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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月经济观察
摘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国有企业内部来说，包括作为现代企业制度核心的企业产权制度、公司制度和相应的企业领导制度、组织管理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等一整套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从企业外部来看，要求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宏观调控、市场体系、社会保障和政府职能的同步改革和完善。本文拟就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外部环境的某些方面略陈管见。
一、加强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控，切实保障企业转制出效益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逐渐建立完善起来的。企业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求生存、争发展，必须走垄断的道路。二战以前，国际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卡特尔，二战以后，西方各发达国家曾经相继制定《反垄断法》，甚至强迫一些大公司解散或划分若干小公司。但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垄断非但未被遏止，且逞愈益加强之势。垄断组织发展到托拉斯、康采恩，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还出面组成一些地区性的国际垄断联盟。发展垄断和组成国际垄断联盟的目的是什么？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有基于宏观调控考虑的因素。国家只要掌握了一些大的集团，规范竞争，就可藉以调控社会的总供求和结构，使资源配置趋于优化，达到均衡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化大工业体系，虽然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它所具有的社会化大生产特征。非国有企业近年来迅速崛起，已成半壁江山。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似乎不如非国有企业那么虎虎有生气。但只要我们注意到国有企业曾经承担财政收入的70%，曾经具有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社会功能，对其难以在竞争中取胜就不难理解。如果忽视国有企业生长发展的历史而妄论公不如私，那就等于承认了社会化大生产不如小生产，《决定》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应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提法也就难以成立了。
国有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是制度创新，本身属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却是为了出生产力。改制的关键就是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实在在地出生产力。《公司法》里对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公司应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或说以资本增殖为目的。并不是说一改公司的牌子就万事大吉，如果企业改制之后仍然发生经营性亏损，即使有一万条理由也是失败的。
国有企业的亏损所以如此之重，状况如此之糟，很多问题都源于结构的不合理。一些企业在转制过程中指导思想有误，注重上规模、上速度，而不重视内涵与效益。一方面技术改造资金紧缺，另一方面基建规模却一再膨胀。许多地方或企业热衷于上新项目，铺新摊子，而不顾及自身的财力和市场需求，结果一哄而上，老企业技改越来越冷落，新厂房、新设备铺了不少。效益不见增，财政窟窿越来越大，产品的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
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说，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归根到底是产品结构问题，是产品的种类、规模、质量和市场问题。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产业结构或说产品结构问题日益突出是必然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维护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中心内容。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左右臂的财政调控，其主要任务便是增加社会的总供给。由于大部分的国民收入由财政来进行分配，因而财政有能力调控总量平衡。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较大变化的今天，财政所能支配的份额明显减少，总量平衡能力已随之减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往往是由企业分散进行的，企业对其产品在国民经济和产品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或认识不清，或较少关心，对国家和地区一定时期内的发展重点也较难把握，因而易使产品结构的调整背离国家的产业政策。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结构问题，财政调控的重心责无旁贷地应有意识向结构调整倾斜，努力发挥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比例和结构的制衡功能。
在推进国有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应根据社会化大生产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客观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的产业结构调整，组建和发展跨地区、跨行业的跨国公司和垄断性企业集团。由于认识的偏差，目前在创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实际操作中，有一种与此相悖的做法，即将正向着现代化方向迈进的千千万万的国有企业置于“自我发展、自我决策、自负盈亏”——实质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值得引为重视的一种思路是以国有企业为母体组建国有独资的母公司，再由母公司出面组织股份制的集团公司形成紧密型主体，并按系统组成子公司、孙公司及吸引乡镇企业等小企业组成松散联合体。这种思路的好处至少有二：
首先，从企业来说，有利于在保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发挥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优势，促使这些集团或财团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情况变化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改造，顺利实现转制。
第二，从国家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也有利于国家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以国家产业政策为指导，有针对地进行结构调整，理顺发展关系，促使社会按市场规律有效地配置资源。跨地区、跨行业的垄断企业集团在市场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垄断企业之间及非垄断企业的市场竞争将推动商品、资本、人才等社会资源按照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流动，从而大大减少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政府不必再为每一具体企业的发展操心，只需依法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加强事后监督，这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降低了监督成本。
二、加快培育和发展我国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简言之，即各种要素市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有机结合组成的市场总体。现代企业制度、发达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五大支柱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国有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必备的外部条件。自中共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的两年多时间内，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势头喜人。总体来看，商品市场发育较快，已形成一定的规模，要素市场已有初步的发育，整个市场体系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从市场规模来看，已形成一批幅射面较广、凝聚力较强的大中型骨干市场。以商品市场为例，到1992年底，我国拥有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和工业消费品批发市场各1000多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1600多个，其中大型商品批发市场达到2500多家。这些批发市场的建立，不仅在搞活商品流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且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二，从市场组织上看，其经济成分、流通渠道及经营方式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商品市场为例，目前由国营、集体经济成分一统天下的现象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国有、集体、合营和个体经营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竞争的局面。
第三，从市场结构来看，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要素市场框架正逐步构筑起来，国家明确资金、房地产、劳动力、技术、信息市场的发展为今后一段时期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的重点，以往那种低层次的商品市场正向高层次的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发展，结构不完善的缺陷正逐渐改观。
虽然近年来我国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呈现出喜人的势头，但距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新型市场体系目标相去甚远，从而增强了国有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的难度。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四：
其一是市场体系的发育不均衡，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协调和低效率。市场体系的发展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不均衡，二是商品市场内部和要素市场内部的发展状况不均衡，三是地区发展不均衡。
市场体系发育的不平衡、不协调，必然导致市场参数调节功能的互不衔接和强度差异，使产品和要素等资源流动不能对称，从而不利于形成良性循环，使市场难以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运行中发挥整体效益，甚至呈现一种“一块活、一块僵滞”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整个经济运行的不协调和低效率。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就难以在市场竞争的舞台上得心应手地施展拳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
其二是阻碍市场体系的封闭状况未得根本的改观，难以实现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对接。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原因和过多依靠行政力量组建市场，造成了条块分割和地区封锁。由于旧的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尚未打破，政企责权不分的状况未得根本的改变，加之分税制实行未久，旧的财政包干制的影响尚未消除，致使一些部门和地区从本部门、本地区利益出发，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痼疾难以得到彻底的根治，一些地区和部门甚至设置人为的关卡壁垒，阻隔、控制紧缺资源，垄断市场，导致市场的条块分割。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所建立的小型市场，由于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通，根本谈不上开放市场、参与竞争，不过是小区域的小商小贩式经营而已。
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新型市场体系，必须是全国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封锁的，是开放通畅的而不是封闭的。由于存在上述的地区封锁和条块分割，导致了本来就尚未形成的全国统一市场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发挥市场的区域性效应，大大降低了交易效率。当前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必须冲破区域自治、地区封锁的传统格局，使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相互开放，货畅其流，并逐步实现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的对接。
其三是现行市场体系的竞争性特征不强，难以保证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的色彩太浓。一些政府机构不是充当公正“裁判员”的角色，而是从各地、各部门的局部利益出发，搞垄断专营，官商一体，权钱交易，搞地区保护主义，擅自制定偏袒的不公正政策，这样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自然成为不可能。前两年在房地产及资金市场发育过程中因行政权力介入导致不公平竞争所产生的负作用，近年又在期货市场发育过程中重现出来，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理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其四是市场机制运作的规则不健全，立法和执法的手段不完善。由于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加之政府宏观调控乏力，致使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过程中出现一些混乱现象。以房地产市场为例，目前以出让方式供应土地占新供应土地总量不到10%，行政划拨供地仍占90%以上，很少采用招标、拍卖的方式，土地出让随意性很大，导致国有土地收益大量流失。又如信息市场，发育起步未久，信息传递不规范、收费过高，虚假信息满天飞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全国统一、内外开放、公平竞争、结构完整、法规完备、机制完善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确立的主要标志。要使市场体系健康地发育生长，当前要抓紧建设完善市场规则，推进价格体制的改革。作为市场体系纽带的各类市场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其发展要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直接为企业服务的信息咨询机构，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及仲截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中介组织也要相应发展起来。
三、构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
社会保障被称之为改革和发展的“安全阀”、“减震器”。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等内容。如果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作后盾，亏损企业难以破产，企业的转制就是一句空话。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保障资金的筹措和管理五花八门，如城镇企业职工养老、待业保险和劳保医疗由劳动部门主管，农村的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主管，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由人事部门主管，公费医疗由卫生、财政部门主管，这种多头管理造成机构重叠、业务交叉、矛盾丛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各种社会保障基金不同程度地存在挪用、占用的现象，不能做到专款专用。二是在企业劳动资金紧张、国家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各种社会保障的结余却越来越多，造成了资金的闲置和浪费。
1994年的经济改革在财税、外汇体制改革方面进展顺利，人们期望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在最为困难的企业制度、银行体制和社会保障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人将此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配套”。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企业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条件，应考虑先行，来大动作。
养老和失业是社会保障中最重要的两项。养老金应将基本养老金和补充养老金分别对待，以企业和个人缴纳的保险费为基本养老金的主要来源，企业转制时划出的部分产权也属来源之一。基本养老金由养老金基金会管理发放，补充养老基金可贯彻市场化原则，由个人自由投保。与农村相比，城市的失业保障已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可考虑先从城市开始，统筹建立全国失业保险基金，由税务部门代理征收，劳动就业部门掌管使用。还可考虑将部分国有企业的股权划归失业保险基金会，以后用股权收益作为部分资金来源。当然，健全失业保险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也须予以充分的注意。应明确贯彻“以失业救济为手段，促进就业为目的”职工失业保险工作方针。
公费医疗是目前社会保障制度中问题较大的一块。目前我国享受公费和劳保医疗约1.7亿人，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以医谋私、以药谋私、凭借特权享受特殊保健和贵重药品的现象司空见惯，公费医疗支出迅速增长，卫生资源严重泄漏浪费。改革公费医疗确是当务之急。当前应立即着手建立健全分行业或分地区的医疗保险组织。医疗保险基金会属非政府的金融组织，除雇主企业承担部分费用外，个人也须承担一定比例的费用。
要加速改变财政补贴代替社会保障功能的弊端，靠税收筹集、财政拨付的保障基金应严格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救济。贫困救济，包括失业救济要想在1995年有明显的改善并形成一种制度，需要立即着手对全国低收入家庭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的调查，据以制定救济的形式和标准。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但不能省略。总之，1995年的社会保障应在统一社会保险机构、提高保险的覆盖面和管理的社会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为国有企业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稳步走向现代企业制度铺平道路。
四、解决国有企业亏损问题应当成为政府近期工作的重点。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理顺关系，形成良性的运行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仅是收税与纳税，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传统体制下那种“婆婆”与“媳妇”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放权的过程看，似乎简单的放权并未解决企业深层次的问题，反而带来了一些新的流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已作明确的规定。理论虽然明确，实际操作仍觉困难重重。一些地方在企业中推行产权制度改革，竟然量化任务，将指标分解到厂家，限期限量完成。这种可笑的作法所导致的后果可想而知。股东大会成为走过场，董事会、监事会如同聋子的耳朵，经营者人选仍由上级“变相”委派和任命，这种并不转制的“转轨”，改制后的“婆婆”不但不会减少，反将增加新的“婆婆”，“小媳妇”的日子更为难熬。
国有企业效益不佳的状况令人堪忧，一般认为是明亏、暗亏各占三分之一。如果严格按照新的财会“两则”核算，实际亏损的数量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比例，有人估计可能高达90%。现实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样一个老问题：中国国有企业的症结究竟何在？“所有权”的问题固然重要，但中国企业最基本的问题恐怕还是效益问题。企业的转制，根本目的也就是要企业出效益，上述那种不出效益的自欺欺人的转制是失败的转制，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难再经受这种虚假的低效率的拖累！
目前中国有10万个以上附属于国家机关的工厂要求补贴和贷款，这被认为是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削弱财政调控能力的一个较大的弊端。是否国有企业的状况真的那么糟糕？国有企业负担沉重的历史包袱已如上述；考虑到国有企业不予真实报告收入和成果的可能性，加之报界有关国有企业隐瞒利润和逃税的报道如此之多，情况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只要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盈利和亏损的统计数字并不是国有企业基本经济活力的指示器。中国的国有企业要遵从的税收、补贴规章繁多。由于税负和补贴额取决于企业上报的盈利或亏损额，这样若企业上报盈利，就要遵照某一种规章和税率，若上报亏损，则可遵照另一种规章并可获得补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便可能在盈利经营和亏损经营之间进行抉择，以比较哪一种经营可能获得的收益或福利更多。企业的这种行为与个人若工作就要缴纳一定的税款，若不工作则可享受福利或失业保险颇相类似。这种人尽管是潜在的可工作者，但可能选择不工作；同样，国有企业尽管是潜在可获利企业，但可能选择亏损经营以获取补贴。近年来我们一直在采取措施限制补贴，制定了多种惩罚和奖励措施以激励亏损企业提高效益。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并未严格实行，因为宣告破产的企业依然很少，而国有企业的亏损额仍然居高不下。
对国有企业经营活动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企业经营受政府税收和补贴政策影响之大。精心调整和重新设计税收／补贴政策可以导致企业上报较高的利润。比如降低现行的高盈利税率，虽然盈利公司的纳税减少了，但从前一些接受补贴的企业现在会发现如果盈利经营，它们境况更佳。因此，补贴会减少，而不领补贴的企业可能开始缴纳利税。政府补贴政策及实际操作的积弊正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指责。为什么财政补贴数额居高不下，而使用效益却越来越差？1993年海南财政收入成倍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果断地取消预算内企业，不再补贴企业经营亏损，从而为财政卸去一大包袱。海南省1993年1-7月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5.01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11.7%，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国有企业曾经长期是政府的附属物，在传统体制下，企业不需找市场便能较好地生存下去。在今天新的体制下，对于那些患“市场不适应症”的国有企业，政府不应再态度暖味。长痛不如短痛，在补贴与竞争之间根本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供给型财政的弊端已经如此明了，为什么不能果敢地予以改变呢？
国有企业不可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亏损、停产或开工不足、资金紧张是当前困扰国有企业的三大突出问题。中央有关部委已确定今明两年花大力气抓破产，力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通过试点建立一种机制，对破产进行规范。
国有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毫无疑问需要修练内功，但如果没有清明的政治、稳定的治安、严肃的法制、平等竞争的保障和宽松的政策环境等良好的外部氛围，必将裹足不前。国有企业走向现代企业制度不是孤立的行为，它是攻紧阶段改革整体的一部分。攻坚阶段的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譬如财税改革）如果滞后或失败，都将延缓、延误甚而断送它的进程或前程。这便是我们强调完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外部条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