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效果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纳入中国本土文学理论研究语境中，纳入对于文学理论当下建构的反思性视野之中，诚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此之前，如何在本土性视野中辩证地而非僵化地、复杂地而非简单地、历史地而非静止地认识和阐释所被纳入所谓对象及其“异质性”，却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前提性课题。否则，思维方式的僵化将指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异质性”为“非马克思主义性”，甚至指责什么文艺学“西马化”倾向的危害；简单化将流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伪同一性的障目一叶；静止化将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具体性和历史性选择性失明。由此带来理论上的削足适履与批评上的话语暴力的危险自不待言。如果可以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当下性、历史性思考和阐释视为一种“异质性”，那么恰恰是“异质性”构成其理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性根基，构成其在中国语境中阐释并且与中国语境具有相似结构因素和动力条件的基础；彻底地有效地将“异质性”分离出去，视之为更有效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的一个根本性理论前提，或者赋之以拯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理论效果和理论普适性的使命，既背离了反思对象本身，也远离了理论反思本身，与曾经的“西马非马”之类的命题可谓异曲同工。就此而言，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具有现实必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历史效果构成了其于20世纪深远影响的重要根源，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效果，所指向的是其理论有效性问题，这既可以看作思潮本身的自我回顾，也可以视为对于其理论历史效果的批判性审视，对于伪同一性的警惕即为其应有之意。哈贝马斯早在1984年“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果”研讨会上就对“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指称的虚假同一性提出批评，认为除了短暂的美国流亡期之外，它并不指向一个抽象的同一的所指，拒绝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的伪同一性并非否定其理论上的亲和性，而是要对学派的深度复杂性保持足够的警惕，对此国内学者如曹卫东等也有清晰的思考。应该说，哈贝马斯的思考无论对于当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研究还是理论家个案研究中来说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启示性，学界对此已有所认识但未达成共识。比如大众文化批判这一术语就不再简单套用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①，而关于卢卡奇的认识却还停留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套子中，仿佛卢卡奇既不存在青年、中年和老年之分，也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卢卡奇与作为资产阶级理论家的青年卢卡奇之分，不存在意识形态强制语境的策略性话语与自我批评的真实性话语之分。一个抹去历史性和内在差异性的卢卡奇，其人被阐释为同一性对象，其书被阐释为一系列同质性文本，其思想遗产面临着“改写马克思文本”、“泛化马克思意识形态”等简单化指控。揭开伪同一性的表象，露出的将是“总是错误的卢卡奇身后屹立着一位总是正确的马克思”② 这一传统教科书僵化思维模式的不散阴魂，时不时游荡在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话语的研究与评价中。
如果说可以姑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这无疑是一个内在差异性、多元性远大于同一性和统一性的整体；如果说作为一个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其内在的亲和性，那么与其大而化之地概括为同一的“非马克思主义”“异质性”，倒不如更准确地指认其重新阐释马克思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逻辑架构；进一步说，这一逻辑架构建基于对第二国际的马克思阐释模式以及资本主义观察模式的双重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起点和现实意向之中。笼统批评将卢卡奇与阿多诺共同背离了马克思实践主体论正是无视具体性和和历史性而追求伪同一性的具体表现。事实上，阿多诺怀疑理性、抛弃主体之说早在哈贝马斯那里就可以寻到蛛丝马迹，但否定辩证法对于客体优先性的强调并非以对于主体范畴的抛弃为前提，而是通过建立主客体之间平等的星丛式关系以打破理性同一性的辖制，“它是对主体还原的纠正，而非对主体维度的否定”③，由此阿多诺批评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对于客体维度的遗忘，其实质是以客体维度以及主客体的平等批判经由《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意识走向历史辩证法主体维度以及主体之间的平等，而对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卢卡奇来说，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康德式的韦伯。但无论如何，一个强调星丛式主客体关系，一个强调作为主客体统一体的无产阶级主体，那么批评他们的理论话语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范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某种预设的批评立场之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否则，又怎么可能对于青年卢卡奇明确批判的“类似对圣经进行训诂的学究式研究来注释经典著作”④ 视而不见？
脱离了“正确的时间性”⑤ 的客观性只能是客观化了的主观性，同样，无视历史性的“异质性”也不得不成为理论暴力下的虚假普遍性。与哈贝马斯对于伪同一性的警惕不同，霍耐特对于学派历史效果的反思着眼于跨文化的异质性问题，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理论话语，其思考指向欧洲的历史进程，仅以欧洲思想家为理论依托，且将欧洲视为世界的全部，因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化的异质性存在，由此霍耐特进一步质疑批判理论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接受的有效性。⑥ 虽然霍耐特的质疑依然难逃某种中心主义的阴影，但相隔二十余年的历史效果反思强调理论内部的复杂性和开放性，强调理论本身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有效性与局限性以及对于批判理论自身的文化异质性的反思清醒而理性。霍耐特反思的意义并不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以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普适性如何获致，而在于它既事实性地明确自己理论的现实土壤和现实所指，又价值论地看到理论内在的致思路径和逻辑行程。异质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异质性，抽象的异质性只不过是某种永远正确的观念和尺度的牺牲品，而将“异质性”事实判断直接等价于价值判断更不是对于事实本身的澄清，而毋宁说是在某种隐蔽的价值论基座之上给事实判断摆出非事实性的姿态而已。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提醒对于诸如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理论的异质性等同于非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警惕，而这一逻辑就曾以“西马非马”的命题较早出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的历史效果中。
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影响巨大的哲学、社会、政治和文学思想流派和思潮在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享有巨大的声誉，其诗学话语在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以说，其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派和思潮绵延至今，正是源于其巨大的历史效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之于中国同样如此。早在1935年《译文》就发表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一文，但一直到5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主要集中于卢卡奇现实主义文论的译介，包括《左拉与现实主义》、《小说的本质》、《论现实主义》、《叙述和描写》等，在胡风关于文艺主客观关系的论述中也包含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解。卢卡奇首先被接受和传播，根源于其现实主义指向契合了革命实践和政治实践对于文艺的现实需要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艺发展方向，然而随着胡风被批判，卢卡奇也就沦为“老牌修正主义理论家”⑦，萨特、布洛赫、梅洛·庞蒂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被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反面教材。新时期伊始，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日趋活跃，而美学、文论的研究则相对沉寂，至80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的活跃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翻译提供了动力，而走出批判反思期的新时期文艺学开始其自身的创新和建设的路向也使借鉴、吸收西方理论资源成为必然，这一切推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沉寂局面被彻底打破，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哲学上的“西马非马”的命题与论争，在诗学研究领域则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某一观念出发，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歪曲，主张“西马非马”的前提下展开研究。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定性判断的观点，早在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就已明确提出。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脱离工人运动，而且在理论上转向脱离实际的诗学领域：“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叛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所有这一切都不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找到。”⑧ 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安德森这里就成为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丧失信心的失败的产物，但是这一观点，即便在欧美学者那里也受到质疑，比如波林·琼斯就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特点和工人阶级状况决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心从政治经济向意识和诗学迁移的现实性，因而指责他们放弃政治斗争、脱离工人阶级运动实属文化偏见，并不公正。
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原著以及西方当代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著作的译介和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向：研究范围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理论家扩展并集中到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式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的译介和述评转向深度阐释和批判地吸收，研究内容上则质疑和批判早期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简单定性的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个案研究全面展开，研究路向上初步与中国现实语境结合并显露出走向文化研究的趋势。而在世纪之交，“西马非马”命题又一次在思想界被提了出来，并引发了激烈论争。⑨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末期“西马非马”命题的提出源自于世界范围国际政治文化情势与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地位之间的对话，那么90年代末期的提出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由国内学术环境极大改善而来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推进与对这一认识的反思之间的对话，然而，这一命题的两次提出却贯穿着一个大体相同的逻辑结构，即事实性层面和价值论层面的交叉和越位，具体表现为要么以价值性判断竭力否定事实性判断，或者以事实性判断直接取代价值性判断：前者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来否认二者的不同，后者以二者的不同来断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异质性存在要么被彻底否定，要么被视为反/非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性”。
毋庸讳言，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置于当下性的具体社会情势之下展开思考和阐述，在某种意义上将回归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在一起，他们从来不否认也无意回避这一点，对此，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无需回避或否认。问题的关键在于，承认西方马克思之不尽同于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性判断与推定其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价值性判断之间绝非可以等同，对此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早已进行了澄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被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理论谱系中来规定。如果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视为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唯物史观为源、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中多流派发展的话，那么苏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都在本土实践中形成的发展主潮，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断探索。一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水平，实际上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乃至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这一现代性批判线索才能够得到全面的统筹性理解，而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理性重建，其最为深厚的根基依然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当下性的正视、深刻的思考和不倦的批判之中——从批判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到反思纳粹主义一直到当代消费文化的崛起和蔓延。不是拘泥于死的知识，而是坚持活的精神；不是从教义中走向实践、而是从实践中推进理论：如果这样的理论呈现出某种异质性，那么这样的异质性不仅不是“非马克思主义性”的，而恰是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的方式之一。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诗学中最有代表性、最富创意、成就最高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批判理论在文学、美学、文化等领域的实现，法兰克福学派批判诗学构成了现代性批判的一个环节，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逻辑链条中，那些看似“异质性”的话语才是可以把握的。否则，抛弃了卢卡奇基于拯救无产阶级意识而建构的总体性辩证法，便会滋生对于卢卡奇批评恩格斯艺术反映论的简单化批评；抛弃了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逻辑，就看不到艺术形式自律的现实根基和理论指向；当资本逻辑之蔓延进无意识飞地以及科学技术与消费主义文化之承载意识形态等当下社会现实被遮蔽，意识形态批判的合理性就沦为“泛化意识形态”的“非马克思主义性”。所谓只有前提性的分离出西马文论的“异质性”话语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正是分享“西马非马”命题相同的逻辑。可喜的是，新时期以来，随着某些传统的僵化机械的思维模式被打破和清理，国内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认识已经极大深化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变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性‘自我理解’的一种基本方式和组成部分”⑩，然而可疑的是，滋生“西马非马”之类命题的僵化思维模式的幽灵却并没有因此远去，而这恰是我国当下西方马克思文论研究应该充分警惕的。
质言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异质于”马克思主义视为“非马克思主义性”，既抛弃西马理论家在西方社会的政治哲学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又堕入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解为苏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僵化思维的泥淖，这种阐释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思维模式不仅早已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所批判，也已被当下中国学界所抛弃。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中理解、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可以现实地视为我们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病理学，通过它能够从中测度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停留于以僵化机械的思维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反对和批判僵化机械的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使命早已成为历史，但于我们，恐怕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 具体分析可参看：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第一章第二、三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2页。
② 张一兵：《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③ Adorno.Subject and Object,Andrew and Eike Cebhardt,edt.,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Urizen Books,1978,p.502.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智章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译，第48页。
⑤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杜智章编，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⑥ 狄安涅：《“批判的向度：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2009年第2期，第102－104页。
⑦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49页。
⑧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
⑨ 参见：王雨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我见》，《江汉论坛》1997年第9期，第45－49页；《再论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江汉论坛》1999年第9期，第29－36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1期，第65－71页。徐崇温：《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辨析》，《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第45－50页；《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5期，第45－55页。
⑩ 刘怀玉等：《苏联化、西马化与中国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30年的简要回顾与反思》，《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期，第5－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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