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怪文化与性别：从宋代堕胎杀婴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鬼怪论文,文化与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 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3)03-0114-09
相信鬼怪，是指人们谈论并且创造有关鬼怪的形象，也意味人们想要利用文献和图像资料达成某些实际效果，使得别人相信这些鬼怪故事和样貌。[1]换言之，当知识分子讨论及写作鬼怪相关概念和事例时，同时正创造一个概念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可以发生实际的功能。鬼怪概念和文化有密切关系，也受文化的制约，所以鬼怪文化现象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创作，衍生出复杂的描绘和意念。传统中国文化一向有性别不对等的现象。虽然多子多孙多福气是社会价值观之一，但自古以来，堕胎杀婴事例不胜枚举。[2]本文从宋代堕胎杀婴的鬼故事谈起，首先通过堕胎杀婴的行为者，包括母亲与父亲，透过故事的描述，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婚姻中的性别问题。再者，也尝试解析百姓不愿意养育下一代的因素，包括经济、风俗、产育风险和制度等问题。最后，思索大众面对生育率与人口质量降低时，民间果报观发展趋势，以及对母亲或父亲行为和现实问题之反省。
一、《夷坚志》中的“何侍郎”案与“陈侍郎”案
《夷坚志》由宋朝洪迈(1123-1202年)所撰写，有宋代鬼故事书之称，是一部内容庞杂的志怪小说。[3]洪迈不仅出身官宦名门，而且还是当时的文学大家。据说洪迈“幼读书日数千言，一过目辄不忘，博极载籍，虽稗官虞初，释老傍行，靡不涉猎”。[4]他另撰有读史的笔记《容斋随笔》传世。高宗绍兴末年(1162年)始刊刻的《夷坚志》，绝笔于孝宗淳熙初年(1174年)。该书记述了宋代诸多的城市生活、人文掌故、奇闻趣事，内容涉及三教九流、宗教信仰、诸子百家，搜罗广泛，卷帙浩瀚。
(一)《夷坚志》中的“何侍郎”案：向人间作母猪
南宋四川资州何悫侍郎，居心正直刚介，凡在官有暗昧隐匿事，卒能探究其实而平理之。后为四川泸南安抚使，一日正盛服临听事，若有冥司使者来迎之，急入告妻子曰：“阴府请吾断狱，狱竟当还，无殓我。”①遂瞑目而坐，三日后苏醒，何侍郎说出一段幽冥入地狱的审判经历：“有妇人坏胞胎者，前后积数百口，冥官久不能决，故委吾治之。已委令托生畜类为肫猪矣。犹记判云：‘汝等能怀不能产，坏他性命太痴愚，而今罪业无容着，可向人间作母猪。”[5]地狱累积堕胎妇女数百人，冥官不知如何判决，才委托何大人审理，何大人毫不留情判处妇女们返回人间作母猪，也对自己判词深感满意，甚至书写入冥本末，遍揭邑里，以示惩戒世人。从何侍郎进入地狱审判堕胎母亲一案观来，这件由宋代四川地方官阐述的鬼故事反映出当时生活中堕胎数量，以及民间认为这些母亲将会面临入地狱、轮回畜类的下场。此故事启发若干问题：一是士大夫对于堕胎行为的谴责；二是宋代妇女堕胎行为具有普遍性；三是婴灵与母亲的关联性；四是父亲参与堕胎杀婴会有业报。
关于士大夫对堕胎的看法，何侍郎强调“能怀不能产”的堕胎，就是“坏他性命”的杀婴行为。国法上杀子者是有刑责，秦律中已见规定：“擅杀子，黥为城旦春。”如果是“人奴擅杀子，城旦黥之，畀主”，[6]加重黥面。宋代官员除撰述冥狱轮回惨状，朝廷亦试图以法令吓阻：“福建路溺子，已有增立新法外，所有江南东西、荆湖南北路溺子，虽有大观四年四月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今乞于逐项条内‘生子’字下各添入‘孙’字一字，并于敕内第一项‘放逐便’字下添入‘赏仍依格’四字。”[7]之后，朝廷一方面设置刑罚严惩，一方面立法赏格恩惠。南宋范成大(1126-1193年)指出新法明令“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但“赏罚具着如此，而此风未殄”，[8]显然无效。即使加重刑度：“弃之者，徒二年；杀者，徒三年”；“收生人共犯，虽为从，杀者与同罪”；“地分及邻保知而不知，杀者，徒一年；弃者，减一等”。[9]恐怕还是无法遏止弃杀子孙的风气。地方官也一再被要求贴榜：“诸生子孙而杀或弃之罪赏条约，州县乡村粉壁晚示，每季举行监司巡历常点检。”[10]教育百姓。
关于宋代妇女堕胎，何大人入冥判决数百口堕胎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况且妇女往往不只堕一胎，宋儒朱熹(1130-1200年)父亲朱松(1097-1143年)曾叙述一妇人杀四五胎，[11]也有传闻杀十数小儿之例。[12]原本堕胎罪刑，是指打伤妇女，致使落子者，刑度分为成人形与未成形：“堕胎者，准律未成形像杖一百，堕胎者徒三年。律云堕，谓打而落，谓胎子落者。按五藏神论：怀胎一月如白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像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发生；七月动右手，是男于母左；八月动左手，是女于母右；九月三转身；十月满足。”[13]宋代法医可以判断胎尸月份，从受害胎儿样态观来，大约在四月具人形，因而看待成已有生命，所以四月后堕胎刑徒三年，犹如杀子孙重罪。
关于婴灵和母亲之关系，何大人判决堕胎母亲重回人间作母猪，强迫她们不自主地生产，俨然怪罪女性就是扼杀婴灵元凶。北宋理学家邵雍(1011-1077年)有一妹，据记载母李氏产为死胎，此女却在邵雍十余岁还一度现身月夜，向母亲抱怨：“若为命，兄何独生？”隔十多年，李夫人再见女子泣别，并道“与母缘重”。[14]另外，永嘉(今温州市)县丞徐秉钧女儿死后来见母亲冯氏，通知下一世出生地，虽已投胎转世为男儿身，但眉目仍和徐女相似。十多岁时，还经常至徐家走动，称冯氏为安溪妈妈。[15]透过故事流传，婴灵似乎对母亲较多依恋。
关于父亲堕胎杀婴，何侍郎以男性知识人书写地狱审判，只着眼于母亲而对女性充满愤怒与不屑，却不涉及父亲。然而现实社会中，不无父亲强迫妇女堕胎，甚至亲手杀害亲子。《夷坚志》记载，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平江(今苏州)贾循是以杀鹿为生的屠夫，误将十岁幼儿当作鹿宰杀。洪迈评论：“多杀招报，冥理章章。”[16]北宋大文豪苏东坡(1036-1101年)给友人书信，提及一件父亲杀婴：“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17]石揆杀子，却是妻与四子皆死的报应，杀人者并未经历生产与死亡之痛楚。另外，婺源(今江西上饶)富农江四掐落初产女婴两耳致死，次年却生“两耳缺断，全类向者掐痕”特征之女，闾里巷谈以为业报，江四才会生出残疾女儿。[18]综言之，父亲堕胎杀婴的业报，往往应验于妻子和儿女身上，没有延续来世轮回，深刻反映出传统社会性别不平等之现象。
(二)《夷坚志》中的“陈侍郎”案：亡夫取子夭亡妻病死
南宋陈橐(1090-1155年)有古循吏之风，为刑部侍郎，秦桧(1090-1155年)主宋金和议，陈橐反对，桧恨而出知广州，民夷悦服。他博学刚介，不事产业，既谢事归，侨寓僧寺，王十朋(1112-1171年)论会稽人物曰：“杜祁公(杜衍，978-1057年)之后，有陈德应云。”[19]陈侍郎的女儿曾经再嫁：“陈德应橐侍郎之女，为会稽石氏妇。生一男而石生病，将终，执妻手与诀，曰：‘我与若相欢，非寻常夫妇比，汝善视吾子，必不嫁以报我。’陈氏迟疑未应，石怒曰：‘好事新夫，无思故主！’遂卒。陈氏哭泣悲哀，思慕瘠甚。未几，其父帅广东，挈以俱往。怜其盛年为择壻，得莆田吴璲，陈氏辞不免，遂受币。既嫁岁余，忽见其前夫至，骂曰：‘汝待我若是！岂可以事它人，先取我子，次及汝。’至暮而子夭，踰旬，陈氏病亡。”[20]陈氏嫁作石妇，未料丈夫先亡。陈氏归宗后，父亲怜惜盛年失婚，所以替她招婿。再嫁才一年，就见盛怒亡夫前来指责，誓言取走子和妻性命。果然，当天傍晚小孩就夭折，十余日后陈氏也病亡。故事可揭示出如下问题：他人对陈氏遭遇的看法；宋代妇女可以再改嫁；合理化前夫亡灵杀子行为。
关于他人对陈氏遭遇的看法，书写者洪迈虽曾自许如“夷坚”，单纯记载传闻，不过此篇标题为“陈氏负前夫”，意谓再嫁的陈氏会猝死及小孩夭折，全导因于“辜负”前夫。细究陈氏并未完全欠亡夫。陈氏在丈夫死后，依礼守丧，“哭泣悲哀”，几乎相思重病。陈氏也一再推辞父亲好意，并非立刻改嫁。相较北宋蔡氏(1037-1075年)事迹，蔡氏曾经先嫁环氏十六日，遭夫死亡，守三年，又守舅(公公)丧三年，才改嫁徐氏：“俄而君病且殆，夫人曰：‘身践二庭，女子之辱也。矧又如此，生复何聊？吾其决矣！’因不食，潜使一媪市砒霜，绐曰：‘吾侍君疾，将佩之以厌恶气。’媪为市与之，遂以自服。家人大惊，亟求解药以进。夫人曰：‘是岂复欲生耶？’趋使持去，强之，终不肯下。徐君没二日，而夫人亦卒矣。”[21]蔡氏自认已嫁二氏，是女子之辱，于是在徐氏临死前决定绝食，并服用砒霜，以殉情行为表达婚姻观。虽经夫家极力抢救，但蔡氏终究随第二任丈夫赴黄泉。两相对照，陈女早卒，未必是亡夫作祟，但包括洪迈在内的时人却深信“陈氏负前夫”，咎由自取。
关于妇女改嫁，宋朝是理学产生的时代，理学家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操观，反对再嫁。[22]但这些想法并未成为婚姻生活的主导观念与规范，理学家庭也有再嫁的事实，[23]宋代议亲求婚时，经常出现重财、重科举官僚、重人品的新门当户对取向，社会中随处可见离婚与再婚的宽缓环境。[24]民间改嫁风气数见不鲜，除非发生财物纠纷，否则鲜少被批评。南宋“阿常改适兴讼取遗资”案云，阿常“为巡检之妻，不幸夫亡，犹有姑(婆婆)在，老而无子”，乃遽委改嫁。婆婆死后，又回前夫家争夺遗产，胡颖(绍定五年，登进士第)审判时，批评阿常是不义之妇，指出“自钱而徐，自徐而张”三嫁的情况，“朝彼暮此，何异娼优之贱”。[25]即使官员使用恶毒语词怒斥再嫁妇，但最后因为“张巡检既非本府所辖，难以将阿常遽行取断”，终究无法重罪处刑，对纠正改嫁行为亦无济于事。
关于合理化前夫行为，前夫临死要求妻子以“不改嫁报答”，未能获得适时回应，盛怒下死亡。进一步分析前夫行径，应属强烈嫉妒心。[26]自汉代以后，礼法规范的夫妻关系，女性遭受各种不平等待遇，[27]仅就离婚条件而言，“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妇有三不去：有所取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28]在“七出”与“三不出”的规定中，“有所取无所归”是含女性主体的思考，其余则以男性家族角度建构休妻理由，迄唐代有律令明文：依令：“一无子，二淫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妬忌，七恶疾。”[29]其中“妒，为乱其家”，《夷坚志》有故事描述妻子无法容忍丈夫召妓、猜疑，愤而将儿女剁成生肉才自尽。洪迈注语：“妇人天资鸷忍，故杀子陨身而不惮，传记中所载或有之。”[30]主观看法指出妇人天生凶残，无畏陷于家破人亡的境地。
堕胎杀婴的父母必须担负因果报应、道德谴责和刑禁惩罚，而历朝历代仍然层出不穷，自人类文明以来，似乎也未曾在任何社会缺席。[31]无论堕胎或杀婴，虽说并非母亲独自面对的难题，但传统中国社会加诸女性的压力却远远超过男性。
二、“不举子”现象解析
古今“生子不举”现象未曾间断，人类学家研究现代社会时，发现指责杀婴、避孕及堕胎行为的地区，母亲往往会使用缓慢饿死、有意忽视和“意外”等间接手段，摆脱那些不想要的孩子。[32]另有研究指出，中国宋代以降产子不养的因素甚多，但大多认为经济是造成溺杀女婴的主因，汉魏六朝则有因家庭不和、妻妾妒忌，或因乱伦、通奸而怀孕，或为避免子贵母死，或于政争求自保，或为干誉以夺嫡等原因，不一而足。[33]至于古代中国社会“生子不举”现象，笔者则就经济、风俗、产育和制度等四大方面进行讨论。
其一，经济问题。宋人探讨生子不举现象时常可见经济性理由，包括根本性的生活资源不足；赋税负担过重；未来资财的分配考量。[34]有的着重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尤其是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增长速度，不能保证维持必要生活资源供给，[35]换言之，当整体经济向前发展的同时，确实有因生产所得分配不均而被牺牲的贫困小民，杀婴不过是他们求生过程的血泪故事。但是，东汉末年河南一带曾发生贫民杀婴事例，地方官贾彪采取严厉处置，追究根由，盗贼为祸首，于是赦免妇人杀子之罪。此后数年，可杀而未杀婴达数千人，[36]藉此学者认为“贫困最多也不过是杀婴的一种藉口”，杀婴风气是“小家庭制度盛行，多子观念薄弱”的结果。[37]
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社会，有“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的特征。[38]尤其南方早就有“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的“同炊异馔”风俗。[39]宋代福建地区倘若已分家，有“老而生子者，父兄多不举”的风气，这是避免减少自身财产持有或继承份额，新生儿不容存活，算是一项经济因素。《夷坚志》中贡士黄崇的母亲亡殁后，年过六十的父亲买得一妾，结果妾室怀孕，父亲便与诸子商量，原本黄崇弟听从父亲建议，欲将小婴儿“姑养育待其长，使出家”，可是黄崇担心“儿长大必谋分析”，将会降低承份额，故而狠心溺婴。[40]
其二，风俗问题。自古以来，特殊风俗导致生子不举，包括异常受孕、分娩不顺、婴儿异形和诞辰相克等因素。[41]周始祖后稷名弃，缘起于母亲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42]南宋士人李昌龄也认为损子堕胎妇女“所以尔者，不过家业不厚，而厌薄其多，野合淫奔，而急欲灭口”。[43]妇女杀婴堕胎的原因，除了经济不好，也有违悖伦常、暗结珠胎的理由。
宋代“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异，多依岩石树木为丛祠，村村有之”。《夷坚志》记载不同地方各有其称呼，二浙江东曰“五通”；江西闽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足者曰“独脚五通”。这里山怪会变化人形与妇人“交际讫事，遗精如墨水，多感孕成胎，怪媚百端，有的还记载时间，如翁妻虞氏案自乾道癸巳(九年，1173年)至淳熙乙未(二年，1175年)，令人真实感受，增强了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翁一八郎妻虞年少，乾道癸巳，遇男子，每夕来同宿。夫元不知，虽在房常，掷置地上或户外，初亦罔觉，但睡醒则不在床。虞孕三年，至淳熙乙未秋，产块如斗大，弃之溪流，寻亦死。”[44]许多荒诞不经、妖邪作祟的怀孕故事被地方上视作魔物，大多瘗埋或放水流。秦律曰：“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杀之，勿罪。”[45]可见，杀掉怪胎或畸形婴儿，是为无罪。多胞胎、生而开目、生即有鬓须的新生儿，都是古代的忌讳。[46]
分娩过程不顺利，可能导致母亲对小孩无来由厌恶，甚至认定是克害母亲的磨人精。郑庄公寤生出生时，足先出而造成难产，才取名为寤(通牾)生，母亲因“生之难”。②先秦迄汉魏，因生辰凶祸而不举子者时有所闻。不论男女婴儿，出生日月不详，大多不欲存养。除了不举与父同月生之子，一般月份包括正月、二月和五月出生者，尤以五月五日为最，“男害父，女害母”。[47]孟尝君田文是五月五日出生，父亲田婴一度令其母不得生育此子，理由是“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48]孟尝君日后的成就，是五月五日子并无不妥的有利证明，但五月五日生不吉习俗，使平民百姓深信此一忌讳。[49]传说“童贯及徽宗本是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50]连皇帝都因风俗而更改生日。
一般认为中国社会重男轻女，有道是“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于不举其女者”。[51]宋代流行厚嫁礼俗，以杀女婴规避婚姻费用，[52]南宋范成大曾论处州情况：“以山瘠地贫，生男稍多便不肯举，女则不问可知。村落间至无妇可娶，买于他州，计所夭杀不知其几。”[53]大多数人认为不举女婴居多。不过，若干朝代有差异性，秦始皇派命蒙恬筑长城时，死者相属无数，当时就有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54]北宋布衣吕堂上书指出，东南数州，有“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的薅子遗风，[55]婺源“之人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56]苏东坡曾转述王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57]凡此种种，学者推论宋人优先考量已出生子女人数，而不是新生儿性别决定养育条件。[58]
其三，产育问题。古代妇女生产风险大，犹如鬼门关走一遭，常言道：“妇人免(娩)乳大故，十死一生。”[59]有些妇女生产后，“厌多产”而不愿意再生。而充满危险的过程，造成妇女莫大心理威胁与压力，也有为逃避生育，加上“其母以产殁”，念将为人妇的悲哀，不惜婚前悔约，“自截发如头陀”断然出家。[60]逃婚成功的妇女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女性要走上结婚生育之途。当女人无可避免面临生产，随着女性祈求顺产心态的出现，相关信仰也孕育而生。以下兹举池头夫人、临水夫人说明。
池头夫人相传是看守十殿阎罗第六殿的血池，专门管理因难产而堕入血池受罪的女性亡魂。池头夫人可救难产，妇女难产而死是要落到血污池去的，但若为池头夫人所收容，则该妇女便可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所以待产妇女祈于神前，可保生产平安。池头夫人还掌管“牵‘车藏’”的“‘车藏’脚妈”，“牵‘车藏’”是指超度溺水、死于难产或因血光之灾意外死亡的孤魂。临水夫人(967-972年)姓陈名靖姑，或名进姑。一说宁德古田人，一说福州下渡人，又称大奶夫人、顺懿夫人、顺天圣母、三山女神。传说与林纱娘、李三娘义结金兰，并一起赴闾山学法，师承许旌阳真人，得道之后合称三奶夫人。临水夫人能降妖伏魔，扶危济难。24岁时怀孕数月，因祈雨抗旱、为民除害而牺牲。传说临水夫人在保护妇幼上颇有奇效，因而被百姓称为“救产护胎佑民女神”。
其四，制度问题。当堕胎人口增加，全国人口的量与质都会降低，一方面直接影响国力强弱，国家财政会陷于入不敷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统治者为政不仁的赋税政策。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户部言：“民间生子不举者，已降指挥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人支四千。缘免役宽剩钱所收微细，窃虑州县留滞，欲令诸路常平司行下州县，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改支米一石。”[61]朝廷提供义米，提高百姓养育幼子的意愿。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因绍兴府湖州和处州“人户身丁盐钱折纳绢数”税赋不均，“访闻民户避免，至于生子不举，有伤风化”，[62]一月之内，要求常平官公平仔细登录户的丁口数、户等，每丁缴纳钱数，并造册送尚书省。
中央和地方致力于慈幼政策，除了建居养院，又设立婴儿局、慈幼局、慈幼庄、举子仓、举子田、举子钱库，而且常平仓、义仓、社仓、广惠仓、思济仓等，亦皆作为慈幼政策的后盾，甚至还有胎养法、官赎鬻子、劝谕上户收养义子的保育婴幼办法。[63]政府对产妇济助，包括钱四千变为米一石，还有如湖南桂阳更积极的做法：“军委司法，县委丞簿充提督官；军请寄居一员，每乡请诚悫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员充收支官；军令本学保明士两员，每都请谨审不欺士人两员充附籍官。妇人有孕有五月，供附籍官，至生子日赴收支官请米七斗，周岁再支三斗。兵籍半之。军据提督月申，半年类聚申提举司。”[64]法规极严密，可以杜流弊而绝奸心。
为改革生子溺杀陋俗，地方官因势而利导，将抚孤理想扩及百姓，如元祐初知福建顺昌县的俞伟，因为“邑民生子多不举，伟乃集耆老谕之以理，且伸约束，曰：孕者登籍。邑人悔悟，遵其教。再朞而阅其籍，欲弃而留者甚众，率以伟字名之。部使者状其绩以闻朝廷。”[65]宋代尚有一项“孤幼检校”政策，既类似今日财产信托，又有保育孤儿的作用。官府强制点民间孤幼财产的法令，大致完成于北宋时期。[66]南宋只见零星法令执行的讨论，州县官员会擅用此项财物，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敕文提及“孤幼检校，未该年格”的寄库钱，因“州县幸其在官，不复给还。又其甚者，不应检校，辄检校”等弊病。[67]各种议论都围绕着稳定孤幼生活来源来进行，显见宋廷明确立法要旨。
堕胎杀婴影响层面甚广，宋朝推动多项慈幼政策，固然有官方救济弱势与增加人口的现实需求，但私人墓传屡屡记载的“抚孤”善行，正传达出新兴士大夫的抚孤理想与实践。[68]
三、民间“果报观”的发展
各种民间鬼怪故事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而因果联系又来自人为设想，主观成分相当高。故事虽未考虑整体思想逻辑，彼此间也经常出现矛盾或对立的说法，但这些堕胎杀婴传闻鲜少符合一般规范理想，却宛如一幕幕现实生活中的亲子关系，正是表现出民间思想的特色。[69]随着时序，从类型不一的鬼怪故事中，可以观察如何描写杀婴堕胎的失叙亲子关系，以及因果报应观念的发展脉络。
(一)报应吓阻文化现象
因果报应的恐怖下场，总是令人印象深刻。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很多堕胎杀子的恶报。如有一对母女相继溺婴遭报应的丑事，高氏因为婚外生子，担心招来诉讼纠纷，而狠心杀子。洪迈生动描述了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氏临死前“望空纷拏辩数”的怪异举动，并评语“皆知其杀子之冤”，才会在生前就报应不爽。高氏女因家贫杀女婴，虽重病报应，但获得社会同情。[70]
不仅口头、文字故事流传，还有以图像照映死后审判的。南宋十殿阎王与地狱图出自民间画师之手，形象生动，颜色艳丽，融合释、道于一体，在当时已大量销售海外。朝鲜、日本深受影响，流行中国化佛教地狱信仰，对于十王图需求与日俱增，并且从贸易大港四明(宁波)输入，其中保留了许多地狱审判的宋人意象。[71]
(二)报应传颂亲子关系延续
民间不只有威吓传说塑造堕胎杀婴的结局，也有阐扬亲子关系与缘分的故事。如鄱阳石陂村庵有一僧饲养小黄犬，既不伤人，也能夜吠警卫，而且不食荤秽，颇通人性。僧人每天作粥并告诫黄犬：“以供尔早晚两顿喫”。平日，黄犬很谨慎小心，许多年都如此。南宋理宗庆元年(1195年)，一日黄犬早餐多吃一角，僧人执杖打狗，骂责不再喂食，黄犬便离去，整夜不归。夜晚住石陂池畔陈婆梦见一名身穿黄衫陌生妇人来相见，陈婆问是谁，妇人回答：“我是庵内刘和尚之母，为生前有罪，受罚入畜生类。儿子将百五十钱买我，侍养十年，偶昨朝食粥过多，被儿打詈，思之闷绝，无处理诉，已投溺池。特来说过，烦老人明日报儿子，使他知。”[72]陈婆又惊又怖，急忙告知僧人，僧人果然在池中捞到犬尸，刘和尚收埋于母墓侧，诵经备礼。此一故事透露虽然人畜不同道，仍可延续母子情缘。还有故事则化作牛、骡马等劳动畜生，和前世亲子有超自然的维系。[73]
亲子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断裂，良好情谊还会突破轮回局限，持续成为家人，曾有僧人打坐于故居，看见已逝母亲掩面进入兄长房舍，惊起而坐，就听闻怀孕大嫂生产男孩，于是僧人认定侄子就是母亲投胎转世。[74]另有一感人故事，南城县小吏谢某事父甚孝，谢小吏即使家贫，也尽量撙节奉养，20多年始终一致。父亲临死有云：“尔竭力孝我，神天实鉴临之，我无以报，死后愿为尔子。”[75]当时，谢小吏媳妇也怀孕待产，梦见公公进入房间，醒来便生一子，样貌宛如公公。祭祀时，小孩总是占父位吃食。长大后，和谢小吏一般孝顺。虽然轮回造成亲子易位，不过并未影响彼此间的亲情。
当宋代士大夫抚孤对象从宗族扩大至朋友，也包含亲旧与乡人，在一般乡人眼中，抚育他人孤幼是“义”的表现，为可称赞的德性。如谈资(1112-1201年)赒亲戚之急，嫁孤遗之女，掩弃胔，举贫榇，施衾于寒，设食于囚，义当为者，君必为之。[76]蔡齐(988-1039年)“于亲旧间，虽死生不易，彼有遗孤，则必为之备嫁娶”；[77]苏洵(1009-1066年)“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78]还有毗陵累世义居张虞卿的继室严氏(1047-1093年)，“里有贫女无归，夫人育而长嫁之”。[79]当乡里间传颂这一类事迹时，会产生教化意义。其中，范仲淹曾为有“义风家法”的窦禹钧立传，窦氏祖先曾入梦二次，第一次亡祖亡父一起出现，且道：“汝早修行，缘汝无子，又寿算不永。”窦禹钧并未因此而气馁，当“同宗及外姻甚多贫困者，有丧不能自举，公为出金葬之。由公葬者，凡二十七丧。亲戚故旧孤遗有女未能嫁者，公为出金嫁之。由公嫁者，孤女凡二十八人”。[80]10年后，祖先亡灵再次出现，告知举丧救孤“有阴德，延算三纪，赐五子，各荣显”的道理，如此渐形成增福添寿的“阴德观”，并被载入居家常备用书“劝善录”内容中。[81]随着南宋童蒙《三字经》的流行，朗朗上口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82]将窦氏相关故事广布于穷乡僻壤。
因果报应传说，一方面文图并茂，不遗余力吓阻堕胎母亲，重现地狱景象阻却女性堕胎行径；另一方面，深刻描绘今世美好的亲子关系，将绵延至来生，创造令人期待的光景。
四、结语
整体而言，堕胎杀婴事实自古迄今，从未间断。“不举子”现象亦多存于某一时期或某个地区。反观不举子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充斥果报之说，就是利用各种鬼怪传奇，加以遏止堕胎杀婴行为。从形形色色的故事中，不仅可以看出古代生子不举的严重性，还可就三方面理解传统文化特征：一是反映中国社会性别角色失衡；二是体现政治、经济与社会诸多现况；三是亲子关系影响果报观念。
就性别失衡而言，“何侍郎”案指出正直官员受邀地狱审判数百名堕胎妇女，大笔一挥判词“向阳间作母猪”，虽充满士大夫毫不留情的谴责，但知识家庭仍无可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至于父亲堕胎杀婴的业报，往往应验于妻儿身上，也未见轮回审判。“陈侍郎”案中博学刚介的陈侍郎其女嫁会稽石氏，前夫亡后，由父亲作主改嫁，却被前夫亡灵取走幼子与自己性命。一般人认为是“陈氏负前夫”的结果。依此观察传统婚姻离婚条件或不可离婚条件，几乎极少立足于女性角度。在堕胎杀婴行为中，女性承受的压力远远超过男性，遑论断产妇女必须冒着生命风险，及丧子巨痛的心理煎熬。
就不举子而言，首先经济负担是一大理由，贫困固然是主要考量，不过在小家庭制度盛行下，基于分家的持有继承份额，民间多子观念薄弱，“有财就没有丁”俗语应运而生。其次，特殊风俗包括不伦的异常受孕、分娩难产、婴儿畸形及生辰相克。有些荒诞妖邪致孕、未婚生子，被视作为害地方的魔鬼，往往招致众人攻击。怪胎之外，多胞胎、生而开目、生即有鬓，都是习俗忌讳。生产过程不顺的寤生，也是克害母亲的磨人精。婴儿生日禁忌，以五月五日最闻名。至于杀女婴情况，大多数人认为是重男轻女，也有主张认为民间以“男二女一”调整子女人数。
就医学与制度而言，古代产育风险相当高，有些女性以出家逃避婚姻，但大多数妇女仍须面临生育，于是产生相关信仰，如池头夫人和临水夫人。宋代有居养院收容弃儿，还设立婴儿局、慈幼局、慈幼庄、举子仓、举子田和举子钱库，并且济助产妇。甚至出台官府检校民间孤幼财产的法令，以稳定孤幼生活来源。堕胎杀婴影响层面甚广，宋朝推动诸多慈幼措施，既是救济弱势与增加人口的现实需求，也是新兴士大夫抚孤的理想与实践。
就亲子果报而言，虽然民间故事的因果联系都是出自人为的主观设想，不过常见的对立性矛盾更能贴近现实生活。因果报应有以恐怖下场告诫杀婴堕胎，尤以女性的恶果，最令人震撼。不仅是口头、文字流传，南宋十王图还生动营造地狱景象，堕胎杀婴妇女总是扛着沉重长枷，透露惊慌无助的情绪。另一方面，报应传说阐扬亲子缘分，即使人畜不同道，仍可延续情缘，甚至进行超自然接触。亲子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断裂，还会突破轮回局限，继续亲情。乡里传颂许多救孤善行，成为“劝善录”增福添寿的阴德观，《三字经》窦燕山“出金嫁孤女”的事迹，传遍各地。
注释：
①唐中叶佛教盛行、人口增加，土葬的丧礼，遽然变火葬居多，快速入殓火化。所以何侍郎的交代，实有风俗背景。刘馨珺：《〈户婚律·盗耕人墓田〉与诉讼纷争》，《“唐律”与宋代法文化》，嘉义：嘉义大学出版，2010年，第187-247页。
②逆生，谓产儿足先出。据[宋]李昉《太平御览》(四部丛刊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卷361《人事部·产》指出《左传·隐公元年》：“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寤生，遂恶之。”即《史记·郑世家》所谓“生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