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东渐与中国现代逻辑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学论文,中国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2)08-0036-05
逻辑学东渐是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因素，中国现代学者只有对逻辑学的正确认识和意识到其方法功能，才能建构中国现代的哲学、史学、教育等学术。同时，中国现代逻辑史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先秦时期这种注重谈说论辩形式和方法的墨家辩学，秦汉以降便消失于中国文化，绝不同于逻辑学所体现的科学思维的儒、道、佛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却得以长足发展，也正是因为逻辑学东渐等因素，人们才开始了对墨家辩学的研究，中国学术发展史才开始了对西方逻辑学的研究和应用。上述文化背景决定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对中国古代学术中所含逻辑学思想的整理、阐释，还是中国现代时期逻辑科学的发展等，都与逻辑学东渐有关。
一、逻辑学东渐产生中国现代逻辑史
由于西方逻辑学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是1905年严复译出《穆勒名学》之后才真正开始的，所以，在此文，我们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从1905年开始。中国现代时期逻辑学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现代时期的西方逻辑学传播、逻辑学教学、逻辑学研究、逻辑学体制化建设、逻辑学的应用、墨家辩学研究等，而这些内容都与逻辑学东渐有关。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逻辑学的东渐，就没有中国现代逻辑史，甚至“中国逻辑史”这一概念的提出也直接与逻辑学东渐有关。
逻辑学东渐对中国现代逻辑史学科建设的作用，就“中国现代逻辑史”这一名字而言，也只有逻辑学东渐后，通过学者的翻译才出现，此前根本没有“中国逻辑学”、“先秦逻辑学”这类词。严复尽管首先将Logic译为逻辑，但他为了便于国人接受和情感需要等多种因素，便把逻辑学译为名学，如其翻译的《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等逻辑著作就是如此；章士钊于1909年在《国风报》发表的《论翻译名义》一文中，批评当时把逻辑学翻译成论理学、名学等的做法，认为将Logic音译为“逻辑”更好，“至Logic，吾取音译而曰逻辑，实大声宏，颠扑不破，为仁智之所同见，江汉之所同归，乃崭新无复置疑者矣”（注：《逻辑指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52页。）。之后，使用逻辑学之名者便增多。
逻辑学东渐构成中国现代逻辑史的内容。真正开始产生社会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是1905年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在这里，我们可以拿郭湛波的话作佐证，他说：“自严先生译此二书，论理学始风行国内；一方面学校设为课程，一方面学者用为致学方法。”（注：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自此以后，许多逻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仅“五四”运动前，已经译出10多本国外逻辑学著作。
一些逻辑学论文面世，既有介绍逻辑学内容的论文，也有逻辑学研究的论文等。这些论文内容涉及面广，关于传统逻辑诸多问题有所研究或介绍。同时也涉及到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史、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数理逻辑、逻辑哲学等方面的论文。四川大学哲学系资料室1977年对自1915年至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有关逻辑学论文统计出130多篇，当时有相当影响的报刊均发表过逻辑学论文，据其索引，《哲学评论》发表逻辑学论文30多篇。
对西方逻辑学的研究是逻辑学东渐的结果。从中国现代时期一些学者的逻辑学著作和论文看，有不少学者对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有一定的研究。逻辑学家金岳霖对传统逻辑的研究就有突破，并研究了逻辑哲学问题。贺麟评议说：“近年来对西方的数理逻辑国内学者有相当深的研究，且有新的贡献者，颇不乏其人。如俞大维、金岳霖、万卓恒、沈有乾、沈有鼎、汪奠基、张荫麟、王宪钧、胡世华诸先生可为代表。俞先生对此学天才特高，惜转变兴趣已有多年。金先生著有‘逻辑’一册，为国内唯一具新水准之逻辑教本。二位沈先生对逻辑多新的见解。汪、王、胡三先生数学基础特佳。张先生惜已死去。”（注：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4集，第29页。）数理逻辑研究的主要成绩举例说明如下：
金岳霖对数理逻辑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其著作《逻辑》。在《逻辑》一书里除了介绍罗素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演算外，还证明了一些定理，并主张用数理逻辑处理传统逻辑的不足，讨论了许多逻辑哲学问题。他用数理逻辑的方法提出了解决传统逻辑的方案。金岳霖概述了演绎系统的理论、演绎系统特点、演绎系统的组成及对组成系统的各部分的具体要求、演绎系统组成部分在演绎系统的地位、演绎系统与演绎系统的界说和逻辑系统的“干部”。他讨论了“可能”、“蕴涵”与“所以”等问题。他也在一些论文里讨论了现代逻辑的问题。汪奠基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一书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对数理逻辑的研究是建立在介绍罗素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关系演算基础上，他论述了数理逻辑产生的原因。区分“属于”与“包含于”这两范畴（注：汪奠基：《逻辑与数学逻辑论》，《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上），第8页。）。到了20世纪40年代，国内开始出现一些有自己见解的论文。例如沈有鼎的《意义的分类》、王宪钧的《语意的必然》，特别是胡世华的《命题演算之所指》建立了一个公理化的理论系统。他说：“本文的目的在建立一个公理化的理论系统。以后将称这系统为A系统。A系统可以解释为一个关于命题（不是命题形式）的理论系统。”是“一个命题演算的所指事物的抽象的理论系统”（注：胡世华：《命题演算之所指》，《中国逻辑史资料选》（现代卷上），第52、56页。）。
逻辑学的教学是逻辑学东渐的产物。一些大、中学校和师范学校开设逻辑学课也是逻辑学传播的重要途径。这些大、中学校和师范学校讲授的逻辑学内容主要是传统逻辑；也有的学校讲授现代逻辑，如金岳霖1927年就开始在清华大学讲授罗素的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类演算等内容。
逻辑学东渐是墨家辩学复兴研究的前提。1897年孙诒让受西方逻辑学及印度因明的启发，首先关注“中国逻辑学”的探究，提出《墨经》“必有微言大义，如欧士亚里大德勒（亚里士多德——引者注）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注：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19页。）。此后，始有我国学者对“中国古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的系统研究。1904年，梁启超著《墨子之论理学》问世，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墨家逻辑。1817年胡适完成了《先秦名学史》，从而有了第一部中国逻辑史专著。梁启超在《墨经校释·自序》中有过很好的说明：“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其观念皆颖异而刻入；与两千年来俗儒之理解迥殊别，而与今世西方学者所发明，往往相印。……盖尝论之，《墨经》殆世界最古名学书之一也。”（注：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八》，《饮冰室合集》(8)，中华书局1989年版。）梁氏所述表明，讨论“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逻辑史”的一个基本语境，是西方逻辑。所以，研究20世纪逻辑学的命运自然离不开研究西方逻辑学的输入及影响。
逻辑学的应用是逻辑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现代时期一些学者把逻辑学理论用于其他领域。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用演绎、归纳方法治史，致使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梁启超指出：史学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5页。）。梁启超强调史学的求真性、求实性，强调逻辑学对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他要求做学问用逻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求得真知识。“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增加了。”（注：梁启超：《墨子学案》，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第134页。）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是把逻辑学作为一种方法的应用，他要求研究历史，应该使纸上的材料与地下的材料相结合，用地下的材料补正纸上的材料。他认为这种方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注：《王国维文集》第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何以今日才有，就是因为他们有了研究古史的新工具——逻辑学的方法。即说明一个历史现象必须有真实、充足的理由。他把充足理由“原则”分为“名学上之形式”、“物理学上之形式”、“数学上之形式”和“实践上之形式”四种。前三种形式“必有其所以然之理由”，“必有不得不然之结局”，所以，“此世界中最普遍之法则”（注：《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当然为一切研究之形式。这就是王国维对治史方法的认识。为此，他专门写《辨学》一书，在此书里突出了逻辑学方法的内容，如“方法论”、“归纳法”等。陈寅恪的史学思想包括求真实、供鉴戒、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等，其治史的方法也注重求真、求实。
金岳霖、胡适、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学者用逻辑学理论建构哲学体系和研究中国哲学史。金岳霖的《论道》、《知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等，无不是借用逻辑学的方法而成就的。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运用逻辑学理论研究其他学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是逻辑学传播的成绩。
逻辑学体制化建设是逻辑学东渐的表现。作为逻辑学的上层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1914年成立于美国，后迁至国内。1915年元月发行《科学》月刊，1949年中国科学社发展到有社员3776人。与逻辑学关系十分密切的中国哲学学会于1935年成立，到1941年中国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自此以后，“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的有计划的经过专家校阅够得上学术水准的译述和介绍”（注：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4集，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页。）。就逻辑学的学术团体建设而言，虽然至1979年前，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逻辑学会，但是，有个别地区或少数学校分别成立的逻辑学研究会，例如，严复于1900年在上海开办“名学会”，这在中国逻辑史上是首创。还有贵州论理学会，清华燕京等几所大学成立的逻辑学研究会等。
由此可知，中国现代逻辑史所包括的每一个分支都与逻辑学东渐直接有关，足见逻辑学东渐对于中国现代逻辑史，乃至中国逻辑史学科的价值。
二、中国现代逻辑史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以上所述的是逻辑学东渐对中国现代逻辑史学科的作用，而逻辑学东渐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西学东渐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其实，更多的中国现代学者是想借逻辑学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化。例如，梁启超认为：“凡一切政治法律生机社会诸学科无不由‘论理的’而趋于‘历史的’，凡以归纳论理学之日以光大。”（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1页。）严复认为，学习西方的“汽机兵械之伦”及学习西方的“天算格致”都不是学习西方的“命脉”，西方的“命脉”是“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注：胡伟希：《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他把逻辑学看作“一切学之学，一切法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逻辑学的重视程度。总之，中国的富强、独立，以及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旧有的体制下已不可能实现，必须学习西方。一旦众人认识到逻辑学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影响时，也就开始引入逻辑学。“凡涉猎于逻辑者，莫不知此为诸学诸事之规则，为思想云［行］为之门径也。”（注：孙中山：《建国方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严复把逻辑学等西学作为“挽救吾数千年学界之流弊”（注：胡伟希：《论世变之亟——严复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梁启超称“论理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深了”（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8)》，《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七，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1页。）。胡适认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冯友兰认为：“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手指头。”（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虞愚认为：“以科学典籍皆从逻辑法则而成，不通逻辑，几如良将健卒乏戈甲胄以为之籍，以攻不克，以守不克成。”（注：虞愚：《中国名学》，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12页。）因此，中国现代逻辑史研究不能忽视对逻辑学东渐的研究，而对逻辑学东渐的研究理应置于中国现代社会需要和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
事实上，逻辑学的东渐是社会提出需要与提供可能的结果。中国现代社会变革，逐渐把对西学的关注，由器物，而制度，而观念；服务于社会变革需要的文化的嬗变把对西学的关注集中到方法上；一些先进学人对逻辑的引入、介绍和研究等这些因素促成了逻辑学的东渐。逻辑学东渐后，尽管一些学者研究了逻辑学；但是，从总体上看，更多的因素是中国现代众多学者是从中国文化建设需要出发的，这也是中国现代时期多次文化论争与逻辑学有关的原因。例如，科学与玄学之争中本来是讨论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但是，论争的焦点为科学是不是万能的，而大部分论争者把科学的万能落脚于科学方法（主要是逻辑方法）的万能；20世纪30年代形式逻辑论战中的反逻辑学派把逻辑学当成形而上学来批判。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现代文化论争始终没有离开服务于社会需要这一目的，也正是为这一目的，东方文化派（如国粹派、折衷调和派、玄学派、新儒家等）站在中国文化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的交流，他们引入西学、逻辑学作为研究国学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学问来引入；西方文化派站在西方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文化的关系，他们在宣扬科学的同学，也宣扬逻辑学，只是把逻辑学作为宣传西学、用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的工具而已，忽视了逻辑学的自身建设。东方文化派视逻辑学为治国学的工具，西方文化派把逻辑学当成宣传科学的工具，二者对逻辑学的态度都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息息相关。
基于上述原因，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应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只有有了此种探讨，才能更好地把握逻辑学输入和发展的状况，总结20世纪中国逻辑史发展特点及规律，认识逻辑学发展的文化环境。这种探讨也是拓宽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需要。而且这种研究对于当前逻辑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从17世纪逻辑学开始进入中国至今已有几百年，然而，一方面国内逻辑学研究与西方逻辑学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实际一直在跟西方人走，迄今仍未建构起我们自己的逻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逻辑学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很好的作用。这在于，逻辑学不仅在西方是内在发生的；而且它在本质上也是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的集中性的代表。而在当今中国，理性精神依旧未完全确立起来，这意味着集中体现理性精神的逻辑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以前学界往往好从经济中寻找原因，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所以理性精神才不可能在中国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也就无法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当然承认这是造成文化和文化的每一领域的现有发展状况的根本原因。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走向经济一元论。事实上，任一文化领域的发展不仅受经济状况所制约，而且受其它文化领域的发展状况的影响。换言之，每一学科的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文化环境，环境适宜，该学科才能生长起来。具体到逻辑学而言，当前国内逻辑学发展状况与其生长的整体文化环境密切相关。那么，逻辑学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呢？显然着力于对20世纪西方逻辑东渐命运的演变及其文化因素、文化原因的探析也许才能够为我们进一步将西方逻辑发展为有中国特色的内在的理性精神提供一些历史的明鉴和种种文化启示。
近代以来，众多仁人志士一直试图建构一种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新文化。建国后，许多学者也一直在探寻中国文化现代化之路。然而，时至今日，富有理性的新文化并未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西方文化并未真正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或者说，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并未被国人所吸纳，而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逻辑学所代表的理性精神，逻辑和逻辑思维方式是一种文化的核心和显著特征的集中表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思维尤其是没有逻辑的思维，它就一刻也不能自立于世界强大的民族之林。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以中国文化的发展为背景，以西学输入中有重大影响的逻辑学为切入点，通过系统地阐述西方逻辑东渐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命运，来揭示逻辑学的传入在中西文化的汇通、交融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思自1840年以来的诸多先贤们所提供的有关经验与教训，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汇这一现实而又是至关紧要的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逻辑学对于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的理论意义和价值，从而阐明逻辑学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尤其是它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大大地有助于认识和弘扬逻辑在参与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帮助人们认识逻辑的应用价值和工具性意义。
收稿日期：20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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