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江苏的苏、锡、常地区创造了一种富有地方色彩的乡镇集体经济，即“苏南模式”，它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耿车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苏南模式”城市化是指以苏南农村小城镇蓬勃兴起为发端的地区城市化过程。本文研究“苏南模式”城市化及其演进，以此管窥、理解和揭示20多年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一个侧面。
一、“苏南模式”城市化的最初实践
“苏南模式”是学术界对江苏的苏、锡、常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它反映了在大中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迅速发展，剩余劳动力转移得以实现，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其示范效应曾惠及全国农村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转变。伴随乡镇企业崛起的苏南农村小城镇化构成“苏南模式”城市化的最初实践。
1.苏南乡镇企业崛起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兴起，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因素。就历史而言，苏南自明、清以来，即有着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纺织业基础。地理上濒江临海，水陆交通发达，历来商贾云集。到20世纪20～30年代，苏南已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发达的工商业传统构成苏南地区以发展实业为核心的特殊文化。进入计划经济年代，苏南农民开办社队企业，从中摸索着经营的经验和进行原始资金积累。就现实而言，苏南人多地少，农村家庭承包制实行后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们有发展工商业的内在冲动。我国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发展非农产业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改革初期的双轨体制可以满足人们从计划体制之外获得生产资料的要求；短缺经济为产品销售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苏南毗邻宁、沪，大城市居民与苏南农民存在密切的血缘或非血缘关系，人员往来频繁；这些大城市科研院所林立，成为苏南非农产业发展的技术供应源。
由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才刚刚开始，政府组织资源的相对价格远低于市场组织资源的价格（邱成利等，2000）。由社区政府出面提供生产要素，挑选能人充当企业家，动员农民投资，以创造收入、增加就业、保障社区福利和支农义务为目标的社区企业应运而生。
2.人口就地转移意义上的苏南农村小城镇化
费孝通先生曾根据苏南小城镇在解放后的变化情况，将小城镇的演变以70年代初期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50年代至70年代初是小城镇的衰落时期；70年代，特别是其后期，小城镇开始复苏，逐步走向兴盛。而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商品流通的恢复，而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要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处于衰落的原有小城镇。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在聚集机制作用下，向小城镇集中发展，带动了苏南地区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在苏南地区农村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来自体制方面的约束，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地实现从农村转向城市，然而，由于苏南地区小城镇相对密集，距离较近，交通十分方便，因此出现大量在农村居住，到小城镇务工的“两栖人口”。同时，受小城镇聚集经济吸引，许多乡镇企业依傍小城镇建厂，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在农村工业化背景下，生产领域的结构变化促使作为乡镇企业空间载体的小城镇迅速成长，乡镇企业不仅奠定了苏南模式的经济基础，而且本身就是苏南农村城镇化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内容。小城镇位于城乡结合部，是大中城市与农村联系的纽带；小城镇也坐落于农村地区，与农业关系密切，是农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功能显著。在乡镇工业带动下，小城镇对劳动力需求快速增长，吸收和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起着“蓄水池”的作用。苏南小城镇化实践不仅合理使用了农村劳动力，而且大大减轻了大中城市的人口压力，在带动苏南城乡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开辟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发展的新路。
二、“苏南模式”城市化的分阶段演进
苏南农民依托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成功发动农村工业化，以农村城镇化创举，一举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但是，这种特定时空背景下乡村工业的机制优势具有相对性，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从相对优势逐步转为相对劣势，建基其上的苏南农村小城镇化也无可避免地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愈是深入，经历了最初成功实践的“苏南模式”城市化就愈需要主动调整，在自我扬弃之中分阶段演进。
1.经济转型背景下苏南小城镇化的局限性
(1)乡镇企业发展环境、运行机制优劣局势。从外部环境看，20世纪80年代末叶以后，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巨变。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体制改革目标正式确立，计划、市场双轨并行时代行将终结，从现行体制之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乡镇企业不再必要；1997年起，市场格局转向全面过剩的买方市场，乡镇企业技术层次大多属于低端，面对放开搞活的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产品销售困难，生存空间备受挤压。从企业内部机制看，社区政府掌握企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产权安排，潜藏着政府挪用大量剩余于非企业利润最大化目的的可能，当乡镇企业生产性资本大量转为非生产性用途，必然表现为净资产下降、负债上升，侵蚀企业发展后劲。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后，组织生产、营销的企业家功能比动员资金的企业家功能更为重要；市场格局变化、乡镇企业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放大了企业信息在作为委托人的乡镇政府和作为代理人的企业经理之间的不对称分布，从而由企业内部经营者来组织要素相对于由企业外部的乡镇政府组织同样要素价格要便宜得多，由此出现乡镇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进而经营者运用控制权，在剩余分配上向自己倾斜，并通过利润隐瞒、转移价格等方式寻租，引起严重的资产流失。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相对灵活的机制优势，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变得僵化。一方面，集体经济产权决定了它在经营上对政府的依赖性，致使乡镇企业天生因袭着国有企业旧有弊端；另一方面，小规模使乡镇企业转产方便，但规模小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短缺经济下的结构优势相应转化为激烈竞争市场条件下的竞争劣势。
(2)苏南小城镇化存在的突出问题。与乡镇企业相伴兴起的苏南小城镇，发挥过就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历史功能，但这些农村小城镇自发发展，同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相一致，不仅规模小而且布局极为分散。过小的城镇规模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起不到产业集聚、人口集中的充分作用。服务业需要依托相当规模的消费者，而小城镇人气不旺，使得苏南地区普遍存在服务业发展缓慢的现象。小城镇布局分散有许多缺点：一是积聚效应弱，重复建设、重复投资，产业和产品结构雷同，专业化程度低因而分工协作困难；二是“三废”排放分散，不利于集中处理，增加了环保部门监控和治污难度；三是农村土地制度为镇办、村办企业提供廉价使用土地的便利，这导致部分企业圈占农田，可耕地浪费严重，客观上会加剧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
2.由小城镇化向企业城市化、城镇城市化提升
我国正在推进的经济转型或转轨包括三个方面：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发展阶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苏南农村小城镇的重要特色是农民通过创建乡镇企业，就地发展小城镇，自己转移自己。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局限性分析表明：苏南模式城市化曾经具有的创新优势主要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相联系，计划经济为主的体制是其中主要的说明因素。适应当前阶段经济发展要求，对苏南小城镇及其产业进行现代转型构成苏南模式城市化的新内容。
(1)乡镇企业改制与企业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经营受挫和财务状况恶化造成苏南乡镇企业资产不断“缩水”，强化了对企业现有产权制度进行重大调整的迫切性。一方面，经营才能的增长和资本积累催生企业经理内心愈益强烈的改制冲动；另一方面，在对企业实际控制力下降、企业亏损和资产流失情况下，乡镇政府为摆脱责任以降低权力行使成本，也积极支持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其结果是乡镇政府退出乡镇企业，企业产权向内部人倾斜，在任经理“持大股”。基于追求最有利创业条件的驱动，改制后的企业展开新一轮要素组合：对内精简人员；对外重新布局。前者意味着大量原乡企职工重返乡土，直接导致小城镇地区人口负增长；后者意味着散布在乡镇的中小企业不断向城市和重点城镇集中。
从长远看，企业的壮大需要依托城市。企业城市化通过乡村企业之间、乡村企业和城市企业之间要素重组与资产整合，将给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具体而言，不同规模企业分别向不同层级的城市转移；同一企业内部，则先总部城市化，分享城市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优势，通过城市占领市场、积累资本、培育商誉；然后企业的生产部门向各级城市（镇）工业园区集中。表现为企业城市化的次序推进。城市越大，服务部门在总就业量中所占的比重也越大，相应地为农业劳动力重新向城市流动提供了机会。
(2)突出功能提升的城镇城市化。城镇是一地域概念，苏南小城镇化强调的是当地农业人口进入小城镇。但城市不只是地域的概念，市即“交易”，在特定市场交易是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人口比重只反映了城市化水平“量”的方面，城市作为市场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的功能构成城市“质”的内涵。人口城镇化不过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现象，城市现代演进必定要突出城市功能提升。农业人口剩余是城市供给不足的表现，但苏南小城镇星罗棋布并不代表城市供给充足。研究证明，“乡镇企业这样的乡村工业的发展可能减缓了一个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文玫，2000）。城市太小，城市太少，城市功能太弱，集聚不起经济能量和发展的要素。苏南小城镇化增加了城镇个数，但却在更大程度上抑制了大中城市的发展，削弱了城市可能发挥的功能，因而加剧了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增加与城市供给不足的矛盾。城镇城市化要求重点城镇集中。城镇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聚集起市场，聚集起人气，才能作为城市发挥功能。在国外，许多国家的小城镇数量在减少（洪银兴，2000）。苏南已经完成的撤乡并镇工作正反映城镇城市化趋势。出于功能提升的城镇城市化要配合企业城市化进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首先是产业重组，使金融、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向大中城市集中；其次是吸收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公司总部及其营销中心迁入城市；再次是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环境，吸引高级人才和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等先进要素进入中心城市。通过要素流动、重组，升级城市产业，使城市真正作为“地理上集中的综合产业极”发挥应有的功能。
3.主动融入“长三角”，发展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深化
当代中国正处于“城市社会来临”的前期（张鸿雁，2000）。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4%，中国城市化水平超过了30%，苏南地区则已超过40%。如果按照西方150年间城市化发展规律，即：城市化平均水平每20～25年翻一番的标准估计，未来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中国将有5～7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是中国重大而且空前的社会结构转换和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过程，也将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宏大的社会地理变迁之一。预见并把握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与结果，是我们认识区域经济的重要理论前提。即将来临的中国城市社会意味着：从发展的格局出发，必须打破县、市这类传统行政壁垒限制，从新的大区域整合视角来审视城市发展问题。
(1)促进市场空间扩张、城域整合的全球化背景。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重合的制度，在行政职能同时掌握经济权力的条件下，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边界受到该城市行政管辖范围限制。但是，上个世纪末叶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使过去以国家、民族和政府等方式割裂开来的经济体将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重新整合和配置。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分工、交流、合作与竞争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体制自由化和贸易全球化模糊了企业的空间、城域和国别属性。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及由此产生的辐射力、聚合力在配置市场资源方面的功能将愈益强化，进而呈现出以此为核心的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和重新整合经济要素的强大势能。
(2)苏南各市主动参与“长三角”产业分工体系，在与大城市经济互动中加深融合。20世纪90年代，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同时，来华外资投向出现新趋势：即首先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然后沿江自东往西推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调整发展战略，集中发展航空航天技术、通讯信息产品、新材料和微电子等高科技产业。苏南地区及时抢抓机遇，苏、锡、常建立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昆山先自费后被国家承认为国家级开发区；张家港建成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保税区；中、新合作开发的工业园区也在苏州建成。开发区建设，呼应了浦东开发，快速引进一批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或劳动密集的产业，成为苏南三市城市主导产业，并且在嫁接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普通电子产品、家电制造、轻纺和通讯产品配套等专业化生产，进一步提高于苏南与上海都市区经济的产业耦合与集聚化程度。
(3)以科技创新提升制造产业结构，带动苏南城市集群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苏南制造业竞争力衰退。在20多年改革中，苏南借助于乡镇企业率先突破制度壁垒和承接上海产业转移，形成制造业先发优势，曾经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城市客车等领域占据相当比重市场份额。但是，进入买方市场以来，苏南企业产品销售率和利润率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商品积压增加。反映出以企业数量多、平均规模小的态势进入低壁垒行业，在竞争不太激烈的状况下虽能保持一定的总量优势，但在省内外其他企业过度进入，特别是外资企业高科技产品的冲击下，苏南制造业产品市场竞争力急剧下降。
苏南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调查显示，在我国工业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市场难以容纳情况下，摄录一体机、微型计算机核心电子元件的70%由国外企业和三资企业提供；在最能代表一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机电设备生产中，国产机电设备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足60%，其中数控机床等高端设备国内市场的80%被进口产品所占领。这意味着，目前买方市场所反映的商品过剩只是结构性过剩，即科技含量小、附加值低的产品过剩，而对于技术密集度高、更新换代频率快的产品由于需求价格弹性小、消费者偏好存在刚性，故而其市场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制造业结构的国际对比看，美国经济的繁荣与欧洲经济徘徊不前形成反差，也只有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才能理解美国经济长达8年以上的持续增长。据国际数据公司的统计，美国用于信息产业的投资人均850美元，远高于其他西方国家对信息产业的支持。因此，苏南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当借助高新技术及其创新，加大对制造业的改造力度，不断提高产品工艺档次和科技含量，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塑造新的垄断竞争优势。
高新技术及其创新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城市集群、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内生性。新技术是新产业形成的前提，而新产业产生和主导产业兴替、产业结构的转换决定了城市区域经济的自我增长和自我发展能力，构成了城市体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首先，城市间技术互补。按照雅各布(Jacobs)的城市孵化器假说，新技术和新产业理想的孵化基地应该是大城市，高新技术呈辐射状扩散和转移，很自然地在地域上邻近的城市之间形成互补性技术关联，由于信息和技术在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传递不对称，城市间博弈的结果既可能是形成若干城市无主导型的技术互补，也可能形成一个城市主导技术开发，其他城市在技术上处于技术补充、技术追随或技术依托状态。
其次，城市间产业配套。历史地看，产业升级与创新总是伴随高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科技创新又反过来对城市化的产业配套功能提出新要求。一方面，产业链的形成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城市来完成，新技术在城市间转移、扩散，结合不同城市自身特点和相对优势，发展技术和产业分工。同类或不同类产品按其在产业链上所处的不同位置进行配套；另一方面，产业基于技术便利而在空间上集聚形成跨城市产业带，相应会增加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和金融、保险、信息、技术咨询等服务业配套需求。
再次，城市间要素配置。高新技术产业具有跨越式成长的特征，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产业群或产业带，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后也获得新的竞争力。产业发展会产生超出单个城市供给能力的要素需求。随着信息技术大幅度降低区域磨擦的成本，良好的产业成长性将能够成功诱导商品、资金、信息、人才流动，并在进行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过程中，自发地将产业发展要素在若干城市组成的区域大市场中有机整合和有效配置，特别是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和密集了城市人口，提高了交易的地理集中度和交易的效率，促进分工和城市规模扩大。
总之，高新技术及其创新在改造传统产业和形成新兴产业中，大量产业在城市集聚，吸引农民进城，扩张城市规模，产业群或产业带跨城市延伸，通过技术互补、产业配套、要素配置，拓展了市场空间，加强着城市间联结，在地域上相邻城市进而发展成城市带、城市群，有力地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和竞争协调，推动着城市发展的深化，从而也影响了区域现代化的方式和内涵。
三、几点结论
城市化是西班牙工程师A.Serda于1867年提出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由于工业化而引起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城市化的生成机制和发展演变看，城市化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多元化和高度化。由于二、三产业需要人口集中，形成劳动力的集聚和消费市场的发展，因而，城市化由经济发展所内生。西方国家在人口移入城市后才产生城市经济学，而中国得在城市化开始时就尝试理解并影响这个过程。
1.苏南城市化实践显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复杂性。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最大特点是生产专业化，从而要求生产要素集聚。生产集聚不仅节省费用，而且产生更高分工水平的规模经济，但生产集聚也推动房地产价格、工资和一般价格水平上升，产生拥挤、空气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厂商总是选择使总成本最小的方式和地点进行生产，当要素价格上升带来生产成本上升超过在集聚地对交易和运输成本的节约时，工业又会分散迁移到城市外围的中心集镇，形成“卫星城”。城市化表现为制造业出城和生产要素、市场、公司、现代服务业进城相结合的运动。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分工的需要，各城市根据所处技术、产业链上的不同位置，结合城市间地理上的邻近程度发展成城市集群或城市化的层级结构。苏南乡村工业化没有遵循集聚经济原则，但它是双轨体制下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苏南模式”的城市化最初也非出于人为设计，苏南小城镇化显著区别于人口迁移城市化的经典模式，体现了城市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2.乡镇企业培育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所需要的企业家。乡镇企业是苏南发动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化的产物、经济基础。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它为转移苏南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社会财富、财政收入、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乡镇企业本身则是渐进式市场取向改革和城乡分割二元社会结构与农民致富愿望相结合的一个“意外”。随着经济转型、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完成和企业城市化，乡镇企业作为一个名称已成过去；作为一种资产组织形式，其内涵和特征已经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经济中，与资本、劳动要素之间具有替代性不同，组织要素可补充资本、劳动、土地要素的作用，但组织却是不可替代要素。企业拥有的资本、劳动越多，它所需要的组织便越重要。微观上的组织要素主要体现在企业家灵活运用职权、管理、经营、革新和承担风险等职能的企业家才能上。在经济转型初期，只有兼职型企业家才能减少政治成本，为企业获取必需的资源；转向市场经济后，只有职业型企业家才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主导权应移交到职业企业家手中。由此，苏南乡镇企业诞生、发展及其向现代企业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家从兼职型到职业型转化和走向成熟的过程。
3.农村小城镇化促进当地资本形成并奠定了新一轮城市化的基础。根据H·钱纳里和M·赛奎因的世界发展模型，初始城市化由工业化推动，到工业化率、城市化率同处于13%左右的水平之后，城市化开始加速，并明显超过工业化率，借助于需求拉动，城市化反过来促进工业化。中国城市化率滞后于工业化率近50个百分点，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的一般规律在我国不能体现，根源于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战略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季小立，2001），直观表现为大规模城市化需要的巨额支出与国家财政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据测算，目前每增加一个城市就业岗位，需要投资5000～10000元人民币，这样的巨额投资是我国财力无法承担的（洪银兴，2002）。从全国看，改革期间乡镇企业年均增长率达20%，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较改革前年均提高3.6个百分点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苏南，农村小城镇与乡镇企业相伴生，随着农村劳动力和资源从农业向乡镇企业和城镇（市）第二、三产业转移，大规模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全要素生产力提高，引起居民收入增加和储蓄率上升。外资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并通过管理示范、技术扩散，也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农民富裕为其移居城市提供着资金支持，这与企业重新布局于城市共同夯实了城建投资多元化的基础。“苏南模式”城市化的典型意义，与其说是通过人口就地转移的小城镇化体现了中国城市化特色，不如说是苏南地区通过发展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加速了当地资本形成和企业家成长，从而为制度约束解除后推动与工业化相匹配的城市化创造了条件。因此，农村小城镇化不是城市化的终结而是城市化演进的新起点。
4.政府政策成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内生变量。西方社会历经数百年发展，终于确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各国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城市产业分工均是市场选择、市场作用的结果，政府在城市化中只居辅助地位。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将会在较长时间里推行赶超战略，政府推动因素是中国城市化异于西方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区分城乡的户籍制度等都由中国工业化战略所内生，它直接将中国城市发展导向某种低效率的锁定状态（季小立，2001）；改革伊始，在“乡办乡有，村办村有”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产权制度下，实行政府担保、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经营模式，这使决策者越过私人业主制企业必经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敢于大规模举债投资，一旦成功，就能实现超常规发展，而乡镇企业因时而起，是苏南小城镇化蓬勃发展的关键；“苏南模式”城市化演进的新阶段，不仅新的城市发展规划需要政府直接介入，而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提供，城市聚合效应发挥，合理的产业、技术政策等，都离不开政府参与。不过，城市的市场本质，决定了市场规律要在城市化进程中起基础性作用，因此，当地政府能否遵循市场规律推进机制创新、制度创新，打破行政壁垒，协调竞争规则，营造城际间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决定着苏南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现代化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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