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传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89(2002)02-0090-03
学术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传 统文化某种程度的断裂。但是，在我们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历史和文化的中断， 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指引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批判和传承。批判的是业已 腐朽的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伦理纲常和政治结构，传承的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指归 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首先从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谈起。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质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通过融汇吸收各家思想和外来思 想文化而形成的体现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思想体系。我们认为，贯通这一体系的基本精 神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
儒家言“仁”言“礼”，论“忠恕”道“中庸”，但是，它们都不是儒家思想的实质 核心和目的归宿。就“仁”而言，儒家评价“仁”与不“仁”的标准是治国平天下的社 会实践。管仲“器小”、“不俭”、“有三归”、“反坫”，在一般人看来可谓不仁不 义，然而，从不轻许人以“仁”的孔子却感慨地说：“如其仁!如其仁!”究其原因，就 是因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就是因为“桓公九合诸 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1]因此，当有人问孔子一个人如能做到“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时，孔子的回答是“何事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雍也》)何止仅仅是“仁”呢?一定是圣了。可见，儒家言“仁”的最终标准是“ 霸诸侯”、“一匡天下”、“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一句话，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 践。
就“礼”而言，无论是伦理意义上的“礼”，还是政治意义上的“礼”，都不是儒家 思想的核心，儒家言“礼”的最终标准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儒家论“礼”，并非 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为“礼”而“礼”，而是重其根本，取其实施。鲁人林放曾经就“ 礼”的本质问教于孔子，孔子高兴地说：“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 也，宁戚。”[2]在儒家看来，“礼”与其奢侈铺张，勿如朴素俭约；于丧礼而言，与 其简率轻慢，还不如悲哀过度来得好些。儒家的另一重要经典《礼记·檀弓上》也有一 段话，与此可互相印证。其云“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 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可见 ，儒家于“礼”，并非拘泥于形式上的繁文缛节，而是以治国安民和社会生活的实际内 容为其最终指归。
就“忠恕”而言，其基本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3]，“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4]前者是从积极的方面讲如何达“仁”，后者是从消极的方面讲如何做 到“仁”。就“中庸”而言，它是儒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含义就是 要“叩其两端”、“执两用中”，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说：“中庸者， 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常之理也。”朱熹又引二程语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因此，中庸之道，并非是不顾原则地抹煞 和调和矛盾，而是力求在对立双方寻求一个合适的度，从而使事物保持在一个最佳的平 衡状态。因而，“中庸”同“忠恕”一样，也仅仅是一个方法论范畴，是儒家实现其治 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这一根本目的的思想方法和行动方法。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和最终指归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而儒家文化 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基于此，我们把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视为中国传统 文化的真精神。[5]
二、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有碍 于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 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 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 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反映的恰恰是五 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恰恰是在他们身上 得以继承和发扬的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从历史维度而言，五四知识分子对 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姿态是在特殊国情下作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封 建社会历史的国度，不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抨击，不足以让民众深刻认 识到封建制度及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儒教的危害；从现实维度而言，要激发民众的民主意 识和科学精神、打击当时的封建势力，首当其冲的就是冲击儒家学说，而且冲击得越是 猛烈，取得的效果越是显著；从参与者而言，当时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愤恨“吃人的封 建礼教制度”到了极端程度，使一切纯学理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黯然失色。所以，五四知 识分子对“孔教”、“旧艺术”、“国粹”等的反对是基于宣扬民主和科学思想的需要 ，而所作出的偏激姿态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绝非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毫无可取之处。与 这种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的历史事实是，当时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使不少 被尘封或淹没了的传统重现光芒。例如，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成了中国文学史的 重要内容；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民间文学，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大学的学术殿堂 ；通过“整理国故”，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另一方面，中国现代 学术文化几乎都是以这一时期为开端的。鲁迅的小说、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著作，实质 上都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6]故而，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的姿 态是由中国的历史、中国当时的国情共同决定的，是历史造成的必然。就本质而言，当 时的知识分子恰恰是在“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的鼓荡下向传统文化的糟粕 宣战、投入新文化运动的。
五四知识分子对西方学说的接受和宣传带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对当时中国有益的学说 就引介，对作用不太大或没有直接作用的学说就不大注意，而对于两者兼而有之的就取 其对中国有益的部分而舍弃其它。在译著《天演论》中，严复大力宣扬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而刻意忽略了赫胥黎原著中的其它部分。有人指出，胡适的“文 化解释学”具有“曲解杜威思想以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7]严复、胡适等人这 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唤起民众除旧布新的精神和勇气，以求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而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对于他们的行为方式起了最终的指导作用。因此， 五四知识分子采用的理论武器虽然是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等学说，但他 们是在既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熏陶和知识背景下接受西学的，这不能不对他们的价 值观和人生观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然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潮流和政治主张，但无论哪一种潮 流和主张，都没有超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这一基本精神。众 所周知，五四时期既是政治的大动荡时期，又是文化的急剧转型时期。这期间，知识分 子虽然在具体的政治文化主张和实践道路方面有较大分歧，出现过“科玄论战”、“问 题”与“主义”之争，然而这不过是知识分子在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想下所选择的不同 道路之间的争论，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着很强的互补性。新文化运动后期 ，知识分子阵营发生了大分化。胡适等人把自由主义当作拯救中国文化的良方，李大钊 等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则力求在保持民族文化血脉的基础上走“内圣外王”的 路子。这一分化有知识分子的个人经历、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原因，但在救亡图存、实现 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这一点上，他们没有本质区别。这里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 已经被“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整合后中国化了，新儒家的主张更是继承这 种精神的直接表现。
三、作为实践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特有的方式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写道：“启蒙就是一个人走出他自己所造成的不自由的开端 ”，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认为，启蒙乃是一种哲学的气质或态度，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 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也就是说，启蒙要增强人们的自信力，让他们相信自己的 智力和对问题的理解力。启蒙通常起源于一种代表新时代的文化的兴起，它更容易发生 于民族危机、思想信仰危机、社会问题频仍及剧烈社会转型的环境中，往往充当着革命 先导的角色。这就意味着，启蒙不只是一种学术取向，更是一种实际运动；它既包括对 民众进行宣教和呼吁，进行思想上的启发和诱导，也应该包括让他们实际地介入政治、 经济、文化的运动，让他们在实践中增强自信。这里将后一种启蒙叫做“实践启蒙”。 我们认为，思想启蒙和实践启蒙只是启蒙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在本质上二者是一致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启蒙的方式主要是演讲、小说、小册子等口述文化与印刷媒体 的传播，目的是树立民众的民主和科学意识。新文化运动后期，政治的因素越来越多， 五四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选择了介入政治势力、开展政治活动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现实， 即实践启蒙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民众素质，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 社会生活中去，进行实践启蒙，才能达到思想启蒙不能达到的目的，才能拯救这个多灾 多难的民族和国家。五四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 ，这就决定了他们采取实践启蒙的必然性。
国民大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是实践启蒙，都是用活生 生的现实和运动来动员和教育民众，因而都可视为五四精神的延续。革命过程中采取的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形式，不但使民众在政治、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而 且使他们在思想上获得了大解放。在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 导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 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用现实而实惠的方式让民众的自主意识和民主意识大为增强 ，是实践启蒙在新时期的继续，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今天，我们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让民众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实践启蒙，又 要努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民众受到思想启蒙。这里的“思想启蒙”，是在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集以治国平天下的真精神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有 益成果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它比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和进步性。
因此，从文化的层面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通过思想启蒙和实践启蒙而实现的一种 思想解放运动。今天我们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就是要弘扬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的爱国主义传统，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性地 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转换和发展，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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