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内涵、路径与范式＊
宋效峰
内容提要： 文章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旧的国际关系范式越来越不适应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转型需要。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着眼于近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凸显了面对全球重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代表着国际关系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着眼于全球治理变革，加强相关国际制度建设，通过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参与主体；谋求发展与安全诸领域协调、均衡发展，不断拓展新的实践领域与方式。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架构下，上合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机制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平台。
关键词： 新型国际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 国际秩序
进入21世纪，各国间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彼此利益高度融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构建国际关系新范式。虽然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全球领导力相对下降、新兴大国的作用相对上升，但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合理化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国际体系转型与世界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存在着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忧，两者皆涉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新兴国家，中国有强烈意愿和信心走出一条超越所谓“国强必霸”定律的国际关系新路，避免重蹈历史上大国冲突与战争的恶性循环。
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基于中国所具有的东方文明古国、新兴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等多重身份和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和合”“大同”等思想精髓为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提供了中国资源。当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摆脱冲突战争困扰、寻求持久和平也做出了独特贡献：由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终上升为普遍性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又在不同时期阐发了和平与发展、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谐世界等重要理论主张。同时，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又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外交最新进展，吸收了近现代形成的集体安全、国际法治、相互依存、国际合作等合作观念；由最初主要针对大国关系，逐渐扩大至所有国家，经历了一个适用对象普遍化、内涵体系化的过程，从而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1) 宋效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探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习近平在出访俄罗斯时提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该理念首次出现在双边关系层面。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了合作共赢理念对于我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意义，从顶层设计层面确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2) 刘建飞：《新型国际关系“新”在哪里》，《学习时报》2018年4月16日。 2015年，习近平在参加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时，把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推向全球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已充实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 并列论述。本文将结合有关范例，对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内涵、路径与范式加以剖析。
一、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逻辑统一的内涵体系
作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内涵，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构成了相互联系、逻辑统一的体系。它们体现了新形势下国家间交往应遵循的伦理、法治及利益等价值规范，并兼顾了国际关系理想与现实、道义与利益、建设与革新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平衡。
公用辅助一体化：为了合理利用能源、减少消耗，根据化工区区内化工主体项目，形成供水、供电、供热、供气为一体的公用工程“岛”，实行区内能源的统一供给。
(一)相互尊重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逻辑起点
与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以及单方施压的霸权逻辑相比，新型国际关系要求真正贯彻主权平等原则，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交往与合作。惟其如此，国际关系才能朝着民主化方向健康发展，国际秩序也才能进一步合理化。各国应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和利益关切，开展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为指向的建设性对话。各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应凭借自身实力干涉他国内政或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尤其反对对别国实施所谓“长臂管辖”。除中国全球影响力上升这一客观因素外，“中国威胁论”大多与一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偏见有关。例如，针对中国某些对外经济、文化项目，指责中国运用所谓“锐实力”对其进行文化和价值观渗透，甚至不惜运用话语霸权对中国进行舆论遏制；(4) 《指对美施展“锐实力”手段趋强硬，美智库：同中国“单纯接触”时代已过》，http://www.zaobao.com/news/world/story20181130-911927。 在涉疆、涉藏等问题上中国不时承受着来自西方的压力，“台独”“港独”等问题也往往成为某些国家介入中国内政的借口。在国际安全、贸易争端、气候变化以及地区热点问题上，相关方尤其需要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寻求政治解决路径，防止“新干涉主义”泛滥而危及正常的国际秩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略，在某种意义上新型国际关系与其是路径与目标的关系。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基础上所结成的命运攸关的整体。(6) 刘建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特色》，《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2期。 它与新型国际关系一样，都是在承认不同国家现实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增进共同利益、消弭冲突与对抗的结构根源。在全球性问题的挑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新型国际关系范式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更为可靠的理念及实践支持，这就需要超越旧的以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对抗为基础的冷战思维，通过观念引导、制度建构和行动践行为国际体系转型夯实基础。当今世界正处在重大变革调整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可能会面临一定阻力；在从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不断升华的过程中，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也将贯穿其中，并在此基础上孕育更多国际共有观念与互动方式。
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以联合国机构为中心协调进行。联合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突出的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这一优势使其能够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角色。(7) 石晨霞：《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国际展望》2017年第2期。 为了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权威作用，应进一步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完善全球治理相关制度设计与规则制定，改变少数国家主导国际制度体系的局面，使之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公平正义价值。中国作为新型全球治理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与国际社会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寻求解决制度有效供给不足、民主赤字以及治理失灵等问题。(8) 凌胜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渊源、内涵与路径》，《当代世界》2018年第10期。 20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兴多边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开放共享的全球治理平台。它们与既有的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主权国家等行为主体一起，在相关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加强合作，日益形成一个以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网络化治理结构，从而为新型国际关系建构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二)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伦理价值
国际关系具有物质与社会双重属性，伦理维度越来越成为考量其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新型国际关系对公平正义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并把这一原则视为国际关系合理化与法治化的价值基础。无论是国际事务的程序还是实体层面，都需要超越纯粹的物质主义取向和竞争至上法则，使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权利与机会，从而缩小彼此间的发展差距；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构建更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的根本之道。新阶段的全球化应朝着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在国际合作中做到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而中国所倡导的义利观是对现有国际关系伦理的一次重大提升，它辩证地看待国际交往中讲道义与求功利之间的关系，把作出国际贡献与增进自身利益有机统一起来。“达则兼济天下”，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的交往应更多地考虑义重于利、道义优先，前者向后者提供更多力所能及的帮助或与其分享发展机遇，而不是谋求支配、转嫁发展成本。
(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
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在发展、安全等关键领域的进展，避免出现某种“短板效应”。这两大领域存在着相互渗透和转化的趋势，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需要标本兼治，平衡考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经济增长与均衡发展等问题。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背景下，相关国家可以从相对较易达成合作的经济、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入手，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在不同领域之间的正向外溢。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严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风险。合作共赢的实现离不开开放型世界经济，经济全球化应当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10) 《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05/c_1123664692.htm。 为此，中国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亚太地区自贸区建设，加快同东北亚、南亚、海合会等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同时，中国还与中东欧国家建立起“16+1合作”机制，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的一大创新。作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引领者，中国主张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以及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创新包容理念塑造世界经济新秩序。(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0—482、522页。 全球及区域层面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有利于夯实新型国际关系的经济基础，为此国际社会有必要进一步缩小政策分歧、凝聚发展共识。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目标指向
也可以将少量紫薯混在其他食物当中，蒸到充分变软再吃。比如做成紫薯山药泥、紫薯粥、紫薯饼等，都可以减少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二、新型国际关系具备切实可行的建设路径
新型国际关系并不是应然层面上的，它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并集中体现为汲取现有国际体系的基本要件和合理因素，以新型国际合作为抓手，在多管齐下、稳健推进的基础上寻求路径创新，推动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断合理化。
(3)2005年运营指南中增加了“高级思维能力”，为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提出了“信息处理的理解”这样一个新领域。这不仅反映出信息技术作为教学工具的重要性，而且凸显了培养高级思维能力的逻辑教育层面。2015年提出的“解决问题与程序化”，则在更深层次上描述要通过信息技术教育以“解决问题”并“提取核心要素”，同时培养“演算法及算法的表达、输入和输出、变量和演算、控制结构、程序运营”等信息技能。
(一)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契机，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营造有利环境
基于中国外交的传统与现实、着力发展和提升与周边地区及发展中国家的伙伴关系，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提供战略依托。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近年来又突出亲、诚、惠、容理念，把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纳入开放多元的地区性伙伴关系网络中。这些伙伴关系以双边或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为亚洲地区一体化打下扎实基础，也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在亚洲率先确立和巩固。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中国外交中一直具有基础地位，可以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基本支持力量。如，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发展对非关系，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实现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明上交流互鉴、安全上守望相助以及全球事务中团结协作。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习近平宣布再提供600亿美元以支持非洲发展，更好地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9) 《习近平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9/03/c_129946128.htm。 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机制，中国强化了与发展中国家以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的新型南南合作关系。
环渤海区域：出口美国以轻工和农林牧渔产品为主，机电产品比重较低。总体来看该区域受冲击相对较小，预计影响集装箱规模为40万TEU。
(二)通过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不断扩大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参与力量
当前，中国已同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立了不同形式或定位的伙伴关系，涵盖了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交往类型，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初步形成。这类伙伴关系遵循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理念，具有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等鲜明时代特征。交往对象无论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而不是谋求孤立或制衡对方。这种“朋友圈”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在彼此信任与支持基础上开展多层次合作，使新型国际关系理念逐渐得到内化；其中，大国结成的伙伴关系意义更为突出——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培育更高水平的战略互信，而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能够产生积极的全球性影响。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在变革的关键时期，各方围绕着相关多边机制的规则制定展开博弈。全球治理的变革趋势与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内在要求根本上是一致的，创新和完善各层次、各领域的治理机制，是实现二者相互促进、有机衔接的基本思路。如果说全球治理是一种包含主要力量参与的普遍化和制度化的关系总和，那么新型国际关系则塑造着未来全球体系转型的基本架构。长期以来，美国主导的霸权式全球治理虽然为世界提供了基本的安全、贸易和金融等秩序，但其合理性和有效性正面临着来自国际结构变化和美国自身相对衰落的挑战。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因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而显得愈加不足，一套合理和有效的治理机制有赖于在民主协商基础上对现行规则作出公正调整，以尽可能平衡反映各方利益与关切。
(三)以发展与安全两大领域为抓手，寻求新型国际关系的协调推进
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根本特征，它构成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利益互动逻辑。这一理念整体性地看待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它着眼于国家间互动过程与结果的正义性，以双赢、多赢、共赢为目标，而不是寻求“赢者通吃”或者获取更大的相对收益。它把合作取向塑造为一般性的国际交往规范，通过这种正向激励的持续稳定互动，最大程度地实现相关方利益获得的可预期性与均衡兼顾。该理念辩证地看待国家间的竞争关系——竞争并不必然转化为对抗，良性竞争与合作可以彼此相容。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越来越多地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彼此需要理性看待因利益差异而形成的竞争关系。在这种竞合架构下，新型国际关系更多强调“正和博弈”思维，即主张博弈各方通过合作、对话和协商等正向互动方式，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治理；(5) 苏长和：《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美国研究》2018年第3期。 尤其在大规模的国际集体行动中，合作共赢是达成共识并顺利展开所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相互信任不足是阻碍国际合作达成的突出因素，为此需要通过双边、多边对话等方式促进彼此间更高水平的信息对称，使相关方更倾向于选择各方均能受益的政策协调与互惠行为，从而避免出现易导致冲突与对抗的“囚徒困境”。
(四)着眼于国际关系的社会化趋势，拓展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领域与方式
在全球生态环境领域，各国更需要超越传统权力政治的束缚，共同应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挑战。作为公众参与度最高的全球公共领域之一，生态环境治理是全球规范体系转型的重要先行区，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有望取得更大突破的领域。对此中国主张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14)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_5292116.htm。 全球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国际社会运用新思路、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治理机制。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有责任作出更大努力，开创生态环境领域的南北合作新模式，以保障发展中国家所应享有的平等发展权，培育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以及其他绿色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如，中国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全球气候正义等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表率：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相关大国中率先批准《巴黎协定》，并第一个发布《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也要参与进来；它们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共同结成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网络，从而充实新型国际关系的社会内涵。
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具有社会属性，彼此行为受到文化、观念等认知因素的塑造。当代国际关系的社会化取得了快速发展：国家间的联系更加普遍和经常，共同的规范迅速增多，对国际事务的共同参与逐渐增强，认同的共同价值日渐清晰。(12) 车丕照：《国际关系社会化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6期。 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主权国家在交往中日益凸显身份变迁与某种国际规范之间的相互作用，其中，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作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念所肯定和吸收。④从文明间关系来看，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等本质特征。如何处理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文明差异不再导致对抗和冲突，在全球化时代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跳出某种“中心论”来看待世界文明格局；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3) 《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gov.cn/xinwen/2018-06/10/content_5297652.htm。 在某种意义上，新型国际关系所蕴含的是一种融通共生的文明互动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世界多元文明基础上凝聚共识的价值共同体。通过各国日益频繁的社会化交往，更多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共有观念孕育而生，某种超越具体差异的集体身份认同也日益得到塑造，从而使新型国际关系与各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之间呈现相互强化的进程。
三、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范式显示出巨大吸引力
(一)上海合作组织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区域样本
作为一个日趋成熟的新型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秉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合作议题已从维护边境地区稳定、增强战略互信、打击“三股势力”、禁毒等安全领域扩展到经贸、环保、人文等发展领域。2017年6月，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加入使该组织成员国数量达到8个，涵盖全球超过4成的人口，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其成员国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既包括金砖大国，也包括中等国家和小国；既包括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也包括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这些国情差异极大的国家所秉承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等“上海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完全契合。下一步该组织还将从推进公平正义、完善合作机制、夯实项目成效等层面入手，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实践支撑。(15) 马斌：《“上海精神”推进新型国际关系实践》，《光明日报》2018年6月12日。 它既不同于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组织、也不同于七国集团这样的富国俱乐部，对外不搞排他性、对内不搞主导权之争，而是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更广泛深入的合作，推动地区及国际秩序变革，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该组织成员国在睦邻友好合作基础上，构建更具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在亚欧大陆形成了很强的辐射力。它与联合国相关机构、欧亚经济联盟、亚信会议等多边机制保持联系与合作，促进了亚洲安全观的形成与推广，同时也从地区层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打下基础。
(二)“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开放的实践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已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新型开放性国际合作平台，迄今已有130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参与进来，涵盖了亚洲、欧洲、非洲等广大沿线地区，并正在向拉美和大洋洲延伸。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基本理念具有天然的结合点：它们都以各方合作共赢为落脚点。中国作为倡导国，与所有参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共同确定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项目，一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各个区域的样本。“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促进沿线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使国际贸易福利和产能合作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能够惠及更多人群，缩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目前，35个亚洲国家和37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愿同它们加强全方位对接，打造符合国情、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高质量发展之路。(16) 习近平：《支持非洲参与共建“一带一路”》，http://www.xinhuanet.com/2018-09/03/c_129946035.htm。 通过彼此发展战略的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时代。参与各方超越文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加强彼此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促进了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共同发展、持续繁荣与长治久安，使新型国际关系在更大范围落地生根。
(三)亚投行等新兴功能性多边机制是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重要杠杆
一些新兴的多边合作机制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着力点，其中亚投行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较有代表性。亚投行是由新兴国家发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同参与的一个新型多边开发机构，目前其成员已发展到五大洲90多个国家，它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加入。亚投行的制度设计突出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它把各方的发展要素聚合起来，旨在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亚投行与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竞争，但在促进发展、消除贫困方面主要是合作与互补关系。事实上，亚投行成立以来所支持的项目大部分是与其他机构联合放贷的。新形势下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有效性越来越有赖于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等不同类型国家之间更广泛的互动，从而形成更加包容普惠、公平正义的国际发展格局。而本世纪金砖国家的快速崛起也为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生力量。目前金砖国家已建立起以领导人峰会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机制，并通过“金砖+”合作模式打造开放多元的发展伙伴网络，让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并寻求理顺与西方大国及其他国际机制的关系。(17) 臧秀玲、王跃：《金砖国家崛起与合作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理论学刊》2018年第5期。 作为一种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机制，金砖国家的影响力正从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扩展，最终形成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弘扬多元文明、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等四大伙伴关系。它将有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话语权，促进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和世界多极化发展，使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更普遍地用于规范国家间的互动。
认知指的是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以及信息加工的过程，是包括感觉、记忆、思维和语言等在内的基本心理过程［1］。认知心理学家将认知过程看成是人脑接受外界信息，经过大脑编辑、储存、提炼等一系列连续处理进行内在转换，从而达到支配人的行为的过程。认知理论是在格式塔学派关于学习的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指的是有机体对于知识、信息等进行内部加工的各种心理学理论。认知理论指出：一方面，有机体学习的是知觉或内部的、有组织的结构的形成与变化；另一方面，有机体在不同的环境下，学习行为迥然不同，影响学习的因素主要包括学习情境的改变、有意义的发掘等，个体在学习过程中会根据外部信息的改变对学习方式进行适当调整。
在爱人的鼓励下，牛超通过县农民合作社贴息创业贷款和亲朋好友筹借150万元，大胆承包村里流转土地100亩，建立了牛超家庭农场。第3年，他又动员其他种粮大户合伙入股，注册1000万元，成立了正阳县金凤农技专业合作社。有了家庭农场和农技专业合作社，农资销售店引进的新品种、新技术就有了实验基地，做到先试验成功后，再销售再推广。
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相互依存、深层互动与利益融合趋势不断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意味着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一大进展，反映了中国主动参与塑造国际环境、推动国际体系转型的能力显著提升。它不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规范层面的积极创新，(18) 尹继武：《中国的国际规范创新：内涵、特性与问题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第3期。 更重要的是顺应了全球治理转型与国际秩序变革的根本趋势，因而为国际社会所越来越普遍接受。
通观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当前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与中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叠加。中国在准确把握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保障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也为化解世界发展困境与国际安全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愈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与自身的国际角色定位相适应，未来中国将更合理地配置相关资源、把握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重点领域和优先方向，在已有实践模式和机制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引领与示范能力，并使相关战略和政策更加系统化。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仍会面临一些挑战，但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正向互动及其外溢效应的不断增强，新型国际关系的丰富实践必将为理念共通、繁荣共享、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夯实基础，从而为各国人民带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更可预期的前景。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330(2019)02-0065-07
作者简介： 宋效峰，法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安徽蚌埠 23303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战略研究”(18BGJ04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 欣
标签：新型国际关系论文; 习近平外交思想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论文;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