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日本的殷、周、春秋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春秋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2012年，可以说是颇具国际性的一年：6月份在九州召开了东亚考古学者会议，9月份东亚铸造技术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安阳市联合举办了国际研讨会，自2008年以来九州大学携手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的调查报告刊载于《四川文物》等。近年来，跨国合作效果最为显著的当属青铜器化学分析领域。该领域为日、中和台湾地区三方研究者们所关注，三地间的研究合作稳步推进。接下来，笔者将按时代顺序逐一介绍这一年内发表的论作。 旧石器时代。阿·潘·杰烈维扬科（A.P.Derevianko）《人类的起源和早期人类在欧亚大陆的定居》（《旧石器研究》八）提出，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智人出现在中国至东南亚地区，正是这一地区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以来集体进化的结果。松村博文《由牙齿特质来看日本人的起源和亚太人》（《季刊考古学》118）主张，针对牙齿特征的研究，可作为考察人类起源的一种新型研究方法。只要以牙齿各部分的测算数据为基础建立系统树，就能够掌握各团体之间的近似度。人们期待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在论证稻作起源和中国人形成过程时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另外，作为河南省考古所和奈良文化财团研究所的联合调查结果，有加藤真二与李占扬合著的《河南省许昌市灵井遗迹的细石刃技术》（《旧石器研究》8）和《中国细石刃石器群的理化学年代集成》（奈文研《纪要》2012）两篇文章。 新时期时代·二里头时期。从城市的视角切入探讨新石器到殷周时期的各个遗迹的成果颇丰。王妙发所作《长江中部流域的史前城墙聚落研究》（《经济理论》368）选取城市地理学的视角，根据某一地区带有城墙的各个城市的规模、各种遗迹构造的分布状况，来判定是否是一座城市。最近几年，中国出版了一系列省级《文物地图集》，由此连各省内规模甚小的遗迹都可以了解。笔者关心的问题是，王妙发的城墙城市研究和没有城墙的城市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两者如何能形成一个社会。江村治树的《河南龙山·二里头·殷商城市的特征》（《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58）是一篇关于近年来从新石器时期到殷代新发现城市遗迹的游览记录。其中包含了很难见到的现场负责人的介绍和照片。文中列举了三点殷周城市遗迹相关待解决的课题：王城没有城墙的理由、外城的意义、都市和地方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三点的提出，促使人们对于今后的发掘成果抱有更高的期待。 在饭岛武次所著《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同成社）一书中，城市论也颇受重视。该书是继《夏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山川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考古学概论》（同成社，2003年）之后，饭岛关于二里头·夏王朝研究的集大成者。饭岛在书中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修改了自己的部分观点，对二里头文化诸多遗址中的各个遗物、古建筑进行细致的考察，并尝试着证明二里头遗址即为夏王朝的城市遗址。饭岛设定了构成都市的13个条件（遗址面积、平台形状、城墙、宫殿宗庙区、大型建筑、墓和墓地、祭祀坑、甲骨坑、窖藏、工房、居住区、道路、排水沟），二里头遗址满足了其中11项条件，故可被认定为都市。加之属于二里头文化青铜时期，且二里头类型的诸多遗址群所在地与大量文献中所提的夏朝相关地名大致吻合。由于与通过年代测定和文献复原所知的夏王朝相吻合，饭岛认为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二里头遗址正是已跨入文明阶段的夏王朝遗留下来的城市遗迹。另外，饭岛指出，溯本归源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以前以及王城岗、新砦、陶寺遗址应该是夏王朝成立以前的夏人所遗留下来的遗迹，因此，将其命名为“先夏文化”。饭岛所著作为涉及“夏朝”方方面面的书籍，颇有意思。久慈大介的《二里头遗址陶器的制作技术研究》（《中国考古学》12）主要是以二里头陶器制作技法为研究对象，该文是久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就是当时的遗址发掘部门）留学时提交的博士论文一部分。最近几年，以留学为目的地所藏资料为基础开展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新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二里头发掘工作中出力颇多，听说该院近几年又出版了发掘调查相关报告书，而报告书的上一次出版已是数十年前的事了。“二里头考古学”今后会如何发展，这一点备受关注。 久保田慎二《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煮沸器从鼎到鬲转换实验考古学的研究》（《史观》166）提到了一种为证明某种假设而进行的实验，内容是该时期在山西省临汾盆地产生的如题所述变化可以通过鬲的高热效率来验证。一般情况下，鬲足随着时期的推移而变短，也就是减少受热面积。这一点如何才能阐明呢。同作者《新石器时代物品的传播形态》（《中国考古学》12）通过鬶·斝·鬲的传播过程，考察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物品传播的意义。 殷周时代。朋友书店出版了落合淳思著《殷代史研究》一书，此书收录了落合已发表过的研究论文，由此在文献记载方面改善了传统殷代研究在甲骨文字方面的信息不足问题。落合在甲骨文字分析上，运用了统计学的处理方法，还十分重视同时代的金文、考古资料，旨在“构建起摒弃掉后世历史观的殷代史”。在近年来考古资料持续增加的殷代研究领域，这样的研究态度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笔者认为这种研究范式在资料处理方面还稍显不足。正如本刊（《史学杂志》）2012年发表的《回顾与展望》中所指出的，崎川推动了大家对落合运用甲骨文资料方式的关注，落合在此书中反驳说不会影响自身的统计学手法。关于该书的详解与评价，请参见谷秀树《落合淳思〈殷代史研究〉书评》（《立命馆史学》33）。落合还发表了《甲骨文字的部首与其字源》（《中国古代史论丛》8）一文。吉开将人《围绕殷墟的中日关系》（《北海道大学文学科研纪要》137）对围绕甲骨被发现后的殷墟所展开的学术演变史进行了详细介绍。 甲骨文字研究。长谷川良纯《有关卜辞的语法系统的研究（二）》（《二松》26）考察了以“祈求某样事物”为内容的卜辞，并将这些卜辞分组分类，分别分析其中时间术语出现的位置。长谷川指出，村北系贞人集团与村南系贞人集团会在时间术语的位置上有所差别，并且不同时期从村南系向村北系存在语法变化方面的影响。长谷川之说以分组分类为支撑，可这一论据目前还不完善，有人提出应该首先解决字形分类问题（浅原达郎《中国历史研究入门》第一章“先秦”，名大出版会，2006年）。徐刚在《甲骨文“大采”“小采”探源》（《开篇》31）中也针对时间术语进行了探析。在卜辞中，“大采”、“小采”意思是早饭之时和晚饭之时，是一种沿用至武丁、祖甲期的古老记时词语，后来衍变为“大食”、“小食”。高岛敏夫《读<释南>》（《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纪要》6）是对白川静《释南》（《甲骨金文论刊》10，1962年）的解读修正。 在从甲骨文、金文角度考察殷周社会构造的研究成果中，有木村秀海的《众人新解》（《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纪要》6）和《西周时代的身份制度》（《关西学院史学》39）。前者是针对殷周时期“众”、“众人”的再研究。“众”和“众人”曾被视作判断奴隶制的依据，不过，木村指出，在甲骨文、金文资料中出现的“某人”为同义语的前提下，“众人”、“众”、“某人”、“人”全部都是构成邑的工人阶层，即邑人。后者为金文资料中出现的“鬲（隶）”，总之是对于奴隶身份的考察。在奴隶中，根据所担负工作的不同，在称呼上存在仆、驭、百工（的一部分）、牧、臣妾的差异。谷秀树《西周代陕东战略考》（《立命馆文学》626）指出，周王朝在讨伐地方各个势力的时候，前中期战略据点选为身为王朝直辖据点的各个“
（师）”，经过了共王时期的“西周中期改革”，后期时选择以内外诸侯为核心，以其取代弱化了的“（师）”。这种王权衰弱和内外诸侯的强盛可以视为导致周朝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是，关于“某（师）”存在诸多看法，诸如是周王朝所管辖的当地军队、诸侯国的军队或者可以说是周王朝辖下在其他国家屯驻的军队，目前这些观点尚无法达成一致（例如，关于“齐”的观点，参照李学勤等《山东高清县陈庄西周遗址笔谈》，《考古》2011年第2期）。数敏裕和刘海宇《从西周金文看有关苑池》（《平泉文化研究年报》12）论述了周王在苑池举行的祭祀仪礼（射礼和渔礼）、宴饮以及赏赐。 《诗经》研究。小野恭一《〈豳风·七月〉农事历考证》（《史海》59）介绍了在《七月》篇里所歌颂的一年四季的劳作过程和农事历。七月篇中，除了包括种桑在内的农耕活动之外，还涉及了狩猎、采集等经济活动，还描写了当时的共同体社会。家井真所作《关于〈诗经·桧风·素冠〉篇》（《二松》26）以出现了素冠、素衣、素韠等词的素冠篇为考察对象，整理了各种文献中有关白色衣服的论述，从与《子衿篇》的对应关系入手，主张《素冠》篇是“歌唱迎接扮作素衣素冠老人的秋神的模仿礼仪”的诗歌。远藤宽朗《<诗经>淑姬考》（同上）提出，“淑姬”是指年少的巫女，中国古代的祭祀或许是以少女为核心的。 图像学的研究。曾布川宽《三星堆祭祀坑兽面和良渚玉器神人兽面文》（《泉屋博古馆纪要》28）认为四川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兽面源自浙江良渚长形玉棕上所绘制的神人兽面文，并指出了长江流域内两种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再度确认了长江文明的存在。 殷周青铜器的化学分析。利用X光CT扫描仪来对青铜器进行检查，可以发现肉眼观察不到的制作痕迹，旨在复原古代技术。这几年，收藏殷周青铜器的泉屋博古馆和有着测算仪器的九州国立博物馆携手，联合开展了对青铜器的X光摄影，其成果汇集成一本书，即《青铜器的内部》（泉屋博古馆编集、发行），书中刊载了110张泉屋博古馆所藏殷周青铜器的X线照片。此外，该馆的广川守也发表了《关于X光CT扫描商周青铜器制作方法的研究》（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12年度大会资料）、《卣把手的铸造手法》（与三船温尚合著，《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研究发表概要集》6）、《论商周时期青铜簋的铸型技术》（张昌平、丹羽崇史合著，《考古》2012年第10期）等成果。作为铸造技术研究中国际交流的一部分，2012年8月，亚洲铸造技术史学会在中国安阳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了“东亚古代青铜冶炼铸造业国际论坛”。在此论坛上，广川做了关于泉屋青铜器的报告，会议概要刊载于《FUSUS》5号（2013年）。另外，在同学会上，发表的报告有胡东坡（岸本泰绪子译）《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青铜器的铸造垫片特征分析》、刘煜（铃木舞译）《技术选择和技术样式的形成》之2（同学会2012年度爱媛大会资料）等。在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九州大会上，饭塚义之和内田纯子——隶属于有殷墟青铜器藏品的台北“中研院”，作了题为《“中央研究院”所藏青铜器的冶金学研究》（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12年度总会大会资料）的报告。以往的日本青铜器研究，根据传统型式学进行的分类和编年，或者根据肉眼观察到的制作技术研究，近年来逐渐发展为利用高精度仪器来分析制作技术了。另外该领域相关国际论坛的召开，日、中和台湾地区的合作研究和交流日益频繁。分析化学的确给学界带来了新的方法，也让人们更加期待这项研究可以使古代技术显露真容。今后，这些成果在传统殷周史研究中如何定位也成为一个课题。 西周考古学。角道亮介《西周青铜器铭文扩展》（《中国考古学》12）从作器对象、叙述形式方面，对出土青铜器的铭文进行分类，以此来探析各类型铭文按照地域、时期的分布状况。角道认为在周原、丰镐遗迹中，“子子孙孙既寿永昌”是讲述王朝的铭文，直接将带有这种铭文的青铜器放入墓中的情况较为罕见，另一方面，在诸侯墓地中可看到一些由于时期、地域不同而在处理方式上的差异。从周原、丰镐遗迹可以看出王朝的实质性范围。在角道所提示的金文分类法中，没有铭文的青铜器和大量存在的出土地不明的传世青铜器应该如何定位呢。田畑润《在西周朝代后期黄河中游葬制的变化和发展》（同上）里，以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芮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的殉葬布局为研究中心，分析出西周后期的芮、晋、虢三个诸侯国之间存在分割、分裂殉葬的相同殉葬法。另外，田畑润指出这种殉葬法是以上述三国为中心向其他国家扩散的。开始于西周后期以诸侯国为中心的扩散，体现了重视公（周王室）向重视私（诸侯等臣下个人）的演变。由此补充了传统的西周后期礼制改革论点。 春秋时期。宇都木章所著《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和政治》（同著作集2名著刊行会）得以出版。该书分析了鲁国三桓氏、郑国子产、宋国向戌等的政治动向，明确了春秋各国贵族政治的状况。本书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作从殷周到秦汉的过渡期，并论述了该时期原本的政治特征。和《春秋学用语集》（汲古书院，2012年）相同，岩本宪司所著《春秋学特殊用语集续编（一）》（《中国研究集刊》55）也是从“春秋学”的角度对先秦史关联用语进行了阐释。花房卓尔相继发表了《在春秋时代流亡的目的和收留的目的》（《广岛大学国际中心纪要》2）、《〈春秋〉〈左传〉中不存在出访记录的公子流亡》（广岛哲学会《哲学》64）等文章。松井嘉德《周王的称号》（《东洋文化文字研究所纪要》6）是一篇有关周天子名号的研究文章。松井认为，在春秋时期以及在此之前，只有周王一直被视作天子称号的唯一受命人，然而，到了春秋时期，秦、楚、吴等国也开始提出受命于天的说法，天子就是伴随着大动荡而出现的称呼，进入战国时期，天子—诸侯的秩序被重新定义，天子的称呼随之消失了。吉田笃志所作《先秦时代的忠臣》（《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51）主要围绕春秋战国时期的“忠”展开，他指出，在当时小国林立的时代背景下，君臣关系相对和缓，或劝谏君主，或与君主争执。作为对照，到了秦汉时期，产生了臣绝对服从君的道德观念。小寺敦《先秦时期系谱编纂的成立过程和意义》（《历史学研究》898）是从系谱的角度展开对先秦秩序形成的考察。殷周时期属于祭祀社会，甲骨文、金文中所载系谱即为当时记录。战国中期的简牍中，系谱仅是文献的一类，统治阶层对战国的再解释显然有失偏颇。 在春秋史研究中，《左传》等史料成为重要的材料。不过，明确史料的存在背景、史料的性质也颇为重要。吉永慎二郎《春秋经（左氏经）的写作过程考》（《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研究纪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67）中，通过对《左传》昭公二十三年逐条分析论证，验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左氏经》编纂时原本存在有一部《原左氏传》，今日之《左传》是从《原左氏传》记录之中摘抄或者选编而成的。 关于春秋各国的研究。石川岳彦、小林青树《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铁器及向东方的扩散》（历博《研究报告》167）从铁制品的扩散情况入手，明确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燕国领土向东方扩大的过程及时间。同时，文中还提到了朝鲜半岛和处于弥生时期的日本受铁器扩散影响，铁器文化得以萌芽。相关研究还有小林青树和宫本一夫、石川岳彦、李新全《近年来辽宁地区青铜器、铁器的研究现状》（《中国考古学》12）。川村佳男《齐楚青铜器的比较》（载东京国立博物馆编《中国王朝的至宝》图录）对齐、楚两国青铜器的种类构成进行了比较。齐国、楚国均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传统，鼎、簋、壸、盘、匜等中原地区可见的大半器种在两国都存在，用于祭祀典礼的齐国的罍和楚国的盉则是从中原引入的器种。另外，川村认为从楚国的尊缶、浴缶等特有器种看来，这些青铜器比较有个性。这些器种构成的差别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对楚国的相关研究还有谷口满《襄阳再访记》（《亚洲流域文化研究所》8）。石本利宏《关于先秦时期中原和北方的关系》（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研究论集》9）从婚姻的视角考察了春秋晋国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此文指出了不仅是春秋时期的晋国储君，还有其后战国时期与赵国宗室相关的赵氏臣子，都频繁地与北方游牧民族结下了积极的婚姻关系。与石本相同，八木聪的《关于春秋时期兽面型短剑的编年研究》（《金大考古学纪要》33）也从青铜剑的编年与各时期的分布状况入手，考察了中原和周边的关系。兽面型短剑是以西周中期卡拉苏克式短剑为基础铸成的，首先流行于渭水流域，而后又传播到了燕山地区。松本圭太《关于蒙古青铜器样式的发展》（《中国考古学》12）从青铜刀子的研究入手，试图验证作者的一种假设，即南西伯利亚的卡拉苏克文化和蒙古青铜器文化之间并不是单方面影响，而是相关影响的关系。 跨时代的研究。平势隆郎《“八荒”为何物》（《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别册》，汲古书院）收录了2005年以来发表的16篇论文。书中指出，八荒，归根结底是中国古代对于“天下”的定义。历代史书中可见的天下观的意义随着国家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中国”这一概念有小范围、中范围、大范围的“中国”，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是混合存在的，由此，书中着重强调了史料批判的必要性。另外，此书将天下观的形成过程谨慎地纳入《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礼记》等传世文献之中，明确揭示了各书中所包含的各国、各时期的背景，旨在描绘出编者字里行间隐现的原始中国古代史的轮廓。根据作者观点，战国时期各个国家是以新石器时代以后的文化区域为基础构成的中范围的“中国”，与当时外部的“诸夏”、“夷狄”三者合称“天下”。到了秦汉帝国统一，传统“天下”的含义演变为“中国”，也就是大范围的“中国”。皇帝支配的范围超出这一范围时，皇帝便会与这些地区产生关系，也就是西嵨定生所提到的“东亚册封体制”。该书还涉及有关松丸田猎论的新评价、增渊龙夫对山林数泽观点的改正和再评价。这本书以先行研究为基础，是展现平势古代史观的一部大作。 向井佑介的《瓦在中国的出现和传播》（《古代》129、130）以中国瓦为对象，考察了从出现到前汉初期的传播过程。文中提及了瓦窑和各种工场遗迹，也考察了有关的生产体制和工人组织。向井准确利用了考古、出土文字、文献资料，以瓦为研究对象，同时也涉及瓷器、骨器和青铜器。从广泛意义上的手工业切入，描绘出了西周到汉初的历史轮廓，是一篇颇有意思的论作。还有，关于陶窑的研究，罗敏《三峡地区先秦时期的窑业考古发现和窑业技术研究》（《大东亚学论集》12）进行了专门的论证。 最后，笔者打算介绍一下近年来九州大学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携手的联合调查。根据这两个单位合作的调查报告——《四川炉霍县晏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2年第3期》），该墓地是同地区内最古老的一个石棺墓葬群，所属年代为殷代前期至西周中期，出土文物多带有北方青铜器文化特点。该刊物还登载了另外一篇由两个单位合作的题为《四川雅江县呷拉遗迹发掘简报》的文章。两个遗迹都属于同一地区西周到汉代的石棺葬文化，这也验证了中国的古代社会是由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和周边地区的畜牧型农耕社会构成，属于后者的北方青铜器文化传播至四川后被接纳、吸收的过程。这些研究成果旨在描绘出超越中原地区的广义东亚层次的历史轮廓。 根据开篇的陈述，这一年是颇具国际化的一年。中日联合调查活动、研讨会频频召开，以现场调查所得资料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发表日常化，并时而在中国发表。但是，另一方面，殷周春秋研究主要以考古学研究方法为主，在注重实物这一学科特性方面，很难达到与中国学者完全一致的条件。笔者希望大家在开展研究之际心中常思适合外国人，尤其是我们日本人能够胜任的，且今后具有延续性的研究是什么样的研究。另外，笔者浏览了去年发表的论文，感觉到史学和考古学之间没怎么进行成果上的相互借鉴。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考古资料不断增加。另外，由于本文中所提到的青铜器化学分析和实验考古学等新研究方法的加入，知识量明显比以前更加丰富。考古学有必要恰当地利用这些条件，消化文献史学的研究成果，探索出考古学特有的贡献。本文所提及的时代中，尤其是考古学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笔者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以勾勒出贯通文献史学与考古学的中国古代史的轮廓。 本文编译自日本《史学杂志》第122编第5号《2012年的历史学界》。 译文承王平先生审校，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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