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国际新秩序与外交新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理念论文,初期论文,外交论文,世纪论文,国际新秩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人类社会将怎样发展，亚太地区将怎样发展，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东盟将怎样发展，从而将建立起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这些问题正在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指出，所谓20世纪或21世纪等“世纪”云云，不过是表述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尺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没有实质性联系。世纪并不等于时代，世纪交替并不等于时代更换，人类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即由冷战时代进入冷战后时代。因此，“进入21世纪后将怎样发展”的设问有很大的相对性。这些问题不妨更改为“在冷战后时代将怎样发展”更为准确。
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种种议论
当前，世人关于国际新秩序的议论可谓多矣，确是众说纷纭，相距甚远。举其大者，有如下数种：
毁灭与劫难论。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恐怕没有想到的，在时隔400余年后的20世纪末期，他又成为世界论坛的风云人物。 此概因他当初预言“1999年7月恐怖魔王从天而降”， 世界会遇到巨大的劫难，末日将要到来。若果真如他所言，则现在议论人类社会今后将怎样发展、 21 世纪将建立什么样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就无意义可言。（注：见诺查·丹玛斯（全称Michel de Nostre-Dame， 通称Nostradamus）著《诸世纪》（法文名Les centuries Astrologiques ， 英文名Complete Prophecies of Nostradamus），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中文版，第826页。）当然， 对他的唯心史观代表作《诸世纪》也不能全盘否定。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诺查·丹玛斯提出1999年7月人类社会遭遇大灾变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据是， 届时即1999年的公历8月18日正是太阳系九大行星呈十字架排列， 而地球又位于十字架的中心。尽管对太阳质量占总体质量99.9%的太阳系而言，这一排列的影响无足轻重；但对地球而言，其对地球运转产生的偏差作用力可能会引发大量异常灾害发生。对此，人类总体上还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但也不是毫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己的能力，可以使用高速电子计算机做出精确的模拟计算，使有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冲突与战争论。与上者相比，此说稍显乐观，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他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立意新颖，体系周密，堪称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最新发展，即人类已经超越物种竞争、种族竞争、阶级竞争、意识形态集团竞争诸阶段正在进入文明竞争阶段。他认为今后“西方的生存依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做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这种观点有合理性。但他的主要观点是，文化和宗教将引起各种文明之间在新世纪发生冲突，甚至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尤其担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但需指出的是，他对儒教文明即中华文明的内涵理解片面，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绌”，“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他更有意将中华文明同美国代表的西方文明对立，说什么“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两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分歧是全面的”，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他进而煞有介事地设定在2010年美中爆发战争并引起全球规模的战争，这充分反映出作者代表的一部分西方人具有的视中国发展为不快的西方中心主义心态。无独有偶，此书出版数月后便又有两名美国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同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美中战争，而且把时间提前至2004年。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如何对付中国这个问题上，两书作者提出的方法中有一个共同点，即“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再也不能按照软弱的日本就是好日本这种设想行事”，“日本软弱只会有利于中国”，要“加强日本的力量”以保持东亚均势，遏制中国。（注：见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 ）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World Order），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中文版，第5页，第242～ 266页，第361～368页；理查德·伯恩思坦（Richard Bernstein）、 罗斯·芒罗（Ross H. Munro ）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Conflict With China），新华出版社，1997年5月中文版，第155～168页，第181、182页。）这类主张实际上还未摆脱冷战思维的窠臼，对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有弊而无利。
自由与民主论。8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使西方许多人着实兴奋了一番。首先引起各国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观点，他于1989年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作出结论说“支配21世纪的将可能是民主政体，而不是共产主义”。继之美国哈佛出身的年轻的政治学博士、美国国务院思想库（Policy Planning Staff）副主任弗兰西斯·福山1989 年夏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 认为布氏所指仅仅是与共产主义对决的胜利，但目前的世界形势不只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和冷战的结束，也是意识形态进化的终点。西方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按其解释即经济上遵行资本主义，政治上尽量给予人民自由，对政府的权力有所限制）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997年，布氏又在《大转盘》一书中称，在今后至少30年内不会有哪一个国家单独向世界的唯一霸权国家美国挑战，没有国家能在给美国带来强大政治力量的军事力、经济力、技术力、文化力这4个主要方面与美国对抗。如果美国不掌握世界的主导权， 必然出现国际无政府状态。美国是世界的管理者，克林顿总统说美国是世界“不可缺少的国家”是完全正确的。显然，布氏认为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将是美国主宰下的以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主导的秩序。（注：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bniew Brezinski）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The Grand Failure:The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中文版，第305页； 《大转盘》（The GrandChessboard），日本经济新闻社，1998年1月，日文版结论部分； 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著《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History），远方出版社，1998年7月中文版有关章节。）显然，这类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从近年世界政治的发展态势看，现在就断然预言21世纪将与社会主义无缘，而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恐怕为时尚早。经过当前的东亚经济危机，应该看到，亚当·斯密（Smith Adam，1723 ～1790）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凯恩斯（Keynes John Maynard，1883～1946）的主张也是资本主义，索罗斯（George Soros，1930～）的作为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包括索罗斯。资本主义并不是十全十美，市场经济更不是完美无缺，决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理想天地。
中间道路论。所谓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 其主张为在资产阶级的“左翼”、“右翼”之间走“中间道路”，对传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有用部分兼容并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是现时这一理论的积极鼓吹者。从当前除西班牙、比利时、卢森堡和爱尔兰之外的欧盟15国中的11国均建立了“新左翼”政府看，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在欧美颇有市场。但第三条道路的含义为何，究竟是理解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还是理解为对全球化的推动和对自由竞争的控制，不甚明了。因此在西方社会也遭到众多的反对，称第三条道路正处在十字路口，既可能左转走向恢复社会民主，也可能右转走向保护自由市场，是伪未来主义，不是通往天堂之路，是具有人道面孔的机会主义等等。如此看来，第三条道路论究竟能够时兴到几时，难以预料。（注：见1998年9月21日英国《欧洲人报》朱利安·科曼文，9月27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威廉·布拉德利文，《纽约时报》托尼·于特文。）
和平与发展论。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是，21世纪初期是冷战时代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过渡的时期，是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形成的时期。在这个大转变、大调整时期，意识形态的约束已大大削弱但还没有全部消失，因此新旧思维交替，各种主义竞相表演，大国间合纵连横，变幻无定，国际关系舞台异彩纷呈，现出许多不确定因素。尽管如此，和平与发展将是这个时期国际社会追求的最大目标。
在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叶利钦曾说，如果美国不听规劝而动武，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叶氏是在提醒美国不要冒险，但他的话有些言过其实。后来美国真地动武，伊拉克显然不堪一击，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一个反对动武的国家也没有因此与美国真刀真枪地较量一番，同情或支持伊拉克的伊斯兰社会的国家也只是抗议一下而已，不会大动干戈。现在及今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不存在发生世界级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发生高科技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少，但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在特定条件下造成紧张对抗局面是难以避免的。
当前，各国都在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加强经济交流，为此希望保持长期、稳定的地区和平环境。各国之间正在加强对话，探索建立不以特定国家为敌而能谋求共同安全的地区安全机制，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的关于在边界地区互相信任并避免使用武力的机制尤其具有示范意义。1997年下半年以来，北亚太地区中、美、俄、日四大国首脑频繁互访，除日美两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外，均建立了“伙伴关系”，及首脑之间的热线联系和多层次的对话渠道，这是区别于冷战时代非结盟即敌对的国家间关系的新型国家间关系，即平等协商、友好合作、既相互促进、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的并且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国家间关系。这为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促进各地区繁荣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特点
在今后10～20年的21世纪初期，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将具有如下特点：
1）一超多强向多极并立转变。
这个时期是以多极化为主要特点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期。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和集团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各自的作用。而且是大小强弱不等的作用。所谓一超多强，即美国仍将做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社会行使霸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具有真正单独向美国霸权提出挑战或平分霸权的能力。其原因在于，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其它任何一个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望其项背，依靠全人类先进思想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为美国维护霸权的工具，海湾战争向世人昭示美国的军事实力已居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在经济实力方面，9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高新技术为巨大推动力获得较大发展，经济蒸蒸日上使美国迎来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度颐使大半个天下还要风光的“黄金时代”。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会使经济继续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国民生产总值在2020年前后将会超过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及中华思想的作用，中国与美国争夺霸权是必然的，因此将会形成以美中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冷战时代。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主观臆断性。且不说中国与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差距之大不是在二三十年内就能弥补得了的，单就经济实力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而且国内生产总值的质的差距更大，怎么可能那么快超过美国？可以预见，在这个时期内，中国是不具备与美国真正叫板的实力的。何况中国多次声明长期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今后无论怎样变化，是不会出现以美中对抗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冷战时代的。
关于日本，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即或有海湾战争中向美国提供120亿美元援助之举， 阪神大地震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社会需求，为数不少的国家希望日本投资建厂，但日本经济往日具有的活力却总也激发不起来，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不仅未能成为日本经济恢复景气的动力，反而变成阻碍日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沉重包袱。当然，日本不能果断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经济不景气问题，把一部分包袱甩给美国，也有出于维护日美共同经济利益的考虑。骏马狂奔，经日必倒。在一个时期内日本经济增长放慢自有其合理性。日本的国内政治连续出现动荡，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推行“大国外交”的努力也非一帆风顺，要消除历史积怨、赢得周边亚洲国家的信任尚需时日。日美同盟使日本实际处于半从属地位，与美国实现对等是日本难以想象的事（日本从不说“多极化”即反映出这一点）。
欧洲也许会有较快的发展，统一货币的实现、共同市场的形成将为此提供有利的环境。但是，其前提条件是必须能够较好克服欧盟内部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不过，即使欧洲能有较快发展，其经济仅在个别领域具有竞争性，总体而言缺乏外向性，至多在欧洲事务上能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而已。
至于俄罗斯，保持政治相对稳定，促使经济逐步回升都有困难，短期内很难与美国分庭抗礼。在北约东扩的重压下，独联体的前途并不看好。
除上述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寻求发展的机遇和可能，但似无超出上述国家和地区之右者。尽管如此，并不是说一超与多强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美国可独领风骚于一时，不能称霸世界于永久。从经济发展的周期理论分析，美国经济数年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这个变化出现得越晚，则变化越大，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将受到影响，日渐削弱。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之后将可能逐步摆脱经济停滞不前状态，如果能主动拿出500亿至1000亿美元（2000 多亿美元储备中的不实部分）进行对外援助或投资以卸掉包袱（现已拿出了几百亿美元），向东亚国家进行“利益还流”，尤其要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在国内则实施减税、清债、开门等实质性措施，而不是仅靠发行国债等虚拟措施增加基础投资，则其经济可能会重新进入中速发展期。中国、俄罗斯、欧盟的综合实力也都会不断加强。东盟和韩国则会逐步克服金融危机造成的困难而恢复正常发展。正如1996年开始按期举行的亚欧会议不客气地将美国排除在外，1998年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众多国家的反对（尤其发达国家阵营内部主要国家的反对）一度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尴尬难堪的境地，像美国的“人权”大棒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失去作用所表明的那样，今后美国的霸权主义做法会越来越不得人心，各国联合反霸的倾向会越来越强烈，多极化的特点将日益显著，以致大致形成一超与多强并存的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2）地区化、集团化是多极化的另一种表现。
地区化、集团化是范围扩大了的多极化，也是范围限定的国际化、一体化。市场经济是当代及今后国际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总容量与各国增长总量的矛盾日益突出，市场经济包含的两大要素竞争性和投机性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当前的东亚金融危机即其充分的表现，不会竞争、不会投机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不能把市场经济理想化。今后的国际社会必然要面临更加复杂纷繁的事务、更加激烈频生的竞争，因此，建立和加强有密切利害关系的国家间的、一个地区的协调处理相关矛盾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必然会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因此，在亚太地区、欧亚大陆、非洲大陆、北美地区和中南美地区这种地区化、集团化的趋势只会加强，从而对各自地区的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当然，对这种地区化、集团化还应做进一步的分析。有开放型、合作型的地区化、集团化，也有排他型、对抗型的地区化、集团化。亚太经合组织、欧盟等属于前者，北约、日美同盟是为后者。随着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各国追求的主要目标，可以相信有利于人类进步的开放型、合作型的地区化、集团化必将具有更加强盛的生命力。亚太多边经济、政治、安全合作势必日益发展，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的变形“9（东盟）加3 （中、日、韩）会议”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该地区陆续建立起的各种官方、准官方、官民结合以及民间的各类多边政治、安全对话机制，也都具有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势头。
3）国际化、一体化的趋势将不断得到加强。
与多极化、地区化相对的一面是国际化、一体化。意识形态的对立不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为联合国摆脱个别大国明里暗里的操纵和影响真正在国际事务中自主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联合国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各国意志的集中地处理和解决各类国际问题的最重要的场所。这一点将是今后国际化趋势加强的主要表现。经济作用的增大必然将使超国界活动成为日益频繁而正常的活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使“地球村”一朝变成现实。国际化、一体化的大潮将使墨守成规的主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抵抗相形见绌。
4）信息化、数字化将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信息化、数字化是国际化、一体化的技术支持。科学技术的进步曾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对今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核心就是信息化、数字化。谁在以微电子技术为依托的信息化、数字化领域大步走在前面，谁就能领导世界发展新潮流，执世界经济发展之牛耳。信息化、数字化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信息化、数字化将会极大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国际关系中减少绝对性，增加相对性；减少孤立性，增加互动性；减少特殊性，增加普遍性；减少对抗性，增加调和性。就如同从狩猎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都给国际关系带来新发展一样，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必然会使国际关系出现一个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崭新的局面。
国际新秩序需要外交新理念
对于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建立，转换外交理念是重要前提之一。如果世界各国尤其各大国仍旧抱着冷战时代的外交理念不放，就不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就会遇到重重障碍。所谓国际新秩序需要新理念，其中最主要者是要有新的主权观、新的内政观和多样化的观点。
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的主权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应该说是相对的，即只有在本国国界内才拥有主权。如果哪一个国家依仗自身的强大实力将主权向国界之外无限扩张，欺凌弱小，就还是在搞弱肉强食的近代合理主义，把主权变成了霸权。这种情况不仅目前有，21世纪也会有。所以，反对霸权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所谓“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正在打破国界，过去一些维护主权的措施今后会越来越不起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会日益加强，有朝一日甚至会出现你我难分的状况。既然最不能妥协的关于领土主权的争端都可以搁置起来而首先共同搞经济开发，其他方面的主权当然更会受到影响，所谓“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外来意识形态影响”一类说法的意义会越来越低。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大国强国阻挡不住，小国弱国尤其阻挡不住。这或许是这一趋势的合理性的最好证明。
与此相关连，内政观也会发生变化，其实早已发生了变化。10年前即有国家提出：“内政即外交”的主张，其实质仍是近代合理主义，因而成为一些大国以我划线、强行干涉别国发展方向的理论。“内政即外交”的主张是不可取的。今后随着国际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不可取的主张和做法不可能很快消失，在经济方面尤其会如此。
但是，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其对外关系不是没有联系，而是有紧密的联系。目前国际间盛行的“制裁”的做法即其表现。虽然国际间尚无统一标准确定“制裁”是否合理，但起码不能以“干涉内政”为标准一概否认“制裁”。应该说，“制裁”既可能成为某些国家推行霸权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国际社会表达正义的措施，这后一种制裁就是合理的，就不能看成“干涉内政”。除“制裁”之外，针对一个国家的政策与发展，其他有关国家不是说三道四、横加指责，而是善意地提出建议或批评，给以帮助，这就更不能说是“干涉内政”了，反而应该加以欢迎。东亚经济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为该地区恢复经济发展积极出谋划策，乃至提供具体的帮助，这是不应受到抵制或排斥的。
还有，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会表现在各个方面，今后尤其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会越来越多。时代的发展必然要使人们的价值观、民主观、人权观发生变化，不同的观点之间要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以逐步形成共识。因此，对政治方面的这种交流和影响不必大惊小怪，这种交流和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有来有往才有国际民主，才能真正维护“国权”，才能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所谓多样化即多元化，与单一化和一元化相对。在21世纪，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虽然各国都要搞市场经济，但发展模式会各不相同，国家间关系也会各具特色；虽然各国都表示要推进政治民主改善人权，但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会各有不同，因而采取的发展民主的方法和维护人权的措施也会千差万别，不可能出现“清一色”的状况。因此，各国发展有前后快慢之别，国家间关系有好坏进退的不同。所以，任何国家不可能十全十美，国家之间切忌“以己律人”，如果非要搞统一的发展模式，结果对任何一方都将不利。21世纪国际化与地区化两种趋势并存，但不管哪一种趋势，其基础都是多样化，或曰个性化。在国际合作和地区合作中，必须充分注意、认真保护多样化，在充分展示个性的基础上，共性才能得到大的发展，才能实现国际和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总之，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必将得到更快更高的发展，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当然，这既是大趋势，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尤其取决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团结一致，更快发展经济，增强反霸势力，改变力量对比，推动观念更新，创造出适宜于国际新秩序的条件。这样，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一定会形成，没有理由悲观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