西德先知)更好地理解作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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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布伯认为“与上帝在历史中的相遇比与之在自然中相遇更重要”。然而“大多数历史都是普遍与抽象的”[9](P.286)，但真正的历史却是“我和你之间具体和特殊的相遇”[9](P.277)。同样，在伽达默尔那里，理解者首先是处于历史传统之中，并且倾听、回应着历史传统的诉说，也就是说理解者是在历史传统之中并且与历史传统(或同样处于历史传统中的他人)进行的着互动的“我-你”关系的对话。而真正历史，即效果历史就体现在这种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之中，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之中，而不是体现在抽象的、集体式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系之中。由此可见，布伯的以“我-你”关系为基础的历史观与伽达默尔的以“我-你”关系为基础的历史观具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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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行动对于复兴犹太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行动比体验(祷告、灵修)更重要，它体现了人与世界万物、与上帝之间的神圣关系。布伯指出“虔诚就是做(Doing)”。并且对犹太人来说行动就是真理，行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尘世间创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它对上帝的渴望就是渴望在这个真正的共同体中为上帝准备一席之地。它对弥赛亚的等待就是等待这个真正共同体的到来”[4](P.30)。同样可以说，“上帝将他自己放在人的手中：他想通过人进入世界。人是上帝的创造活动与他的救赎活动的发起者”[9](P.286)。因此，犹太教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或高高在上的、与人的世俗生活无关的上帝，而是处于人的生活中的上帝，与人的行为进行着对话的上帝。
可视化结果如图8所示，可见两个算法都很好的识别出了属于各个物体的数据并聚在了一起，在结果的局部结构中，可以清晰的观察到对于同一物体由于拍摄角度变化而形成的旋转流形。ST-SNE在这个数据集可视化结果上的表现与BH-SNE相似。
Study 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Zhangjiakou Ice and Snow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2022 Winter Olympics_______________________ZHANG Yifan,LU Chunyan 18
二、布伯以“我-你”关系为基础宗教思想及其对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意义
布伯认为，犹太人是一个靠着集体记忆一代一代地传递下来的、视域不断扩大的民族，这种集体记忆是个人生活与集体力量的源泉，对于犹太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这种有机的集体记忆，犹太人的历史不能被看作一个客观事件的链条，它从本质上只能被视为“一种对这些事件的实质性的回应；而这些回应是他们集体记忆的产物”[7](P.72)。犹太人从骨子里保留着他们的父亲和祖先的活动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不是“自我产生的——它源于一种代代相传的本能”[8](P.147),而且每一代“在传递他所接受的东西的同时，也增添了他自己的经验”。因此，“文本传统自身不能在没有活生生的传统，即生活的共同方式所提供的模式的帮助下激活这种记忆”[7](P.72)。犹太教传统以一种活生生的方式被传下来了，这种方式主要就是口传的教导方式。传下来的不是独断的内容，也不是主观的经验，而是一种活的真理、一种真实事件、一种相遇的记忆。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犹太人的先知摩西与上帝面对面对话的一种延续——上帝在西奈山上与摩西面对面(上帝高于摩西，摩西不能看到上帝的脸)地口传律法。通过犹太人这种口传律法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尤其是布伯非常注重面对面的活生生的口传犹太记忆对于文本解释的优先性。
首先，我们来看布伯的历史观，以及它与“我-你”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布伯的历史观不同于一般历史学者所持的历史观，他的历史主要不是指如历史事件之类的东西，“它是一个与通过一种活生生的传统传递下来的集体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观念”[7](P.71)。正如伽达默尔对历史客观主义的批判一样，布伯也“不相信对于过去历史活动的‘客观’表象的历史批判的幻想，而要寻求一种能够将其意义运用于当代形式的新的哈西德主义的解释”[2](P.212)。布伯在他的犹太背景之下，将历史看作一种与犹太人的传统和集体记忆②相关的宗教观念，因此，他的历史观是一种宗教历史观。他的这种历史观不关心历史中发生的“什么”，而关心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对布伯来说，历史，尤其是历史中的精神是通过传统传下来并保持在犹太人的集体记忆中的，而集体记忆是犹太精神、传统、历史得以保持的关键，由此，他非常关注集体记忆的复兴。因为，现代社会是犹太人的集体记忆逐渐衰落，这对犹太教与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危机。这种由集体记忆的衰落引起的危机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以及人对于神的信仰危机上。而且，在布伯那里，这种危机不只是犹太人的危机而且是整个现代社会的危机。可见，布伯思想的意义不只是限于犹太人，而且对于全人类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伽达默尔的“我-你”与布伯的“我-你”有内在的联系，因此对布伯的“我-你”关系与其宗教观、历史观的考察，对于理解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与历史观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布伯那里，犹太人的历史或犹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在一种活生生的口传中、在人与人之间相遇或面对面的对话中、在生活实践中得到流传、丰富和发展的，而不仅仅是以文本的方式、以阅读体验的方式传承的历史。所以对布伯来说，历史不再如历史客观主义一般，只是单纯地指向僵死过去的事件，而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统一，即面对面的“我-你”的对话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走向未来，而不是单纯地对他们的过去进行认识、回忆或再体验。在此，我们似乎也看到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思想与效果历史意识:在伽达默尔那里，历史并非某种封闭的过去事件的堆积与文本，而是一种持续的活生生的“我-你”关系的对话或交往实践活动。
“可能你看到的是足炉！”彤彤自信地回应说，足炉比手炉大一些，常常是用锡或铜制成的金属壶。最常用的足炉叫“汤婆子”，又称“汤媪”“锡夫人”“脚婆”，使用方法跟现在的热水袋如出一辙，即将壶内注入热水，拧上盖子，包上厚布，放入被窝中焐脚。
其次，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关系哲学与他强烈的宗教思想背景也是分不开的。在布伯看来，要复兴犹太教就是要对正统的犹太教进行批判并确定犹太教的真正任务。他认为犹太教的任务有三个，即“显示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关系(问与答的关系)；确立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统一；使我们与万物的关系变得的神圣和圣洁”[4](P.28)。对于第一个任务，布伯认为现代社会首先存在着一种“对话危机”，现代人拒绝倾听传统的声音、拒绝与历史、与上帝对话。而要克服这种危机，首先就需要恢复与历史传统、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关系。对于犹太人的信仰，他认为“宗教信仰的基础是人与上帝、与永恒的‘你’之间的对话关系”，而犹太人对上帝、“对《圣经》的信仰的历史是一种活生生的传统，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一种对话的历史。从亚伯拉罕被召到上帝面前，到摩西在西奈山上与上帝对话，再到众先知，都是上帝与人之间的对话的历史的展现”[4](P.29)。可见上帝与人之间不只是创造与被创造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对话的关系,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的基本教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上苍与下界的一种对话”[4](P.188)，因此，对于犹太人来说，“真正的上帝就是倾听的上帝，因为他是说话的上帝”[4](P.29)，上帝就是向人宣告、引领人、与人同行、与人共鸣的上帝，也就说上帝就是在这些与人的具体关系中的上帝，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与人的世俗生活无关的东西。
复兴犹太教的第二个任务是精神和世俗的统一。在布伯看来，在古代犹太人那里，宗教的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是统一在一起的，精神生活就体现在世俗生活之中，但在现代社会，犹太人以及基督教徒的信仰和生活却是相互隔离的。布伯认为犹太人要复兴犹太教，就需要将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重新统一起来，使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重新变得神圣和圣洁。
在完成《我与你》后，布伯对自己以前的解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他拒绝了“他[早期]处理传承物的方法”[6](P.xi)，即不太关注文本(哈西德传说)作者(哈西德先知、导师)的心理或生命体验，转而关注“文本自身的整体性以及发展与文本之间的一种对话关系”[2](P.201)，即由关注作者的原意转而关注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这已经很接近伽达默尔后来将解释学由作者为中心转向以读者为中心的做法了。同时，我们知道，传统解释学(包括狄尔泰的解释学)由于受到传统认识论与实证主义的巨大影响，仍将文本当作需要还原作者原意或体验的客观对象，而布伯则首先将文本当作与之对话的、具有人格性的“你”，这样理解者、解释者与文本之间不再是单向行动的主客关系而是双方互动的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在理解活动中，理解者与被理解者(哈西德传说、文本、艺术等)之间不再是“我-它”的主客关系，而是互动对话的“我-你”关系。此时，理解或解释不再是以任何一方为中心，即既不以文本或作者的原意为中心，也不以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为中心，而是以双方的对话为中心。因此，在布伯看来，他后来对哈西德传说的重述及其关于哈西德主义的著作是“与哈西德文本之间富有成效的一系列对话的结果”[2](P.206)。具体说来，哈西德文本是对理解者、解释者(布伯)的一种召唤，它迫切需要理解者、解释者的回应，而文本的意义就在这种“我-你”关系的对话中被揭示出来。即是说，哈西德主义不再是在解释者那里被还原了的作者的原意，而毋宁是真实的哈西德主义的延续，在这种延续中不仅理解者得到了哈西德主义的教导而且哈西德主义也得到了丰富、发展。在这个对话过程中，对话双方的历史性都得到了保持与发展，而历史本身也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保持、发展，而并不像传统解释学中只注重被理解者(文本或作者)的历史性。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同样也就是处于历史传统之中的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效果的历史。由此，在凯普勒斯(Steven D. Kepnes)看来，“发展一种作为读者与艺术作品或文本的之间的对话的解释的观念的过程中，布伯预料到了一种伽达默尔在其奠基性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中提出的最重要的解释学原则”[2](P.206)，这就是“我—你”关系的对话。
此外，布伯的这种对话解释学也使被理解者摆脱了方法论的魔掌，它不再是被认识或理解的僵死的被动的对象，而成为了真正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人格性的“你”，而理解也正是在“我”与“你”之间的对话中实现。这样，传统解释学中以理解者的“独白”的方式进行的理解，变成了“我”与“你”共同参与的、互动性的对话。但“我”与“你”的对话不像在施莱尔马赫那里，纯粹是为了获得对“你”的原义或原意的理解的方法，毋宁说对话本身也是目的。在布伯的对话解释学之中，“我”与“你”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优先于“我”和“你”，因此布伯的对话解释学、对话哲学也就是一种关系本体论，而非传统的实体(或主体)本体论。但布伯的这种“我-你”关系对话，同时也是“我”与作为“永恒之你”的上帝之间的对话，因为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就体现在世俗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或交往之中。这样在布伯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就具有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的神圣性。而对于伽达默尔来说，重要的只是世俗的，人与其历史传统以及处于历史传统中的他人之间进行的“我-你”关系对话，而不是与上帝的对话。因此伽达默尔的“我-你”关系对话没有布伯这种宗教神学的色彩。尽管如此，布伯以“我-你”关系为基础的对话解释学的内涵已经非常接近伽达默尔的以“我-你”关系为基础的哲学解释学了。
但自从布伯完成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我与你》(Ich und Du)之后，他的解释学思想产生了巨大而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近现代解释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算得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们首先来看《我与你》这部重要著作的主要思想。书中首先区分了人对于世界或他人的两种态度、人与世界或他人之间的两种关系：一种是将世界或他人当作与“我”一样具有人格性的“你”的态度，与这种态度相对应的是“我-你”关系；另一种是将世界或他人当作僵死的、固定的、被占有和把握的无人格对象，与这种态度相对应的是“我-它”关系，即传统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与狄尔泰将人看作生命展现与体验的主体、历史性的主体不同，布伯认为人首先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者，他要么处于“我-你”关系之中，要么处于“我-它”关系之中。但严格说来“我-它”关系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关系，因为“‘我-它’发端于‘我’与‘它’之组合”[5](P.19)，“它”从本质上后于“我”，而且“我”与“它”之间只是以表象、概念或理论为中介建立起来的间接联系。“我-你”关系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格之间)的、直接的相遇关系、双方互动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才是真正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原始关系，“泰初即有关系”[5](P.15)，即在初民(原始人)那里，人与世界之间的原始关系。随着人类理智的发展，人与世界之间直接的“我-你”关系转变为了以表象、概念为中介的“我-它”关系，而实际上“我-它”关系只是“我-你”关系的派生。
众所周知，犹太人有三大观念：“统一、行动、未来”，而在布伯看来，犹太教的精神过程就显现在了这三个相互联结的观念的更完美地实现的历史之中。这三个观念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三种趋势，是犹太民族精神气质中的先天倾向，在犹太人的历史发展中起着核心的作用。首先，“统一”观念是指犹太人一神教的上帝的观念，并且“上帝的王国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将在个人和共同体的生活中得以实现”[10]，上帝是统一的保障，尽管人具有堕落(罪)和神圣的二重性，但人可以在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对话中与上帝相遇，从而实现人和上帝的统一。其次，“行动”的观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也就是与上帝之间的对话、相遇，所以犹太人的行动观念主要不是指对上帝的祈祷，而是通过(上帝赋予人自身)自由意志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完成上帝的创造活动——为上帝实现作为最完美人类共同体的人间天国。正如前文所述，对于犹太人来说行动(生活)高于律法，人与人或人与上帝的之间的对话、相遇不可能产生于律法之中。律法是外围的，而“我—你”关系的对话才是内在的，它使人生真正具有意义。最后是“未来”的观念，它是时间的一个维度。布伯认为，犹太人的时间感比他的空间感发展要强许多，说明犹太人更注重自身时间性的、流动的实际生活，而不关注世界的空间性的、静态的本质。可见，犹太人一开始就注重自身的实际生活的创造活动，而不像古希腊哲学家那样注重对于世界的理论化把握。同时，犹太人也不注重自身的生活享受，而是关注各代人之间的(时间)联系，因为这种时间联系都是指向未来的，即最终是要为上帝完成其创造活动，使人得到救赎，这是一种把自身作为弥赛亚(Messiah)③的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是犹太教最深刻的的原创性理念”。犹太人力图“为人类建立起一个家园，一个真正的生活家园”[4](P.45)，而其他民族无论对未来有怎样的憧憬、渴望，都只是相对的。[11]
犹太人相信作为弥赛亚的未来(弥赛亚，救赎的时刻)一定会到来，而他们每一个时刻，每一代人都是未来的保证，同时也就是上帝对未来的保证，即上帝通过犹太人的行动来保证未来(弥赛亚，救赎的时刻)的到来。[12]但未来对犹太人来说不是立刻就会到来或在某个遥远的时刻到来的问题，它是在时间结束时，“在绝对的未来到来”[4](P.46)时。
对于布伯来说，犹太人统一、行动、未来这三个观念不是僵死、固定的抽象观念，而是“犹太民族精神追求的一个更纯粹的形态、一个更有效的形式、一个更完美的实现的内在倾向”[4](P.49)。他认为，这种倾向是每一个犹太人通过个人生活去实现犹太教的伟大倾向：走向统一的倾向是通过把犹太人的灵魂“铸造成为单一的实体，以便设想出统一的未来；走向行动的倾向，就是通过在我们的灵魂中填满无条件性，以便它能够实践其行为；走向未来的倾向，是通过把我们的灵魂从功利的繁忙中解脱出来，直指伟大的目标，以便它能为未来服务”[4](P.45)。
他认为犹太教是一个精神过程，但它首先不是体现在人的内在体验之中的，而是体现在人的行动之中的，“‘做’比‘体验’更重要”[4](P.30)。而人的行动也就是对上帝的回应(负责)，就是与上帝进行的对话，不是与高高在上的上帝之间进行的祷告似的心灵的沟通，因为上帝和上帝之爱就体现在这种现实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之中与人的创造性活动之中。因此，对于哈西德主义来说，“生活的真正意义显示在行动当中”[4](P.43)，“人和上帝之间的决定性契约是行动”[4](P.34)，甚至人的行动胜于上帝为人规定的律法，人的行动胜于信仰。最终在哈西德主义者那里，人生活或行动的终极目的就是“成为一条律法、成为一部‘托拉’(Torah)”[4](P.44)，可见对他们来说，律法是通过人的生活或行动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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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布伯通过哈西德主义及其对话解释学，将上帝拉回到了犹太人的生活或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之中，同时也将犹太人的历史与集体记忆放回了当下活生生的“我-你”关系的对话之中，而对话中蕴含着犹太人历史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
结语
综上可见，布伯的宗教观、历史观与解释学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犹太人的历史就是其宗教观念发展的历史，就是与上帝对话或理解上帝的过程。由于“统一、行动、未来”这三个要素是统一的，布伯将与上帝的对话或与他人进行的交往实践看作犹太人的存在方式。这样布伯的对话思想就已经很接近后来伽达默尔将作为对话或人与人的交往实践的理解视为人的存在方式的思想了，只是伽达默尔更加强调与历史传统和处于历史传统中的他人之间的对话与交往。
注释：
①伽达默尔没有明确提到其“解释学的‘我-你’关系”与布伯的“我-你”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根据本文的研究这两种关系之间具有诸多密切的联系，本文在此这节要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它们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我-你”关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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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犹太人的集体记忆，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与摩西那里，最突出的是上帝在西奈山向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即向所有的犹太人)口传律法。通过犹太人这种口传律法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尤其是布伯非常注重面对面的、活生生的口传犹太记忆对于文本解释的优先性地位。
③犹太教最初用这个词来指出自大卫家的拯救者，由他带领以色列国恢复大卫统治时期的辉煌盛世。这个词含有受膏者、救世主等含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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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帅巍.伽达默尔解释学“我-你”关系及其真理观[J].社会科学研究，2018(2).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8)06—0076—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利科精神分析论与象征解释学研究”(17YJC720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帅巍，四川师范大学文科学报编辑，哲学博士，研究方向：德国哲学、解释学研究。四川 成都 610066 纪锡垕，《人文艺术》编辑，研究方向：存在哲学与基督教思想。四川 成都 611130
收稿日期 2018-02-02
责任编辑 尹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