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诒徵《史学概论讲义》初探
黄秀涛
（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院，湖南 永州 425199）
摘 要： 《史学概论讲义》是由柳诒徵于1926年编写，并作为商务印函授学社国文科的讲义。此讲义除可见于原始教材外，亦被收录至《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中，名为“史学概论”。文章对讲义内容进行梳理，总结柳氏在此讲义中所体现出的史学观点及其对于史学研习者所表现出的亲和力。
关键词： 柳诒徵；《史学概论讲义》；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
一 《史学概论讲义》的版本
《史学概论讲义》除可见于函授学社国文科所刊发之教材外，亦被收录至柳诒徵之女柳定生以及其孙柳曾符合撰之《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之中，篇尾注“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文科讲义”[1]。因此，此书应该是柳诒徵于1926年为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文科所编写之教材。当时柳诒徵四十七岁，“先生应北京女子大学之聘，前任历史教授，兼教北京高等师范历史课程，南北学者视为现代著名的史学家。”[2]，此时正是柳诒徵渐闻名于学术界，治史思想成熟之时，而《史学概论讲义》又是函授学社钦定的函授教材，因此无论是研究柳诒徵经史思想发展的脉络趋势，还是学习其中独到的析说见解，这份讲义都具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
由主成分的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表3)，LA、LT、SLA、LNC和LPC与第1主成分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较大，而LWC与第2主成分的相关系数较大，且所有叶性状均与两个主成分显著相关(P < 0.05)。进一步对不同发育阶段长柄双花木叶功能性状进行PCA排序分析(图2)，结果发现幼苗阶段的LWC在性状症候群中占主要地位，幼树阶段的LPC、LT和LA在性状症候群中占主要地位，而在成树阶段，LT和LA在性状症候群中占主要地位。长柄双花木的性状症候群随着植物发育在主成分轴上沿轴1向负方向移动，即朝着LT和LA增大而LWC、SLA、LNC和LPC减小的方向移动。
节期是指每个旅游节庆的持续时间[6]。根据浙江省观光采摘节庆的出现过的常见的节期，将其分为一周左右、半个月左右、一个月左右、三个月左右、半年以上五类，统计结果见图2。
从1927开始，柳诒徵就开始着手于图书馆事业，抗战期间更是致力于抢救藏书。直到1942年，柳氏方于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并撰成《国史要义》。在这期间，柳诒徵的史学著述产量大大增加，但大多数集中在《史学杂志（南京）》这一刊物，而在《国风》上的文章相对《史学杂志（南京）》就要显得庞杂一些，多是经世之文。1937年后则因战火而疲于奔波。在1926年前后这十余年间的史学理论，无疑对于《国史要义》的撰成，有着鲜明的指向性。
此教材装订简单，封面上仅注明：《史学概论讲义》，丹徒柳诒徵著，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国文科。书本装订方式为平装单行本，开本为32开，不计封页，仅29页。出版时间不详，书面未提及，线索也实在是少。《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提供的版本信息也极为有限。在《函授学社国文科简章》的目录中作为“四部之学”的有王国维所著《经学概论讲义》、谢无量所著《集部概论讲义》、孙德谦所著《诸子概论讲义》。
“世界各国，莫不有史。而史籍之多且备，莫如吾国。”[5]在国人因卑弱而“全盘西化”的潮流下，柳诒徵能保持着高昂的民族自信感审视所谓优越的西方文明，对中国历史的承认肯定，更像是对“疑古派”的回击。自古以来，治史成为历朝历代最为重要的事情，小到州县，大到国家，从人事到天事，都查有可据。史家早已形成一个成熟运作的系统，能做到如此专业、详密的，惟有中国。柳氏还是在突出中国历史的悠久和优越，中国在西方面前并非一无是处，我们不必也无需照搬西方的一切，字里行间都隐约的透露着柳诒徵的心声，企图唤醒当时扭曲变形的社会思潮。
“历代所谓正史，乃合编年、纪事、分类诸史，而为一书。后世又从正史中，分析为编年、纪事、分类诸书，其中多有重出叠见者。故同一史料，而某书与某书所采有详略，其编次又各有其义法，则编纂之人之学识于是乎见，非苟焉萃聚事实之为贵也。”[5]正史中集合了编年、纪事、分类三种体例，之后学者为了专门研读某一些部分，便又将其拆分开来，复加整理或整合，另成专书。在对于原书的编辑中，必然有大量相同的著述，但编辑者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所损益，也就造成了两书皆记载同一事却详略不一的现象，悉编者考求倾向及学力存在的差异。反过来根据他的工作成果，也可以反推其治学水平的高低。作者又对于编年体、纪事体、分类体的起源及代表作做了简单列举，对于其优劣，作者以为“若一一寻其原本，则事实之展转传抄，与作者之用心所在，均可表见。否则，徒病其重叠，或仅知其便于学者寻检而已。”[5]其言一针见血，十分精要。
春节的祭祀，既有对天地神灵、列祖列宗的感恩，又有祈福的成分，也有敬老尊贤、敦亲睦族、和睦邻里、仁及万物的孝悌友爱传递。 祭祀之后，全家按辈分、年龄依次拜年。 晚辈向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彼此问候，互相祝福。 随后开始到亲友家拜年。 旧时拜年一般多由家长带领，先拜长辈近族、邻友，再去远处各家。 家家备各种食物招待，如茶、果、烟、瓜子、花生、糖果、年糕等。 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正月·拜年》描述，“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许多一年都见不到的亲友也得以相聚、互相拜贺，到处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幽静的巷坊“动成哄市”[15]5-6。
二 《史学概论讲义》的内容
《史学概论讲义》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史学之范围；第二章，古史；第三章，正史；第四章，近代史；第五章，编年纪事分类之史；第六章，地理；第七章，史学书。
第一章《史学之范围》
“读史最重者，在能得其事之曲折。”[5]、“教科书者，每事必须参阅正史。”[5]史书虽然繁重，但其“重”不在数目，而在于其事理繁杂，不易梳理。如果仅仅依靠教科书浅尝辄止，好像有所得，实际遗漏颇多，还不如不读，坏了新鲜感不说，其中的起承转合，也是无法品味到的。而历代史书修撰时，就已经对参照材料有所删改，如若仍觉得有些部分太过疏漏，则可以参考后世学者对于史书的补注。
关于函授学社国文科及其开设时间，据丁伟所述：“国文科之重要，尽人皆知。本社应社会之需求，增设国文科，专为不能入校修业或在校修业而欲增进其程度者，开最捷之途径。内容分文体及语体二系。文体系于民国十四年开办，分初中高三级。语体系则尚在筹备中。文体系之教材，分课本及讲义两大类。课本按级编制，实质与形式并重。讲义辅助课本，述各种学术之概要。务使学员具有国文学上必要之智识，并能撰作应用之文字。国文科现有学员三千零九十一人，在初中二级毕业者计三十五人（均截止至民国十六年十一月底止）。”[3]
和“古史”一样，“正史”之名，也是得自《隋志》。柳诒徵将正史的性质分为三种，即“（一）史官所著，（二）政府命文学家所著，（三）私人所著而政府认为正史”[5]。又分为“一人独著与众手合修二种”。[5]
第二章《古史》
本章专讲古史。“人事蝉联蜕化，无截然中断之时。”[5]任何一个时代都带着历史的“影子”，柳诒徵认为划分时代并不是治史的重点，他便沿袭《隋志》中“古史”的说法及指示区间。柳诒徵认为应从“周秦人所著书”、“汉以来之人所著书”、“近世人及外国人所著书”这三种从不同方面来反映古史的书目入手，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角度观察，这样可以更好更清楚的理解古史。
“经子相通，各有本末。”[5]虽然“经”、“子”两部的等级完全不对等，但自有其相通之处，且各自的研读次序也有先后之分。如“读《老子》、《庄子》，宜先读《易》。”[5]《易》书渊源悠长，至周朝才发展为《周易》，百家难免都受其影响，而《易》既是儒家五经之首，也是道家的经典之一，因此《老子》、《庄子》中都继承了《易》中的部分义理，由源到流的关系。又说“论子家流别，莫详于《汉书·艺文志》。近人书可参考者，有张尔田之《史微》。”[5]柳氏给读者指出最优之书，也是最捷之径，便易初学者进阶。
对于“周秦之书”，作者述之尤多。又着重在“经”、“子”两个方面。“故治史学，莫先于读经。”[5]作者援引章学诚“六经皆史”、王阳明《传习录》之语，认为经史同源，读经是读史的先提。又说到读经的方法，就“真伪经”而言，柳诒徵告诫读者：“吾谓初学宜先全读诸经一过，明于其全部之内容，然后再观后人考订真伪之说；不可先挟一真伪之见，以致束书不观也。”[5]很简单的道理，却又道出了学术界的实际，人云亦云，不如自己先尝尝味道，有所体悟，再读前贤之说，查缺补漏，自然受益无穷。而即便是伪书，作者以为“伪可以求真”，不可尽废，与谈伪色变的学者相比看来，孰优孰劣，一目而已。
“吾国之群经诸史，皆以道德观念为主。”[5]作者由杜预《春秋经传》推究至董仲舒及司马迁，又言归《易》、《书》、《诗》、《礼》。柳氏认为我国的经史典籍中大多都含有人伦纲纪的理念，这是因为“治历史者，各有其主观”，[5]治史者的主观思想在其著作中的体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改变的，也是历史的一大特色。“一国之文化，有随时变迁者，亦有相承不变者，不可胶执一说也。”[5]这是柳氏由读经到读史的感受，即“经”始终贯彻于“史”之中，不受历史变迁的影响。经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礼”又是儒学的内核，因此如向燕南《揭开“现代”的遮蔽，走向对传统理解的澄明——<国史要义>导读》中所言：“柳诒徵既以儒学为史学，那么作为儒学核心的礼也就自然地成了他所谓‘史’的核心。”[6]史学接替经学而独立，但仍免不了经学的影响。“古代思想有与近世相近者。”[5]朝代更替，斗转星移，“人事蝉联蜕化”，[5]因此国情状况的不同，所采用的方略也相异，但当今社会的情况或许就是某一历史时刻的倒影，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古书中得到启发，借鉴古人的做法解决或者预测事态的发展走向，即所说“鉴古知今”罢。
在选定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耦合指标中，根据灰色系统分析理论和耦合度计算方法，得出一个8×8的指标集矩阵，然后利用Matlab软件计算出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耦合作用关联矩阵(表4)。
无论是“汉以来之书”还是“近人及外国人之书”，都要明其短长优缺，不可一概而论。读“汉以来之书”要对其征引出处进行考证，有些其中杂入伪经的书籍，要有所取舍。读“近人及外国人之书”，这是因为近人之书有对于古事最前沿的研究，代表着学术动态的最新发展。而外国人之书，则记载了他国历史，可以此比较中国与他国古代异同之处。所以“讲古史不限于专读古书”。[5]
叶晓晓承认夏天的聪明和敏感，但她怎么才能让夏天明白她的苦恼，且不说夏天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只是这件事从何说起啊。叶晓晓不想告诉夏天，他活在那个简单的世界里，他哪里能明白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的诱惑呢。
第三章《正史》
“吾国史籍，有当时之书籍目录，是亦史书之一特色，足征史家之注重文化也。”[5]我国史家不仅专精修史，且对于图书收录方面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这为后世核查史料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文化血脉发展所展现出前瞻性，修书修史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需要，更要拿得出手，流传给后人看，就这样看似平凡却又非凡的传统，让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另外柳诒徵还为读者指点我国古代史籍分类的发展历程及其类目，对于其中有所变动的史书，又特意挑出来说明其异同点。对于当时的近世史学也有所提及，例如“近世学者，编历史教科书，有通史，有断代史，多采用纪事本末体。而以史事之性质分著专史。”[5]并举出实例，使读者能够关注到当前的学术动态，不至于完全沉浸在陈旧的史学观念中去，能够对于新旧史学有所区别，又所谓与时俱进。另一方面，柳诒徵又敏锐的指出，“以史事之性质分著专史”不过是“正史诸志汇传之遗”，所谓新史学也没有能够与传统史学相割舍。画龙点睛之语在于“学者欲讲史学，宜先究心古今书籍类别，而后可言读史之法。”[5]既然新史学已经出现，那么随之出现的新问题及规则与传统史学相比又有所不同，需要以辨证的眼光区别对待，并将这作为治史的前提条件。
种种延伸价值的不断拓展，让智慧物流的生态圈逐步在智能快递柜这一“基石”上建立起来，而不断完善的生态系统也将进一步反哺智能快递柜的革新，反向推动物流行业智慧化发展。此前，中邮速递易在全国上线智能快递柜寄件功能，将物流末端变革推向寄件端，就是重要体现。而智慧物流生态圈的搭建不仅推动物流行业进入智能化，更是让物流行业在智能化时代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对于太史公的《史记》，作者专门挑出来论述。“《史记》之体，本多因袭”，[5]《史记》的体例并非司马迁独创，而是在前世之书中借鉴过来的。至于后世之史，多为断代史，体例篇目也不尽相同，可参阅洪饴孙《史目表》。可以看出柳诒徵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连续性，每一个新事物的出现，都有着先行者作为铺垫。《史记》体例的突破，不过是前世书之体例的集大成者。
本章主要表达了柳诒徵的史学范围观及治史的必须视野和立足点。柳诒徵认为：“历史范围，无所不包。未有文字之先，地层化石，动植物之寸骨片叶，皆历史也。”[5]突破了传统史学治史在文字资料上的局限性，将西方史学中的考古论证当做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同时又说历史有“狭义之历史”和“广义之历史”的区别，狭义的历史就是有文字记载依据的历史。广义的历史，则是远远超越了记载史，过往皆历史。即柳诒徵眼中的史学，包含了社会组成的所有要素，不单单以政治上的史为史，更是将史学作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问看待。
“国体既更，世风丕变”[5]，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有人便认为明代以前的史不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即旧体制与新体制之间应该一刀两断。对于这些“斥诸史为帝王家谱”[5]的人，柳诒徵则认为其“未窥其通”，“苟观其通，无往不可为龟鉴”。[5]历史的价值在于“龟鉴”，而不是沿袭复古，况且诸史之中还有诸多专门描写民俗风俗的传志，史书包罗万象，并不限于任何一方。
通读正史，也有轻重缓急。“或分时代读之”、“或专读一史”、“或就诸史中分类以求”、“或随时分类札记，不妨注意数项之事”。[5]作者举例多种读史的方法，同时讲古人治史之法，供读者借鉴。如“若专攻史学，则须用东坡读史之法，每读一次，以一意求之。”[5]对于“近人讲统计之法，亦善，然其性质，不能一一均等”，[5]柳诒徵对于新潮的读史方法，并不片面看待，而是具体分析其可行性，足以看出其治学的严谨程度。
第四章《近代史》
“自清兴至民国之事迹，是为近代史”，[5]本章先分析了新体例的私家史与官史之间的相对优劣点，当然作者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读者亲自去玩味原书，“治近世史亦宜多读原书，不可囿于采辑之课本讲义也。”[5]
对于史书的可靠性，柳诒徵解释了史书的编撰流程。“清代有实录馆，有国史馆。实录馆之实录，卷帙浩繁，其多者每帝至月有二卷”、[5]“且此种列传，不过今日修清史之底本。异时清史列传定本告成，亦未必与从前史馆所撰之传同也”，[5]实录馆可以理解为史馆的原料产地，史馆才是储藏历史资料和编辑史书的地方。《清史》由民国人修完，因此编写立场不一样，其内容损益处自然也未必相同。作者又举例研读清朝典志、新政、外交、名人、学术、军事时适合参考的书籍。同举民国时期的优质书籍，推荐给读者，以其“可以观学风，可以知世变，亦宜浏览”[5]。
“学者考究清代史事，宜先屏去一切褒讥之说，平心考究人所共见共闻之事。”[5]作者意在告诉读者，不要轻信流言或者已成定局之言，要细细考究，从多方面探求，以寻找历史真相。作者从皇帝谕旨和庙堂大臣的事例，侧面讲解清朝的内政及国事，体现出其扎实的史学根底及严谨灵活的史学论证逻辑。历史绝非简单的史料堆砌，实则曲折隐晦，如果不依靠一些独特的手段和眼光，断然不可有所得。“有最近之事，其人尚存，而全部事实之真相不易明了者”[5]，史实受到人为遮掩或者干扰，给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迷惑，不论年代是否久远，总有一些历史是受到遮盖的，甚至只能依靠推测来继续探究。“欲求多方面之真相，皆能曲折宣写而无遗，乃不可能之事也。”[5]作者也是想要读者明白没有绝对透明的历史这一说。
第五章《编年纪事分类之史》
区志坚论及《史学概论》关于“广义之史学”的论述时，脚注云：“柳诒徵：《史学概论》（原刊为1928年商务印书馆函授社国文科讲义），载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98页。”[4]原书在第117页结尾写的清清楚楚是1926年，此处应为作者笔误。
“此类之书，虽多采自正史，然亦杂采各书。”[5]正史与“杂采之书”一方面为此类书提供素材，另一方面可以反向论证书中的言辞，以考镜源流。“杂采之书”兼及正史，构建起关联，想必其亦有所关系，既可以对于正史加以丰盈，又为杂采之言提供索引并据此复核，此其价值所在。对于此类抄录杂采之书举例一番后，作者对于编年体和纪事体的优长短缺作了解析。“盖编年之书，有一事而分见数年数十年者，同时又杂以他事，固易使读者顾此失彼。纪事之书，各分首尾，似愈于编年，然一事之连带关系，必牵及于多方。”[5]编年体优点在于可以表现同时期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但如果有的事件时间跨度比较大时，这种“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首尾相离，杂事相间，读来既不觉印象深刻，又忘乎前情诸要，只得重翻旧页。而纪事本末体，自首其尾专论某一事，其间有与此有关联的另外事，皆不提，此法亦未能尽美。“史事之纵断、横断二法，互有短长，不可偏废”、[5]“正史之兼纵横二法，所为可贵也”，[5]盖两法的侧重点不同，并非其有好坏之分，都是对研习有帮助的方法，就看研习人的应用能力了。正史兼此二法，尽取其优长，补其短缺，价值极高。
“分类之书，在目录家谓之政书。如《通典》、《通志》、《通考》、《会要》、《会典》之类，又分通制、古制、今制诸门。兹合为一类，总名分类史，以便于归纳此类之书，以成于某朝正史之先，或多采正史之外之书者为贵。”[5]政书分为通代性质的《通典》、《通考》、《通志》之类，和断代性质的《会要》、《会典》之类。政书记录了历朝历代和当朝当代的典章制度及行政职能和法律法则的沿革发展。“若采自正史者，第取其前后贯串，可以知典制之源流沿革，他无足取”，[5]若其成书根于当朝正史，除了专门了解典制变革之外，可取处就没多少了。“如《通志》之列传，几于无人读之，以其与正史重复，不足以见采撰之义法也。”[5]所以说与正史重叠的政书，价值甚微。对于各类政书中值得注意和取舍的地方，作者又略加阐述。如“龙文彬之《明会要》，仅抄《明史》及《会典》等书，所采《会典》亦未备。与其读《明会要》，不如读《明会典》也。”[5]龙文彬仿《西汉会要》的体例成《明会要》，其对于典章制度的记载相较于《明会典》用力稍浅，除此之外也可作为明朝制度的资料书，并非毫无可取处。
“编年书之详者，为《通鉴》，为《纲目》；略者则有所谓年表、年谱之属。”[5]作者主要对年表、年谱进行了阐发。柳氏选择了年表中较为优秀的版本介绍给读者，又感叹“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疏舛不备。近有唐邦治补订之本，较齐书为善。”[5]对于想要了解中外历史的读者，作者推荐日本的“岩田泰岩之《世界大年契》，龟井衷一之《最新世界年表》”，[5]22虽然主要侧重于日本的历史年代，但是兼载有中西之大事件，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旁行斜上，略着大事，则为年表”、[5]“胪举事实，详载文牍，则为年谱”，[5]年表略载，年谱详载，此其差别之在。“大抵读史传不如读年谱。欲考一人之学术思想功业文章，按年谱观之，最能得其得力之处。”，[5]年谱以时间为轴，对同一年代之事情发展，皆有着笔，从中得到的信息更为直观，既而对于人事及学术的发展有着细腻的拿捏，这是对单个人物而言。多人的年表则可以查阅诸人物在时间上的分布及次序，不至于乱了辈分，缺点则是人物生平得不到详细的记录。
若是对某一类目作专门研究，分类史除了有比较综合性的大部头著作，还有细分某一类目而成一书的著作。作者举“研究宗教”、“研究教育”所宜参考的书籍，以示读者各行各业有专门之学。“汇而求之，则吾人自辑之分类史料也。”[5]随着史料研究的深入，仍不断有新的专科出现，如“金石目录之学，昔为史部附庸，今且蔚为大国。欲知其概要，宜读《金石学录》、《藏书纪事诗》、《语石》、《书林清话》等书。至新出之龟甲、兽骨、竹简、碑版、明器、逸书、古籍、残画、番书之类，则宜读罗振玉、王国维诸家之书，其目录坊间多有，不必为之缕述也。”[5]柳诒徵所举之例，皆为典型，平易好懂，实在是亲近学生。
2．3．2 性别因素在年级间的效应 分别对男女生的社会期望值进行两两年级差异的t检验，结果发现男生：二、三年级之间，四、五年级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3．75、2．69，P 值均＜0．01）。一、二年级间，三、四年级间，五、六年级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43、－0．84、－0．50，P 值均＞0．05）。
第六章《地理》
“欲求国族文化升降迁徒之原则，地文地质诸科，皆治史者所当从事。吾国人仅仅考求区域之分合，地名之沿革，略记风俗物产山川名胜，不足以尽历史地理之学也。然即此历史地理之一部分，其书亦汗牛充栋，不可不究其流别。”[5]本章主要介绍古代的地理图书。地图对于历史研究的匡助不言而喻，作者在此基础上希图帮助读者寻找地理图书中的最优者，以了解读史过程中出现的地名、水名、各地疆界及各地风俗。
“欲考古代至隋唐之变迁，则当以《汉》、《隋》二书之《地理志》及《水经注》为关键。”[5]而在其二者之间，作者又力推杨守敬的《水经》之学，认为其对于隋唐之前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的考证及记载皆详实可据，“读历代正史地志，必取杨氏地图对照。”[5]足以看出《水经注》对于读史的帮助极为巨大，不足处则在于“于边界及域外之地理非其所长。”[5]
“诸史均有外国传，读者往往不知其地域所在。”[5]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历史疆域地名的诸多沿革变化，为后世读史者带来诸多不便。柳诒徵首先推荐《浙江图书馆丛书初二集》，再者则举“自宋以来，纪载外国之事之书，如《诸蕃志》、《岛夷志略》、《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海国闻见录》、《海录》、《职方外纪》、《异域录》之类，丛书中多有之，亦有单行本。”[5]“东西学者，且多据之以考十三四世纪以来之东方商业及交通之状况，学者不可不知也。”[5]此类书对于研究海外诸国的风土及物产等问题皆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也可由此反观中国与他国之外交关系。
工科新教师培训固守陈旧方式不放。入职培训、岗前培训、职中培训等方式单一陈旧［1］。对教育心理学知识培训主要为满堂灌的讲、听、记模式；对教学技能训练主要为传统的师傅带徒弟（不是认知学徒制）；对教学能力提升主要为新教师个体自发而为。
“治《辽》、《金》、《元》史，先宜详东北部落地望。治《元史》则涉及亚洲西北及欧洲东北地域者尤多。”[5]对于西北方向的地域，作者举清代学者诸书，皆十分周详，而研究东北方向的地域则缺乏良书，疏舛不备。因此作者又推荐日本学者的著作，“详考吾国史籍及韩国人之书，皆可见其钩稽推勘之密。不独治辽金元史者所必备，即欲考汉晋隋唐东北部落之真相者，皆宜读之。”[5]不得不说，作者对于日本学界有着极高的关注度，凡国内不足取之言，皆以日人书补之，内外参照，自然有新知新得。对于东南亚及南海群岛的地理图书，作者也有所推介，此不赘述。
消融参数预设:温度上限55 ℃，RVOT内消融的功率上限50 W，主动脉窦(aortic sinus cusps, ASC)内消融的功率上限35 W。尝试在ASC内消融前，需进行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以免损伤动脉。如放电后的前30 s内观察到室早消失或终止，则提示消融有效，继续巩固消融至60～180 s；如无效，则停止消融，进一步标测。消融后观察30 min内未出现自发的室早，异丙肾上腺素静滴、心室程序刺激均未诱发临床室早，则定义为急性消融成功。将术中成功消融的靶点定义为室早的起源部位。
地方志珍贵处在于“旧志旧图时有最珍之史料”[5]、“可据以订正史志者”，[5]但是“各地图书馆中，搜集尚多，然亦未有一馆罗致无遗者。”[5]方志数目太巨，且多有遗失，可以说根本无法集齐。然单就某一代、某一时的方志，还是可能集齐，并对其进行专题研究。关于各地民风习俗的著作，作者也有举例。如“考唐代都城之盛，宜阅《两京城坊考》。述清代北京之事，宜读《京师坊巷志》。”[5]读书也要有技巧，保持极高的针对性，才能达到极大的信息反馈。
第七章《史学书》
“讲史学之书，有新旧之别。”[5]柳诒徵分旧史学书为四类：一曰目录、二曰校订、三曰义法、四曰评论。大致上对于四类史学书的起源及其代表书目皆有提及。对于校订之书，又细分为“校勘文字之法”、“考订事实之法”、“泛论各书，亦涉史法”三类。对于史籍的校订，作者举多种史书的考订方式并举诸例以示读者，对于前人考订之不足也予以指正。如“《宋史宗室世系表》多与列传不符，钱竹汀诸人，亦未研究及之。此事第当潜心详读本书，随手签记，可以补订者正无尽也。”[5]史籍校订补正的工作，还远未结束，可供后人发力之处还有很多。义法类，作者阐发不多，多是列举书目并作简评。评论类，亦是如此。
“新史学之书，不及旧者之多。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解剖国故者，首推梁氏《历史研究法》。而曹位康之《历史研究法》（北京大学讲义。）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5]柳诒徵曾对梁启超之《新史学》极为不满，因其“痛批旧史‘四弊’、‘二病’等种种深疴顽疾。”[6]而此《历史研究法》一书非以新史学替换传统史学，反而重新根于传统史学，继承了传统史学治史的方法，又能结合西方现代史学的理论，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可谓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对于西方的现代史学理论，柳氏认为翻译者未能将其与中国的史学理论相融通。“各学校所出杂志，如《史地学报》之类，多能沟通中西之学说。学者所宜浏览也。”[5]尤其民国时的学校杂志，在“沟通中西之学”方面，甚至要比舶来之书更为有益，更能适应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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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史学概论讲义》的价值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又号缽（盋）山髯，晚号劬堂，江苏省丹徒县（今属镇江市）人氏。柳氏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书法家，在图书馆学、目录学方面也有着颇为深刻的造诣，其学能横贯古今，而又沟通中西，是名副其实的儒学宗师、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以降，民国文史学的研究和推进方向大体上分为了南北两大主义派别。北方以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主义派别为中心，南方则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为首，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1921年冬，柳诒徵前往东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其间，他协助英文系教授吴宓、英文系主任梅光迪和生物系主任胡先骕等人编辑《学衡》杂志并担任秘书一职。1922年1月，《学衡》创刊，柳诒徵撰发刊词《弁言》，由是柳诒徵正式成为“学衡派”的一员。
与面向大众的史学知识普及型教科书相比而言，此讲义是专门教授研读史学方法的万言书。对于相对基础的史学常识，讲义只是以举例的方式提及。显而易见，文中充斥着大量的书名、杂志名，对于初学者而言是不合宜的，这也是为什么《史学概论讲义》能够位列商务印函授学社国文科的高级部分。能够继续研习高级部分的学生，通常也有着过于常人的知识储备。所以，不能将此“讲义”单纯看为史学知识普及型的大众读物。
由于作者处在特殊时代，因此文章中始终保持着辨证的观点来解释作者的史学理论及眼光，避免二元对立，从而能够给读者理解中、西学说及史家各派的理论观点提供一个较为客观合理的解释。与此同时，发展的史学观念也有所体现，作者并不拘束于旧的史学方法和观点，对于一些史学问题最新研究的发展动态及作者的观点，都予以说明，使读者能够明了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以便于读者日后进行针对性的深入学习。柳诒徵还主张“知人论事”或者说“知世论事”，即研究一个人或事，都要考虑其所存在的背景状况，这是一个为世人所熟知的治学方法，但同时又难以考虑周全，而只有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成果才具有合理性、真实性。柳诒徵的史学理论还隐约透露出西方的进化史观，重视考古、重视出土文献，并以此来证古。对于读史的方法，“可省力”与“不可省力”以及“先发力”和“后发力”之处，作者都有所见解、建议，皆宜参考。柳诒徵的史学是经世致用的史学，即重视对于历史经验的汲取，重视现实的实践运用，一方面汲取古人的经验教训，一方面又吸收外来先进思想，同时注入新时代的血液中。
《史学概论讲义》不单单是阐发史学理论的一本教材，更是在那个“疑古风气”盛行的年代，敢于直面迎抗西化主义的传统文化捍卫者。作者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长远的见识来应对和运用所谓的新史学，这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但是由于年代差异，诸多称谓和论断也与今日有所差别，即使是这本薄薄的《史学概论讲义》读起来，也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国内外史学常识。研读这个讲义虽然可以得到一些捷径及前人治史之理论成果，但断不可浅尝辄止，毕竟柳诒徵先生告诫过我们，不可先挟一见，以致束书不观。此讲义所提供之治史法，也不过是一家之言，还是应该博览群书，才能有所感悟，继续形成、深化自己的史学研究观点。
参考文献：
[1]柳曾符,柳定生.柳诒徵史学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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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丁伟.有关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的史料钩沉[J].职业教育研究,2010,(10).
[4]区志坚.道德教化在现代史学的角色——以柳诒徵及张其昀、陈训慈治史方法的传承关系为例[J].史学史研究,2010,(2).
[5]柳诒徵.史学概论讲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约1926.
[6]柳诒徵.国史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中图分类号： F091.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2019）03-0015-05
收稿日期： 2019－01－15
作者简介： 黄秀涛（1999－），男，山东临沂人，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学生。
（责任编校：张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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