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对“灰色地带”挑战的认知
戴 正 洪邮生
【内容摘要】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不复存在，苏联的解体导致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独享“单极时刻”而难以受到制衡。然而，作为一种对美国霸权地位非传统挑战的概念，“灰色地带”最近受到美国学界热议。美国学者认为“灰色地带”挑战以其“修正主义性”、不对称性、模糊性和渐进性的特点正在对当前的国际秩序造成缓慢却持续的破坏，而俄罗斯与中国这两个“修正主义国家”被认为是“灰色地带”策略的主要使用者，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并入其领土、介入乌克兰内战的行为以及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被美国学界视为使用“灰色地带”策略的典型案例。但是，“灰色地带”这一概念本身存在定义不清、内容含糊的缺陷，它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学界对于美国霸权地位的不自信以及未来大国竞争加剧的忧虑。随着美国重新强调大国博弈将是未来国家安全的重要关切，其对中俄两国的行为举动将投以更多关注，这对今后国际秩序的发展演变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为此，中国应跟踪美国学界对“灰色地带”的讨论，并加强对大国博弈加剧趋势的关注，谋划好应对措施。
【关键词】 灰色地带 战略竞争 混合战争 审慎的修正主义者 大国博弈
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的单极霸权已经超过20年。美国在军事领域的超强实力及其全球性同盟网络导致尚不存在某个国际行为体能够通过武力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可能性。然而，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及中国外交逐渐转向奋发有为以来，美国学界认为美国越来越深陷于“灰色地带”（Gray Zone）挑战中，该挑战不但威胁着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而且以美国目前的军事理念也难以对其有效回应。美国军方对学界的忧虑也做出了回应，其海军司令约翰·理查德森（John Richardson）称，美国海军应当“在思想上更加灵敏，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灰色地带’挑战。”[1]美国学界对“灰色地带”的关注反映了其国内对霸权地位下降的忧虑。今后美国将会继续调整其战略规划以适应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博弈，增强威慑以实现霸权护持目的。本文从概念解析、“灰色地带”挑战的特点、行动手段、案例分析以及内涵质疑这五个部分展开，旨在对“灰色地带”这一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进行梳理和评述，并批判其中的模糊与谬误。
一、“灰色地带”概念
尽管冷战的终结被一部分乐观主义者视为“历史的终结”，但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单极时刻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免于威胁，不受挑战。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原所长哈维·西奇曼（Harvey Sicherman）认为，冷战后的世界远远不能以“和平”一词来定义，相反，各式各样的“次要冲突”已取代以往的主要冲突构成了后冷战时代冲突的主要内容，权力和领土的攫取、军事行动以及财富盗取这些问题要比目前构成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内容的环境和人权等内容更加重要。[2]在经过十多年的反恐战争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实力及其对世界的掌控能力已开始逐渐下降。有舆论认为，美国衰落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美国的对手们正在世界的边缘地区伺机而动，它们试图以最小的代价修正目前的国际体系，美国必须通过行动去否定各种不利的言论。[3]近五年来，“灰色地带”这一概念悄然出现在美国学界的讨论中，它被认为是一种对于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最严峻的挑战。美国学界对“灰色地带”挑战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侧重从总体上介绍“灰色地带”挑战的特点并呼吁政府加以重视，[4]第二类则专注于对具体的行为者所运用的“灰色地带”策略的分析。[5]
“灰色地带”原本用于指某些行业中存在的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难以说清道明的区域，或者是人们在行事过程中所采用的不符合一般道德规范但又没有触犯法律的方式。在国际安全的语境下，美国学界对“灰色地带”一词赋予了特殊内涵，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灰色地带”是一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安全竞争状态”[6]。安图里奥·艾奇瓦利亚（Antulio Echevarria）强调，“灰色地带”是一种在没有触发战争的情况下动用军事力量的情态，但它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和平，[7]丹尼·罗伊（Denny Roy）则认为“灰色地带”是一种将强度控制在战争门槛以下以防遭到战争反击的活动。[8]具体而言，“灰色地带”在本质上是一种具备胁迫性和侵略性活动的策略，“灰色地带”策略的使用者会严格控制行动的强度和烈度，使之保持在传统的国家间战争的门槛之外。“灰色地带”策略是国际体系中的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段，通过“灰色地带”活动，修正主义者可以逐渐改变国际秩序的现状并使之对自己有利。“灰色地带”策略相比于传统的战争拥有三个优点：其一，可以在不诉诸公开冲突的情况下获得收益；其二，可以避免越过国际秩序的“红线”；其三，可以免于国际社会的惩罚以及冲突升级的危险。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灰色地带”是一种介于战争与和平、合法与非法、手段和行动、普遍规则和特殊规则、秩序和无序之间的一种模糊概念，它牵连甚广，内容多样，因而是一个“只能描述，不能定义”的特殊名词。“灰色地带”策略有三个明显的标志：混合性、威胁性和风险困惑性。混合性指的是“灰色地带”策略往往是一系列充满敌意的手段与战略效果的混合体，其高度复杂和模糊的态势导致美国及其盟友难以进行有效反制。威胁性指的是“灰色地带”对于美国传统的、普遍适用的军事和防御传统造成了直接威胁，由于“灰色地带”并不遵循往常的线性战争梯度逻辑，因此既难以对其概念化，也难以遏制。风险困惑性指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在面对“灰色地带”挑战时总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加以震慑则需要承担危机升级的风险，如果置之不理又会面临被“步步蚕食”的险境。总之，“灰色地带”引发了一种独特的、高度情境化的安全危机。[9]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灰色地带”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学界大致上认可的“灰色地带”状态乃是体系中的国际行为体为针对美国或其盟友而采取的一种位于战争门槛之下的综合运用军事、经济、政治、外交等手段的策略。“灰色地带”对美国造成的巨大挑战在于其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对战争与和平的明确界限。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指的是交战双方的正规军在公开宣战的情况下相互较量的过程，[10]例如，根据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定义，冷战时期一场常规性的战争意味着“双方大规模的军队直接面对对方，一旦发生战斗，则双方将在一个广阔的空间内进行交战。”[11]2013年出版的《美国武装力量的准则》对常规战争也采取了类似的定义，认为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或者民族国家联盟之间采取各种常规或者特殊军事手段相互对抗以争夺支配地位而采取的暴力冲突。[12]不难发现，在以往的经验中，一场战争必定包含三方面的要素：正式的武装人员、大规模的交战和明确的交战国。[13]而“灰色地带”的出现意味着战争与和平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存在，也不存在实际的真空；相反，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充满政治、经济和安全竞争的空间。美国的对手们将会利用这种模糊的情境，通过非常规战术、恐怖主义以及犯罪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有评论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和国际关系领域的智库并未拿出真正切实有效的办法应对“灰色地带”的威胁。[14]
最近一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商业银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业务规模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自身管理能力及盈利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然而农村商业银行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在股权结构设置、自身发展方向定位等诸多层面存在问题。为此，笔者以股权管理为切入点，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股权管理展开现状分析，并试图依托理论来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灰色地带”挑战的特点
美国学界认为，“灰色地带”策略是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试图改变现状所采用的手段，但是由于美国强大的实力不可动摇，修正主义者难以通过公开的军事对抗挑战美国，后者的策略往往是模糊、渐进和隐秘的，总体来看，美国学界所认定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英语课程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设计，例如，实用综合教程，结合本课程内容，根据目前和将来的岗位需求整合为不同模块，再设置相关情境。教学实施过程中，采用项目、案例、模拟、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学习的自主性明显提高，主动去图书馆或借助网络查询资料，加强了分工合作。另外，英语阅读这样的课程可以考虑选用实时更新的与专业结合阅读材料，不但优化英语教学，而且使教育与社会和产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培养适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知识结构合理的高层次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一）“修正主义”性（Revisionist）
在国际体系中，不满现状的行为者往往被视为修正主义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修正主义者具备五个显著特征：其一，国际机制的低参与率；其二，即便参与国际机制也是在不接受其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其三，参与国际机制，同时也接受国际规范，但是具有机会主义和冒险心态，具有改变原有规则的强烈愿望；其四，希望对现存国际体系的物质性权力进行激进的再分配；其五，采取实际行动实现对国际体系物质性权力的再分配。[15]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则进行了一种梯度性的区分，认为并非所有的修正主义者对于国际体系的认可程度都是相同的，如果仔细辨别，他们的态度可以进行一个从温和到激进的排序，那些对待国际体系的态度总体温和、对现状比较满意的大国被称为“审慎的修正主义者”（Measured Revisionists）。“审慎的修正主义者”最主要的目标是维持自身的权力而非颠覆国际秩序，它们对于现存国际秩序中的大多数内容都是支持的，但是对自身的地位、大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规范有所不满，它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动机去增进自身的相对权力。[16]麦克·马扎尔（Michael Mazarr）认为“审慎的修正主义者”对于国际体系整体上是接受的，但是它们的行为却具有复杂性，除了遵守国际体系的基本规范外，这些大国也在试图改变现存的国际规范和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以获得有利的地位。大国关系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总是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大国永远都在谋求更加有利的权力地位，即便是对于国际秩序比较满意的大国也在试图重塑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国家谋求更多权力的手段也在扩展，在目前的情况下，“灰色地带”策略为那些不满现状的国家提供了窗口，在低于战争门槛和不谋求打破国际秩序的前提下，各种非传统、渐进式的策略为“审慎的修正主义者”提供了机会。[17]
（二）不对称性（Asymmetry）
对于利益与能力的判断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与捍卫现状的一方在博弈中着重考虑的因素，危机事态的平息往往是由于双方都考虑到如果让危机升级则己方所能获得收益将会低于付出的代价。马克·特里奇腾伯格（Marc Trachtenberg）认为，相对实力的大小与相对利益的多少在根本上决定了国际危机的结果，实力较弱的一方以及利益相关较少的一方会选择退却。[18]在一些美国学者的论述中，“灰色地带”策略往往能够成功是因为美国与现状的改变者之间存在着这种不对称性。
从利益层面看，尽管不同国家拥有相同的目标，但是在国内政治、盟友以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区别，同样的事物对于不同国家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重要程度的大小将影响国家捍卫利益的决心，虽然实力强大的一方更有可能在一场维护不怎么重要的利益冲突中获胜，但是实力较弱的一方却认为捍卫该利益对其至关重要并愿意承担更高的风险和更大的代价，这种利益的不对称性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强大的行为体会在冲突中输给弱小的行为体。[19]维斯那·丹尼洛维克（Vesna Danilovic）认为，利益的不对称性导致某些具有强烈地区利益的大国不惜铤而走险采用危险的“灰色地带”策略。[20]
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将军（Valery Gerasimov）是当代俄罗斯“混合战争”理论构想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科学在预测中的价值》一文中，他阐述了“混合战争”理论。格拉西莫夫指出，在21世纪，战争与和平之间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了，战争将不再从宣战时才开始，它将以一种人们并不熟悉的方式推进。战争的规则已经改变，非军事的手段越来越多地成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并且在很多时候能够比武器更加有效。以维和以及危机管控为名公开使用武装部队的状况只会在战争的最终阶段才会出现，它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最终的胜利；无论敌人拥有怎样的军队，无论他们的军队装备有多精良，我们总能够找到他们的弱点，这也意味着克敌制胜的方法始终存在。[34]2014年，俄军的作战准则将现代战争定义为武装力量、非军事角色的整体运用，并且强调非常规作战部队以及私人军事公司对于作战行动的参与以及在行动中对非对称手段的使用。[35]这也意味着俄军的作战序列整体上向适应非传统性质的军事冲突靠拢。
从实力的角度上看，美国的实力虽然在整体上凌驾于任何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应对“灰色地带”挑战时可以得心应手，实力与能力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因为实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实力可以被细分为存在于不同层面与领域的能力，对于实力的评估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有纯粹按照GDP的规模进行衡量的，[21]也有通过人口、领土面积、资源禀赋和组织化竞争力等多个维度进行评估的，[22]更有学者建议应当把团结程度、民族主义精神和意识形态等精神层面的要素也纳入衡量的标准。[23]而在应对不尽相同的具体问题时，所需要的能力层次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实力被分散为处在各种层面的能力导致了美国很难发挥其总体上的优势去震慑“灰色地带”挑战。
此后六年间，国务院先后在上海外高桥、天津、海口、青岛等地设立13个保税区。[注]设立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时，官方给出的英文翻译是“Free Trade Zone”而非“Bonded Area”。由此可见，我国的保税区在一开始便定位于“自由贸易园区”。在此期间，为了方便加工贸易企业“大进大出”的运营模式，海关还批准设立“主要以服务加工贸易进口料件为主的保税仓库和专门存放出口产品的出口监管库”，即保税仓库。1994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保税区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保税区的三大功能——“出口加工、国际贸易和保税仓储”。
（三）模糊性（Ambiguity）
根据美国研究者的观察，俄罗斯在2008年的俄格战争时期所采取的通过“法律战”创设干预合法性的行动已经是一种“灰色地带”策略。在战争开始前，俄罗斯已经事先在阿布哈兹地区部署了不违反1994年《独联体协定》规定的2 000人左右的维和部队，随后，莫斯科宣布在谋求独立的南奥塞梯地区发放俄罗斯护照。之后，俄罗斯便强调保护在格鲁吉亚的俄籍公民的责任，并且以此为其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也就是说，在格鲁吉亚的行动中，俄罗斯以“保护在格境内俄罗斯公民”为理由利用事先部署在阿布哈兹地区的安全部队成功实施了军事干预。[32]
（四）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
“灰色地带”策略反对“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模式，不会谋求在一次行动中取得决定性结果。相反，它往往通过长时段的渐进式活动缓慢地推动目标的实现，“切香肠”（Salami Slicing）和“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这两种手段是“灰色地带”策略渐进主义特点最典型的体现。手段上的渐进性活动使得“灰色地带”策略的使用者们得以避开对手的反击，同时也能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使得事态的发展逐渐发生质变。谢林对于渐进策略的实质有着比较全面的概述：如果一次小的违规与一次严重的冒犯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而仅仅是一种在持续性行动的刻度上所显现的差别，那么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从一种微小得不至于引起反应的小动作开始其侵略活动，并通过难以察觉的进度不断增进状况而不是发动可能引起对方反应的轰动性突然袭击。[27]通过渐进主义的策略，各种行动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每一步都在小心谨慎中展开以免超越了能够引起反应的“门槛”，最终，这一系列不断递进的活动将最终改变现状。[28]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渐进主义的手段在规避冲突的同时也可以让对方相信，如果冲突真的发生，自己将会采取升级冲突的方法加以应对，因为国家“可以采取有限度的进攻向对手施压，使其相信自己在将来能够继续发动进攻。”[29]
按揉曲池穴 先用右手拇指按揉左侧的曲池穴（位于手肘关节弯曲凹陷处），再换左手拇指按揉右侧的曲池穴，分别按揉32圈。
三、“灰色地带”策略的行动手段
大体上来看，在美国学界的相关论述中，“灰色地带”策略的使用者们都在尽量规避以公开和激进的方式破坏目前的国际秩序，而是通过缓慢地积累逐渐影响事态的发展进程。在“灰色地带”策略的行动手段上，美国学界倾向于一切对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具有破坏性且低于正式战争门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行为均可纳入“灰色地带”的范畴，马扎尔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见表1）。
表1 “灰色地带”策略的行动手段
资料来源：Michael J. Mazzar, Mastering the Gray Zone: 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Era of Conflict，Carlisle: United War College Press and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5, p. 59.
四、“灰色地带”策略的主要使用者
对于中国在南海地区合法的巡逻、维权、岛礁建设以及与周边国家正常的经济合作，美国的一些学者也将之视为“灰色地带”策略的一部分，克罗宁认为中国在试图以非军事手段改变南海的现状，比如对南海的绝大多数水域提出声索，颁布渔业法规，在黄岩岛水域驱赶菲律宾船只以及骚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的美国海军舰艇，这种将经济、法律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做法完全是一种教科书式的胁迫外交。[49]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以及“丝路基金”等将自己与东南亚邻国绑定，拉近与它们的距离。在南海岛礁的建设上，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宣称这些岛礁的用途是科考和救援，但是加强其军事力量才是最为主要的目标。[50]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Erickson）同样认为中国填海造岛很难说不是为了军事目的，因为这些岛礁散布的范围十分广阔，就像“沙土长城”一般，因此必然是为了满足一定程度的军事需要。[51]
（一）美国学界对俄罗斯的看法
这种模糊性贯穿于事态发展的整个过程。在美国看来，它们对“灰色地带”策略的使用者的身份、所要实现的目标所知甚少，也不清楚他们的行为是否已经违背国际规则以及应当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回应。美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公布的《灰色地带白皮书》也认为“灰色地带”的特点在于冲突实质的模糊性、参与方的不透明性或者是相关政策与法律框架的不确定性，[24]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导致现状的捍卫者难以决定是否应该以一种致命的武力加以回击。[25]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认为绝大多数的承诺在细节上都是模糊的，如果要兑现承诺则必须要越过一定的门槛，但是很多时候就连门槛本身也是模糊的。[26]模糊性所带来的优势便在于它能够让现状的改变者可以继续以对现状满意者的身份进行伪装，并通过含糊不清的行动绕开国际社会所公认的红线以防止危机的升级。由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国际社会实际上对“灰色地带”策略的使用者是否改变了现状没有清晰的认识，因而也很难履行“维持现状”的承诺。
另外，美国的研究者对于中国军事建设的成果也十分关注，他们认为中国虽然在极力避免公开的军事冲突，但是依然能够依靠军事或者准军事力量以及对军事手段的非暴力运用来制造“灰色地带”。[52]中国在南海拥有齐全的军事部署，一旦其对手试图对其“灰色地带”措施进行反制，中国便能够以升级事态作为威胁迫使对方退缩。[53]对于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动向，美国最为关心的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如果这一能力迅速发展，那么中国将能够在西太平洋地区海陆空区域阻挡外国军队，这将极大地妨碍强调军事力量全球部署的美军的活动。兰德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建设延伸了其军事到达能力的极限，只需要借助陆基设施便能够有效执行A2/AD任务，避免了海军舰艇的长途奔袭，使之能够更加从容地在航母数量不足的情况下执行任务，而且解放军装备的大量柴电潜艇、先进防空设施、水雷、弹道和巡航导弹以及反卫星激光武器足以严重削弱美国的干预能力。[54]
10月6日，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举行建院60周年庆祝大会。水利部部长陈雷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鹿心社，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水利部党组成员刘雅鸣，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专家等出席庆祝大会。
在俄罗斯后续的战略动向中，2014年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也被美国学界认为是“灰色地带”策略的绝佳体现。2014年2月底，俄罗斯空降部队伪装成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先行抵达克里米亚半岛并迅速解除乌克兰部队的武装；随后，俄黑海舰队及其所属海军陆战队官兵展开后续行动夺取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由俄罗斯本土出发的部队则进一步控制了克里米亚各处要冲枢纽；在短短的两周内，俄罗斯全面地控制了克里米亚。为了证明占领克里米亚的合法性，俄罗斯宣布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赠予乌克兰的行为是“违法”之举，并认定克里米亚民众享有“民族自决权”。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进行全民公投以决定其是否加入俄罗斯联邦，投票结果显示96%的选民赞成加入俄罗斯。[36]北约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此次所谓的“公投”并不合法，因为这是在缺乏国际社会监督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进行的过程十分仓促且全程都有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进行管制，投票的结果实际上并不能体现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的结果更具合法性。[37]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迅速有效的军事行动，同样重要的还包括俄罗斯长期以来对克里米亚地区各种民间力量的影响力。比如，在俄军占领克里米亚的过程中，原“金雕”特警部队（Berkut）的俄裔乌克兰人成功发挥了阻止乌克兰部队进入克里米亚的作用，在夺取辛菲罗波尔机场的过程中也是亲俄的武装自卫队员率先行动并在黑海舰队俄军陆战队士兵的协助下控制了机场。俄罗斯在控制了克里米亚后立刻展开了对本地居民的舆论宣传攻势以增进民众对俄罗斯的认同感。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2015年3月即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一年后，当地84%的俄裔居民以及乌克兰裔居民支持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相比于居住在乌克兰西部与中部的认同欧洲人身份的乌克兰人，85%的克里米亚居民并不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许多居住在克里米亚的俄裔乌克兰居民受到俄罗斯电视节目的影响，相信继续留在乌克兰版图内的结果就是成为二等公民。[38]
在介入乌克兰内乱的行动方面，俄罗斯也是在熟练运用“灰色地带”策略的情况下进行的，在2014年2月26日基辅的“广场骚乱”当天，俄罗斯便在靠近俄乌边界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展开名为“快速检查”（Snap Inspection）的大规模军事演习。[39]几个星期后，俄军又在中部军区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有的军事单位均在72小时内部署完毕。[40]俄军在乌克兰动乱之时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意味着其完全具备快速介入乌克兰事务的能力。乌克兰东部的骚动爆发后，俄罗斯特别行动部队的士兵穿上无法辨明身份的绿色制服，以“地方安全部队”的名义进入乌克兰协助东乌亲俄武装人员作战。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舆论也在美化在乌作战的俄罗斯人，一名俄罗斯志愿兵在接受俄媒采访时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在保护顿巴斯的居民免于受到来自基辅军队的伤害，“打击法西斯”正是他来到乌克兰的目的。[41]此外，俄罗斯也在灵活运用人道主义关怀树立自身的正面形象，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Vitaly Churkin）呼吁联合国应当救助东乌克兰地区受到内战伤害的孤儿，并宣称俄罗斯已经打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遭到了美国的否决。[42]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公开要求顿巴斯的民兵开放一条人道主义走廊，让难民和被包围且无心再战的乌克兰士兵撤离。[43]
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中采取的行为模式，傅泰林（M. Taylor Fravel）认为主要是一种“拖延”战术，这一方面能够保障中国自身在南海的利益，同样也能够防止危机事态的升级。[46]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和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则认为中国在南海的“灰色地带”策略经历了“机会主义扩张”“笑脸相迎”以及“小棒外交”三个阶段。新美国中心亚太安全事务部门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oronin）称，华盛顿的决策者将北京在南海和东海的活动策略以“定制胁迫”（Tailored Coercion）来进行定义，这种策略的特点就是迫使特定的一些国家进行明确回应但又不会使所有的邻国都感到害怕，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动用执法船进行常态化的海上巡逻都是这种策略的表现形式。[47]罗纳德·欧罗克（Ronald O’Rourke）则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活动是一种“卷心菜策略”（Cabbage Strategy），按照渔船、公务船、执法船和军舰的顺序构成一个圈层“夺取”岛屿，就如同一颗叶子层层覆盖的卷心菜一样。[48]
（二）美国学界对中国的看法
随着美国战略东移这一大方向的调整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崛起中的中国的行为越来越成为美国关注的焦点，这一趋势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南海诸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毋庸置疑的主权，有关争议应当由中国与当事国直接协商解决，与域外国家无关。然而，在美国学界看来，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完全是一种“灰色地带”策略，对于地区的安宁与秩序构成了所谓的“威胁”，也因为这样的一种偏见，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也往往充满扭曲与不实。
美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战略思想深受《孙子兵法》影响，孙子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乃是兵家的最高境界，因此，中国倾向于尽量不使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非军事领域的斗争被中国的战略家们视为重要的手段，心理战、媒体战和法律战是中国扩大影响力，获取资源以及取得领土的“三种战争”。心理战旨在影响以及扰乱对手的决策能力，在其内部创造出一种怀疑和反对领导者的氛围并试图欺骗对手和降低其斗争的意愿；媒体战则是通过持续的、接连不断的活动对感知与态度产生持续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电视节目、书籍和媒体网络产生；法律战是“三种战争”中最根本的一种，它主要通过法律体系来实现政治与商业上的目标，通过各种方法论证自我主张的合法性。[45]事实上，中国尽量保持了克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是中国致力于稳定地区秩序的重要表现，但是，美国一些学者却将中国的行动视作使用非军事胁迫手段以推进“灰色地带”策略的表现。
美国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的研究员麦克·考夫曼（Michael Kofman）和马修·罗亚斯基（Matthew Rojansky）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所展示的“混合战争”是其大国力量的一种整体展示，它建立在俄罗斯对于经济、军事、外交和信息手段的灵活运用上，而西方不仅对此束手无策，而且还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失误。俄罗斯对其邻国动用武力的表现将引发周边国家的恐慌，使它们确定莫斯科干涉他国的举动将不会停止，为此，美国应当尽快熟悉“混合战争”的性质，这不但关系到与俄罗斯在其边缘地区对抗的结果，更会影响到未来在全球以及各地区面对其他大国时所遇到的挑战。[44]
汽封间隙调整是汽封改造的关键，为保证改造效果，所有间隙均取设计值、前次改造值的下限。鉴于本次大修时，解体发现所有下部汽封磨损较为严重，而高中压隔板及轴封上部汽封均完好，故决定将上部汽封的间隙值在上述数值上再降低0.2 mm。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起，美国着手进行战略东移，通过“亚太再平衡”政策应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所引发的冲突使俄美关系进一步紧张，大国博弈的加剧导致美国安全战略进入了调整期。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修正主义大国”俄罗斯和中国明确列为战略竞争者，[30]2018年1月，特朗普在其国情咨文报告中再度强调大国竞争已经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安全的首要关切。[31]在美国学界的表述中，同样也把俄罗斯与中国视为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两国所使用的策略便是“灰色地带”。以中俄两国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对于美国学界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中俄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既非美国盟友又不完全遵循美国所主导的价值规范的大国，其拥有的实力远超其他同样被视为“灰色地带”策略使用者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因此，“灰色地带”对美国所造成的困扰更多地应该从行为者所能施加的力量而非手段本身来理解。
美国学界认为，最近几年，俄罗斯又构想了一种新的“灰色地带”策略，这种手段一般被称为“混合战争”（Hybrid War）。其特点是“结合一系列不同的冲突模式，这些模式包括传统能力、不对称的战术和组织形式以及包含无差别的暴力、胁迫与犯罪行为的恐怖主义活动。”[33]混合战争通过混合使用非军事手段、制裁暴力以及军事力量以实现政策目标，它既不是传统战争，也不是非传统战争，更不是非对称战争，而是三者的结合。
五、对“灰色地带”概念的质疑
虽然“灰色地带”概念被美国学界视为一种对国际秩序的新威胁，但是，如果对其进行仔细的推敲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许多值得辨析之处。
2.3 吸烟组、戒烟组及非吸烟组的椎体骨折阳性率比较 结果表明：吸烟组、戒烟组及非吸烟组的椎体骨折阳性率分别为23.3%(496/2 129)、21.8%(76/349)和14.2%(131/925)，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两两比较，发现吸烟组与非吸烟组(P<0.001)、戒烟组与非吸烟组(P=0.001)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第一，“灰色地带”并非在冷战以后才出现的一种新概念。事实上，基辛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醒美国需要密切关注苏联在世界的边缘地带所采用的“灰色地带”战术，因为这将逐步侵蚀美国在这些地方的影响力并最终对均势造成颠覆性的破坏，[55]而美国中央司令部总司令约瑟夫·福特尔（Joseph Votel）也认为，整个冷战就是一场长达45年之久的“灰色地带”战斗。[56]在历史上，以“军事行动”冠名的各类非常规战争，不对称战争和低烈度冲突并不少见，所以就其实质而言，“灰色地带”仅仅是将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理念再概念化的结果而已。
第二，是否只有所谓的“修正主义者”才会使用灰色地带策略？美国学界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是“灰色地带”策略最主要的使用者，而两国也同样被美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但是，对历史上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梳理显示，美国这个自诩为“现状维持者”的国家才是最熟悉“灰色地带”策略的老手和高手。如果按照美国学界自己的定义，那么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旨在渗透与破坏的“隐秘行动”，秘密援助中国西藏的叛乱分子、制定刺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计划以及通过CIA推翻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行为都属于“灰色地带”的范畴，而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暗中支持菲律宾发起“南海仲裁案”以及借所谓“航行自由”之名不断派遣军舰进入南海岛礁邻近水域的挑衅行为，同样也没有脱离“灰色地带”的覆盖范围。由此可见，美国学界在论述“灰色地带”时执行的是双重标准。
第三，如何区分“灰色地带”与合理的国家主权行为？美国学界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混合战争”和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合法维权活动以及与东南亚邻国的经济合作均视为“灰色地带”策略的表现，但是，两者之间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在国际法上具有重大争议，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和巡逻活动则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事务。中国在与周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亲诚惠容”等理念，以平等、互利、共赢为导向；对于一些国家的挑衅行为，中国亦有权反制。这些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国家主权行为。美国将其他国家的行为任意贴上某种标签完全是一种“污名化”的做法，正是因为美国以“战略竞争者”的身份来定义中国，所以中国所有的行为似乎都有某种“不可告人的企图”，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只要美国在主观上认定某种行为危害了其国家利益，那么任何行为体的任何举动都可以被归结为“灰色地带”策略，这样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泛安全化”的困境，让“灰色地带”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篮子”，反而造成概念本身的“空心化”，导致研究者难以将其作为一个精准的定义加以使用。
结束语
对于“灰色地带”这一概念我们应当辩证看待，它仅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国际关系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现象，显露了可能对国际体系的稳定造成冲击的所谓隐患，但是归根结底则是美国对自身霸权地位动摇以及大国博弈加剧局势的忧惧心理的流露，对于“灰色地带”挑战与大国博弈的强调反映出美国希望重塑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然而，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绝非其所宣称的那样公平合理。相反，这种秩序过分地剥夺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和合理权益，以至于美国目前不得不面对其自身造成的恶果。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违背当初与俄罗斯的约定不断进行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一再降低俄罗斯的安全感，最终造成了乌克兰危机以及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结局。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不但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而且还接连退出各种国际组织，表现出一种出乎意料的“修正主义”行为特征，导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世界各国对于冷战后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的担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国力量的消长以及关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之争将是未来国际政治变迁的长久趋势。
从美国学界渲染中国采取“灰色地带”策略的现象来看，我们需要警惕它对于美国对涉华问题进行战略和政策调整的影响及程度，及早进行有关研判和准备。对于美国学界关于“灰色地带”认知的动向应保持持续关注，对于美国可能出台的对华遏制措施应提前防备。总之，崛起中的中国面对国际体系发展趋向的新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继续推进国际秩序向更加合理的方向演进；另一方面也要继续增强综合国力，做好应对未来更为激烈的大国博弈的准备。
可以说，自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问世后，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讨论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马克思与阿尔都塞沿着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的道路前进，而法兰克福学派却走向了相反的道路，认为在后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职能，科学技术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论为哈贝马斯的理论创建提供了宝贵的学理材料，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却直接为其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如哈贝马斯自己所言:“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的职能的发明权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
The BUILD Act in the Context of Growing China-U.S. Competition
FAN Hesheng, WANG Letong, and LI Bo
Abstract: With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igning the BUILD Act into law, this Congress-initiated legislation will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future Af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growing China-U.S. competition, the act is part of U.S. strategic efforts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with Africa with a view to erecting barriers to China’s access to the African continent. Under the act, Washington will restructure its development finance by recruiting mor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a reinvigorated model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he act also reflects an American vision and proposal for African economic future in an increasingly fierce battle of ideas with a globally active China championing a non-Western model of development. Competi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routes in Africa will intensify in the coming years. Studies of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BUILD Act may better prepare China for the upcoming competition whose outcome will depend whether Beijing can improve its investment structure in Africa, faithfully imple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and fully engage with African nations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Keywords: BUILD Act, U.S. Africa policy,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作者简介】 戴正，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 邮编：210023）；洪邮生，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江苏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9)04-0079-19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904005
[1]游润恬：《美国海军司令理查森：美应灵活回应中俄“灰色地带战术”》，联合早报网，2019年2月10日，http://www.zaobao.com/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90210-930596。
[2] Harvey Sicherman, “The Revenge of Geopolitics,”Orbis, Vol. 41, No.1, 1997, pp. 7-8.
[3] A. Wes Mitchell and Jakub Grygiel, “The Vulnerability of Peripheries,” American Interest, March 1, 2011,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1/03/01/the-vulnerability-of-peripheries/.
[4] James J. Wirtz, “Life in the ‘Gray Zone’: Observations for Contemporary Strategists,”Defenseand Security Analysis, Spring 2017; Spencer B. Meredith and David C. Walton, “Building Competencies for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Readiness in the Gray Zone,” Special Operations Journal, Vol.3, No.1, 2017; and Peter Pomertsev, “Brave New War:A New Form of Conflict Emerged in 2015—from the Islamic Stat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Atlantic, December 29, 2015,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12/war-2015-china-russia-isis/422085/.
[5] Maren Leed, “Square Pegs, Round Holes, and Gray Zone Conflicts: Time to Step Back,”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6, No.5, 2015; H. Reisinger and A. Golts, “Russia’s Hybrid Warfare Waging War below the Radar of Traditional Collective Defence,” NATO Defense College Research Paper No.105, Brussels: NATO Defense College,November 2014; and James R. Holmes, “China’s Small Stick Diplomacy,” The Diplomat, May 21, 2012, https://thediplomat.com/2012/05/chinas-small-stick-diplomacy/.
[6] Amy Chang, Ben FitzGerald, and Van Jackson, Shades of Gray: Technology,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Stability in Maritime Asia,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5, p.3.
[7] Antulio J. Echevarria, “How Should We Think about Gray-Zone Wars?” Infinity Journal , Vol.5,No.1, 2015, pp.16-20.
[8] Denny Roy, “China Wins the Gray Zone by Default,” Pacific Forum, September 17, 2015, https://www.pacforum.org/analysis/pacnet-60-china-wins-gray-zone-default.
[9] Nathen P. Freier, etal, Outplayed: Regaining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Gray Zone, Carlisle: United War College Press and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6, pp.3-4.
[10] Martin van Creveld, “Modern Conventional Warfare: An Overview,” Offnews.info, 2004, http://www.offnews.info/downloads/2020modern_warfare.pdf.
[11]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5.
[12] U.S. Armed Forces, “Joint Publication 1: Doctrine for the Armed For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iteseerX, March 25, 2013,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297.199&rep=rep1&type=pdf.
[13] Stephen D. Biddle, Military Power. Explaining Victory and Defeat in Modern Batt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p. 7.
[14] Zachary Keck, “Report: The U.S. Is Not Ready for a War with Russia or China,”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0, 2017,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report-the-us-not-ready-war-russia-or-china-22832.
[15]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11.
[16]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p. 100-104.
[17] Michael J. Mazzar, Mastering the Gray Zone: 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Era of Conflict, Carlisle: United War College Press and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15, pp.22-25.
[18] Marc Trachtenberg, “Audience Costs: An Historical Analysis,” Security Studies, Vol.21, No.1,2012, p.3.
[19] Andrew Mack, “Why Big Nations Lose Small Wars: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ic Conflict,” World Politics, Vol.27, No.2, 1975, pp.175-200.
[20] Vesna Danilovic, “The Sources of Threat Credibility in Extended Deterren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5, No.3, 2001, p. 365.
[21] Paul K. MacDonald and Joseph M. Parent, “Graceful Decline? The Surprising Success of Great Power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5, No.4, 2011, pp.22-24.
[22]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Vol.61, No.1, 2009, p.4.
[23]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p.123.
[24] U.S. 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The Gray Zone White Paper,” September 9, 2015, https://info.publicintelligence.net/USSOCOM-GrayZones.pdf.
[25] Douglas C. Lovelace, ed., Hybrid Warfare and the Gray Zone Threa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ix.
[26] 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66-68.
[27]Thomas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pp. 66-68.
[28] Michael J. Mazzar, Mastering the Gray Zone: Understanding a Changing Era of Conflict, pp.33-34.
[29] Robert Powell, Nuclear Deterrence Theory: The Search for Credi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3.
[30]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2.pdf.
[31]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3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state-union-address/.
[32] LionelL Behner, “For Russia, Death by a Thousand Aid Convoys,” Cicero, August 28, 2014, http://ciceromagazine.com/opinion/in-russia-death-by-a-thousand-aid-convoys/.
[33]Frank G. Hoffman,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p. 58.
[34] Valery Gerasimov, “The Value of Science in Prediction,”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February 27, 2013, https://www.ies.be/files/Gerasimov%20HW%20ENG.pdf.
[35] Roger McDermott, “No Return to Cold War in Russia’s New Military Doctrine,” Eurasia Review, February 3, 2015, http://www.eurasiareview.com/03022015-no-return-cold-war-russias-new-military-doctrine-analysis/.
[36] “ EU Imposes Sanctions on Russian, Ukrainian Officials after Crimea Referendum,” EURA, March 16, 2014,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urope-s-east/video/eu-imposes-sanctions-on-russian-ukrainian-officials-after-crimea-referendum/.
[37] Heide. Reisinger and Aleksandr Golts, “Russia’s Hybrid Warfare–Waging War below the Radar of Traditional Collective Defence,” Association of Ukrainians in Great Britan, November 2014, https://www.augb.co.uk/admin/project/uploaded-media/november-2014-nato-research-paper.pdf.
[38] John O’Loughlin and Gerard Toal, “John’s Russian List,” Johnson’s Russia List, March 6, 2015, http://russialist.org/the-crimean-conundrum/.
[39] “Putin Orders Snap Check of Russia Armed Forces’ Battle-readiness,” Expatica, February 26, 2014, https://www.expatica.com/ru/news/country-news/Putin-orders-snap-check-of-Russia-armed-forces-battle-readiness_397992.html.
[40] “Working Meeting with Defence Minister Sergey Shoigu,” Presidential Executive Office, September 12,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133.
[41] RT, “Российские и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добровольцы в Донбассе: Мы приехали защищать мир от фашизма.,” RT, сентября 4, 2014, https://russian.rt.com/article/48536.
[42] “Churkin to UN: Don’t Children in East Ukraine Deserve Safety?” RT, August 8, 2014, http://rt.com/news/179112-un-russia-ukraine-children/.
[43]Kremlin, “Seliger 2014 National Youth Forum,” August 29, 201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6507.
[44] Michael Kofman and Matthew Rojansky, “A Closer Look at Russia’s ‘Hybrid War,’ ”Wilson Center, April 2015, http://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7-KENNAN%20 CABLE-ROJANSKY%20KOFMAN.pdf.
[45] Stefan Halper, “China: The Three Warfares,” Cryptome, May 2013, https://cryptome.org/2014/06/prc-three-wars.pdf.
[46] M. Taylor Fravel, “China’s Strategy in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2011, pp.292-319.
[47] Patrick M. Cronin, Ely Ratner, Elbridge Colby, Zachary M. Hosford, and Alexander Sullivan, Tailored Coercion Competition and Risk in Maritime Asia,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2014, p.5.
[48] Ronald O’Rourke, “China’s Actions in South and East China Sea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Andrew Erickson.com, February 11 2019, http://www.andrewerickson.com/2019/02/chinas-actions-in-south-east-china-seas-implications-for-u-s-interests-background-issues-for-congress-new-edition.
[49] Patrick M. Cronin, et al., Tailored Coercion Competition and Risk in Maritime Asia, Washington, DC: p.6.
[50] Bonnie Glaser,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May 13, 2015,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transcripts/May%2013%2C%202015%20Hearing%20Transcript.pdf.
[51] Andrew S. Erickson, “America’s Security Rol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July 23 2015,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FA/FA05/20150723/103787/HHRG-114-FA05-Wstate-EricksonA-20150723.pdf.
[52] Nathen P. Freier, et al, Outplayed: Regaining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Gray Zone, p. 37.
[53] Edward Wong and Chris Buckley, “China’s Military Budget Increasing 10% for 2015, Offcial Says,” CNBC, March 4, 2015, https://www.cnbc.com/2015/03/04/chinas-military-budget-increasing-10-percent-for-2015-official-says.html.
[54] Eric Heginbotham, et al, The U.S.-China Military Scorecard: Forces, Geography, and the Evolving Balance of Power, 1996–2017, Washington, DC: Rand Corporation, 2016, p.23; pp.247-248.
[55] Henry A. Kissinger, “Military Policy and Defense of the Gray Areas,” Foreign Affairs,Vol.33, No.3, 1955, pp. 416-428.
[56] Joseph L. Votel, et al, “Unconventional Warfare in the Gray Zone,” Joint Force Quarterly, No.80, 2016, p.102.
[责任编辑：石晨霞]
标签：灰色地带论文; 战略竞争论文; 混合战争论文; 审慎的修正主义者论文; 大国博弈论文;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论文;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论文;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