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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
江泽民总书记2000年2月1日的谈话，对我国的教育工作作了深刻精辟的论述。这篇谈话，把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提到关乎国运兴衰、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并号召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这对新世纪的人才培养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方针。
然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已经讲了多年了。表面上似乎无人反对，但坦率地说，收效甚微，因此很值得探讨一下原因。
两种教育观
首先比较一下“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涵义。
我们现在把“以德育为核心，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称之为素质教育的特征，但没有具体说明。记得在1992年，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的到来，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文章， 题为《九十年代的图存之道》，强调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下一代。这篇文章提出下列10个方面的教育内容：
第一，要使学生具备表达顺畅、表意清晰、在国际上能熟练应对的语言文字能力；
第二，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加强历史和地理的教育；
第三，加深学生对高深数学原理的理解，并使学生能将它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第四，使学生具备与环境有关的物理知识，注重物理学教学的实用性；
第五，要使学生至少通晓一种外国语言；
第六，要使学生熟悉电脑及有关科技的操作使用；
第七，培养学生对艺术的兴趣，使学生对文化艺术有高深的鉴赏力；
第八，必须使孩子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知道暴饮暴食、吸烟、喝酒、吸毒及艾滋病对身体的危害；
第九，要使学生真正了解美国政府及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借此培养他们成为能灵活掌握社会资讯、投票理智的公民；
第十，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发挥创意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上10个方面，除了其中的第九点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体现了他们的教育是为谁服务的以外，其余各点对我们也是可以适用的。
那么，什么是应试教育呢？应试教育就是适应以考试为唯一手段来甄别和选拔合格人才的教育方法。应试教育在我国特别流行，是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应试教育的“历史性”典范。科举通过国家办的“统考”，为非特权阶层开辟了一条通向名利富贵的仕途。由于科举的相对客观、相对公正，且又是人人可以企及的，平民百姓都有机会实现平步青云的梦想，因此极具吸引力。“落难公子中状元”一类的戏文，历来是广大群众所极其欣赏的。但如果考不上，那就只能继续当平民百姓。在那个时代，科举考试简直就是个人前途的“两种命运的决战”，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在著名的《儒林外史》中早已有出色的描述，但恐怕所反映的还不到实际情况的百分之一吧。
当前新的应试教育的核心则是上大学。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已经是一般老百姓可以企及的目标。“文革”以后恢复大学招生以来的“统考”，虽然同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本质还是相类似的。统考虽曾起过积极作用，且历来被誉为“全国最公平、最少有人情污染的地方”，但这种公平也不过是考试结果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已。
在当代社会，大学本科毕业被公认为是“受到良好教育”的标志。上了大学，才能得到好的“白领”工作；上了大学，才能具备攻读研究生、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先决条件。这反映了社会上对人才质量的主流看法，也体现在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的政策之中。以大学本身为例，为了要办成“国际第一流”，有的学校已经规定进入教师岗位的新人必须具有博士学位，而一般工作人员则非学士（本科毕业生）不收。即使是大专毕业生也没有一席之地，因为学校已经取消了“教学辅助人员”这一层次。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的自传《一只会思想的萝卜》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听说它（博士学位）的价格就与切除阑尾的费用相当，而那时我恰巧得了阑尾炎，两头不能兼顾，所以我就当一个没有学位的普通人，直到成为一个教授。
这种话给现在的教育界人士看到，几乎已到了不可思议的亵渎神圣（博士学位）的程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我国推行学位制度还不到20年，但今后已不再有人可以没有博士学位而晋升为教授了。
再进一步而言，即使都是博士，土洋也不一样。在国外拿到学位的“洋博士”，其待遇要比国内自己培养的“土博士”来得好，理由是“要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吸引他们回来”。于是青年和他们的家长的最高向往，就是先出国读博士，再让国家吸引回来，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一级级考试。这就是应试教育的“精华”所在。
由此可见，古代的科举和今日的高等教育都是由考试的成败来决定个人的前途，所以二者的本质有极为相似之处。从社会因素来看，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就业上的困难，导致就业竞争。然后就业竞争变成了学历竞争，学历竞争变成了升学竞争，而升学竞争又蜕变为“考试竞争”——因为所有难以直接评价的东西都被忽略不计，只有考试分数成了唯一的质量依据。最后，由于要读大学，所以先要“考”进好的中学；而要进好的中学，在小学就必须“负重”。对孩子们实施应试教育的结果，使学海茫茫变成了苦海茫茫。
谁对应试教育负责
应试教育首当其冲的是学生。几年前我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在一次新生入学典礼上，我无意间说了一句“各位身经百战，才进入复旦大学”，不料引起满堂会意的笑声，他们知道：“战”就是“考试”。在学校里他们应当努力学习，但其中很多学习时间，是拿来应付考试了，或者仅仅为了提高考试的技巧，而进行大量的、超负荷的练习。他们之中很多人放弃了应有的休息和娱乐，而“攻读”各种各样愚蠢的辅导书，来加重自己的负担。因为他们认为，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应付考试，进入“前茅”。那么，学生是应试教育的责任者吗？是他们之间的竞争攀比才形成“应试教育”的吗？当然不是。
老实说，从学生的本性来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考试。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应试教育的牺牲者，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时代”，他们还欠着上两代的恩情，肩负着两代的期望和重托，他们能不参加这种竞争吗？
那么，责任者是家长吗？不是有很多家长逼迫学生背上沉重的学习负担的枷锁吗？不错，“望子成龙”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向往。家长最爱护自己的子女，最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他们相信在现代社会中，让孩子上大学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一生的愿望。为了能够让子女上大学，他们甘愿付出一切。由于孩子上大学之前要“身经百战”，他们不得不让孩子从小学和中学时代就承担起这种“镣铐”。听人说补课重要、辅导读物重要，他们宁愿省吃俭用也要拿出钱来满足这种需要；甚至有一些患病的人，为了孩子升学的经济问题，甘愿自己不去看医生，忍受病痛的折磨而毫无怨言。这是天下最纯真的感情，你难道能够责备他们吗？家长们当然知道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看到孩子们疲倦的眼神，他们也感到心痛。作为学生的家长，如何从应试教育的困惑中解放出来，不也是广大群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吗？
那么，教师是责任者吗？有人说“关键在教师队伍”，意思是如果不能减轻学生负担，必定是教师的过错。还有些人则异口同声地责怪“教师和家长对孩子施加双重压力”，并作出主持正义状。其实，教师也是被迫使然。“传道、授业、解惑”当然是教师的职责所在，可是谁规定了某一班级如果学生考试成绩不好或升学率不高，就要扣教师的奖金呢？谁规定任课教师评奖的条件主要是看学生的考试成绩呢？其实教师和学生有着先天的紧密联系，从本职上来说，没有一个教师愿意让学生受苦。
“这不是来那不是”，看来责任者是学校的校长了。不是很多学校都在“喊素质教育口号，干应试教育实事”吗？对教师的评价和扣奖金不是学校做的吗？然而，有一位中学校长就曾坦率地对我说：“如果我不抓考试，我这个学校大概就不存在了。因为能否成为重点中学以及重点中学的排序，都要看学生的成绩，如果不抓考试，学生考试成绩就会下降，评估单位立刻就会认为你这个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下降，我还吃得消吗？”另一位在旁边的小学校长也连忙点头，说：“有些事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现行的体制还有缺陷。我同意华东师大沈玉顺的意见（载2000年2月18日《解放日报》）：
现行的基础教育评价系统的目的、功能、手段过于片面地强调通过考试评定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据此判断学生、教师、学校的教育成就。这种评价体系必然导致学校教学努力的方向出现偏差。考试成绩被简单地当作是反映学生发展成就的可靠指标，而学生发展中许多真正重要的能力和素质，由于难以直接评价，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评价系统还受到一个“相当完善”的体制的支持；高度集中的教育管理模式，高深的国家或地方课程，近乎标准化的考试体系，统一的各级教育入学标准，以及与之配套的教育教学研究系统，这些都是当前评价系统运作的制度基础。它为所有的中小学提供了一整套关于“高质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规范着学校几乎所有的教与学活动。
由此可见，在应试教育方面，家长、教师和校长都只是加重学生负担的执行者，而寻本溯源是由于现行的体制和政策特别不适应时代的发展。然而这并不是什么个人的责任，也不是教育部门思想不清所产生的误导，而是有着长期的社会原因和现实的功利主义原因。
谁在推波助澜
如果我们再看一些事实，就会明白应试教育之所以会有今日之盛行，在很多环节上都有一股力量在推波助澜。
《儒林外史》中好几处提到科举发榜的事，我们现在的高考发榜，其声势大概不亚于科举时代。大家知道，美国的教育制度并不理想，但他们的大学决不会公布今年录取的新生中有多少名“状元”。而我们一旦高考招生工作结束，就忙着揭榜。与此同时，各中学也赶快统计有多少毕业生进入了大学，其中又有多少人被录取到名牌大学，以此作为中学教育优劣的首要标志。我认为，这种有意无意的导向（其中也包括社会导向）无形中对应试教育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看看高考试题。大家知道，高考试题是对在校中学生的一根指挥棒。可是现在的高考试题的评分标准也只是体现了应试教育的标准。例如《文汇报》1996年7月29日刊载的“高考作文失误分析”， 其中有的同学的作文非但没有错别字，语句通顺，而且用词恰当，有真实情感，有的段落逻辑性也不错，可是因为内容不甚切题，“偏开去”了，所以只给了低分。我不知道这种打分是否可据以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也不知道中学语文老师是否感觉到这种打分有些苛求他们的学生，然而我确切地知道，明清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规定文章最重要的是“破题”、“承题”两股，所论内容也不许作者越雷池一步。如果把现在的高考作文（不是平时的习作）的要求同科举考试作一比较，异同自知。
再举一例。1996年高考语文试卷，抄了一段流行歌曲《涛声依旧》中的歌词，然后问：“文中化用的诗句是唐代诗人张继的哪一首诗作？”流行歌曲出现于高考语文试卷，着实产生了轰动效应。但问题在于“化用”二字，不知出于何典。反正新老《辞海》都不收此条。要高中生看懂一个没有定义的词来回答问题，显然超出了“应知”的范围。再说《涛声依旧》是一首情歌，虽然歌词从《枫桥夜泊》中“挪用”（注意，不是“化用”）了枫桥、月落乌啼、霜、渔火、眠、钟声、客船等词汇，但其意境同张继的诗所表达的那种羁旅在外的苍凉悲愁的情致相比，可说是毫不相干。因此，这个试题是否具有正确的答案都未可知，那么，指挥棒又指向何处呢？
最近，我访问了几所美国的小学，那里的教师居然告诉我没有“作文课”。他们语文的教法同我们不一样，他们让小学生先学讲话，语法就在讲话中纠正；会讲话了，就把它写下来；写的时候拼法（spelling）错了，就改正。所以他们在作文方面没有困难。他们的理论是：人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的，学语言要优先于学文字。我们这里则要求“作”规定模式的“文”，于是书店里便出现了大量的《作文大全》之类的书。我想这种书看了半天，也许作文仍然做不好。相反，我相信老舍先生被称为“语言大师”，但肯定没有学过《作文大全》。
正是要应付这种规定模式的试题，学生不得不通过大量的反复“练习”，把应试技巧达到娴熟的程度。于是学习强度提高，学习时间拉长；教科书则越编越厚，越编越深。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课盛行（有些学校甚至功课较好的学生也不敢不补课），五花八门的教学辅助图书泛滥，稀奇古怪的光盘（所谓“电子教材”）应运而生。学生因不堪重负而身体变弱了，市场上就有很多“保健食品”冒出来，从广告看，似乎只要吃了这些，学生考试就能过关。
在大学里，应试教育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偏科”。因为考研究生一般不需要考实验，所以有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就不重视实验，以致动手能力很差。有的学生听别人说“将来双向选择时，用人单位不可能深入了解毕业生的基础和能力，一般只要会讲点‘洋泾浜英语’，以及说明一下会些计算机操作就可以了”，因此连专业课的学习都不重视，出现严重的偏科现象。
由于社会上求职时唯文凭吃香，有些地方就曲解“教育产业”的涵义，办了很多可以混文凭的“学店”，居然门庭若市，最后甚至出现了假文凭。龙年伊始，2000年2月17日，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的权威信息就说：“用人单位要求辨别学历、学位证书以及成绩单真实性的问题，结果假冒伪劣的学位、学历证书大约占了申请总数的20%。”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至少我是大吃一惊。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知道。我曾经两次发现学生寄给国外大学的研究生入学推荐信上冒用我的签名；而且两年以前就有人告诉我，在复旦大学门口就有人卖复旦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但假货的百分数如此之高，也算叹为观止了。
标本兼治觅良方
在反对应试教育的各项措施中，减轻学生负担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目的。“减负”的目的在于使青少年一代能健康成长，能在新世纪中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其他国家当然也要考虑其“图存之道”，因此我们不妨看看美国是如何作准备的。
几年前我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时，曾故意住到学生宿舍去。为了能更好地了解美国学生的实际情况，希望能直接接触他们，我同校方行政部门讲好，在不同的宿舍楼借住了两次，各一星期。我看到，下午5 时以后，大楼底层的活动大厅就开始熙熙攘攘，有弹钢琴的，有唱歌的，有打桥牌的，但更多的是在闲扯（他们叫做“chat”）。我同一些学生接触后，发现他们并不非常用功，但因为经过遴选才到斯坦福来，因此资质极其聪明，接受和分析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很多同他们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情，略加解释，就可以体会其主旨，这真是了不起！后来同他们谈了几次，发现下列两件事十分重要。
第一，我国中小学记录考试成绩所广泛采用的评分制——百分制，有很多弊端。对于学生来说，百分制使他们严格遵循教师所讲的一切，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本不能发挥其创造性。对于教师来说，也不敢出要求学生认真思考的题目。因为如果考这样的题目，很容易使班上的成绩“普遍下降”，而如果题目较为容易，考高分的人就多。不过大家知道，由于学生的才能总是有差别的，如果一个班上90分以上的人占50%左右，肯定是不合理的，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分数贬值”。在欧洲和美国则往往采用“浮动记分制”，即先用百分制记分，然后按班上的相对成绩折算为相应的五级分。如果全班成绩都好，那么也许80分还只是“C”，如果全班分数较低，那么也许50分就可以是“A”。这完全是相对的。采用这种浮动记分制，教师可以任意出题，学生也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去应考，因为所考的是比较能接近自己的智力水平而不仅是局限于老师讲过的那些东西。
第二，在大学里要加强自学，不能完全依靠课堂讲授，而要自己去寻找和阅读大量的参考书。这种能力实际上是从小培养的。现在美国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要学生写报告（report）。在这种报告的写作过程中，学生要学会如何使用图书馆，有时还要由老师陪同参观与学习内容相关的博物馆和展览会，以加深其认识、观察和思维的能力。有个六年级小学生被问及太阳系的九大行星，她不但知道它们的名称，还讲得出哪个最大、哪个最小；哪个热、哪个冷；哪个离地球近、哪个离地球远，等等。这样的问题，我们这里的大学生大概也很少能讲得全。我问她是怎么记住的，她说“去了三次博物馆”。
然而，应试教育的最大失误还不止是破坏了学生的创新精神，而且也破坏了学生美好的心灵，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前面已经说过，加重学生负担的直接执行者是教师和家长。尤其是后者，其心情可以用“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等成语来形容。这样有时就会“拔苗助长”，或者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或命令，结果使青少年，特别是中学生，常常感到精神上的沉重压力，甚至发生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为此，我们应当痛下决心，标本兼治，彻底纠正应试教育的偏向。
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们反对的不是考试本身，而是反对以考试为唯一手段来甄别和选拔人才。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一位教授就对我说过：“虽然集体评议和考试都各有缺陷和弊端，但现在还没有东西能代替它们。”我们相信，只要有全面、正确的领导，有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有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和创新精神，就一定能找到有效的办法使目前的教育状态得以改观，使青少年能够适应时代的召唤而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