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的独到剖析——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学论文,独到论文,发展过程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杭州大学经济学院蒋自强和张旭昆两教授合著的《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一书，在论述体列、研究模式以及理论观点等方面都有创新。
西方经济学起源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迄今已有500年了。 西方经济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变革，即西方经济思想史中被称之为革命和综合，其中公认的革命和综合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所谓“边际革命”；第二次是本世纪30年代的所谓“凯恩斯革命”。第一次综合是19世纪40年代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原理以及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第二次综合是19世纪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蒋自强和张旭昆的新著与西方经济思想史传统的提法有所不同，在两次公认的革命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应该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作为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革命，于是“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就分别成了第二次革命及第三次革命。同时，又提出了，在凯恩斯及第二次综合的新古典学派革命之后的当代，存在着第三次综合，至少，有一个虽然不算完全成功的第三次综合的尝试。
该书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的新创之见，对经济思想史的深入研究有积极意义。其一，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批判重商主义成果的重要标志。通过这次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许多都是古典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而且古典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由于亚当·斯密体系的分化，使得经济学在发展中出现科学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之分。因此，西方经济学的这一次革命必须予以肯定。其二，在凯恩斯之后，特别是在最近三四十年，西方经济学出现了派系纷争的局面。但究其实况，却大都和凯恩斯有关，或以对凯恩斯的思想作进一步补充、发展为目的，或以凯恩斯的某些论点为立异、反对的出发点。本书将这些内容作为西方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来论述，为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开创了新的途径。其三，在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中开创了新的论述体列，使历史与逻辑更完善的统一起来。这就是，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思想史教科书，以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的内容为线索，论述从重商主义到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思想的发展。
该书的另一创新之见是通过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演进的分析，着重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规律。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规律集中体现在其内部的重大变改之中，即革命与综合。只有通过革命与综合相互关系的分析，才能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这里所谓的“革命”，并不是指社会革命，而是指科学领域中的革命；具体说来，它是指西方经济中的“革命”，即指西方经济学发展演进到某阶段时所发生的经济理论或政策主张的重大转变。它或者是提出一套新理论（政策），或者是创立一个新学派，统领一代风骚。这里所谓的“综合”，是学术思想的综合；具体说来，它是指西方经济学演进到某一阶段，综合多种经济理论观点形成一个兼包并蓄的体系。这种综合性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史上，往往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作者在该书中的这种论述，是附合西方经济发展实际的，是科学的，也是必要的，从认识论上有利于分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以“边际革命”为例，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等边际主义者并不企图全面推翻古典经济学体系，只是在价值问题上，企图以效用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再以约翰·穆勒为例，在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中，认为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并提出了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相调和折衷的价值论。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指出，约翰·穆勒的论述体系“企图调和一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在已经不容勿视的无产阶级要求。”这种综合不包括“无产阶级的要求”，而只是调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不同流派的见解，融合为一体，成为“没有生气的折衷中主义”。
再以凯恩斯革命之后出现的当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学派与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关系为例。两者之间既有对立性，又具有同一性。在凯恩斯干预主义风靡西方世界的50—6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对凯思斯主义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代表流派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派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派。这两个流派将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国家干预主义学派，而且指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定。目前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预期流派，利用市场出清理论反对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比如认为市场机制能保证市场实现周期性的最优均衡，因而无需政府干预；政府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赤字政策，会减少私人投资，因而无效；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存在，私人决策效应抵消了政府的政策效应。除对立性的方面外，还有同一性的方面。表现为在一些具体观点上，两派相互吸收。如前者吸收后者的理性预期概念、货币稳定政策、宏观经济理论等。
作者认为，无论是“革命”还是“综合”，都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内部争论与融合而已。该书以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作为线索贯穿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历程，着重地揭示了西方经济学在这数百年出现的反、合两种趋势，相互对抗又相互融合的发展规律性。
该书的再一新创之见，是提出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其内容为：
这种演化模式描绘了西方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及内在联系的四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有积极意义。其一，突出和强调了深化阶段对革命和综合的重要性。其二，由于有了革命与综合之间的两个深化阶段，这无论在形式上和内在逻辑上使革命与综合的联系更为紧密。其三，由革命到综合或由综合到革命的发展过程，更具体和详细，增强了历史的整体性和清晰度。其四，有利于澄清以往似是而非的看法和克服粗线条式研究所带来的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在边际革命的起因上，以往众所纷云，有的认为起因于对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垄断资产阶级辩护；有的则持不同看法，认为上述观点“也未免失之牵强”；有的则认为“从三位奠基人的个人性格及知识结构等方面来探讨边际革命的兴起”。因此，这一问题成了经济思想史的一个谜。该书作者按照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认为边际革命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20 世纪的一个绵延连续的过程，
不能把它看作是发生在1871年的事件。具体来说，英国的杰文斯是针对古典学派，从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奥地利的门格尔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产生，是德国19世纪中期历史学派和非历史学派的发展和延伸；而瑞士洛桑的法国人瓦尔拉斯提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对法国萨伊等传统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同时，作者又将边际革命的起源和传播作了区别，澄清了把两者混为一谈的似是而非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标志着经济科学的革命变革。这就在世界上形成了与西方经济学相抗衡的两大经济思潮。但是，从历史上看，这两大思潮还有相互影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历来主张，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份，以丰富和发展自己。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立以来，在发展中，也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这与西方经济学有相似之处。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出现了斯大林模式占居主导地位的局面，但随着改革浪潮的兴起，这一模式的声望已不复存在。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又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不断改变着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揭示其变化的规律性，以指导改革的实践。因此，该书的出版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