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移民论文,古代论文,大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古代，从中国和朝鲜半岛有为数众多的移民迁徙而来，他们对日本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务方面，参与创建国家机构，协助制定国家政策，编制法典，推行屯仓、户籍和班田等制度，担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甚至担任最高阶层的将相职务，参加管理国家。
二、外交方面，担任外交使节，撰写外交文书，迎送外国使节，从事翻译工作。
三、军事方面，在日本豪族势力强大的时代，移民集团也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凭此参与政治活动。在中央集权加强的律令制时代，不少移民成为军将卫士。他们为军事行动出谋划策，参加筑城等军事工事，经略镇抚东北的虾夷地区。
四、学艺方面，传入汉字、诗文、儒学、天文、历法、阴阳学、医药、数学、音乐和杂伎等。
五、教育方面，在中央官学担任主要教职，教授学生，传播和普及大陆文化。
六、科技方面，传入并从事冶炼、金工、织染、皮革、土木、漆画、酿造、各类器具和笔墨纸砚等制工艺。
七、宗教方面，传入道教和佛教，推动佛教的兴盛，建造寺塔佛像，担任僧职，传布教义。
八、殖产方面，从事地区开发，兴建水利事业，传入新的作物品种，牧马养蚕等。
此外，大陆移民还成为日本生产开发的劳动力。
大陆移民之所以能够在日本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拥有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还在于他们普遍存在集中居住与内部通婚的现象，即形成相对独立的移民社会，成为外来文化扎根移植的重要基础。若无此项条件，则一两次的文化接触，或个别零散的移民，往往会被传统社会的汪洋大海所吞没而无法发挥作用。
一 人口分布
在日本古代，究竟有多少大陆移民移居日本？《古语拾遗》应神天皇段记载：“至于轻岛丰明朝，百济王贡博士王仁，是河内文首始祖也，秦公祖弓月，率百廿县民而归化矣。汉直祖阿知使主，率十七县民而来朝焉。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足可褒赏。”据此，则在大陆移民迁徙到日本的第一个阶段前期，约在魏晋时代，仅西文、东汉和秦氏三支移民集团迁入的人口就已达到数万人。
《新撰姓氏录》逸文所收《坂上系图》称，东汉氏集团最初有段、李、皂郭、朱、多、皂、高七姓汉人、十四支氏族，以及后来迁来的三十支村主姓氏族组成。日本朝廷为了安置他们，专门设置了今来郡。《续日本纪》宝龟三年（772）四月庚午载：
坂上忌寸苅田麻品等言：“……先祖阿智使主，轻岛丰明宫驭宇〔应神〕天皇御世，率十七县人夫归化，诏赐高市郡桧前村而居焉，凡高市郡内者，桧前忌寸及十七县人夫，满地而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
所谓“十七县人夫”，指的是移民籍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十七县，高市郡确实是东汉氏集团的大本营。
另外，《新撰姓氏录》山城国诸蕃、秦忌寸条记载：
功智王、弓月王，誉田天皇（谥应神）十四年来朝，上表更归国，率百廿七县伯姓归化，并献金银玉制种种宝物等，天皇嘉之，赐大和朝津间腋上地居之焉。……普洞王男秦酒公，大泊濑稚武天皇（谥雄略）御世，奏称：“普洞王时，秦民惣被劫略，今见在者，十不存一，请遣敕使检括招集。”天皇遣使小宇部雷，率大隅阿多年人等，搜括鸠集，得秦民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遂赐于酒，爰率秦民，养蚕织绢，盛篚诣阙贡进，如岳如山，积蓄朝廷。
据此，雄略天皇时，括出的秦氏移民就多达1.8万余人。 如果按照秦酒公所谓“今见在者，十不存一”的说法，上述数字还只是秦氏移民之一小部分。到6世纪中叶， 《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元年八月也记载了一条秦氏移民人口的数字：“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惣七千五十三户，以大藏橼为秦伴造。”古代的一户有多少人？兹以移民户比较集中的《御野国加毛郡半布里太宝贰年（702）户籍》作推测〔1〕，该户籍有移民户24户，基本为秦氏，最小的有11人，最大的有36人。简单平均计算，则每户为19人，符合当时一般民户的情况。若以此平均数推算，则秦氏集团大约有13.4万多人。此推算数值固然不准确，只能聊作参考，但还是合理的。
《日本古代人名大辞典》大致收录了公元781年以前日本、 中国和朝鲜各类文献上出现的日本人名，其中就收载了957名秦氏人名。 平野邦雄《秦氏之研究》介绍，其搜集的奈良朝以前的秦氏人名，多达1147名。无庸赘论，实际存在的秦氏人数，何止百倍于此。所以，即使保守的推算，仅秦氏集团人数就将达到10万以上。那么，整个大陆移民的人数，至少也在数十万以上。因此，日本人类学家埴原和郎先生推算，从弥生时代到古坟时代，大陆移民多达100万人。
那么，大陆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占多大比例呢？根据小山修三教授对日本古代人口的分析统计，从绳文时代晚期到8世纪， 人口呈飞跃式激增，增长70多倍。其中，近畿地区从2千余人跃增至120余万，尤为醒目〔2〕。这一地区恰好是大陆移民的聚居地，因此， 人口的激增同样表明有大量外国移民迁徙而至。如果大陆移民以将近100万估算， 则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6。在近畿地区，这一比例数自然大大提高， 在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汇集如此众多的大陆移民，所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
早期的大陆移民，多居住在北九州和山阴、山阳地方，即分布于九州至京畿的交通沿线，以后逐渐向京畿地带集中，形成了以河内国为中心的西文氏、以大和国为中心的东汉氏、以及以山城国为中心的秦氏等庞大的移民集团。奈良时代，由于大陆移民人数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一些枝族又不断从聚居地迁徙或独立出去。大部分涌入京城，小部分向其他地区发展，上述大陆移民的分布，其京城部分反映了奈良时代的现状，而各郡的氏族分布，则保存了过去的情况。
在畿内各国的分布上，有着明显的特点，即沿着日本对外门户难波港为中心展开。例如在摄津国，移民氏族聚居于难波、丰岛和河边等港口各郡，再沿着通往腹地的主河流淀川，扩展到岛上、岛下各郡。顺着桂川、宇治川和木津川上溯，进入京都盆地，在山城国河流沿岸，聚居着秦氏集团。在南面，从难波港入海口沿着主河流大和川上溯，先后进入河内平原与大和盆地，河内国南部的锦部、石川、安宿、古市和丹比诸郡为西文氏和西汉氏聚居的地方。向北越过大和川，移民氏族还向大县、涩川、高安、河内茨田和交野等郡发展，以大和国南部的高市和志纪郡为中心的东汉氏，以后也渐次向北部的葛城、平群、添上和添下等郡扩展。
从早期由北九州、山阴和山阳向京畿地区的伸展，到后来围绕难波港展开的地域分布，大陆移民居住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日本同大陆来往的交通线上，这一地理环境对于大陆移民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影响莫大。身处对外交通线上，他们可以保持同大陆的频繁接触，不断更新原有的文化和技术，保持勃勃生机。其氏族头领还不时被派遣回大陆国家，既为日本招徕工匠劳力，同时也增强自身实力。而且，其居住地毗邻中心都市，便于日本政府将新来的大陆移民就地安置，不断编入其集团之中。因此，对外交通线对于大陆移民不啻是生命线，一旦情况发生根本性转变，就造成大陆移民总体的衰落。实际上，7 世纪下叶，日本本国人才成长起来并逐步代替大陆移民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之后，日本政府就颁布了“凡蕃使往还，当大路近侧，不得置当方蕃人，及畜同色奴婢（谓假如西海道侧近，不可畜新罗奴婢之类），亦不得死传马子及援夫等”〔3〕，“化外人于宽国附贯安置”等一系列规定〔4〕，将大陆移民安置于远离交通要道的关东等“宽国”。如此一来，除了少数移民氏族头领跻身于官场外，大量的外国移民便在日常劳作中默默的同化。
京畿地区是中央贵族的中心地。大陆移民居住于此，并受日本中央贵族的监督管理，自然会与其上司结成紧密的主从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发生作用。例如，东汉氏与苏我氏、秦氏与圣德太子的结合，左右着推古天皇朝的政治局势。另一方面，中央贵族盘踞于京畿要地，所以大陆移民必须在相对偏僻的地区另外建立自己的居地。西文、东汉和秦氏三大移民集团的聚居地，虽然邻近京城和难波港，但又偏离交通主干道，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他们都致力于地区的开发，变荒滩为良田，开辟出一片片肥沃的土地，兴旺发达的移民乡村，极大地推动畿内地区经济的繁荣，使得日本的政治中心地不断的向之靠拢。例如，日本的长冈京和平安京就是在秦氏开发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各个移民集团虽然有一定的组织区分和不同的聚居地，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绝的。在上述绝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交错而居的情况。地域分布上的相互渗透，以及集团内部的民族混杂，都使得移民社会文化带有多民族的因素，形成为混合型的文化形态。
二 居住类型
大陆移民大都集中居住，共同生产。日本古代文献和地名起源传说，保存了许多这方面的记载。
《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五年，日本将新罗俘人安置于桑原、佐糜、高宫、忍海四邑；此外，如厩坂、倭国吾砺广津、上桃原、下桃原、真神原、大和国桧隈野的吴原等，都是日本政府集体安置移民的地方。此外如《风土记》山城国的南鸟部里、伊奈利；播磨国饰磨郡汉部里、揖保郡伊势野、枚方里、佐比冈、大田里、少宅里、少宅里、汉部乡；美浓国本篑郡栗栖太里（大宝二年户籍）、加毛郡半布里（大宝二年户籍）；备中国贺夜郡大井乡（天平十一年备中国大税负死亡人帐）；甲斐国巨麻郡栗原乡（天平宝字五年甲斐国司解）；备前国津高郡津高乡菟垣村（宝龟五年同村常地
卖买券等）；伊势国饭高郡（《续日本纪》神护景云元年十二月丁亥条）；参河国碧海郡（《类聚国史》卷五十四，多产部）；丹波国何鹿郡（《三代实录》贞观八年九月廿日壬戍条）、何鹿郡（《三代实录》仁和三年六月五日丁未条）等，都是移民的聚居地，把以上地名略加整理，便显现出从北九州的肥前，经备中、备前、播模和丹波进入畿内，再由此出发，经伊势、美浓、参河、甲斐和武藏到达关东地区这样一条大陆移民分布与迁徙的线路。也就是在日本古代交通干道上，星罗棋布着大陆移民的聚居点，这还不包括散布于较边远地区的移民。
移民的居住地可以按人口比例，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日本人为主，即在日本人的乡里迁入大陆移民。《御野国味蜂间郡春部里太宝贰年户籍》和《御野国本篑郡栗栖太里太宝贰年户籍》所反映的就是这类情况〔5〕。春部里户籍文书存户30675人，其中， 移民户仅2户30人。在存户口数中，仅占4.4%；栗栖太里户籍文书中存户 25433人， 移民有2户29人，占户籍人口的6.2%。在日本人的家庭中，有移民妻8 人，寄口1人，分别为“汉人”、“秦人部”和“韩人”。 美浓国是大陆移民较多的地方，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移民户，大概是由于婚姻关系而迁入日本人的乡里。他们人数少，又是一般农民，在乡里没有什么影响，这种类型可视为大陆移民分布的边缘形态。
第二类，移民与日本人大体相等的乡里，《御野国加毛郡半布里太宝贰年户籍》即可为证。
本件文书录载54户，按照1里50户的法令原则， 这是一个里完整的户籍。其中，移民户有24户，户数与口数都约占该里的44%强。移民户基本都是“秦人”，只有两户为“不破胜”，亦与秦氏关系极深。其中，中政户穗积部安倍的情况比较特别，虽然不是移民户，但大半人口为“寄人”秦人的家庭成员，十分明显，该里的秦人是集体定居于此的。他们在乡里有一定的势力，与日本人的交流自然颇多，能够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这种类型可视为与日本人混居的形态。
第三类，移民聚居类型，各大移民集团的根据地差不多都属于这种类型。《续日本纪》宝龟三年（772 ）四月庚午所载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上言称：“先祖阿智使主，轻岛丰明宫驭宇〔应神〕天皇御世，率十七县人夫归化，诏赐高市郡桧前村而居焉，凡高市郡内者，桧前忌寸及十七县人夫，满地而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就是十分典型的例证。再如《续日本纪》天平宝字二年（758 ）六月乙丑记载：“大和国人葛上郡人从八位上桑原史年足等男女九十六人、近江国神琦郡人正八位下桑原史人胜等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同言口……”古代一里约千人，故近江国神琦郡桑原史人胜等千余人，约为一里，属聚居类型无疑。这种聚居形态，不仅出现在大陆移民众多的畿内地区，而且还存在于各地。例如，根据备前国津高郡税收文书的统计可以发现，无论是用税额直接计算，成是将税额折成田上面积计算，移民都占95%左右。此外，比九州《上前国三毛郡塔甲户籍》中，见籍人数129人， 基本为秦部和胜姓移民。其中，日本人仅4人，1人为秦部妻，3人为移民家族的寄口。 相似的例子， 如《丰前国上三毛郡加自久也里户籍》，见籍人数74 人，日本人仅8人； 《丰前国伸津郡西里户籍》，见籍人数480人， 日本人仅27人。
在第三种居住形态里，移民基本上是按集团聚居在一起，特别是大的移民集团，拥有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和丰富的劳动力，他们不仅自己生产，而且还役使日本农民劳动，具有很强的生产能力，能够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开发活动，对外界的需求不多，构成了封闭或半封闭的移民社会。在集团内部，自有一套生产与管理方式。日本朝廷对移民集团的控制，需要通过集团的上层氏族来实现，亦即国家权力不能直接贯彻于移民社会的基层，呈现出分层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移民社会里，保持着固有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在模拟血缘关系下，除了作为集团象征的总的寺社外，各氏族还有自己的宗庙、集团的成员氏族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同时，相互交流，即使在移民集团上层氏族纷纷移居都市之后，他们仍以乡里社会为依托，与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成为乡里社会在京城的代表，诚如关晃先生所指出的，大陆移民集团既不是真正的血缘关系集团，也不是纯粹的地缘关系集团〔6〕。 但是，不可否认，不完全的血缘与地缘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关系的表现形式，成为维持大陆移民集团长期存在的重要支柱，蓬勃发展的移民社会，在日本无疑起着示范作用。周围的人民对这种外来文化笼罩的乡里，由新奇而观察，而模仿，日本朝廷也由此获得启发，甚至以此为样板，派遣移民头目到各地推广实施，遂成制度。
三 聚居形态
西文氏是聚居于河内国的一大移民集团，始祖为王仁，大概出自朝鲜汉人后裔。《续日本纪》神护景云四年三月辛卯记载：“葛井、船、津、文、武生、藏六氏男女二百卅人，供奉歌垣”，可知西文集团的核心氏族为上述六支，这六支氏族，王仁及其后裔氏族，即西文氏、武生氏和藏氏，居住在河内国古市郡，以后加入的王辰尔及其分支氏族，即船氏、葛井氏和津氏，居住在河内国丹比郡。
西文氏是宗家，其氏寺西琳寺为西文氏集团的总寺。其余五支氏族也各有自己的氏寺。这些氏寺的遗迹多有保存。根据氏寺在氏族居住地近旁的常规，可以通过氏寺遗址确定以上六支氏族的居住地，以及相互间的距离〔7〕。亦即：西琳寺（西文寺）——野中寺（船氏）， 相距1600米左右；野中寺（船氏）——大津神社（津氏），相距1400米左右；大津神社（津氏）——藤井寺（葛井氏），相距1000米左右；藤井寺（葛井氏）——西琳寺（西文氏），相距2400米左右，以上述两寺一组为边，相互连接起来，则成为一个四边形，各氏寺之间的距离在1—2公里半左右，四边形的对角线距离为：西琳寺（西文寺）——大津神社（津氏）相距2900多米； 野中寺（船氏）——藤井寺（葛井氏）， 相距1200米左右。
武生氏和藏氏的氏寺无存，但古市郡是仅有四乡的小郡，故应分布于西文氏近旁。通过氏寺遗址，可以把握移民集团聚居形态的一个侧面。
西文氏集团居住的地域，在大和川和石川的汇合处，而贯穿古市郡的竹内街道，是日本最古老的官道。60年代，橿原考古学研究所对该地区重新进行实地考察。秋山日出雄先生通过对航空照片的研究，发现该地区存在一条称作“古市大沟”的水道〔8〕。 从古市大沟的结构上分析，它显然不单是普通的灌溉水渠，而且还是一条运河。这条运河虽在8世纪就已因淤塞而失去功能， 但在淤塞之前却是重要的交通水路，它的存在对于西文氏集团有什么意义呢？
众所周知，难波是日本古代对外交往最重要的港口，由难波转入大和川，再通过古市大沟和竹内街道抵达河内与大和两国，这是十分重要的交通运输线。沿此分布的西文氏集团，自然与交通运输业密切相关，例如津氏，从氏名就可知其为负责掌管海运与内河航运的氏族。船氏的职掌，见于《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十四年（553）七月甲子记载： “苏我大臣稻目宿祢奉敕遣王辰尔，数录船赋，即以王辰尔为船长，因赐姓为船史，今船连之先也”，可知其族掌管对过往关津船只的课税。大和川到古市郡一带，河面变狭，水流湍急，因此，水运在此改为陆运。武生氏原为马毗登〔9〕，掌管马匹，负责这一带的陆路运输。 藏氏是管理国家财政事务的氏族之一。他们掌管国家财政部门设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负责收纳国内外物资和处理会计事务。与中央的大藏、内藏相关的部门相似，是朝廷设置于各地的屯仓。如下节所述，葛井氏原为白猪史〔10〕，正是屯仓的管理者。西文氏一贯从事起草文书和管理档案的工作。在这一带，从海陆运输到屯仓管理，都离不开他们的参与。西文氏集团的事例表明，移民集团不仅是依靠地缘关系维系的生活性团体，而且是相互分工合作、形成比较完整的生产和管理系统的职务关系集团。他们聚居在一起，有利于保存其原有的生产管理方式，并对周围环境不断发生影响，通过地区窗口，将大陆文化渗透或移植于日本社会之中。
秦氏是以山城国为根据地的另外一个移民集团，他们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光是畿内的秦氏，《新撰姓氏录》就收录了28支，一直到9 世纪初，他们仍主要居住在乡村。那些居住在京城的秦氏，有一部分是因为资助建造长冈京和平安京才迁居京城的。因此，秦氏为在乡豪族的形象，就十分明显。
在山城国，秦氏以其宗族寺社广隆寺为中心，形成秦氏移民社会，他们聚居的桂川流域，右岸一带地势较低，便于水田灌溉，所以很早就开发出来了。这里分布着许多弥生文化到古坟时代的遗踪，说明日本人早就生活于此。左岸地高土燥，需要具备一定的农田水利技术，才能进行耕垦。秦氏集团迁徙到山城国后，他们回避与原住民的冲突，定居与桂川左岸农业条件相对恶劣的嵯峨野，运用其发达的水利技术，首先在桂川上修筑大堰，引水溉田，开辟出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今日，日本把从龟冈盆地流经京都盆地岚山的河流称作大堰川，即得名于秦氏修筑的大堰。这条大堰，是日本古代最着名的水利设施之一〔11〕。《政事要略》交替杂食之沟地堰堤类引《秦氏本系帐》说：“《秦氏本系帐》云：造葛野大堰，于天下谁有比检，是秦氏率催种类所造构之。昔秦昭王塞堰洪河，通沟浍，开田万顷，秦富数倍，所谓郑伯之沃沃衣食之源者也。今大井堰样，则习彼所造。”秦氏将此堰同秦国着名的郑国渠相比拟，颇为自豪，在当时，此堰确实成为日本水利工程及其管理的范例，甚至到《养老令》编制时还规定：“古记云：先役用水之家，谓不堪修理者，差发人夫修治，以近及远，假令葛野川堰之类，是以用水之家不合堪修治也。”
类似嵯峨野这样的区域开发，在京都盆地尚有多处，井上满郎先生认为，将樫原废寺、月读神社、松尾神社、法轮寺、葛野大堰、蛇冢、天冢古坟、广隆寺、大酒神社、木岛神社（蚕社）、北野废寺、上贺茂、下鸭神社、六角堂、法观寺、深草、稻荷神社等有关秦氏的遗迹连接起来，便呈现出一条由西山经北山到东山山麓的弧形文化圈〔12〕，清楚的展现出秦氏对开发京都盆地的巨大贡献。
上述秦氏的寺社，如稻荷神社、大酒神社和蚕社等，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凡是到过稻荷神社的人，都会对神社的布局、方形的祭坛和祭祀仪式等，与中国对农业和土地神的祭祀形式的高度相似性，留下深刻的印象。京都的秦氏遗迹，是大陆农业技术在日本成功运用的范例。
秦氏在山城国的成功开发，引起日本朝廷的重视，促使日本决定将都城迁徙于此。修建都城，需要多方面高度的技术。对此，日本很早就起用大陆移民来负责如此复杂的工程。《日本书纪》白雉元年（650 ）十月记载：“遣将作大匠荒田井直比罗夫立宫界标。”荒田井直比罗夫即倭汉直荒田井比罗夫，属于东汉氏集团。孝德天皇任命他负责建造味经宫的技术工作。持统天皇朝的藤原京，构建于东汉氏集团的聚居地大和国高市郡，其“造京司”为东汉氏集团的衣缝王〔13〕。着名的平城京，其技术负责人为坂上忌寸忍熊〔14〕，同样出自东汉氏集团。奈良时代以前，日本的都城都在河内与大和国一带，所以，当地东汉氏集团在都城建造中，颇起作用，天平十二年（740）， 藤原广嗣乱后〔15〕，日本朝廷决定在山城国修建恭仁京，此后，把都城由奈良盆地迁至京都盆地的趋势日益加强，经过几度迁都，到延历十三年（794）， 日本终于定都平安京。奈良中期开始，日本数度在山城国建造都城，显然与秦氏在当地的开发有密切关系。
在山城国建立都城，从一开始就得到秦氏的大力支持，文献所知建造恭仁京的三位负责人中，就有造宫录正八位下秦下岛麻吕。秦下岛麻吕还因为修筑皇宫围墙而大受褒奖，由正八位下晋升至从五位上〔16〕，一举跃升十四阶，可见贡献颇巨。
桓武天皇时代，宏臣中纳言藤原种继积极推动迁都事业，并亲自负责在山城国秦氏根据地建造长冈京。查藤原种继家世，虽出自头号贵族藤原氏式家，但其祖母却是秦朝元的女儿。秦朝元是天平年间蜚声内外的名士〔17〕，曾任遣唐使团判官，拜谒过唐玄宗，并受厚赏。回国后，颇受尊崇，先后担任图书头和主计头。以日本古代的招婿婚制推测，藤原种继很可能生长于秦氏家庭。另一位主持长冈京建设的是中纳言藤原小黑麻吕，出自藤原氏北家，其妻就是上述建造恭仁京的秦岛麻吕之女，其子葛野麻吕，显然是以秦氏居地葛野为名，足证其生长于秦氏家族。朝中权贵与秦氏联姻，自然对秦氏集团的雄厚财力与技术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大力推动朝廷在秦氏聚居地建造京城。而秦氏集团自然也竭尽全力，踊跃参加，《续日本纪》就记载了若干名建造长冈京有功的秦氏人员，例如：秦忌寸足长〔18〕、大秦公忌寸宅守〔19〕、胜首益麻吕〔20〕。十分明显，秦氏在长冈京建造过程中，出资出力，贡献尤大。而且，秦氏还运员其属下的胜氏参加建设〔21〕，所以，他们都获得越级擢升。胜首益麻吕以私粮供应3.6万名役夫，其财力之雄厚， 令人惊叹。秦氏擅长于理财，所以这些受奖赏的人，以后纷纷进入中央机构，被提拔为财政大员。
长冈京建设十年，不果而终。延历十三年（794）， 日本重新选择以葛野郡宇太村为中心，建造平安京。由于《日本后纪》延历十一年至十五年七月这部分散佚，平安京的建造情况已难得其详。《日本后纪》延历十五年（796 ）七月戊戍记载：“外从五位上物部多艺连建麻吕为造宫大工，外从五位下秦忌寸都岐麻吕为少工”；《拾芥抄》引《村上天皇记》称，平安京的皇宫是在秦河胜的旧宅上建造的。这些记载都表明，平安京的建造得到秦氏集团的大力资助。
秦氏的事例，对于外来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大陆移民的聚居形态，使得他们所具有的大陆文化得以比较完全的保存下来，并运用于日本社会，他们取得的成功，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地位，而且对于周围民众也发生示范作用。通过传授文化技术、婚姻、交游等各种方式，他们还对日本氏族、官人，甚至上层贵族发生影响，引起朝廷的重视。朝廷借助他们来加快国家建设，而他们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朝廷官人，从而把地方性的移民文化融入上层文化，并通过国家的力量加以推广，实现大陆文化的传播过程。广泛存在的大陆移民社会，都是大陆文化移植最重要的基础，脱离对文化传播过程的研究而奢谈外来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势必流为空论。
移民文化能够比较完整的保存并移植于日本社会，一个重要的保证是移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这集中表现在移民聚居的地区，其郡乡各级官吏一般由移民担任。东汉氏集团聚居的高市郡，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续日本纪》宝龟三年（772）四月庚午记载：
正四位下近卫员外中将兼安艺守勋二等坂上大忌寸苅田麻吕等言：“以桧前忌寸任大和国高市郡司元由者，先祖阿智使主，轻岛丰明宫驭宇〔应神〕天皇御世，率十七县人夫归化，诏赐高市郡桧前村而居焉。凡高市郡内者，桧前忌寸及十七县人夫，满地面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是以天平元年十一月十五日，从五位上民忌寸袁志比等申其所由：天平三年，以内藏少属从八位上藏垣忌寸家麻吕任少领；天平十一年，家麻吕转大领，以外从八位下蚊屋忌寸虫任少领；神护元年，以外正七位上文山口忌寸公麻吕任大领。今此人等被任郡司，不必传子孙，而三腹递任，四世于今。奉敕，宜莫勘谱第，听任郡司。”
东汉氏集团以高市郡为其聚居地为由，要求日本政府允许由其集团的“三腹”氏族头领轮流担任郡的长官，结果获得批准。移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在其聚居地应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例如，前引葛野郡山田乡土地买卖文书中，乡长为“秦氏吉”；同郡高田乡土地买卖文书中，乡长同样为移民“辛国种麻吕”。而且，郡司分别为“拟大领从七位下秦忌寸粳守，主政少初位上秦忌寸久兼，副拟大领大初位上秦忌寸，拟主政大初位下刑部，拟少领大初位上秦忌寸真丰，主帐少初位下秦忌寸广雄”〔22〕，基本都是移民，这类事例颇多，实难一一列举。
大量的移民担任郡乡官吏，是日本朝廷所容许甚至予以鼓励的，这就牵涉到日本社会的性质问题。在古代，日本社会存在着强大的氏族势力，国家政权乃是建立在中央贵族的联合之上，而地方政权亦为各地氏族所把持。在这种社会基础上，日本始终没有发展出中国式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即使在律令制时代，中央也还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权。虽说国郡的长官由中央任命，但地方势力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日本政治的分层权力结构，在进入近代社会时，实与中国处于很不相同的社会基础上，这当然是后话。然而，正是这种社会特质，使得大陆移民能够在日本形成自我管理的移民社会。
大陆移民参与日本政治，和日本氏族结合，在传播大陆文化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地位。但是，其代价是自身的同化。在大陆移民中，城市化、官僚化的程度越高越普遍。则同化的进程也就越快越彻底。显而易见，同化的进程与其居住生活形态紧密联系。
四 婚姻关系
婚姻形态是研究大陆移民社会的重要侧面，我们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其一是上层移民氏族的婚姻关系；其二是一般移民的婚姻关系。
在古代，上层氏族之间的通婚经常表现为政治关系，早期大陆移民与日本贵族的联姻，可以东汉氏与苏我氏为典型。6世纪中叶起， 苏我氏势力抬头，渐擅朝政，东汉氏与之深相依托，结成党援。《日本书纪》记载，崇峻天皇五年（592）十一月，苏我马子设谋， 假于东汉直驹，弑崇峻天皇。东汉直驹自以为功高，“偷隐苏我娘嫔河上娘为妻〔河上娘，苏我马子宿安道祢女也〕。马子宿祢忽不知河上娘为驹所偷，而谓死去。驹奸嫔事显，为大臣所杀”。这段记载，不无可疑之处，大概苏我氏以联姻为诱饵，驱策东汉氏杀害天皇。嗣后，苏我氏反悔食言，嫁祸于东汉氏。由此事件可以看出，移民上层氏族积极争取与日本权贵联姻，以提高政治地位，但由于其羽毛未丰，没能达到目的。
到了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后，大量朝鲜王公贵族涌入日本。因其血统高贵，故日本的皇室贵族竞与为婚，大陆移民与日本上层氏族联姻的行为，遂为社会所接受。自此以后，这类事例司空见惯，不胜枚举。如前所述，天平年间的名士秦朝元，其女嫁与藤原净成；秦岛麻吕之女，嫁给大纳言藤原小黑麻吕。由于婿家藤原氏的积极推动，终将日本京城迁移至秦氏聚居的山城国。
秦氏颇与藤原氏联姻。藤原氏家族始于大化革新的功臣中臣镰足，革新发端于打倒苏我氏。这是6世纪后叶以来， 力图建立以天皇为代表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共同目标。推古天皇朝，圣德太子就依靠秦氏的支持而与苏我氏相抗衡。大化革新乃是在此基础上，更聚集一批从隋朝留学归国的新汉人，共同发动的，藤原氏与秦氏的结合，或与此历史渊源关系有关。
移民氏族与日本皇室贵族的联姻，盛于桓武天皇时代，桓武天皇的生母和氏，出身于百济移民，自称是百济武宁王后裔氏族〔23〕，嫁于光仁天皇，生下桓武天皇，在日本皇位继承上，生母若非有皇家血统，则其子颇难继承皇位。桓武天皇为庶母所出，继承皇位，着实不易。所以，他一即位，就特尊其生母为皇太夫人，延历九年（790）， 又追赠其外祖父为正一位，而且，还破例拔擢其外叔祖和家麻吕为中纳言。史称和家麻吕“为人木讷，无才学，以帝外戚，特被擢进，蕃人入相府，自此始焉，可谓人位有余，天爵不足”〔24〕，不无揶揄之意。桓武天皇大量拔擢移民，自然出于其自叹因庶母所出而几与皇位无缘的痛苦回忆，但在客观上，却助长了日本贵族与移民联姻的风气。
苏我氏灭亡后，长期依附于苏我氏的东汉氏集团，也积极向中央朝廷靠拢，并通过在“壬申之乱”中支持天武天皇而为朝廷所倚重，东汉氏集团后期的宗家坂上氏，亦颇与日本的皇室贵族联姻。桓武天皇时代，在东北开疆拓地，讨伐虾夷。世代娴于弓马战阵的坂上氏大受重用，出将入相，飞黄腾达。根据《坂上系图》，其首领坂上苅田麻吕的两个女儿分别为桓武天皇后宫夫人和头号贵族右大臣藤原内麻吕妻室，孙女又嫁予桓武天皇为妃，荣宠一时。
与皇室贵族大量通婚，表明城市化的移民氏族已经为日本贵族所认同，所接受，并已跻身于贵族之列。另一方面，则表明他们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已经同化于日本人。这部分移民的婚姻关系，对于提高大陆移民政治的、社会的地位固有益处，但对于乡里的移民社会及其文化习俗的保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么，乡里移民社会的婚姻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兹按前述三种居住类型分别加以考察。
第一种类型的婚姻关系，可以前述《御野国味蜂间郡春部里太宝贰年户籍》为例证。在以日本人为主的村里，移民的婚姻形态基本上为氏族外通婚，联姻的对象既有不同氏族的移民，也有日本人，也就是说，其婚姻形态是开放的。然而，这种婚姻形态的形成，似乎并非出自移民的主观愿望，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分布过于零散。夹杂于日本人村里的移民，户数与口数均少，选择配偶的余地不大，所以，他们同当地氏族通婚的情况较为普遍，由于这个缘故，这类移民比较难于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很快就被日本人同化了。
第二种居住类型的移民婚姻关系，则如《御野国加毛郡半部太宝贰年户籍》所示。该文书共载录54户，1119人，由于每户均有若干已婚人口，因而记载有数以百计的婚姻事例。兹将其中与移民有关的婚姻关系作一统计。
1.在30户日本人家庭里，有8户与移民通婚，而在24 户移民家庭里，仅1户载明娶日本妻室。
2.不同移民氏族之间的通婚有9例， 均为“秦人”与不“不破胜（或胜）”氏族联姻。胜氏与秦氏属于同一移民集团，故此9 例为移民集团内的通婚。
3.“秦人”家庭基本上都与“秦人”结婚，即氏族内通婚。当然，由于移民集团的血缘关系多属虚构，所以难于断定他们确系血缘上的同族婚姻。
第三种居住类型的移民婚姻关系，可以前述《丰前国上三毛郡塔里户籍》、《丰前国上三毛郡加目久也里户籍》和《丰前国仲津郡丁里户籍》为例。在这三件文书中，除少数与日本人通婚的事例外，基本上都是移民集团内部联姻，而且，氏族内通婚多于不同氏族的联姻。当然，秦氏集团比较特殊，其所属氏族大都以秦为氏姓，因此，难以推断其以同族婚为主，而其他移民集团的婚姻情况，由于缺乏史料，难以进行实证研究。不过，根据前引坂上苅田麻吕上言：“凡高市郡内者，桧前忌寸及十七，县人夫，满地而居，他姓者十而一二焉，”参照以上考察，其婚姻形态基本上也应是移民间的通婚。
概言之，移民社会的婚姻形态是封闭或半封闭式的，但不能说是排外的。因为即使在第二、三种居住类型里，仍可见到与日本人通婚的事例。而且，与日本人杂居的程度越高，则通婚的事例也越多。
形成移民联姻形态的主要因素，首先在于风俗习惯与文化的共同性，其次是为了维持移民集团的团结与繁衍。《日本书纪》雄略天皇九年七月壬辰记载：“河内国言：飞鸟户郡人田边史伯孙女者，古市郡人书首加龙之妻也，伯孙闻女产儿，往贺婿家，而月夜还。”
这段史料，向我们透露了若干移民婚姻习俗的细节。
田边史和书首都是移民，属于西文氏集团，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同一集团内不同氏族之间的通婚。
他们两家虽然住在不同的郡，但两郡相邻，据考古遗址可确定其距离：田边氏的氏寺为田边废寺，在今柏原市国分町一带；古市郡在今羽曳野市附近，两地间的直线距离约为5公里。因此， 田边史伯孙可以骑马“月夜还”，结合前面的考察，可以推测移民的通婚，一般在马步可达的近距离范围之内。
田边史的女儿出嫁后，居住在夫家。众所周知，日本古代的婚姻形态一般是访妻婚，即婚后女方仍然住在娘家，而丈夫晚上到女家住宿，拂晓回归己家。关于平安时代的婚姻形态，日本学界见解不尽相同。高群逸枝氏认为，丈夫在婚后居住在妻家或其附近；而柳田国男氏则认为，婚礼在妻家举行之后，丈夫相当一段时间居住在妻家，以后再迁回夫家。总而言之，从古代到平安时代，婚后相当一段时间，丈夫要住在妻家。而且，按照日本的习俗，妻子一般回娘家产子。而在上述田边史伯孙女儿的事例中，妻子不仅居住在夫家，而且，产子也未回娘家，显然是不同于日本的移民婚俗。
池田弥三郎氏研究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时，发现歌集里没有一首赞颂诞生的诗歌。因此，他指出，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婴儿的诞生仅仅意味着一个新肉体的出现，是近乎偶然到现象〔25〕。田边史伯孙专门到女婿家去祝贺外孙的诞生，这在日本社会是比较罕见的情形，大林太良氏认为，此事反映了移民家庭的特征〔26〕。
综上所述，移民的婚姻形态主要是集团内部的通婚，而在婚姻习俗上，则保持固有的传统。
聚居的形态辅以内部的通婚，构成封闭或半封闭的移民社会，在移民社会中，对外交往多采取集团的形式，这种移民社会，一方面有利于进行集团性的共同生产和区域开发，产生较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陆文化的长期保持，以及移民自身的繁衍和发展。在文化差距较大的阶段，外来文化如果不能保持自己的特性，过于迅速的被同化，是不利于文化的传播移植的，显而易见，相对独立的移民社会的存在，是移民在日本发挥作用的基础。
注释：
〔1 〕竹内理三编：《宁乐遗文》上卷， 日本：东京堂出版社，1962年版。
〔2〕小山修三：《绳文时代》，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84 年版。
〔3〕《令义解》杂令，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
〔4〕《令义解》户令。
〔5〕竹内理三编：《宁乐遗文》上卷，政治编，户籍。 本节所引文书资料均同此，不再一一出注。
〔6〕关晃：《倭汉氏之研究》，载日本《史学杂志》第62卷第9号。
〔7〕参阅井上光贞：《王仁的后裔氏族及其佛教》， 载日本《史学杂志》第54卷第4号。
〔8 〕森浩一先生在《王仁系氏族及期遗迹》座谈会上所作的介绍，见司马辽太郎、上田正昭、金达寿编：《日本的渡来文化》，日本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
〔9〕《续日本纪》天平神护元年（765）十二月辛卯记载：“有京人外从五位下马毗登国人，河内国古市郡人正六位上马毗登益人等卅四人，赐姓武生连。”
〔10〕《续日本纪》养老四年（720）五月壬戍记载： “改白猪史氏，赐姓葛井连姓。”
〔11〕〔12〕井上满郎：《渡来人》，日本东京，株式会社リプロボ－ト，1987年版。
〔13〕《日本书纪》持统天皇七年（693 ）二月己已记载：“诏造京司衣缝王等收所掘尸”；翌年十二月记载：“迁居藤原宫。”
〔14〕《续日本纪》和铜元年（708 ）九月戍子记载：“以正四位上阿倍朝臣宿杂奈麻吕，从四位下多治比真人池守为造平城京司长官，……从五位下坂上忌寸忍熊为大匠。”
〔15〕藤原广嗣，奈良时代中期公卿，曾担任大和国守兼式部少辅，天平十一年（739）被贬为大宰少贰。翌年， 藤原广嗣上表激烈抨击当政的玄昉和吉备真备，起兵反叛，旋遭镇压。
〔16〕《续日本纪》天平十四年（742 ）八月丁丑记载：“诏授造宫录正八位下秦下岛麻吕从四位下，赐太秦公之姓，并钱一百贯、絁一百疋、布二百端、绵二百屯，以筑大宫垣也。”
〔17〕日本古代诗集《怀风藻》释辨正诗序说：“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氏，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大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人唐判官，到大唐见天子，天子以其文（父？）故，特优诏，厚赏赐，还至本朝，寻卒。”
〔18〕延历三年（784 ）十二月乙酉条载：“山背国葛野郡人外正八位下秦忌寸足长筑宫城，授从五位上”；延历四年（758 ）十月甲戍条载：“从五位上秦忌寸足长为主计头”。
〔19〕延历四年八月乙酉条载：“授从七位上大秦公忌寸宅守从五位下，以筑太政官院垣也”；延历七年（788 ）七月庚午条载：“从五位下大秦公忌寸宅守为主计助”。
〔20〕延历四年十二月辛未条载：“近江国人从七位下胜首益麻吕，起去二月迄十月，所进役夫惣三万六千余人，以私粮给之，以劳授外外从五位下，而让其父真公，有敕许之。”
〔21〕《日本书纪》雄略天皇十五年记载：“诏聚秦民赐于秦酒公，公仍领率百八十种胜，奉献庸调”，可知胜氏隶属于秦氏。前述《丰前国上三毛郡塔里户籍》、《丰前国上三毛郡加自久也里户籍》和《丰前国仲津郡丁里户籍》三件文书都反映秦氏与胜氏一同居住的情况。可以为证。
〔22〕竹内理三编：《平安遗文》，五九号，日本：东京堂出版社，1964年版。
〔23〕《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下记载：“和朝臣，出自百济国都慕王十八世孙武宁王也。”
〔24〕《日本后纪》延历廿三年（804）四月辛末。
〔25〕池田弥三郎：《万叶人的一生》，讲谈社现代新书。
〔26〕大林太良：《渡来人的家族及亲族集团》，《日本之古代》第11卷，中央公论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