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伟[1]2004年在《退耕还林理论基础与技术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在对现有陡坡耕地利用和经营状况调查的基础上，集成、组装生态改造与水土流失治理已有研究成果，以生态经济学、恢复生态学原理等为依据，建立了退耕还林(草)试验示范区，进行长期系统的定位研究，其研究结论如下： 1．通过对中外退耕还林的比较研究，各有关国家退耕还林的共同点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生态效益。我国开展的退耕还林，其宗旨是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环境改善，同时还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主要目的是防治水土流失、遏制荒漠化、石漠化的扩张，减低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而国外退耕还林的目的主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防治水土流失，实施景观重建，以及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及全球气候变化等热点问题相联系，但都未形成如我国大面积的退耕还林规模，涉及的农户数量和退耕复杂性远不及我国。我国退耕还林(草)工程与美国、欧洲共同体和俄罗斯的情况相比而言，它还具有土地管理政策目标的及时调整，生态恶化的应急处理措施，以及适应劳动力市场转移等特点。 2．引起土壤侵蚀的重要原因是坡度。我国黄土高原土壤侵蚀的坡度临界值为15～20°，其余地区为25～30°。25°以上的陡坡耕地退耕以后，不会造成粮食安全问题；如果将坡度值下移，可能在部分地区的粮食安全存在一定的矛盾。陡坡耕地由于不合理利用和自身具备的特点，属于典型脆弱的农业生态系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系统的结构简单、系统的生产力降低、系统中土壤退化及养分下降、以及系统的功能退化等方面。这为以后的退耕还林理论分析与技术集成的展开，提供了明确界限和严格的内涵。 3．提出了退耕还林的概念、涵义及主要特征。退耕还林是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改善区域内环境条件，防治或减轻自然灾害，形成有利于人类与动植物生存的生态环境，根据不同地域的自然、社会与经济条件以及森林植被的多种有益效能，集成、组装已有的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在退化的陡坡耕地上规划、营造森林植被，以生态效益为基础，经济效益为核心，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并实施系统管理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退耕还林是一类以提供多样化的生态服务功能，满足人类社会对保护环境的需求、减免自然灾害恢复与重建植被的总称。具有自然、经济、社会和综合特征。 4．首次提出了退耕还林是学科的集成，是各学科在人对自然关系上的交叉，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集成、吸收与融合了生态学、林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基础学科的现有理论，系统阐述退耕还林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生态经济学基础为主线，以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及管理、生态位、生态演替、边缘效应、恢复生态学等原理为基础，以良种壮苗技术、适地适树技术、混交林理论、农用林业基础与多用途树种选择为技术支撑，以微观经济学基础、产业经济学基础为调控手段，以社会学原理以及社会心理学原理指导人类从事退耕还林的社会行为，形成退耕还林的理论体系。 5．从我国已经开展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认识出发，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的技术集成，提出了退耕还林工程技术集成原理，首次提出了陡坡耕地退化生态系统—经济价值恢复的集成技术，以及极度退化的坡耕地生态系统—生态价值恢复的集成技术。通过成功构建若干模式，提炼出开发增值型治理和生态恢复型治理两类技术组合模式，并派生出若干技术子模式和产业子模式，为退耕还林工程奠定了技术支撑。 6.通过对退耕还林典型林草模式物种多样性变化、林地土壤物理性质变化、乔木与草本植物的根系特征、根系与土壤的养分动态、模式邻体干扰、林草复合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及价值测评、模式的经济效益等生态学过程进行研究，提出退耕还林后评估技术和方法，林草模式经营技术和可持续经营对策措施，为生态环境建设、森林植被恢复奠定了良好研究基础，丰富了森林培育学和恢复生态学相关内容。
杨艳芳[2]2008年在《西部退耕还林投资效益评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退耕还林工程是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提出的一项集社会、经济、生态于一体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被广大中国民众称为“德政工程”。其基本政策措施是: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本文以经济学、生态学、土地科学等理论为基础,在对退耕还林现行投资模式与结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系统全面分析不同利益主体退耕还林的成本和效益。在此基础上,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退耕还林投资效益进行综合评估研究,并借鉴综合效益评价数学模型,通过对退耕还林地区的实证分析研究,得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提高退耕还林投资效益的政策建议。全文由六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导论主要阐述了该论文研究的背景,选题的主要目的及意义,研究的基本思路及主要内容,研究的特色及创新点并系统地介绍了国内外退耕还林研究的最新动态,包括国内外退耕还林工程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并对与本选题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进行综合评述,比较中外退耕还林理论研究的特点。第二部分首先介绍了与退耕还林投资效益有关的经济学、生态学、土地科学等相关支撑理论,接着介绍了退耕还林的概况以及退耕还林投资效益相关概念的界定,为退耕还林投资效益评估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第叁部分运用年鉴数据,分析政府财政对退耕还林工程投入的目标与模式以及规模与结构,并分析了现行退耕还林投资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运用成本效益法全面分析退耕还林的成本效益组成,探讨不同利益主体退耕还林的效益和成本。第五部分运用层次分析方法,选择退耕还林投资效益评估指标体系,借鉴综合效益评估数学模型,并以陕西省退耕还林为例,比较退耕还林前后各项效益指标,实证分析评价退耕还林的综合效益,得出退耕还林后综合效益明显好于退耕前的结论。第六部从统筹处理相关利益关系、建立相关支撑体系以及多渠道筹集资金等方面探讨提高退耕还林投资效益的建议。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1)将层次分析法应用于退耕还林投资效益评估研究中,根据层次分析法的要求和退耕还林实际特点将退耕还林投资效益界定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叁个层次,力图从方法上和内容上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实证资料得出合理的评价结果,为退耕还林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2)针对目前退耕还林主要是财政投资的特点,以及财政投资的低效益,结合退耕还林的实际实施情况,提出建立多元化投资体制的建议,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提高退耕还林的投资效益。
姚清亮[3]2009年在《河北省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多、涉及面最广、政策性最强、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然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至今效益如何?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的监测与评价是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问题。目前,不少学者对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大多只是对某工程区的局部地区测定所得数据进行分析,缺乏系统的数据来源。本文在河北省退耕还林工程监测项目多年连续定点监测的基础上,采取入户、座谈等方式广泛收集了各案例点的监测数据和全省的退耕相关数据。本文在综合参考有关森林效益评价指标的基础上,以中国生态林业工程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及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监测指标体系为依据,根据河北省的实际情况,采取AHP—Delphi法筛选出了河北省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了总体层指标1个,状态层3个,变量层指标8个,要素层指标21个,同时得出了各指标的权重。在综合国内外关于森林生态系统效益评价及退耕还林效益评价的基础上,采取了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等效益计量评价方法,选取了河北省两个经济、地理环境差异比较大的工程区做为代表,对其7年来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进行了系统的全面计量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承德市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分值为67.15,综合效益一般;生态效益分值为66.00,其中水源涵养功能分值为93.00,表明承德市退耕还林工程区水源涵养功能效益显着;水土保持功能、改良土壤作用评价分值分别为60.00、68.40,效益一般;改善环境作用指标分值为40.00,表明承德市退耕还林工程区改善环境功能效益还不明显。退耕还林工程区的经济效益分值为66.64、社会效益分值为71.24,效益较好。(2)石家庄市退耕还林工程综合效益分值为70.47,综合效益较好。生态效益分值为67.36,其中水源涵养功能分值为86.00,表明石家庄市退耕还林工程区水源涵养功能效益显着;水土保持功能为60.00,效益一般;改良土壤作用评价分值为84.20,效益较为明显;改善环境作用指标分值为40.00,表明石家庄市退耕还林工程区改善环境功能效益还不明显。石家庄市退耕还林工程区的经济效益分值为76.00,较好。石家庄市退耕还林工程社会效益分值为73.28,较好。(3)两个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承德市退耕还林综合效益总体稍差于省会石家庄市,随着植被的增加,两市的生态效益开始显现,水源涵养效益显着,承德市的退耕还林工程所取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不如石家庄市明显。为进一步分析河北省退耕还林对社会的影响效益,采用时间序列法对河北省2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建模、预测,分析了退耕还林项目区内退耕还林项目实施前后粮食产量、各行业从业人员、各行业收入、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而从事工业、建筑业交通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等非农行业的人数都有不同比例的增加,说明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促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往其他行业的转移,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2)粮食播种面积退耕还林后明显降低,但粮食产量及收入却稳步提高,且提高幅度比退耕前还要大,说明退耕后农民对农业单位面积投入加大,经营更加精细,土地利用趋于更加合理和可持续,不会因此导致粮食危机问题。
潘少兵[4]2007年在《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补偿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在不断满足经济增长需要的同时,也带来了必然的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恶化,而生态环境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合理的保护资源,如何做到资源保护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生态补偿研究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地球之肺”美誉的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森林可持续经营过程中,由于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尚未健全,森林经营者合法权益始终难以从根本上得到保障。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98年制定的《森林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2001年国家林业局同中央财政部门选择了11个省区的658个县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试点单位,等。这是我国探索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良好开端,但时至今日,相应的补偿机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法律的前瞻性和政策实施的滞后性,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生态林业的发展。本文深入探讨了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补偿途径及补偿标准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独特的角度——社区参与生态补偿角度出发,运用环境学、环境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相关理论、方法,并通过对梵净山周边社区的长期考察,重点针对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前后的成本效益分析及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对政策的评价分析,提出了“社区参与生态补偿模式”的补偿思路,以期为梵净山及贵州其他山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的生态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工作提供参考,为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一条操作性强的发展思路。
陈永富[5]2006年在《退耕还林工程定量监测与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全面、准确、及时的监测到退耕还林工程的各项信息并进行科学评价,为工程的决策、规划、实施和监督管理提供信息支持,确保退耕还林工程健康发展。现有的退耕还林工程监测与评价的理论和技术已不能完全满足退耕还林工程监测与评价的需要。为了提高我国退耕还林工程监测与评价的理论和技术水平,增强退耕还林工程监督、管理、决策的能力,本文在全面分析总结国内外现有退耕还林工程监测与评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河北张家口、甘肃清水县、四川西昌市和海南昌江县等四个县(市)的不同类型的退耕还林地为研究对象,以遥感为空间信息获取手段,遥感与地面调查相结合,以计算机和地理信息为信息处理与分析平台,从理论——技术,微观——宏观,退耕地——造林质量——植被覆盖——景观格局——区域经济发展的系统研究。(1)通过对退耕还林工程的产生和发展及其特点分析,提出了退耕还林工程监测与评价具有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特点以及保障作用。它贯穿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始终和各个方面,是退耕工程顺利实施的有力保障,是退耕还林工程决策、管理、监督信息获取的根本途径。(2)论述了以生态经济学基础为主线;基础生态学原理为基础;林学原理为支撑;微观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基础为调控手段;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综合评价准则;社会学原理以及社会心里学原理指导人类从事退耕还林的社会行为的退耕还林工程监测与评价的林学、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基础。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等现代高新技术为依托,与传统的抽样技术和固定观测技术相结合的退耕还林监测与评价的技术基础。(3)探索了高分辨率卫星遥感(Quickbird)监测退耕地、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造林密度、植被覆盖等方面的原理和方法以及其可行性。第一是进行了Quickbird影像预处理技术研究,利用严格的传感器物理模型对Quickbird影像进行正射处理,GCP误差在2米以内;通过对中值滤波、高斯滤波和均值滤波的比较研究,高斯滤波对增强Quickbird影像中的树冠信息效果明显。第二是进行了Quickbird影像提取退耕地和树冠信息的技术研究,基于ISODATA判定规则的非监督分类方法可以有效地提取出Quickbird影像中的退耕地信息;引入面向对象的Quickbird遥感信息提取技术,并与常规遥感信息提取技术比较,显示了该方法的明显优点。第叁进行了Quickbird遥感植被覆盖度模型建立的研究,分别采用叁波段梯度指数法、归一化植被指数法和综合法建立Quickbird遥感植被覆盖度模型,结果表明,在叁种方法中以归一化植被指数法建立的Quickbird遥感植被覆盖度模型精度最高,效果最好。(4)利用中分辨率遥感(TM)为监测信息源,按照土地利用景观分类系统进行分类,选用斑块数(NP)、斑块面积比重(PLAND)等11个指标从斑块类型和
朱长宁[6]2014年在《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经济行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水土流失是我国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生态系统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迫于生计和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压力,陡坡毁林、毁草等不合理的土地开发利用行为愈趋普遍,给该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破坏。1999年,为了遏止水土流失加剧的态势,四川、陕西、甘肃3省率先启动了退耕还林试点工作。中央设计的退耕还林工程的目标是既要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实现“促进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要兼顾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这种多元化的政策目标必然加大了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难度。退耕还林的持续推进,打破了农户生产经营的传统均衡状态,改变了农户家庭的资源禀赋与约束条件,必将对农户经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与此对应,退耕区农户经济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目标能否实现。那么,退耕还林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究竟如何,退耕还林实施十余年后,通过有效引导农户家庭行为的变迁,是否实现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另外,从环境优化的视角来看,留在当地经营农业的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作用方向和作用机理如何?只有廓清农户经济行为变迁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才能找到持续有效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内核与微观机理,才有可能为西部贫困和生态脆弱地区寻找出一条环境友好、增效增收的农业发展之路。陕南地区北靠秦岭、南倚巴山,汉江自西向东穿流而过。它既是我国南北水系和暖温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又是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的主要水源地。该地区地质构造复杂,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由于生活自然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陕南地区的农民普遍比较贫困。2012年5月国务院批复《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秦巴山区被列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比例高达44.64%。1999年开始,陕南地区成为我国首批退耕还林试点区域之一,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环保总局将秦岭山地列为中国首批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因此该地区属于国家级限制开发区和生态功能保护区。落后的经济和特殊的保护责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何在限制开发的前提下谋求突破发展,形势、任务相当艰巨。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和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退耕还林工程大背景下的陕南地区的农户经济行为将直接决定该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进行和当地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找寻退耕还林前后农户经济行为的变化及其对工程持续执行的不利方面,并规范引导农民有序迁出或采取生态农业生产方式,是确保该地区特殊生态环境得以良性维持和缓解农民贫困、促进农民增收的必然选择。因此本研究的总目标是在比对分析退耕前后农户经济行为变迁的基础上,阐明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行为变迁的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影响机理,探寻持续有效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微观机理,同时定量探讨退耕还林政策对农户就业行为及家庭收入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机理,并根据地方特点选取生态农业生产行为这一特定的农户生产行为,实证分析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经济行为优化的影响因素,探寻在此背景下如何促进当地农业资源充分利用、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和农业生态化水平提高的政策着力点。围绕以上研究内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农户种植、投入、收入和消费结构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退耕还林十年来,受退耕还林导致耕地资源紧缺和提高家庭农业经营收入的双重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比例从退耕前的1：0.08：0.42变为退耕后1：0.13：0.68,这说明当地林业和畜牧业较传统种植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种植业内部来看,该地区的小麦、水稻、玉米等传统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经济作物如油菜、茶叶、中药材、蔬菜的种植面积则大幅度增加。退耕还林后,该地区单位面积耕地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和现代农业科技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农作物平均产量上升显着。林业方面,退耕还林工程加快了农户的造林绿化步伐,森林覆盖率明显上升,核桃、板栗、花椒等特色经济林发展已初具规模,并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调研结果显示,退耕户的林业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退耕户,但由于林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大多数退耕户的林产品还未到完全的收获期,农户林业收入占比不高。畜牧业方面,该地区已探索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生态养殖方式,户均生猪出栏量和肉鸡屠宰量明显增加,畜禽的规模养殖水平较退耕还林前提升明显,畜禽养殖成为了农户主要的增收源泉。退耕还林后陕南农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收入是转移性收入,其次是工资性收入、畜牧业收入和林业收入,增长速度最慢的是种植业收入；退耕还林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非农就业,退耕还林十二年后工资性收入已经取代种植业收入成为陕南农户最大的收入来源,其次分别是畜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林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重最低。在消费支出方面,食品支出依然是陕南地区农户家庭的最大支出项目,但是所占比重已明显下降,说明该地区农户的富裕程度有所提高,居住支出仍排第二位,转移性支出排名第叁,医疗保健支出排第四位,交通和通讯支出上升最快排第五位,教育文化娱乐退居第六位,比退耕前下降叁个位次,衣着支出排名第七,家庭设备支出(主要指家用电器)排名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退耕区农户的能源消费结构也已发生了可喜的转变,沼气、太阳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逐渐替代烧柴成为了陕南农村主要的生活与生产能源。总体而言,退耕还林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善,农户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消费的能力、意愿和水平仍显不足。2.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非农就业及其收入水平明显提高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能够有效促进退耕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长,进而达到退耕还林工程的减贫目标。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影响了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使退耕区剩余农业劳动力逐渐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户家庭的非农收入水平。调研结果显示,与非退耕户相比,退耕户的非农劳动力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在本地非农兼业的现象也更加普遍,因此退耕户的非农收入水平增长速度明显快于非退耕户。实证结果进一步显示,户主的健康程度、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户主接受农技培训以及农户地处城镇郊区对农户的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其中农户地处城镇郊区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以及非农收入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退耕还林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途径有所差别,中低层收入的农户家庭中,退耕还林主要对农业收入的增加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而中高层收入的农户家庭中,退耕还林主要对非农收入的增加有显着的正向作用。进一步的双重差分模型测算了退耕还林政策对退耕户收入水平的净效应,结果同样表明退耕还林政策显着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水平,而对农业收入水平并没有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但是两者的显着性水平低于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这说明其他因素(例如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完善、农产品价格的合理提升以及政府其他惠农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户家庭总收入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3.农业技术培训、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政府政策支持等变量直接影响农户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认知和选择调研结果显示,陕南地区仅有34.7%的农户从事过生态农业生产,比例较低。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年龄与生态农业认知程度成正相关；农户受教育程度与认知比率正相关；农户是否参与退耕还林与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程度具有显着关系,参与退耕还林提高了农户的认知程度；是否参与农技培训对农户的生态农业认知影响较大,参与培训的农户认知比率高于未参与的农户；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农户的认知行为,信息越易获取,农户对生态农业的认知水平越高；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越关注,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认知水平越高。对农户进行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户的年龄与受教育程度、是否参与退耕还林以及农户对于生态农业的认知行为对其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影响并不显着；但农户是否进行农技培训影响了农户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对农户进行农技培训,促进了农户进行生态农业生产；政府是否实施技术与资金扶持政策对农户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选择行为有显着影响,具有政策扶持的农户选择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可能性较大；农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注程度对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的选择行为有很大影响,农户越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生态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大。为使农户经济行为能够更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进退耕还林工程的持续有效实施,基于前述研究结论,并从优化农户经济行为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如下主要政策建议：实施长期、浮动的退耕还林补贴政策；结合生态移民搬迁工程,加快推进陕南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农村教育体制,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着力拓展退耕区农户的非农就业渠道；建立、完善林权交易市场；政府应提供长期的技术与资金扶持等政策建议。
高海清[7]2009年在《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陕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已经给当地以及全国的生产、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生态恢复和重建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8年来,植被有了较快恢复,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陕北地区生态恢复的艰难性、能源开发、地方工业飞速发展、以及退耕还林(草)工程管理机制本身的弊端,使得退耕还林(草)工程的持续性面临严重的障碍。随着工程的推进,如何巩固成果、完善政策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全文共分九章第一章:导论。主要描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可能创新之处。第二章:基本概念和基础支撑理论。对退耕还林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退耕还林、可持续性的基本概念和市场机制、外部性、公共管理等基础理论,这些理论是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叁章: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现状分析。介绍陕北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状况、退耕还林(草)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教训,分析生态恢复重建的艰难性,提出陕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第四章: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评价与支撑体系构建。作为全文的核心部分,选取了合理适宜的20个退耕还林可持续发展主要影响因子,采用AHP法,用陕北2007年的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对退耕还林(草)可持续性的生态、经济、人口和政策管理4个一级指标,20项因子进行指标权重,评估结果表明:生态效益影响因素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50%,经济发展指标次子接近30%,说明影响生态效益的因素是退耕还林可持续发展中重要组成部分;其次为经济效益因素。这与陕北退耕还林工程的现实正好相符。从而构建了包括技术支撑、经济支撑、生态移民支撑、政策与工程管理模式创新支撑在内的一个“四轮齐驱”的退耕还林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第五章: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支撑。陕北地区造林多年保存率只有15%左右,水土保持重点小流域也不过为30%左右,这意味着每次造林成本的70%到85%都付诸东流。陕北的气候条件决定了当地植被恢复需要一个强技术系统,这是客观条件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技术进步是克服陕北退耕还林过程中干旱、水资源短缺等自然障碍的重要措施。工程实施过程中,不仅要研究克服植被恢复困难的抗旱节水树种、乔灌草植被建设的适宜类型、适宜规模与合理布局,引入诸如种子、机械等基本物化要素,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同时要培育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现代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等方面的人力资本投入。从根本上扭转林草植被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叁低”局面,实现陕北的植被恢复重建。第六章: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撑。经济发展是生态重建的基础,调整退耕后后续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是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的又一个重要条件。以榆林市为例,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现状的合理性分析,确定榆林市退耕还林(草)条件下农业主导产业为特色农业、畜牧业。提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对策,初步构建了“四区一带”的产业布局:特色林果区、旱作农业区、特色种植业区、特色草畜区、农副产品加工带。利用区域能源工业反哺涉农业,加强基本农田设施改造、农村生活能源改造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第七章: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移民支撑。通过生态移民改变陕北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在陕北设立更多的“生态无人区”,把散居于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向生存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和村落集中,对人口迁出区采取封禁措施,以达到生态无人区的自然修复。通过靖边县红墩界镇万丰泉村移民至安置地尔德井村的案例分析,得出移民政策的启示:(1)生态移民确实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改变农业产业结构。(2)工资性收入是移民们提高收入的有效途径。(3)就地生态移民更合适生活在生态脆弱区人民的一种方式。只有把生态移民和地区城镇化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生态演替朝着良胜循环方向发展的人居环境。第八章: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管理模式创新支撑。政策是否合理,是政策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关键。目前,退耕还林工程中存在数量代替质量、上报代替监测、评价不全面等误区。同时,由于退耕还林(草)工程公共物品属性、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动机,使得博弈的结果是退耕还林工程监督困难,现行政策不配套。目前实施的“户退户管”的管理模式成本比较高,存在激励不相容等问题。这种私人承包制的管理模式不具备持久生命力。陕北地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探索出参与式、民营承包式、科教先导式等适合的管理模式。这些模式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推动了退耕还林的可持续发展。第九章:结论与建议。通过对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的研究,得出一些具有针对性的结论与建议。作为陕北人希望自己能为陕北地区的生态恢复与经济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
王磊[8]2007年在《不完全产权下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以我国退耕还林的实践为背景,以退耕还林中产权的不完全性分析为切入点,对不完全产权下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进行了理论分析,讨论了不完全产权约束下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途径选择,并对相应途径下生态补偿机制的补偿标准和期限进行了分析。研究还区分退耕还生态林及还经济林的产权不完全状况差异,并做了相应分析。退耕还林后林地及林木产权的不完全性,造就了中国退耕还林工程的特殊性,也促成了私人(主要是退耕农户)参与提供公共物品(生态效益)的客观事实。显然,退耕还林是一项具有正外部性的经济活动,而生态补偿的实质就是要实现这种外部性的内部化。在退耕还林所提供的生态效益属典型公共物品,且产权界定成本过于高昂的情况下,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退耕还林补偿机制或将是一种最佳选择。在进行具体机制设计时,退耕还生态林及还经济林产权不完全状况的差异,决定了在划定补偿标准时需区别对待;而退耕还林的补偿年限,应以不完全产权状态存在的年限为准。为保证退耕还林的可持续性,对两者最终的产权应采取不同的安排:退耕还生态林要走向国家收购,实现产权在国家一级的完全性;而对退耕所还经济林,则应降低其产权不完全性,让市场价格补偿发挥积极作用。
王珠娜[9]2007年在《叁峡库区秭归县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计量评价研究》文中指出秭归县位于鄂西山区长江西陵峡畔,是举世瞩目的叁峡工程库区坝首第一县,具有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近几十年来,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和坡地耕种,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等生态危机,严重影响着当地人民生活、财产安全和叁峡水库的长治久安。为有效控制水土流失,保障叁峡水利枢纽工程安全运行,党中央、国务院于2000年将秭归县列为退耕还林工程第一批试点县。退耕还林工程是我国政府为改善西部地区恶化的生态环境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西部大开发生态环境建设的切入点和根本点。工程自试点以来,按照突出重点、先易后难、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原则,在秭归已经顺利实施7年,现有14个乡镇的461个村(场),91 583个农户参加,累计完成造林任务19 918.31hm2。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工程建设成效如何、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是社会各界迫切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研究在分析秭归县2000-2006年退耕还还林工程进展情况的基础上,选取秭归县2000年退耕还林工程区为研究对象,以工程区坡耕地生态效益为对照,对秭归县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进行了客观评价。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在研究森林生态效益类型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背景和现实意义,在科学、系统性、针对性的原则下,将退耕还林生态效益类型界定为:水源涵养效益、水土保持效益、改良土壤效益、固碳释氧效益等4种类型。2、以国内外森林生态效益现有计量评价模型为基础,结合退耕还林工程的特点,建立了一套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计量评价模型,并对秭归县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进行了实物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秭归县2000年退耕还林工程每年涵养水源量为1 458 053.98 t/a,其中拦截降水557 177.51t/a;增加地表有效水343 698.96 t/a;净化水质557 177.51t/a。每年减少土壤流失量为65 846.76t,防止泥沙淤积15 232.53t,减少土壤有机质、土壤中N、P、K的损失量分别为600.64t、30.25t、100.83t和919.27t。由于森林所产生的枯落物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量为3 288.52t,其中有机质3156.63t、全N92.64t、全P 8.01t、全K 21.24 t。森林进行光合作用每年吸收二氧化碳13 234.68t,放出氧气9 743.31t。3、采用西方经济学中效应价值论为基础的生态效益评价方法,对秭归县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进行货币化分析,秭归县2000年退耕还林工程所产生生态效益的价值总量为355.36万元,其构成情况如下:涵养水源的经济价值为48.87万元,其中蓄水效益的价值为19.26万元,增加地表有效水的价值为11.56万元,净化水质价值为18.05万元;水土保持效益的价值为106.6万元,其中固土效益价值为1.21万元;防止泥沙淤积价值为4.11万元,减少土壤肥效损失价值为101.28万元;改良土壤效益的价值为13.82万元;固碳释氧效益的价值为186.07万元,其中固碳价值为92.84万元,释氧价值为93.23万元。4、在秭归县退耕还林9种生态效益中,所占生态效益价值总量比重的大小依次是:保肥效益(28.05%)>释氧效益(26.24%)>固碳效益(26.13%)>蓄水效益(5.42%)>净化水质效益(5.08%)>增加地表有效水效益(3.25%)>改良土壤效益(3.89%)>防止泥沙淤积效益(1.16%)>固土效益(0.34%)。5、采用专家打分法、头脑风暴法和会内会外法等方法,在叁峡库区首次建立退耕还林生态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叁层组成:第一层为目标层,即退耕还林综合生态效益;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生物效益、土壤改良效益和水文生态效益;第叁层为具体指标层,包括:植被覆盖率、物种丰富度、生物量、土壤容重、土壤总孔隙度、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全N含量、土壤全P含量、土壤全K含量、土壤侵蚀模数等11项指标。6、退耕还林工程综合生态效益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不同退耕还林类型的综合生态效益均大于坡耕地,其综合生态效益模糊综合评价值由大到小的排序为:生态经济型复合模式>生态林模式>经济林模式>农耕地;根据生态效益评价分级标准可知,生态经济型复合模式和生态林模式综合评价等级为Ⅱ级,评价结果为“良”,经济林模式综合评价等级为Ⅲ级,评价结果为“中”等,接近“良”,而坡耕地的评价等级为Ⅳ级,评价结果为“差”。结果表明秭归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提高林草覆盖率、维护生物多样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质、防止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等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生态效益。7、通过对四种不同类型退耕还林综合生态效益评价结果表明,以生态型经济林复合模式综合效益最高,效果最好,应在叁峡库区扩大示范与推广。
张单[10]2016年在《基于水土保持效益的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政策评价》文中研究指明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一直是我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尤其在1998年特大洪灾发生之后,国务院通过了一系列的生态修复措施的行政条例,来防治生态破坏的扩大化。第一轮退耕还林政策推行之后,群众积极响应,退耕面积扩张可观,退耕还林效果显着。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退耕还林上的严重问题。一方面由于生态恢复的长时期性,退耕还林需要成为一项可持续的维系的生态工程,其可持续性在各个方面受到限制,如退耕还林政策过于激进使得政策并不符合我国退耕还林的实际情况;农民的种植技术限制使得一部分退耕还林的生态恢复效果并不显着,一些地区还存在着复耕的问题;还有资金投入过快,并且没有专项的补贴资金使得农户的福利并没有落实到位,退耕还林进行下去困难。另一方面退耕还林的过快扩张使得粮食安全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基本农田的生产压力增加。过快的扩张退耕还林还使得接下来的两轮退耕还林的土地一定程度的碎片化,执行的难度有所增加。种种问题表明,退耕还林需要继续,但是需要合理的制定退耕还林政策。既要满足退耕还林达到最优的生态效益,又要考虑退耕还林所需要的成本限制,要更加有效的利用退耕还林可利用的资金。这就需要退耕还林的政策进行基于成本效益的评价。本文通过土地利用方式的变更(LUCC)的纽带来建立退耕还林政策与生态效益的联系。一方面退耕还林的政策选择了一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换(耕地转林地或草地)的范围,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成本的变化。另一方面,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换的范围,有着不同的退耕还林生态效果。因此可以通过土地利用变化来研究不同退耕还林政策制定的情景下,退耕还林成本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采用了美国农业部(USDA)开发的SWAT模型,通过数字高程、土地利用、土壤类型、气象以及泥沙径流等方面信息的获取,搭建了渭河流域的SWAT模型,通过参数率定的方式使模型与实际流域情况进行拟合。在通过不同的政策设定情景(不同的起始退耕坡度,还林地还是草地)来进行对不同土地利用变化下的退耕还林泥沙径流等方面效果的模拟。再根据不同的退耕还林政策所需要的不同退耕还林成本(政策不同,所以总共需要退耕补贴数量也不同),来进行退耕还林不同政策下成本效益的比较,查看每一种情形下退耕还林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变化(起始退耕坡度的下降导致退耕还林面积的增加,从而导致退耕还林政策补贴的增加)。通过研究表明,在涵养水源的功能方面退耕还林在渭河流域内的边际生态效益最大处的坡度值为10°,且退耕还草作为其相关的项目,在陡坡出的涵养水源效果出色,可以结合退耕还林来在研究区域内进行综合的退耕方案。
参考文献：
[1]. 退耕还林理论基础与技术研究[D]. 李贤伟. 四川农业大学. 2004
[2]. 西部退耕还林投资效益评估研究[D]. 杨艳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8
[3]. 河北省退耕还林工程效益评价研究[D]. 姚清亮.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4]. 基于社区参与的生态补偿研究[D]. 潘少兵. 贵州师范大学. 2007
[5]. 退耕还林工程定量监测与评价研究[D]. 陈永富. 北京林业大学. 2006
[6]. 退耕还林背景下农户经济行为研究[D]. 朱长宁. 南京农业大学. 2014
[7]. 陕北地区退耕还林（草）可持续发展支撑体系研究[D]. 高海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
[8]. 不完全产权下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问题研究[D]. 王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7
[9]. 叁峡库区秭归县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计量评价研究[D]. 王珠娜. 华南热带农业大学. 2007
[10]. 基于水土保持效益的黄土高原退耕还林政策评价[D]. 张单.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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