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情怀、历史视点与学术意识——读丸山昇先生的《鲁迅#183;革命#183;历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历史论文,视点论文,情怀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丸山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现代中国文学论集》，近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日本中国现代汉学研究者的一个值得庆贺的大事，是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丰实硕果，也是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中国学人与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之间学术交流进入更深一步发展的一个契机和象征。
《鲁迅·革命·历史》（下称《论集》）一书，选录作者自1961年至1996年近35年间发表的16篇论文。虽然这只是丸山昇先生一生学术著述中很少的一部分，但在这些不光是用墨写的，也是用心写，用血写的文字里，不仅凝聚了他近半个世纪里辛勤耕耘的精神历程和生命心血，而且反映了一个笃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者兼革命家的学人，坚持不懈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敢于面对和应接各种思潮与挑战，在鲁迅和中国1930年代文学研究中所拥有的那种富有深邃思想，富有使命感，富有探索性，富有韧性坚守的开拓精神与学术品格。在这个方面，它所蕴涵的，将是别个学术著作所无法比拟的意义和力量。
一 丸山昇先生眼中的“竹内鲁迅”及其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上的意义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日本汉学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接受和理解，用“竹内鲁迅”、“丸山鲁迅”等概念，来描述战后的日本学者鲁迅研究的不同想像所构筑的鲁迅形象，并从中概括和阐释六十年来日本鲁迅研究的总体走向与历史特征。这种主要肇始于立足日本现实的社会批判与政治批判而产生的鲁迅研究，从对于一个东方作家研究的现实性与学术性结合的强烈追求所显现的独特性质，几乎成为20世纪世界鲁迅接受史上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学术现象。而丸山昇先生所进行的鲁迅研究本身，又已成为这个学术发展系统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性的重要代表者。因此，阅读作为历史“个中人”的丸山昇先生的这本书，从鲁迅研究与时代关联这个视角，进入他对于日本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些梳理和叙述，就有一种独特的意味和价值。
丸山昇先生在他这方面的文章中，以珍贵的史料钩沉和梳理，细致地考察和叙述了鲁迅及其作品在日本的介绍、翻译、传述、研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之后，进入评述战后的鲁迅研究状况的这个重要转折的时候，特别着重介绍了竹内好的《鲁迅》及其他著作在整个日本鲁迅研究历史中的重要意义。他以一个史家的眼光非常明确地叙述说：1944年12月，“小田岳夫的《鲁迅传》问世三年后，出现了竹内好的《鲁迅》。这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他以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即便能够提出在各个方面异于竹内的鲁迅像，也是通过坚持自己对‘竹内鲁迅’的不同意见、深入发掘差异之处才产生的自己的鲁迅像，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论集》第339页）
丸山昇先生于此问题思考的深刻性在于，他没有一般性地介绍“竹内鲁迅”的产生背景和历史内涵，而是走进竹内好精神世界的内部，在充分认识当时战时文学界的基本状况和包含了极大“复杂性”的“竹内体验”的基础上，来把握竹内好如何理解鲁迅的“文学与政治”的观念以及他对于鲁迅“思想”见解的独特性。
他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这篇著名论文中，高屋建瓴而简约肯綮地叙述了在战争最尖锐的时刻，竹内好于仅仅十个月的极短时间内，怎样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如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一样发生的“脱离合理主义和科学思考的转向”，到自己如何经过痛苦的思考真正地“从那幻想中醒来”，从发表支持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至刊出与积极附和战争的日本文学者宣布决裂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文章，在他富有日本知识分子良知的精神世界里，发生了一次怎样极为深刻的既是“拯救”自己，也是“拯救”日本中国文学者的灵魂深处的巨大蜕变，同时也产生了作为他研究支柱的独特拥有的“文学者鲁迅”观念。“也就是说，是这样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学都被作为推进战争的手段，作为统一日本人民思想的手段受到动员；在文学家之中，出现一部分人对此积极响应，高唱正是为国家为战争的文学才是取代欧美近代文学的更为高度的文学的‘文学论’。同时，大部分的文学家在政治方面不必说，思想方面也没有抵抗力，随波逐流。作为对这种文学状况的反拨，‘同时对同样可能被冲跑的自己的支持’，竹内写了这本书。他说：‘我看不出鲁迅文学的本质上是功利主义，是为人生、为民族，或者为了爱国的文学。’我们从这段话首先应当读取的是他对上述的日本文学状况的殊死抵抗。但是，问题不在于对这本书在上述意义上为一本抵抗之书是否承认还是否定；而在于由此深入进去，追问他的抵抗采取‘文学者鲁迅’这种形式的内在必然性何在，或如何看待这种必然性。”（《论集》第343页）
丸山昇先生引述了本多秋五《物语战后文学史·完结编》(1956)中用文学史上“舍斯托夫体验”的概念，来概括《鲁迅》一书是在以竹内好的方式讲述自己的“舍斯托夫体验”的深刻论述，也就是于无法克服的被迫之中用并非完全科学与合理的“政治与文学”的理解，来“殊死抵抗”现实中存在的“非合理的丑陋”的生命体验，来努力走近和探讨文学家鲁迅这一对于日本精神界具有独特价值的研究对象。即如尼采所说的“人有没有蛇牙，在别人将脚后跟搁到我们额头之前，谁也不知道”的真理，通过“舍斯托夫体验”教给了昭和文学。以这样的现实状况和“竹内的体验”为基础，必然地给竹内的鲁迅“思想”及作品的研究带来了一种“浓郁的独特色彩”。
根据我的理解，这种“浓郁的独特色彩”，在丸山昇先生的论述中，至少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对于“竹内鲁迅”深刻的反思精神与尖锐的批判性质的确认。丸山昇先生剖析了竹内借以批判日本“近代主义”的“鲁迅像”的实质说：“竹内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说更倾向于论述日本，如果不惮言过其辞的话，则是首先批判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然后作为相反的一极而设定中国。十分地微妙，有时候在知道这个中国论与现实中国有脱节的基础上，毋宁说是有意识地将它当成一种方法论”，“经过竹内这样的阐释，鲁迅便成为体现实现了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的中国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于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许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的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叹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如果把1940年代后半期视为如上所述的对日本近代的反省和对中国再发现的时期，那么应该看到，在1950年代前半期，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又加入了新的动机。那就是对美国占领军的占领政策的批判。”他引述戒能孝通的话，说明当时呈现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空气：最近我读鲁迅的小说，感到非常之有趣。鲁迅写的是中国。那中国是在与我们的社会不同的地方。但现在却完全不同了。“评论的语言从前是他人的语言。但现在却变成了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日本变成了鲁迅笔下的中国了。”（《论集》第346-347页）这种几乎已经是几代学人“共识性”的论述，准确把握了“竹内鲁迅”发生的契机和它富有生命力的深刻根源。
第二，关于“竹内鲁迅”对于鲁迅思想发展衍变中“深潜性”的把握。竹内好对于鲁迅后来自述仙台医专学习时看到中国人被日军处刑场面的幻灯片为契机弃医从文这一自传性插曲的“传说化”的真实性，抱有深刻的怀疑。丸山昇先生从这种怀疑说起，认为，在这里竹内并非简单地否认《〈呐喊〉自序》、《藤野先生》叙述的真实性，而是包含了他进入自己更为“深潜性”思考的两个方面的主张。一方面是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追求，竹内认为应该充分看到鲁迅的包括小说、散文、回忆录等各种形式的文章，所谈之事与体验本身之间存在的距离。倘若忽视了他的文章叙说和他自身体验之间存在的曲折，“就会使鲁迅形象简单化乃至遭到扭曲”，即如竹内批评小田岳夫《鲁迅传》的缺陷时说的那样，他“过于相信文章本身了，未能看到文章深处蕴藏的东西”，只是把表面现象当作了问题。正是从追求“深潜性”这一个侧面，丸山昇先生才从学术史的历史视点上给予“竹内鲁迅”以如此高的评价：“在鲁迅研究中，这是第一次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鲁迅写了什么，更在于如何读鲁迅。‘竹内鲁迅’把日本的鲁迅研究提高到真正的研究的阶段，理由之一就在于此。”另一方面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是丸山昇先生所特别提出的这样一个命题：竹内对于鲁迅身上所反映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独特见解，是“竹内鲁迅”一个重要支柱。他认识到了竹内把握鲁迅身上所体现的文学与政治关系具有一种沉潜的超越性：在怀疑鲁迅弃医从文动机叙述的时候，竹内没有简单的否定鲁迅的文学、思想所具有的政治性，更没有把鲁迅说成是艺术至上主义者，他想真正表达的是“对于鲁迅身上的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复杂而曲折的理解方式”。丸山昇先生引述了竹内在自己的《鲁迅》一书中对于这一思想的清楚表述：
政治与文学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对政治投以白眼，都不是文学。真正的文学，是在政治中消却了自己影子的东西。所谓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同一的关系。
文学诞生的根本场所，总是为政治所包围，那是让文学之花盛开的苛烈的自然条件。纤弱的花不能生长，秀劲之花则有长久的生命力。我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丸山昇先生引述武田泰淳的话，把《鲁迅》这本书，称作是“恶战苦斗的书”。他进而认为，竹内比起别人更深潜的对于“政治和文学”的那种曲折深潜的理解和把握，正是“对他恶战苦斗情形的最明显的反映之一”。（《论集》第340页）
第三，对于“竹内鲁迅”关于鲁迅思想“不变”论与文学多侧面的强调。自1930年代中期瞿秋白发表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开始的研究中，往往更多地强调关注鲁迅思想发展自进化论到阶级论演变的理论认知。竹内对于鲁迅思想认识的关注点，却并不赞同这样的既成结论和认识方法。丸山昇先生说：“他极力避免将鲁迅的思想定义为已经形成的‘……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或进化论”。竹内好说：
许多批评家都想说鲁迅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转变。……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描述这一转变，例如从进化论到阶级斗争，从个人到社会，从虚无到希望等等。我并不认为这些说法所表现的东西并不存在，而是不同意把它们看作是决定性的东西。那是将思想从人身上抽出来的做法，这一做法本身并无不可，但作为这一做法的支撑点，如果看不到人在进行思想时的决心，就不能对思想作出正确与否的判断。
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如何变，而是如何不变。他变了，然而他没有变。可以说我是在不变中看鲁迅。
引述了竹内这些“在不变中看鲁迅”的思想表述之后，丸山昇先生指出：“鲁迅在其一生的各个时期，对各种各样的思想产生过共鸣，并在某种意义上选择过它们，在这一点上竹内好承认鲁迅变化了；但在另一方面，他探求的是贯穿在鲁迅这一‘变化’中的‘不变’因素。他用‘回心之轴’、‘文学者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东西，正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了的某种因素。”强调这种“不变”因素的思想，根本原因是在于，竹内好直面当时日本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们面对军国主义猖獗的“易变”和“败北”，深刻体验到没有变成自己生命的“思想”是一种多么脆弱的东西，而像鲁迅那样将“思想”变成自己的东西又是多么的艰难。竹内“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得以生存？并试图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鲁迅。”（《论集》第344-345页）丸山昇先生在这种思考与寻求中，看到了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坚守真理的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即竹内当时的体验与鲁迅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变革慨叹的“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的生命体验在“某一根本方面是相通的”。这样的阐释，就使我们对于竹内坚持的“不变”论思想的认识，远远超越了鲁迅思想研究学术意义的层面，而走近和触摸到了竹内理解把握鲁迅精神的深层的心理动因。
丸山昇先生文章中，在主要阐释竹内好基于批判日本近代化所进行的对鲁迅作为思想家研究的属性之外，也注意了对于竹内研究方法的“微妙性”和关于鲁迅文学多侧面的发现作简略的扫描。他认为，竹内批判日本近代化时的鲁迅像和他对于中国的想象，“在某种场合，是在明知它实际上与现实的中国有脱节的前提下，仍将它作为一种‘方法’来使用，可有时，又不知不觉地忘记了这是一种‘方法’，而使它处于自由运动般的状态。”这正是竹内鲁迅研究方法一个“微妙的地方”。丸山昇先生还特别指出，竹内很早就认为，鲁迅与厨川白村之间有“相似”之处，鲁迅也有“相当的喜欢西方味的地方”。他甚至非常深刻地洞察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存在的非常重要的象征诗化追求的“另一个侧面”，如丸山昇先生论述中谈到1956年竹内的一段表述时所说的：
在岩波《鲁迅选集》的《野草》解说中，竹内这样写道：“《野草》所代表的鲁迅文学的一个方面，是在先驱诗人王国维的系列与1930年代象征诗的复活之间架起了桥梁，它证明了从鲁迅到今天的人民文学的展开，不是单纯的一条道路，而且，鲁迅的文学本身也绝对不是从某一个方面来看就能处理的。
由此丸山昇先生论断说：“竹内是准确地看到这一侧面的人。”（《论集》第390页）竹内对于《野草》是在“先驱诗人王国维的系列与1930年代象征诗的复活之间架起了桥梁”这一具有真知灼见性的论述，作为发掘鲁迅文学另一个侧面的重要思想被认识，恰好反映了丸山昇先生眼中“竹内鲁迅”的鲁迅像，完整地揭示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所具有的无限丰富性和构成一个世纪性的宝贵文学传统的审美的本质。
二 “丸山鲁迅”的继承性及其对于鲁迅以及中国1930年代文学思考方式的独特性
如前引述的，丸山昇先生谈到竹内好的《鲁迅》对于后来的决定性的影响时说，“他以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即便能够提出在各个方面异于竹内的鲁迅像，也是通过坚持自己对‘竹内鲁迅’的不同意见、深入发掘差异之处才产生的自己的鲁迅像，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
由此，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作为参与构筑新的“异于竹内的‘鲁迅像’”的代表人物的丸山昇先生，他所进行的鲁迅及中国1930年代文学研究，在精神脉系上，与竹内好开辟的传统之间存在的一种在生命体验上和学术思想上的深刻联系。日本战后知识分子相似的处境、信仰马克思主义思想、直接或间接的言传身教，和富有良知的深度思考，使丸山昇先生的研究一开始就走近了“竹内鲁迅”的精神辐射的笼罩，并成为一个忠实的继承者和富有真情实感的阐释者。正因为作为属于这样一个系统的日本鲁迅及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积极参与者经历者和其中一个重要发展环节的代表，丸山昇先生在他的论著中，才能给我们非常清楚地叙述和描绘了战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与鲁迅研究主体的精神特征形成的过程，以及他们研究的心理状态和相关走向，并使这种理论叙述和描绘，有了一种别的研究者所没有的直接性与亲切感。
应该补充并且注意到的是，丸山昇先生使用了丸山真男用他提出的“悔恨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对于战后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的精神状况称呼，来描述这些可尊敬的研究者的内在情感与精神质素，和那一代研究者们学术思考中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典型的“接受方式”。
在说到丁玲短篇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日本被介绍对于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所产生的精神震撼时，他具体引述了冈崎俊夫叙述自己感受的话：如何读了其中的七个短篇，在中国人民大众苦难的喘息、哭泣、呐喊、战斗的姿态与心灵，在作者亲切、锐利的眼光中，体会到了一种异常的“战栗的感动”，“被我们的同胞所伤害的肉体与灵魂的呻吟，像噼里噼里的电流一般使我的心胸震抖。”丸山昇先生由此说道：
“这种阅读方法、这种认识方法，我想是战败不久后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典型吧。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丸山真男对这个时期的思想状况或叫精神状况，使用了‘悔恨的共同体’一词。这是很有名的一个词了。也许没有必要加以说明。但为了那些尚不甚了解的年轻人，在此作一点引用：
为了把‘被配给的自由’转化成自发的东西，与日本国家一样，自身也必须闯出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新开端。在这种决心的深处，对未来的欣喜、对过去的悔恨——也就是说，解放感与自责感，难分难解地渗透在一起流动着。虽然有点特别，我暂且把它叫作‘悔恨的共同体的形成’。即战后不久，在知识分子中共同流动的情感，是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并且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进行的‘自我批判’。（《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收入《从后卫的位置》，未来社，1982年9月）
总而言之，来自上层的日本的近代化，看上去似乎获得了成功，但这个近代是孳生出军国主义并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近代。相对于日本的失败与破坏的近代，人们都在某种意义上惊叹中国的‘近代’是穿越了这种近代，孕育出新生事物的近代。”（《战后五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论集》第379页）
丸山昇先生还讲述了竹内好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里的著名原点论述。这本书里面说：在中国，几乎阻碍一切改良的来自上层的传统压力极其强大。因此，来自上层的近代化虽然是失败了，但却在真正意义上，由上覆下，产生了真正的新生力量。而日本由于来自上层的改革就这样简单地成功了，所以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并没有实现。不久之后的1952年，丸山真男在著名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后记”中写道：“经验了带引号的近代化的日本，与近代化未获成功的中国，‘在大众基础上的’现代化这一点上，恰恰不断产生着正相反的对比。”丸山昇先生说：“以上这些，我认为是当时对中国的典型的接受方式。”（《论集》第379-380页）
丸山昇先生进一步补充论说，“对于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来说，除了丸山真男所说的‘悔恨的共同体’外，还有一种对于中国的变化的惊异。那就是在另一方面反省对中国的认识的错误，从而夹杂着一种由既未能阻止、又未能反对那场对中国的侵略而产生的罪的意识。这些便构成了中国研究者们的更为强烈的情感因素。”（《论集》第380页）丸山昇先生所论述的这些“典型的接受方式”与“强烈的情感因素”，准确地揭示了“竹内鲁迅”产生的精神本质，也属于“丸山鲁迅”作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另一种想像存在的与其之间所拥有的深刻的精神联系。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丸山昇先生的《鲁迅·革命·历史》一书里，比较多地论述了自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的“革命文学论战”到“两个口号论争”的许多重要文学现象的冷静而严肃的思考，特别是针对于中国十年“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颠倒历史黑白的权威性言论，所进行的围绕“左联”时期的鲁迅及其周边文学家们的论述，既从精神脉系上保留了竹内好以批判和反省精神观照中国文学的思想传统，又突破了“竹内鲁迅”由于时代气候与上述“接受方式”给学术研究带来的某些局限，如丸山昇先生在书里扼要论述的后“竹内鲁迅”时代研究的新的特征，是在于更多地注入了尊重学术研究本体的“实证倾向”、向历史广大处的求真精神以及为进一步深入鲁迅内心世界所进行的“更多的领域和方法的开辟”。（《论集》第348-350页）这些研究探索特征所形成的“丸山鲁迅”以及他对于1930年代文学的想像，不仅深刻反映了丸山昇先生作为一个富有独立思想的大学者所具有的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宝贵学术品格，而且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严肃学者如何透过表面现象而关注从深层问题来思考论争中的鲁迅精神的独特性。
例一，在1960年就写成并很快发表的《鲁迅和一篇宣言》论文中，丸山昇先生谈到鲁迅对于有岛武郎、厨川白村等文学思想接受特点的时候，明确提出了鲁迅通过“更新自己”而将日本的“忠实于自己”的文学主张转化成具有“别种能量的东西”的观点。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这样的东西，反而能产生出新质的文学观的鲁迅，毕竟具有不同一般的精神。因其‘观念性’、‘阶级性’而将武者小路的文学理论全部排除后再出发，至少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文学理论。但鲁迅不一样。他忠实于自己对武者小路的某些思想产生的共鸣，从而自武者小路身上汲取到能够转化为自己‘思想’能源的东西。鲁迅从‘革命文学论战’到‘左联’时代的历程的独特性，即在于此。即便是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的翻译，倘若单单将其理解为由于不信任中国的‘革命文学派’，而去吸收‘本家’的东西，那就不过是对鲁迅这番历程的庸俗理解。”（《论集》第7-8页）这里，他注意的是超越一般认识而作为鲁迅“独特性”的“不一样”的地方。对于鲁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外国文学理论，也能超越于一般层面的“庸俗理解”，揭示出鲁迅将有岛武郎、厨川白村的“忠实于自己”的文学观转化为自己思想“能源”这一事实，从而能够在更深层面上说明了鲁迅在与创造社进行“革命文学论战”中为什么那样执著地坚守自己的内在原因。
例二，1960年代中期，在《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一文中，丸山昇先生特别重视并强调了鲁迅的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不可分割性这一观点。他说：“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是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他说‘灭满兴汉’之时，不单意味着要将满人的政权变为汉人的政府，而意味着要将甘愿满人统治的汉民族变为奋起反抗的人种。即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换言之，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这在性质上异于部分地只将革命中的文学、精神领域当作问题的做法。”（《论集》第37页）我们多时里运行的思维习惯，往往将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分割开来，来思考鲁迅思想革命主张的意义，即使在对于过分强调鲁迅作品政治革命意义的观点进行反拨的时候，也未能避免这样二元对立式的思维限制。丸山昇先生则不然。他断然认为，“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即便是将革命作为精神的问题、人的问题来把握，也并非在‘政治革命’之外单独考虑‘人的革命’和‘精神革命’”。丸山昇先生涉及了鲁迅始终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精神式的、文学性的”这种独特的“面对革命的方式”，与一般文学家或政治家思考文学与革命关系形态特点之间的差异。这样一些理解，似乎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接近了鲁迅思想的本质。
例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我们在一个时期里的学术讨论，还在更多关注鲁迅什么时间和如何实现“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的问题，丸山昇先生在1970年代初起发表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文章中，思考问题的焦点，却是这种表面性的概括背后所隐藏的鲁迅自身思想变化的实质。他认为，这背后的是鲁迅对中国革命、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过程的认识的变化。鲁迅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革命与文学乃至革命与文学者的关系，而非如何接受或者拒绝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并不是想说，鲁迅认同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只是在与其中的亚流或曲解者作斗争。我想探讨的问题在于‘革命与文学’这一课题曾经在日本所占的地位与当时在中国所处的位置有何不同。”从属于任何其他目的的文学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样的观点，这并不是鲁迅的独创，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也持有这一观点。如果要在鲁迅思维方法中寻求“新东西”，不是在这一点上，而应该在其他方面，即鲁迅在论争中思考的更主要的是文学创造者本身。“我认为，以这一矛盾为媒介，把问题聚焦于作者的主体进行思考的方法，恐怕是鲁迅留给今天的最大的财富之一。”（《论集》第42-43页）丸山昇先生还认为，对于简单地把文学当成“宣传”和“武器”思想的文章，鲁迅尖锐地指出，其还未能啄破“老壳”，甚至于竟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儿爬进唯心主义的城堡里去了”，这样异常深刻的批判，在日本是没有出现的。“如果不怕说得过火的话，我认为就鲁迅而言，马克思主义原本就不是‘作为权威’出现的，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登场给知识分子们带来的不同意义、产生这些差异的中国和日本的不同状况以及其体现的意义是使我们最终充分领会‘鲁迅精神’的最好捷径。”（《论集》第45页）
对于涉及当时中国最高理论权威性人物及现实问题的研究时，能否去掉任何顾忌犹疑和主观臆测的成分，严格从原始的史料的搜阅发现出发，高度忠实于第一手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就是一个严肃学者坚持学术研究科学与否的最重要的问题。丸山昇先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更显出他作为一个日本学者学术独立严于治史的鲜明特色。
如在讨论“国防文学论战”中，涉及关于周扬对于统一战线的理解是否存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样问题的时候，他能够将问题完全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而不是像当时有些中国理论家和学者们那样，将学术问题泛政治化从而一概当成政治问题进行讨论。丸山昇先生自觉意识到并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日本学者所可能拥有的特别优势，乃是在于他建立于此基础上所坚持的“说真话原则”的彻底性。具体地说，即他能根据可以自由阅读日本国内真实性未被改写的有关历史文献的优势，在论文中提供了为中国学者所无法阅得或即使阅得也无法付诸研究文字的资料，又不受涉及生命攸关的对于学术研究的政治规约的限制，使得他在论证毛泽东提出的思想主张曾与王明一样存在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思想之间究竟有何等差异的见解，也就更加符合实际情形且有确凿的依据了。他由此根据史实质疑道：毛泽东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与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之间，是否有那么大得差异？这种差别是否应该大打折扣？他在进行论证时，就引用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说明1950年代《毛泽东选集》编选本与原来发表本之间的修改问题。材料一：《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一文的注解[17]中，引日本今堀诚二《毛泽东研究序说》（1966，劲草书房）中的说明，毛泽东的1938年11月在六中全会上发表的《论新阶段》的报告，认为王明此前提出的构成“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口号是错误的，主张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此论1950年代见诸于《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而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的这个报告，本来题为《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阶段》，共八章，现在的《选集》只收了经过修改后的第七章。丸山昇先生认为，依据修改后的版本讨论如此重要的分歧，“这是研究这一时期最成问题的地方”，从当时形势的特征和《选集》未经补充和修改的情况看来，“我想像恐怕那时‘毛泽东路线’和‘王明路线’还没有明确的区别”，“毛、王两人那时的差别，比起今天看上去的应当打些折扣”。（《论集》第108-109页）毛泽东当时的思想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材料二：丸山昇先生引述了在日本1952年三一书房出版的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编译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28页中，收有的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致章乃器、陶行之、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一文中，是这样写道：
当然，我们的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力量来拥护这些运动与组织，以便与一切党派和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斗争，挽救中国人民的危亡。我们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所通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同样，在实际工作上，甚至当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的时候，也无条件地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会与这些组织中其他派别对立和竞争来争夺群众与领导权。相反的，我们愿意拥护任何派别的彻底反日领袖，使他们能毫无阻碍地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党员愿意在他们领导之下工作。
文末注释里还说明：这时日本方面翻译的《选集》还从其他地方搜罗了中国版《选集》未收的文章，但后来由于中国方面的要求，以后的版本便删去了中国版《选集》未有的文章，因此在后来的版本中找不到这篇文章。丸山昇先生在另一条注释里还特别申明了这样的观点：“我并不否定这种补充和修改”，为了《毛泽东选集》在解放后的中国，“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的职能，因此出于教育上的考虑的修改并不能简单地加以责难”，但是，也不能以《选集》修改后的文章为标准，来给当时人“作历史的定罪”。（见《论集》第118-119页注释[16]、[19]）
这些关于中国1930年代政治路线与文学论争的讨论，已经超越了对于讨论的属于历史范畴问题如何正确认识的本身，而涉及到了学术研究如何坚持历史原则和思考方式的问题。获得历史真实的认识毕竟需要依赖于历史本身的制约。我们不可能完全拥有如丸山昇先生那样的历史赋予的自由，但我们却可以追求像丸山昇先生所拥有的那样的精神境界。不屈从于威权的结论，不满足于浮面的思考，不止步于既有的资料，不别求于言外的余音，不鹜求于震悚的结论，而是于丰富平实真实有力的史料证据与坚实逻辑中，对于所探索的问题作出富有历史感与穿透力的思考和论述，这是我阅读丸山昇先生这部论著诸篇文章中所得到的一种近于“学术启示录”式的精神收获。
三 对于丸山昇先生创建和带领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学术意义的再认识
自1980年代初以来，我对于丸山昇先生自1967年起与他的几位学生发起组织的，以读书会形式存在的，已经坚持了有三十七、八年活动历史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在内心里一直抱有很深的感情、兴趣和敬意。过去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比较多地注意了他们自“文革”开始后顽强抵抗以江青炮制的《纪要》代表的中国文学界权威舆论方面的精神和作用，即敢于与那时强大的中国官定舆论“唱反调”，我曾经借用当时一篇小说的名字赞誉地称之为“开顶风船的角色”。在这次对于丸山昇先生论著的系统阅读中，我很关注和思考的是丸山昇先生和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在活动开展中的学术意图、原则意识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坚守的是哪些东西这个问题。
丸山昇先生在论述中，多次谈到了关注鲁迅及其他学术现象时如何注意看待历史的视点问题。譬如他说，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问题，“四人帮”粉碎之后的一些理论反思性论文里，即使对于一些问题仍然有分歧，但在肯定鲁迅态度正确性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丸山昇先生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更深一步的思考。他说：“今天中国的论者们在考虑摆脱过去的‘痼疾’时，想从鲁迅那里求得依据，这种心情我是能够充分理解的。但是现实的问题意识固然是视‘史’如生的重要因素，但也不能过于先行，如果只在这样的框架里看待历史，还是会忽视具有复杂面貌的历史的其中一部分。这是一个看待历史的视点问题。”（《鲁迅的“第三种人”观》，《论集》第285页）再譬如，他自己研究中的历史视点，往往是超越历史事件本身，去分析看待鲁迅超越性思考的特质。“不用说，是‘五四’时代，在历史上首次摆脱了上文所说的将一切都解释为中国古已有之、在中国文明的框架之内加以说明并以此自足的传统。但是从今天看来，确实存在‘五四’的能量主要由当事者的活力来保持的一面；时而苦闷，时而寂寞，有时愤怒地看着他们中的很多人随着成熟或老化开始回归上文所说的传统，但依旧继续战斗着，‘以免光荣和死尸被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的唯一一个人，是鲁迅。若不怕言过其实的话，大概鲁迅是近代史上极少数的一个深刻掌握了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框架之外看中国的视点的人。”（《围绕施蛰存与鲁迅的论争》，《论集》第316页）一个是讨论研究者如何尊重历史复杂性，一个是揭示鲁迅从中国文明之外的看待历史，共同的地方，是都能从多数的习惯的历史框架之外去看待历史的深层面和复杂性。这种学术研究的历史视点选择，说到底是一种打破常规处境和习惯思维而拥有的学术意识的超越性。
由于丸山昇先生这种看待历史视点思维方法的提倡，往往与他的历史反思中对于历史信念与精神坚守的情怀结合在一起，这样，关于研究者的看待历史视点的思考就为他和他们研究集体的学术思考带来了一种超越“时尚”理论风气的某种历史情怀和冷静客观的特色。如谈论看待历史的视点的时候，涉及关于1930年代“左联”的运动和理论的“关门主义”、“机械论”所进行批判的反思性思考，对于这些左翼文学家们精神与实践的意义的认识，就是如此。他肯定1980年代出现的这种反思性批判的必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在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其批评甚至已成为一种流行的今天，“这样做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把历史上的一切都视为必然而加以接受。我也无意于否定讨论过去各种时刻里其他有实现可能的选项这一工作的意义。只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些可能性是否不单理论上成立，而且还具备现实性？这些可能性即便有现实性，但实际中却作出了其他的选择，造成种种情况的条件又是什么？凡此种种，不认真加以考虑的话，那议论就将流于无意义的结果论。我想所谓历史学没有“如果”，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今天重新将1930年代作为问题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尽管他有那么多弱点和缺陷，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中至少相当一部分（关于这一点我的认识到现在依然不变）还是被这场运动所吸引，他们真的甘愿为此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从内心驱动着他们？真不过是幻想吗？如果说是幻想，那不是幻想的又能是什么呢？再则，如果人活着不光是为了面包，而是有所需要，那又是什么呢？1930年代便是为建构包含这一系列追问、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的一种尝试提供了天地。这是1930年代的全部意义所在。（《鲁迅的“第三种人”观》，《论集》第285页）
丸山昇先生在检讨鲁迅的“第三种人”观的时候，并非在论证一个标准来裁断当时论争的是非，而是在思考：“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生动的历史现实，究竟应当用怎样的视点来逼近？”能够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创造的1930年代文学的全部意义是什么？这些疑问的深刻蕴含，是丸山昇先生对于自己终生恪守的理想的始终不渝的情怀，是对于30年代文学先驱们执著追求并为之献出生命的事业的坚强信念，是对于不可选择的历史真实的那一份动人的真诚。我想，这种高度尊重生动复杂的历史的现实政治理想、历史坚守意识和科学学术视点的选择，不仅是丸山昇先生本人的一种基于“强韧历史观”的学术自觉，也可以说是他所带领的整个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群体所拥有的一种精神追求。这里面闪耀着富有深厚历史良知的日本学者们拥有的一种令人感动的充满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的历史情怀。
由这种如何跳开既定“框架”之外看待历史的超越性，进一步思考研究者主体的学术意识和方法意识，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历史研究中，在丸山昇先生关于鲁迅及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里，得到了自觉的认知和积极的实践。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赘繁臃，再举两个例子。一是，在《围绕1935、1936年的“王明路线”》一文中，丸山昇先生引述自己1966年谈到关于1930年代文艺时说过的一段话：“狂热与冷静、激烈的实践的能量和透彻认识的统一，恐怕再优秀的个人也难以做到。……与其认为鲁迅在这个时期一贯站在正确路线上与王明、周扬作斗争，恐怕不如说鲁迅也从王明路线中的年轻革命家、组织者身上有所取得。……正因为今天在中国‘对1930年代的迷信’被否定，这反过来向日本学者提出了不把1930年代包括的复杂丰富的问题单纯化为毛泽东—鲁迅路线和王明一周扬路线的斗争，而是就事实分析解释问题的课题。”（《论集》第114页）二是，在1972年发表的《关于“国防文学论战”》的结尾，丸山昇先生引述了刘绶松教授反右时批判冯雪峰的文章，认为文章中所写的事实（《答徐懋庸》一文出于冯雪峰之手云）完全没有根据。至少在文章中找不到得出新结论所必需的相应的检讨。然后他申明了他和他们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原则和问题意识：“这样的工作在没有原始材料的日本，十分困难，几乎近于不可能；但反过来也确实存在着只有在日本才能做的一面。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必要的当然不是从中国的结论加以演绎，赋予其意义，但也并非与之唱反调；而首先必须坚持重视事实本身，其次是有能够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论集》第156页）
前者说明，他们既不跟随中国舆论界把历史问题简单化，也不把复杂的学术问题政治化，而是将已经被政治化了的问题再次学术化，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宏大而又细微的“就事实分析解释问题”的学术课题，并踏踏实实地进行坚持持久的研究。后者说明，他们自觉地发挥只有在日本才能做的一面：一方面是严格地尊重“史实”，但光有这种坚持重事实本身的原则和方法还不够，还必须有一种“能够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一切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史识”。从这些论述里，都可以清楚看出丸山昇先生与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学术群体，面对中国破除“对1930年代的迷信”理论潮流进行研究时所具有的学术姿态和清醒意识。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们能够利用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特有的“自由度”，将重“史实”与“史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的深潜优势。丸山昇先生和他们这个学术研究群体，几十年来一直是按照这样的学术意识和方法意识去做的。
在1975年的特殊历史气氛里，丸山昇先生就说：“我以为今天对我们来说必要的不是性急的确定什么为‘正统’，然后从那个角度出发去批判‘异端’，也不是相反地去进行‘异端’的再评价，而是再次调查、重新构成当时的问题状况本身。当时的状况之下，各位文学家以何为目标，为何行动，如何行动，写什么，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想法和理论在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入各人个性深度的层次，去发掘、探讨它们在当时剧烈变动的场域中处于何种位置。”（《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论集》第202页）
到了1980年代后期，丸山昇先生在说明后“竹内鲁迅”的日本自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末的研究倾向时，再次谈到他们的学术研究趋向和方法：从围绕鲁迅的诸事件，到鲁迅周边的文学家，进而到与鲁迅对立的作家们，正不断解明着这些被战后中国的正式文学史评价所忽略的事实。这里牵涉到对“五四运动”后的整个文学史的重新检视和整理。面对后来中国学术界出现的“文学史重估”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成果这样的未知形势，经过自己的思考，他们更为明确了一直坚守的方向和自己的选择：“固守着一向过于强大的‘正统和异端’的想法，终于对‘异端’的盲目再评价，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陷于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议论并无意义。新的研究能不能包括将鲁迅在内的研究对象重新真正地置于历史中，从历史中解明为何有些可能性即便考虑到了却仍无法实现？考察各人的个性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以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也必须要有更为明确的方法意识，而这种方法意识的产生，则需要以具体问题为媒介的讨论。”（《论集》第349页）
我以为，正是他们这样的在自己研究中奉行的一切将研究对象真正地置于历史中，一切从史料出发的“基于实证的历史再发掘”，他们在研究中所坚持的这种从事实推导出法则的“尖锐眼光”、“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学术意识自觉，可以说从学术追求的这个侧面，构成了丸山昇先生本人和他的精神光照下的日本中国1930年代文学研究会这个学术群体，连续几代人能在学术研究上具有一种凝聚力和吸引力，获得丰实的成绩，并能够持久存在与不断发展的魅力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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