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延展与社会转型——从概念体系角度考察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的统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转型论文,现代性论文,角度论文,概念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社会学在复兴之后，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初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譬如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等等。在这其中，在20多年的时间内其他社会学者也先后提出了几个较为重要的理论范式，如郑杭生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与社会互构论。这些理论之间在一定的层次上具有较高的内在统合性。这里，仅以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为切入点，对这两个貌似迥异的社会学理论的内在联系进行初步分析。
一、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
(一)基本内容
社会转型论自提出以来，经过众多社会学者20多年从正反各种层面进行的探讨和深化研究，目前可以说已经成为分析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理论范式之一，部分研究甚至将社会转型的基本命题“中国社会正处于加速转型时期”作为研究中不言自明的理论公设和分析的出发点。社会转型论的内涵丰富，下面是社会转型论涵盖的部分内容：社会转型由慢变快，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转型，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型时期；可以用社会转型度、社会转型势这两种测量工具对转型社会各个时期的社会运行境况进行具体操作化的衡量；次级制度如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就业制等，重大社会关系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关系，重大竞争观念如公平与平等、义与利的互动模式等都处于加速转型之中；阶级阶层结构在加速转型，社会底层日益显现；组织结构也在变迁，非政府组织的第三种力量在加强；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后果既有预期的，也有未预期的，应防止“发展困境”的出现和“类发展困境”的蔓延。①
而社会互构论则对社会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以及社会、个人与自然物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新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理论阐释。目前该理论研究的成果已经陆续面世，后续研究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其基本内容及其内在理论本质：社会互构论认为社会与个人、自然与社会之间应该处于和谐共生、互利双赢、互构共变的良性互动状态之中；社会互构论阐发了现时代的总体特征，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经历着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的转变；社会互构论认为西方文化价值观对截至目前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了主导性影响，认为这种价值观导致了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造就了我们目前常见的“旧式现代性”的社会与环境景观；在此基础上对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个人与社会双赢，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和社会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的“新型现代性”进行了探讨和界定；② 社会互构论可以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目前已应用的领域包括对中国农村如河北定县(定州市)进行的县域式总括性研究。
(二)表层差异
从表层来看，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似乎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理论，初步看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发现它们的差异之所在：
第一，从理论产生的素材源泉角度来看，两者有所差异。社会转型论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成形于80年代中期，并在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前期走向完善。该理论提出之后，经过学术论争，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通用的学术话语，并立即成为普通民众理解与解释社会变迁的生活话语。时至今日，该理论所阐述的内在精髓已经影响到政策层面，成为正式的官方政策话语，指导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社会转型论以此前的历史事实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快速转型的各种自然景象与社会景象作为该理论的经验源泉。而社会互构论则是在新世纪之初提出的，它的提出背景是，当代世界社会处在总体性的转型时期：经济全球化、生产跨国化、市场经济一体化，使个人、群体、组织的行动日益超越国界，全球政治地理的“碎化”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并立存在相悖而行，社会的个体化与个人的社会化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与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也相互交织。因此，社会互构论是以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叶的全球性景象为基础，它阐发了对我们时代的基调(和平与发展、平等互惠、协商对话、强弱双赢)和基本精神的体悟。
第二，从理论的研究进路角度来看，两者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转型论一般采取的研究进路是，从观察中国社会变迁这一现实世界的基本特征出发，通过理论升华，总结出社会转型理论的解释范式，从而成为认识社会的一种理论工具，并通过完善这套概念体系来作为研究工作进一步开展的理论基础，使研究进一步深化。而社会互构论则努力运用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这主要表现在：它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共变关系作为经验事实基础，采用理论性与经验性、人文性与实证性、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形式，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描述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个人与社会二者关系的连续性、过渡性特征进行阐发。③ 这种区分突出表现为两者的理论语言表达方式不同。社会转型论多使用简朴、直观以及从自然科学借用的术语如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度与社会转型势等，从而使理论研究与现实世界的亲和性和亲近感很浓；而社会互构论的概念基本上都是从哲学层面和社会学元问题层面下沉，使用的专业性学术术语较多，行文的学术性意味浓厚，是一种经过语言浓缩的学术对话用语。
二、考量对象：现代性
尽管这两种理论在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分析理路及具体内容上具有一些较明显的差异，但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个社会学理论，这两者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还是很清楚的。从这两种理论使用的概念出发，可以认为两者的内在统合性首先表现在它们的考量对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从不同层面对现代性这一宏大主题展开研究。
(一)社会转型：新型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术语
“现代性”(modernity)是对现代化发展状态及其后果的一种理论表达。如果我们赞同福柯的观点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康德的批判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的开始”④。在他之后，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都对现代性进行了论述。而另外一些现代化的理论家也对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如世俗化、理性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人性化等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如英克尔斯等人对发展中国家人的现代性转变进行了量化与实证研究，艾森斯塔德对传统抗拒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开展了研究，希尔斯对传统的内涵及其转变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一些现代化理论如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新发展观等都分别在理论界出现。
“社会转型”也是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与状态即现代性的一种描述，它是一种对“传统——现代”两分法进行了超越的新型现代化理论概念术语。“社会转型”即意味着一种现代性的生长与传统性的隐退及融合。具体而言，一方面，它对现代性变迁的总体现状进行了概述：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经济体制均处于一种现代性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状态之中；使用社会转型度、社会转型势这两种测量工具可以对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渗透与内化程度进行操作化和评估。另一方面，它对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及心理层面的具体转型现象进行了阐述。如探讨了从近代以来现代性日益渗入中国社会的器物、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历史进程；研究身份制、就业制等社会次级制度的现代性转向；考察重大社会关系如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其现代内涵；分析现代式的新型阶级阶层结构的模式、当代各类正式的与非正式组织变迁的现代方向。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些负面后果，譬如伴生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贫富问题、环境问题、犯罪问题、腐败问题等进行分析并提供政策导向；对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类发展困境”提出警示并指明正确的方向之所在。可以说，社会转型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所分析的内容基本上把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面向及其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都囊括在内。因此，“社会转型”一词是理解与研究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向的基本概念，由于它摆脱了非传统即现代的二分法思维的束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对人类社会向现代性进发这一事实进行的一种辩证式的理论描述。
(二)新型现代性：现代性的肯定式延展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性的扩张给全球带来了许多非预期性的意外后果，如生态破坏、贫富差距拉大、核战争等，生产力、政治权力、军事力量的日益失控也使人们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国外的社会科学界迅速对此做出了学术回应，社会学也不例外，于是我们陆续见到了国外社会学者对全球变迁进行的理论阐析，如现代性论者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等人的诸如“后现代性”、“晚期现代性”、“风险社会”、“全球时代”、“自然政治”、“世界民主”等分析范式⑤。与此同时，由于现代性的负面性表达的日益明显，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进行了彻底的全面批判。他们否定现代性存在的合理性，击碎现代性的合法性基础，对探究知识的普遍性、总体性和本质主义进行批判，试图用后现代取而代之。譬如，福柯对“癫狂”、“规训”、“监狱”、“性”等异化式的问题的讨论，利奥塔对“元叙事”的解构。他们主张尊重被视为“异端”的小叙事，拒绝现代性精神的一元化立场和简单化倾向，反对科学绝对主义，积极倡导并捍卫话语的多元性、异质性。而现代性论者哈贝马斯则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虽然他承认现代性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等，但他实际上赞同吉登斯的观点：“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⑥
我们以为，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正是现代性的这种两面性，导致了科学主义的泛滥、工具(技术)理性主义横行以及启蒙精神和“启蒙心态”的分野。西方的现代性论者坚持现代性的立场，无法跳出合法性、理性化、工业化等强调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体对立而存在的思维逻辑，因此它无法彻底对强调微观层面的后现代论者进行具有说服力的回应。而后现代论者着眼于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后果，通过解构的方式强调现代性论者“此路不通”的理由，而对建构性的“另寻他路”则是无能为力。于是现代性论者与后现代论者就现代性问题的论争长期处于胶着状态。
社会互构论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是对“现代性”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肯定式的积极拓展。通过提出“新型现代性”这一理论术语，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西方学者在现代性研究中壁垒分明、各执一端的对立紧张局面。它通过总结西方学者对现代性及后现代性的论述，结合全球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与需求，对现代性进行了理论区分。该理论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project)”(哈贝马斯语)。但不同于哈氏的是，社会互构论从积极的立场出发，面对现代性论者论证不足和后现代化论者只破不立的两种窘境，它认为，现代性可以分为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将现代性论者与后现代性论者论争时所依据的全球性事实进行了合理归类，使之分门别类地划在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的概念范畴之中，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为理论争议的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该理论认为，在目前，人类社会正处在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向的境地。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其负面后果的表象有“绿色惩罚”、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以及其他风险景象的日益普遍等。这表明，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了明显的危机时期，必须实现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的跨越。而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⑦
可以认为，“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是对现代性研究的一种积极式的延展，它拓宽了“现代性”这一理论术语的内涵与外延，成为社会互构论对社会学认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与其有些形似的吉登斯的“晚期现代性”理论也希望做出同样的理论贡献，但不同的是，“晚期现代性”概念强调的是，全球社会出现了新的社会风险景象，它是对新型社会现象及其在社会心理、政策制度等领域引发的变化进行的一种理论概括，它还没有进一步进行提炼，没有上升到对这些新景象背后所反映的更深层次的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这类社会基本问题层面的思考。而“新型现代性”概念则是从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层面重新审视此前的现代性表象，并对新近涌现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归纳，它强调的是，在这些新生社会事物及其冲击的背后，出现了个体与社会关系、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本质性的变迁：由单赢、消极掠夺、控制走向双赢、和谐共生和良性互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晚期现代性”概念相比，“新型现代性”概念的理论内涵可能要更丰富，概括的层次也可能要更高一些。
三、时空逻辑：现代性延展与转型社会
在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中，分别存在着“转型”与“现代性”这两套概念术语系统。但是它们的深层理念与所指以及分析的逻辑是相同的，它们是有同一取向的不同术语，是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进行的深层感悟。从论证的时间维度来看，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的重合度很高；从论证的空间维度来看，社会互构论是对社会转型论的实质内容的补充，是社会转型论在全球化时代的自然拓展。
(一)时间逻辑：转型社会与现代性的转向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两个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变迁进行了同一取向的讨论。
社会转型论从中国近代历史变迁的实际进程出发，通过总结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轨迹，得出结论认为，自1840年后中国开始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成为一个转型中的社会。由此在社会转型论的概念体系中，历时性视角下的社会可以划分为传统社会、转型社会与现代社会三种类型。其中1840年至21世纪上半叶中国处于转型社会时期，这也是该理论研究内容的时间维度。转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转型”(Transformation)：从传统转向现代，也即从一种此前较稳定的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较稳定的新型状态，这后一种状态从当前的价值评判体系来看，应该占据相对较高的位置，具有相对较高的工具性价值与目标性价值。
社会互构论则从传统消退与现代性彰显的角度来观察社会转型论中所谓的转型社会的基本内涵。它认为，从传统转向现代是一种必然的路径。但是就近几十年的历史发展事实来看，现代性可能还有不同的亚类型，其中目前可以划分为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前者造成了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的紧张状态，后者才是人类发展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吉登斯说：“在现代性背后，我以为，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崭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秩序之轮廓，这就是‘后现代’(post-modern)，但它与目前许多人所说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大相径庭”。⑧，其实吉登斯的这种理念就是“新型现代性”这一概念所要强调的。如果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对现代性进行的这种划分。梁漱溟认为，在人类三种主要的文明中，西方文明强调努力向外，向大自然不断索取资源，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对立的单赢局面的出现；印度文明则努力向内，求得自身的升华；而中华文明讲求人际和谐、人与大自然的共处共生，是人类文明最终发展的方向⑨。依此，可以认为，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西方人提倡的旧式现代性理念使人类发展走上了不可持续的邪途，而中国文明式的，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新型现代性理念则成为人们的社会行动的追求目标。
具体而言，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转型社会——现代社会”与“传统性——旧式现代性——新型现代性”这两种术语体系，所包括的时间维度及其内在特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尝试用下面的表格来进行初步的描述：
主导时期
主导特征 基本景象
例证：国家与农民关系
传统社会理性化、世俗日常生活与思维方式的此进彼退的对立关系
(传统性主
1840年以前 化、工业化等惯性化、传统道德礼仪剥削与反抗并存的关系
导，旧式现 现代性特征处与制度规范得到惰性式
代性萌芽)
于隐化、萌发的执行，等等。
状态
转型社会1840-- 传统性占优势现代性从物质层面经制度
(由传统性
1949年 层面，最终全面渗入文化 反抗与自由(1949年前)
走向旧式现 层面。新生事物和制度观 形式主义的同一性：理念
性主导，并 1949-- 传统性受到严念日益增多，传统性在现 平等如法定平等，与制度
最终转向新 1978年 厉打击，旧式代性的侵蚀下日益消减。 如农业税制度、户籍制度
型现代性主 现代性日益主同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 等方面的不平等并存共生
导) 导 以及战争等现代性的恶果，(1949-1978)。次级制
1978年--旧式现代性的使人与自然对立的旧式现 度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
21世纪上 危机显现，提代性的合法性日益下降。 日益走向公平(1978-21
半叶倡新型现代性主流社会日益提倡个体与 世纪上半叶)。
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共生
与良性互动的理念与政策。
现代社会21世纪中理念转向共生可持续性的科学发展观
(现代性)期以后 共赢，可持续深入人心，和谐社会、
的人类发展 节约型社会等的建设使利益同一，和谐共生
新型现代性理念在政策
层面与民众心理层面全
面生根发展。
(二)空间逻辑：从解读中国到全球视角
若从两种理论利用的素材的论证重心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在空间维度上，社会转型论基本上是论述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全球其他国家基本上不作为考虑的重点，即使考察其他国家如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也是为解读与应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而服务，所以从政策层面观察，社会转型论是一种中国视角。而社会互构论则从全球性的事件如灾难、战争、环境生态破坏等出发，提出了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社会学命题，即如何处理好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因此社会互构论是一种全球性视角，对国内的现实并不加以特殊的关照。但是，若从结构的共时性角度来看，社会转型论与社会互构论所关怀的空间领域其实是共通的，即社会发展。只是两者在具体关照的出发点上有所区别：社会转型论从中国而全球，社会互构论从全球而中国。
第一，社会转型论：立足中国，兼顾全球。受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与社会学学科发展现实的限制，中国学者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对全球与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有了深切的感性认识。于是，学者们提出了社会转型的理论范式。由于当时国内刚刚经历完一次大规模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波动，百业待兴，为了解决国内社会学理论建设不足和理论对实践指导不足这两个问题，社会转型的理论范式必然将考察的对象放在国内。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开始与全球发展产生共振，全球的最新发展景象在中国都已经有了各种即时性的表现，为了理解已经作为全球发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社会，社会转型论不可能再将全球的发展变迁拒之门外，于是在提出新的阐释社会发展现状的理论体系时，全球视角是必然的选择。社会互构的理论即以此为出发点，考察全球风险与安全并存、危险与发展共生的局势。
第二，社会互构论：解读全球，服务中国。社会互构论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对社会转型论的一种深化。社会互构论关注全球变迁及其对建构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但是正如社会互构论所言，社会互构论是对社会转型的一种深化认识，是以全球社会与物质世界为考察对象的转型论：“全球正处于整体性的转型时期”、“社会互构论是从当代中国和全球社会的转型趋势出发，对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和阐释。”⑩ 之所以把具体的考察出发点从立足中国，兼顾全球，转向解读全球，服务中国，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现代性自身的变迁。正如吉登斯所认为的，“在20与21世纪之交，作为社会学基本问题的现代性(其过去的发展和现时的制度形式)又重新出现了。”(11) 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视角，需要对社会转型理论中没有加以细化的内容重新提出理论认识。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学的成熟。至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学日益走向成熟，学术界对社会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个人与社会关系命题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问题开始了深度的探讨。与此同时，全球的社会经济面貌也出现了新的变迁，在这种背景下，日益具有全球眼光的中国社会学界开始关注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于是，郑杭生教授与杨敏教授于2000年左右开始以个人与社会关系命题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为着手点，通过全面梳理全球发展与现代性内涵变迁的表现形式，提出了社会与个人关系命题的社会互构论，这种理论阐述除了学者自身对理论建构的追求之外，其理念最终会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巨大的影响。
四、终极追求：现代社会与互构共生
任何一种社会学理论都或隐或显地具有其自身的理论追求与终极目标。社会转型论以实现良性运行的现代社会为其追求目标，并在理论体系和实证研究两方面加以努力。而社会互构论则以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互构共生”为其理论追求目标。实际上，两者的终极追求即“现代社会”与“互构共生”是重叠的：现代社会的实质内涵即为个体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的共生双赢、持续发展。
(一)社会转型的指向：现代社会
社会转型论直指的理想型发展后果是现代社会的全面展现。“现代社会”概念是对转型社会良性发展的后果的一种总体概括，它的具体内容如理性化、人性化等，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具体特点。可以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转型论还没有就社会转型的最终归属点即现代社会进行深化描述，没有对社会转型理论中的“现代社会”做出一个清晰明确的理论回答：现代社会到底有哪些基本内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哪些表达形式？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社会转型论主要关注的是1978年之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加速式转型，这种加速转型的现实已经让学者们与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目不暇接、压力剧增，从而没有精力就最终追求的现代社会是何物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阐述；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因为社会转型理论提出时的社会转型过快，尚无法较准确地预测与描述未来的现代社会的面貌，从而也就无法提出一个较清晰的理论目标。
(二)社会互构的指向：互构共生
经过20多年的理论检验与实践发展之后，新提出的社会互构论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初步的回答。社会互构论提出，社会转型论所追求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互构共生”：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互构、共变、共生、双赢。这一基本特征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在20年前我们就说“现代社会”是社会转型论的终极追求目标：因为它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它是我们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同时，它也说明了理性化、人性化等之所以成为现代社会的具体外在特点的依据之所在：理性化、人性化等特征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相联系，但理性化、人性化等有利于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互构共生”，而“互构共生”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内涵，这样，“社会互构”就在“现代社会”与理性化、人性化等现代社会的具体特征之间建立了必然性的桥梁。
具体来说，我们之所以认为，“互构共生”是对社会转型理论中“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具体内容的一种理论表达，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社会互构论阐释了人类生存共同体中相互关联的多种二重性关系，及其既差异、对立和冲突，也适应、协调和整合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良性循环即是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之一；另一方面，社会互构论又对个人与社会两大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等，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此外，社会互构论还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性质和主要设问形式，阐述了社会学通过自由与秩序、权益自主与权力规范、行动与结构等形式，展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现代性给予了宏大而细致、广阔而深入、普遍而精微的刻画和反省，不断追踪和逼近其深刻本质，从而使现代社会的全貌日益展现在我们面前。(12)
可以认为，在“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一社会学学科的深层理念的指导下，社会互构论通过提出实现“互构共生”的目标，对社会转型论中的“现代社会”概念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具体说明，从而使两种理论分立共存，相辅相成，共同丰富了社会学的理论宝库，指导现实社会的发展进步。
五、结语
综述之，我们可以认为：
第一，社会互构论与社会转型论是在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分别针对中国及全球的社会景象提出的社会学理论，这两种理论无论是从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方法、理论渊源，还是从理论的阐述风格、具体内容上看，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自足性。
第二，从深层视角来看，社会互构论与社会转型论又前后相继，社会互构论从一些方面对社会转型论的研究进行深化，两者具有内在的统合性。两者的考量对象其实都是现代性在中国和全球的扩展，以及其对生活与政策领域的冲击与回应，两者的概念术语从历时的时间维度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空间研究角度看，虽然考察重点有所侧重，但其归宿点相同。同时，社会互构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论的内容也加以具体化，在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同时，对早期的社会转型论没有回答的一些理论问题如现代社会的实质内容为何，如何从转型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等进行了理论上的回应。此外，从两个理论的终极价值追求上看，这两种理论中都贯穿着从现实社会中来、运用于现实社会的学术理念。
第三，社会转型论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并成为社会学理论理解与解释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范式，但社会互构论的研究尚待深化，其中除了需要进一步完善概念体系、强化其命题与假设的内在关联性外，如何将高度抽象的理论命题与假设进行操作化，如何使理论界的新型思维与政策领域的新制度相得益彰，使之能够运用于实践，成为指导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理论标向，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更多的、更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来加以解决。
注释：
①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专题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②③⑩郑杭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④转引自郎友兴、项辉：《现代性：来自吉登斯的观点》，《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⑤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⑥⑧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⑦郑杭生：《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00页。
⑨参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70-84页。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导论。
(12)参见杨敏：《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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