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吸引资本规律与我国企业兼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规律论文,我国论文,企业兼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吸引资本或资本集中规律是市场经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规律。但是，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资本集中的需求与条件，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集中又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国对资本吸引资本或资本集中理论与实践的研讨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我国当前推行的企业兼并也不可避免出现一些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深入探讨一下马克思关于资本吸引资本规律的理论及其对搞好我国企业兼并的指导性启示。
资本吸引资本的积极作用与我国企业兼并的加速发展
资本吸引资本规律是指在市场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作为追求价值增殖的资本从一些企业被集中到另一些企业的进程及其必然性。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积累问题时就阐述了“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收资本的规律。”（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6页，1975。）他论及了资本集中的含义、原因、作用、途径与方式、性质、条件等，并专门分析了其重要经济功能。首先，加速资本积累，形成新的生产力。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单个企业的资本积聚来实现。但是由于受到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与新资本形成、旧资本分裂的阻碍，资本积聚和作为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资本集中相比在促进资本积累方面却缓慢得多。为此马克思指出：“通过资本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9页，1975。）迅速积累起来的资本被用于投资将很快形成巨大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形象比喻道：“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8页，1975。）第二，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采用科学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之间吸引和集中之后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资本，因此“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3卷，493页。）这时，“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8页，1975。）运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将大大提高企业生产效益。第三，有利于企业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竞争的激烈程度同相互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7页，1975。）当资本集中使一些企业的规模变得巨大时，其他同行业的企业与之竞争的力度就小多了。正由于资本集中有着客观的积极作用和必然性，马克思将其称为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认为其发展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尽管马克思基于《资本论》的研究重点没有对资本集中做系统阐述，而且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国际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马克思对资本吸引资本的基本分析仍然是正确的。自《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集中从来也没有停息过，而且随着股份制的大规模发展发生了五次大的企业兼并浪潮。时间分别为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20世纪20年代、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世界企业兼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并引起世人瞩目。1996年世界企业兼并案达22729起，交易额114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1997年全球企业兼并案共21000起，虽比1996年略有下降，但大宗兼并交易额剧增，总交易额超过12000亿美元，又创历史最高纪录。美国企业兼并尤为活跃，独领风骚。1997年企业兼并案共7941件，交易额为7026亿美元，远远超过居前10名的其他9国（企业兼并额名列第2名到第7名的国家依次为：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和意大利。英国虽名列第二，但全年企业兼并案仅1908件，金额119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兼并额的一半。与本国历史相比，早在1996年，美国企业兼并案数量（2087宗）和资产总额（6500多亿美元）就已达到80年代兼并最高潮年份的两倍。1996年岁末，作为世界最大两家飞机制造公司的美国波音与麦道公司合并，组成世界上超级客机制造公司，使美国在世界民用飞机市场上所占份额高达约70%，显示了强强联合的特点。正由于目前的企业兼并大战在数量、规模上创历史最高水平并呈现不少新特点，学术界认为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第五次企业兼并高潮。出现这次企业兼并潮的原因固然烙有当代特殊印记，如主要动机由单纯追求规模扩大和短期盈利转向追求竞争上的长期战略优势，但就其基本脉络看，仍离不开借助企业兼并扩大企业的资本与生产规模，采用新技术，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益，以便扩大市场占有率，适应在经济全球化和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条件下国际间日趋激烈的竞争的需要。这既表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积极作用分析的普遍适用性，又为我国发展企业兼并提供了启示。
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经济形成了地区与部门间条块分割的格局。企业“小而全”的状况比较普遍，长期进行着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现仍有120多家电视机厂，700多家啤酒厂，600多家企业生产VCD电器。有100多家汽车厂，年产汽车才100多万辆，不到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1/5。而且这种小而全重复建设的状况还有发展的趋势。“只见满天星星，难见太阳月亮”的畸型企业结构不仅造成了巨大浪费，而且使国内几乎没有工业巨子。据统计，我国企业在目前世界列入500强的企业中为零。我国目前重点扶植的55个企业集团的销售总和，只有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销售额的1/6。而令人担忧的是，列入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已有半数进入我国市场，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后，外国公司将享有“国民待遇”，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可见仅就调整产业结构、适应世界竞争需要方面讲，国内也急需借助企业兼并来构筑企业“航空母舰”。
在我国迅速大力推进企业兼并也遇到一定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建大型企业应通过上新项目时增大投资来实现，这可以避免走企业兼并之路所遇到的困难。”诚然，在我国条块分割体制尚未打破和法制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推进企业兼并遇到了不少难题，但是主要依靠上新项目建立大型企业要受到资金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要实现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换，工业已进入由数量扩张型向提高素质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主要依靠调整产业结构、增大企业规模、加强科技应用和提高管理水平来推动经济发展。这正为企业兼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天地。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的积极作用的分析已阐明了其中的道理。
“过去常讲‘船小调头快’，还是小规模企业更优越。”小企业的确有经营灵活、便于调整经营方向和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优越性，但从一个国家具有合理企业结构的角度看，不能没有一定数量的巨型企业。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迅速发展的今天，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只有遵循资本吸收资本的规律推行企业兼并，组建若干个具有相当规模直至能与国外大跨国公司抗衡的“强强联合”企业，才能迎接跨世纪的挑战。国外由70年代广泛认可“小就是好”转变为90年代的企业联合风起云涌，正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企业规模选择的重点。当然，这不等于否定中小企业的优点，更不会否定大量中小型企业的存在。通过资本集中铸造部分大型乃至巨型企业完全可以与大量有特色的中小企业发展并行不悖。
“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动荡的原因在于大企业经营状况不佳，负债严重，接连倒闭，从而导致银行坏帐累累，无力支付到期外债，国家外汇储备也供不应求。因此，不要急于发展大企业。”韩国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确与大企业无节制地追求经营规模的扩张有直接关系，但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企业规模要做清醒和科学的分析，并非越大越好，要处理好规模与效益的关系，不盲目追求规模。但并不应导致在我国缺少大企业集团的条件下也不必去发挥资本集中的优越性，扩大企业规模的结论。
资本吸引资本的负面效应与我国企业兼并的政府干预
马克思基于《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在阐述资本吸收资本或资本集中问题时便侧重指出了它的负面作用。首先，资本集中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通行“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92页，1975。），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利于工人就业。其次，资本集中会产生垄断现象。《资本论》一卷中分析了资本集中的极限问题，指出：“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注(79)，1975。）马克思根据竞争发展的辩证法，科学预见了资本集中与垄断之间的关系。恩格斯在1890年该书出版第四版时就此加了个注，更明确发挥了这一思想。他写道：“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8，1975。）他还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专门加了一大段话，分析信用关系与股份公司的发展，加速了资本集中，导致在某些部门竞争为垄断所代替的问题。针对资本集中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西方国家早就由政府出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建立较为完善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失业人员的技术培训，制定反垄断法规，减少垄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等。这些都为我国发展企业兼并提出了实施在必要范围内的政府干预与调控，以最大限度削减资本集中的负面影响的问题。
首先，加快社会保障系统建设，加大再就业工程力度，减轻企业兼并面临的就业压力。我国推行企业兼并与解决就业问题有着特定的密切联系。为了避免大批企业破产所容易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我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提出了“多兼并，少破产”，“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方针。这在我国现阶段无疑是必要的，在发展企业兼并的初期也是基本可以做到的。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通过“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的分析，至今具有客观性。据经济学家观察，1998年将是在世界性兼并与裁员并存的一年。新年伊始，波音公司宣布计划裁员12000人。合并后的瑞士银行和瑞士联合银行将裁员13000人。可见，企业兼并不仅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而且会加重对社会的就业压力，否则就要以牺牲大型企业集团的效率为代价，难以使之成为与国外大公司抗衡的力量。为此，各级政府要正确认识“鼓励兼并”的方针，认真面对现实，逐步放开对兼并方承担被兼并方的全部人员安置方面的限制，加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劳动力市场，千方百计实施再就业工程，积极探索各种形式妥善解决企业兼并中的职工再就业问题。
其次，建立健全规范的全国性企业兼并市场，逐步完善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各项有关法规。从国外经验看，搞好企业兼并需要系统规范的兼并市场或产权交易市场，特别是有一套成熟的包括信息网络、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所和拍卖机构在内的社会中介机构。我国在这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府要创造条件支持其在数量上满足客观需要，规范其行为符合正确要求。从目前看，理论界就企业兼并所做的理论探讨和各地政府出台的鼓励发展大企业集团的措施，均对反垄断问题强调或重视不够。这与我国正处于扶植和发展大企业集团的阶段密切相联，当前过于强调和过急推进反垄断的确为时尚早。但是马克思揭示的客观规律和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历程都告诉我们，绝不能过于忽视企业兼并中的垄断问题，更需要尽快改变现今各部门、地区的目标、政策不协调配套的问题。因此，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对企业兼并实行既积极鼓励又适当限制的政策，要注意限制那些不符合我国产业政策，有可能形成新的垄断的兼并行为。为此，要创造条件，积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规。如尽早颁布《企业产权转让法》，在其中规定企业产权转让的内涵、原则、范围、程序、形式、应达标准，资产评估方法，产权转让费的归属等。政府要注意适时通过立法方式防止企业之间通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协议与联合，达到控制价格，垄断市场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并注意借鉴国外经验，成立有关组织，对企业兼并实行监管，以保护公众利益。
再次，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快和保护大企业集团的成长。综观国外政府与企业兼并之间关系的发展史。经历了一个由旁观者、管理者到直接参与者的过程。在目前的世界企业兼并浪潮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级化，许多国家已将扶植大企业发展作为凝聚综合国力，集中财政实力，占领国际市场的重要经济手段，纳入了政府的经济安全和全球发展战略。如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就是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完成的。前不久，当韩国大宇集团准备以自身雄厚的实力兼并代表法国先进电子技术“精粹”的汤姆逊多媒体公司时，法国政府听取来自经济界专家和社会舆论的意见，做出了中止这一计划实施的决定。从我国看，不仅企业兼并同样关系着发展战略与国际地位问题，而且在目前条块分割体制依然存在，国有企业资产缺乏真正负责主体、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情况下，政府行为对企业兼并活动的介入更有必要性。国家当前不仅要制定鼓励措施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而且尤其要破除地方政府过于怕“出乱子”、主管部门怕“丢面子”、企业法人怕“丢位子”、职工怕“饿肚子”、金融部门怕被讥笑为“败家子”等观念障碍，积极组建跨地区、行业、所有制的企业集团，并在其面对强有力国际竞争时，适当予以必要的支持。
资本吸引资本的主要方式与我国企业兼并的正确途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吸引资本的方式与途径有不少论述，突出体现在竞争与信用两个杠杆的分析之上。他指出：“竞争斗争是通过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8页，1975。）较小的单个资本在竞争中垮台后，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之外，信用事业作为一种崭新的力量逐步成为竞争中的可怕的武器，哪些单个资本能够借助信用工具支配更多的社会资本，它们就容易在竞争中取胜。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6～687页，1975。）。信用机构特别是银行基于自身的业务功能可以影响直至控制各个资本，或者支持其在竞争中取胜或者挤垮它们。这时，资本的迅速集中已离不开信用机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竞争和信用称作“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注：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687页，1975。）。《资本论》中还论及了资本集中的两种道路或方式：其一，强制的道路，指某些资本因占据压倒优势而在竞争中吞并其他资本。第二，平滑的办法，指通过建立股份公司把众多资本溶合起来。这些分析对正确搞好我国当前的企业兼并也是有指导意义的。
首先，政府扶植企业兼并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之上。如前所述，在当代国际经济运行中尤其是我国目前条件下，推进企业兼并还离不开政府发挥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必须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和程度之上的。马克思非常强调竞争和信用是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固然与他所处的时代政府尚未介入企业兼并有关，但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资本吸引资本或资本集中是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企业兼并必须依据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才能健康发展。政府的干预如果超过了其应发挥作用的限度，就会影响资本集中的效能，甚至给企业以后发展埋下隐患。
以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为例，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是将其发生的原因与大企业经营状况不佳紧密联在一起。进一步考察，大企业的困难又与大企业无节制的追求规模扩张密切相关。韩国的大企业在国家经济起飞和不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实施政府产业政府和外向型发展模式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它们过分强调：只有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扩大市场，企业才有生命力。为此，它们不惜牺牲利润，过度举债，形成了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经营重点不突出的积弊，从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接连倒闭，进一步又导致银行坏帐累累，无力支付到期外债，国家外债储备奇缺，终于在金融动荡之中使韩国陷入全面危机。然而值得重视的是，韩国大企业盲目投资过分追求外在规模，又与政府导向与过度干预密切相关。以汽车制造为例，面对众多企业纷纷上马的状况，韩国政府于70、80年代推出了《汽车工业大联合》决议，形成了现代、大宇等7家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格局。政府还在资金方面极力扶植大企业。现代集团在起步之时，由政府出面担保从英国借来1亿美元，始具独立开发汽车制造之基础。当大企业因过度投资出现困难时，政府还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救济融资。韩国银行也受控于政府，贷款往往只看有无上级指示和书面保证，“信用评价”制度形同虚设，对大企业的资信无法独立监督，以至于对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失去节制。这些情况使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更愿意和无顾忌地扩大投资与规模。正因为如此，已有学者认为，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特殊保护政策的一些弊端是韩国大企业接连倒闭和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注：《世界经济研究》，1998(1)。）
韩国教训是值得我国借鉴的。这不仅由于它表明了政府扶植大企业集团发展要有度，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集中主要途径思想的正确性，而且因为现今我国政府扶植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类似的不正确做法。主要表现在：“拉郎配”、“甩包袱”，主管部门做主硬性要求先进企业兼并某些困难企业；“包装嫁女”，主管部门对自救无方、危机四伏的企业隐瞒实情甚至加以美化，促使其被好企业兼并；“小舢板焊接航空母舰”，“拔苗助长”，政府捏合若干中小企业拼凑成大集团。其实，企业兼并重组的最重要前提是借助市场机制，由企业作为主体进行市场化的操作。只有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兼并后能够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实施技术改造，企业兼并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兼并的优越性并取胜。反之，好企业可能被差企业一起拖垮，拼凑的集团会因无真正实力而难以持久。
第二，企业自主兼并时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当前我国的不少企业集团存在一些观念误解和不妥做法，主要表现在：视规模经济为经济规模，一味扩大企业规模；视多元化经营为抗拒兼并风险的主要措施，过分追求跨行业兼并；视承债式兼并为低成本扩张，大量并入需承揽债务的企业；视资产经营为相当高级的经营形式，过于忽视已具特色的生产经营和自身建设。应当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铁的规律。如果实施兼并时不认真研究其间的内在规律，违背自身实情，片面追求扩大规模、跨行业推进、低成本扩张和资产经营，则往往事与愿违，拖垮自身。这既是马克思关于竞争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杠杆思想所揭示的内在必然性，也被当代国际企业兼并众多失败案例所证明。日本的索尼公司在80年代末买下美国的哥伦比亚影片和法国的特莱玛音乐制造公司，后又同美国的布洛克巴斯特影视公司和时代——沃纳公司合资建立几个广播公司，还与一些电影、电视制作公司进行合资。然而索尼公司乘人之危进入新闻媒体和娱乐业这一完全陌生的行业却付出了沉痛代价，于1996年在美国的投资陷入困难。韩国大集团一般都有数十个下属公司，经营领域相当广泛和分散。作为生产汽车专业集团的起亚集团拥有28个系列企业，扩展到与主业毫无关系的特殊钢、建筑甚至公寓清扫等领域，特别是在没有准确把握特殊钢需求的情况下，就投入1万亿韩元，终使自己陷入困境。这种实行无关联多元化经营战略，进入不太熟悉的行业，因负荷过重，无法获得规模经济，以致在兼并后于竞争中失败的事例是相当多的。因此，我国企业在实施兼并战略时，一定立足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既要敢闯，敢冒风险，勇于改革，抓住机遇，又要认真进行规模效益分析，全面认识风险所在，熟悉资产经营运作，把资产经营与产品经营结合起来，注重兼并后集团内部建设与管理，切忌盲目跟风赶浪，为完成上级任务而突出兼并。
第三，企业兼并要注重依托股份制形式，融合多种所有制的力量。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集中的两种道路时，较为关注平滑的方法，即通过建立股份公司实现资本溶合。这是符合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的，因为企业兼并走强制的道路将有一番激烈竞争，会遇到被兼并企业的顽强抵抗，而建股份公司则顺利得多。从国外实践看，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早期企业兼并，以资本所有权全部转移为基本特征，被兼并方的身份不复存在，这带有较多的强制性。此后，随着股份公司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制度形式，企业兼并更多地采用了购买可以控制被兼并方的一定量股票的途径来实现。这为一次次涌现国际企业兼并浪潮提供了方便。我国在加速企业兼并过程中也应以当前推进股份制改革为契机，注重以资本为纽带，组建跨所有制、跨地区的企业集团。这样有利于冲破阻力，使集团建立在公司组织这一稳固的基础之上。此外，发展大集团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企业兼并过程中应当广泛动员各种非国有制经济力量。这样有利于兼收并蓄，较迅速构筑具有合理规模和灵活机制的大企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