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教育的中国传统伦理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伦理论文,思想道德教育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8-05-20
[中图分类号] B82-05/222：G4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3-0040-05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弘扬优秀的伦理文化，借鉴传统的道德教育，对于切实改进和加强当前的思想道德教育、促进社会和谐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传统伦理与人生幸福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道”的本义是指道路、途径。经过儒家的扩展，“道”的涵义用来指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宇宙秩序。简单地说，“道”表示自然而然的、本来如此的规律。而“德者，得也”，是指人理解和体认“道”之后，成为得道之人(也称作“圣人”)所获得的品质状态。人伦关系的发展规律是社会和谐之道，即孟子提出的“五伦”学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1]。
在中国古人那里，培养人的美德并不是随意规定的，而是以深刻洞察天道为基础的。《易经》说：“一阴一阳之谓道。”[2]从自然现象所包含的一盈一虚、一消一长的道理，可以推及人事的一盛一衰、一忧一喜等。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形象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黑，半边白，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均衡，就要起变化。这叫做“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讲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物极必反。
天道非常简单：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在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孔子奉行“温、良、恭、俭、让”的德行，而他以后的人又奉行孔子提出的品德教育思想，直传现在，经久不衰。
《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3]我们面对的一切人、一切物，都有天理存在其中。因此，儒家认为，对他人做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注意。他人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我们都不能欺凌他们。相反，对于这些无力无助的人，我们要心存慈愍，设法帮助他们。
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儒家的圣人，在观察、明了天道的基础上，提出劝人为善的伦理道德学说。在儒家那里，道德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东西，而是培养符合人性的美德，是每个人自我发展的内在需要。对于道德修养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孔子提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4-1]的论断。《说文解字注》也讲：“德者，得也，外得于人，内得于己。”[5-1]有德的人就是得“道”之人。外在地看是得道多助；内在地看，是安宁心灵。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特别强调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
进行道德修养，首先要培养人的羞耻心。孟子曾经着重诠释“耻”这个字。明朝袁坤仪的《了凡四训》则作出进一步发挥：“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6]人如果没有羞耻心，不懂得用礼来节度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就会沦为会说话的禽兽。所以，圣人才制礼作乐，以此来引导人的行为。
2006年3月，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抓住了“耻”这个对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字。学习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树立正确的人生荣辱观，获得的是道德智慧。这种道德智慧可以让人们活得更有尊严，帮助人们化解人生的烦恼、实现事业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
传统伦理与和谐社会
近年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整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同时把提高社会和谐的能力作为衡量其执政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蕴涵和传承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和谐理念。
儒家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但是，仅仅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道德的进步、精神的充实和社会的和谐。“既富矣”，要“教之”[4-2]，在人们过上好日子之后，必须及时开展伦理道德教育，使人们明白基本的人伦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要求，形成全社会普遍尊奉的道德价值观。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1-1]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裕了，如果没有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就会出现骄奢淫逸等不良社会现象。而这些问题恰恰出现在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和西方发达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既能够保持各民族大团结的统一局面，又能够不断融合外来民族、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就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秉持“和而不同”、“不同而一”的价值理念，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道德观念。它们能够被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信仰的人们认同，成为全社会普适的、判别是非善恶美丑的统一标准。
因此，我们党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后，相应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它们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确定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为法规设计、制度安排、政策制定提供了永恒不变的内在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向表达人类的精神文明，从来没有忽视人类社会的制度文明，只是它所维护的核心价值不同于西方国家。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制度文明是围绕着公平与正义这个核心价值展开的。它通过惩罚和约束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不能因此培养出人的爱心、同情心和团结互助的道德品质。而仅仅具有公平与正义的社会，也可能是精神空虚、道德颓废、人情冷漠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过是以令人厌恶的方式来遵守法律，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4-3]所以，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如青少年犯罪，以及吸毒、酗酒闹事、离婚率上升等。这些触犯法律或者没有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对社会和谐造成了不良影响。更进一步地讲，即便通过严格的法律惩戒和制度约束，可以把不良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降到最低限度，甚至把触犯法律的人关进监狱，借以警示社会，教育人民，却未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而深刻的社会问题，不能依靠自身来解决。于是，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汤恩比博士在系统研究各国文化史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和大乘佛法。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开会，面对全世界的诚信危机、环境危机和恐怖主义，也认为21世纪的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向2500多年前的孔夫子讨教智慧。
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训，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我们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而非构建“法治社会”或“民主社会”的命题，就在于和谐比起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一个更具有终极价值意义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7]，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之所在。谈到和谐，人们不免担心是否会陷入不讲公平正义的“一团和气”、高压带来的非自主和谐、丧失活力的和谐等。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申，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7]的总要求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见，公平与正义仅仅是制度文明的部分因素，不是全部因素。用和谐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或核心价值，并以此进行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避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有信心，建立起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好的民主政治模式，决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
必须指出，“和”并不排斥矛盾，而是作为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内在机制，把不和谐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因而包括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政令和谐、天人和谐及协和万邦等十分广泛的内容。
在身心和谐方面，心胸坦荡、仁民爱物的君子是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8]，认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身心和谐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在人际和谐方面，儒家没有抽象地谈论社会平等和平等的人际关系，而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伦理关系，明确人们在不同关系中和不同地位上的道德责任，认为处理好五种基本的伦理关系，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人伦秩序才会走向和谐。
在政令和谐方面，孔子很早就提出“苛政猛于虎”的论点，孟子更是提出“仁政”、“王道”的理念，都是要求国家政令必须符合天道、人道和民族传统。
在天人和谐方面，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与自然相通相依，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天(大自然)的运动和人的活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争取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一致，做到“天人合一”，顺应宇宙秩序和发展规律，保护大自然和生态环境，才会减少或者避免天灾人祸，最终得益于人类自身。
在协和万邦方面，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爱。仁爱之德建立在孝敬父母与友善兄弟的基础之上。当仁爱被向上提升、普及到社会大众的时候，仁爱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4-4]的互爱。而互爱向上提升，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2]的互助。互爱互助再向上提升，是“大同世界”。
中国传统社会注重“齐之以礼”，培养和谐观念与仁爱精神，因而形成举世无双的礼仪文化。中华民族饱经忧患，但始终不可征服，就在于她的人民世代接受优良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血液中流淌着仁义的精神，在心灵深处凝结着正确的耻感。
从前，明朝的郑和下西洋，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经过众多的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地，郑和带给当地人们的是茶叶、丝绸、陶瓷和先进的造船术、造纸术，并没有侵占别国的一寸土地。时至今日，郑和仍然受到东南亚人民的纪念。在日本，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和“日本金融之王”的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的经营之风，也为儒家文化的现代复兴作出了贡献。新加坡加强法治建设，同时提倡中国儒家式的道德教育。自1983年起，该国中学的三、四年级便开设《儒家伦理》课，注意用制度建设来强化道德教育，因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避免了西方国家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
如今，在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志愿者。他们成立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汤池中的重要作用，仅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改造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效果，引起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2006年10月，“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结合汤池镇构建“和谐社会示范镇”的活动，汇报他们在传统价值观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成效，为各国提供了通过道德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成功案例，受到192个国家驻法使节、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好评。他们的做法和经验，不仅增强了与会代表开展道德教育的信心，也让人们领略到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了解决冲突、恢复和平的希望。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世界、改造社会、教育人民的范例，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中国伦理文化指导人生、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怎样的价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富于效率、维护公平的社会，更应当是引人向善、促进道德进步的社会。追求身心和谐、人际和谐、政令和谐、天人和谐、协和万邦的传统伦理文化，是近年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坚持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些理论之所以能够对内具有强大的亲和力、感召力，对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震撼力，就在于我们尊重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力图用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因而受到了广泛理解和普遍尊重。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下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9]
传统伦理与当前思想道德教育
人类社会的发展告诉我们，和谐社会不能仅仅建立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而忽视道德教育同样不能构建和谐社会。谈到道德教育，现在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我们长期以来的思想道德教育并没有取得良好效果。其实，这并不是因为道德教育本身不起作用，而是我们所进行的道德教育没有遵循道德教育本身的规律。解决当前思想道德教育不得力的状况，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可以提供借鉴。
第一，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共同构筑道德教育的完整体系。
《礼记·学记》早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首当其冲，至关重要。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育的目的是挽救人的过失，不断增长人的善良。办好教育，使人伦关系得到协调，就容易从根本上稳定人心，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道德教育不容忽视。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从来都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相互配合、共同完成的，因此取得了良好效果。今天，我们所进行的道德教育也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
当前，网络将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全新的途径和方式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社会教育对于道德观念的引导作用。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音乐、歌舞、戏剧、诗词、小说等，大多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以宣讲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正确的道德观、创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发挥十分特殊的作用。各大宗教的教义尽管不同，但根本上都是教导人们仁慈博爱。这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因而能够促进社会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和安定和谐的秩序，并且成为传统道德教育的组成部分。
第二，注意道德教育的先后次序，通过制度建设保障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有先后顺序。它从培养人的孝悌之心开始，又不是一蹴而就。作为长期建设的系统工程，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而儒家关于仁的教育，始于家庭，建立在“孝”这个根本基础之上。外国人不懂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4-5]的道理。中国人祭祀不认识的祖先，这个情存得多么深厚、多么深远！远祖不忘，对眼前的父母哪有不孝敬
的道理呢？儒家从纵的方面讲孝敬父母和关怀子女，从横的方面讲友善兄弟，还把它推广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可见，孝悌教育做好了，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就会理顺。
老师肩负着推行孝道的重大责任。因此，孝亲和尊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孝是由老师来教导的。这在古礼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男子20岁行冠礼意味着，从此以后，他的亲属亲戚不再叫他的名，而改称他的字，甚至连皇帝也是如此，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只有父母和老师还可以称他的名。老师与父母的恩德是相等的。在丧礼中，父母去世，要守丧3年；老师去世，要守(不穿孝服的)心丧3年。皇帝见老师，也要降阶，不能以君臣之礼接见，必须以宾主之礼相见。可见，儒家何等重视师道尊严，把孝道和师道看成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儒家讲的“孝”，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心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4-6]仅仅把“养”当作“孝”，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侍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真诚地发出对父母的尊敬之情，使他们心情愉悦。
养父母之心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不能让父母常常担心。《论语》讲：孝是使“父母唯其疾之忧”，即父母仅为自己的疾病担忧，而完全不必为任何其他事情担忧。古代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通过孝的教育，培养起来的是恩义、情义。一个人如果没有情义、恩义，就会形成以利害为取舍的处事原则。这样的人很容易忘恩负义。所以，古代又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不无道理。中国自汉代开始，国家便通过乡举里选之制选拔官吏，地方官员都负有“举孝廉”之责。道理很简单，一个人能够孝敬父母，就能够忠诚国家；一个人能够做到廉洁，就没有贪腐之嫌。
中国古代重视道德教育，并且依靠社会的各种制度加以强化。社会弘扬什么，制度就激励什么；社会反对什么，制度就约束什么。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第三，突出教育者和领导者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注》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5-2]。
儒家推崇的道德教育，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的理念。这种道德教育特别强调“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教育者、特别是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和领导者的道德示范作用。孔子多次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4- 7]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关乎、甚至左右社会能否形成良好风尚。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价值观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某些领导者见利忘义，利用自己执掌的公共权力明目张胆地进行权钱交易，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资本，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践行“八荣八耻”。
第四，培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律己意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社会风气的好坏，与我们息息相关。对于社会风气的好转，领导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环顾世界，所有的冲突、各种各样的不和谐，根源都在于利己与利他的冲突。要化解冲突、平衡不和谐，首先要反省自身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因此，从自己做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承担、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振兴中华民族，发展社会主义中国、使我们的伟大祖国自立自强于世界先进国家之林，这是每位炎黄子孙的共同期盼。为此，就必须坚实地“走自己的路”，弘扬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道德精神，传承我们民族博大精深的伦理文化，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以和平方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必将以其高尚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风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