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中国当代文艺界——答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敏教授提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论文,文艺界论文,文学院论文,师范大学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周扬与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
吴敏：张炯老师，您好！我正在做《周扬与中国现代文化关系研究》的工作。周扬1958年两次到北京大学作讲座，您是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您对周扬的讲话还有印象吗？
张炯：周扬1958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过一次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讲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但他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得比较宽泛，反对那种过于狭隘的理解，并不是要求文艺对政治的直接服务。周扬举例说，梅兰芳到日本演出《贵妃醉酒》很受欢迎，日本人觉得社会主义中国也能把传统文化保护得很好。周扬认为这也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扬。他给我的印象是，口才很好，满口益阳普通话，讲话时神采焕发。周扬还有一次到北大搞讲座，我可能是错过了。1958年以后，我们经常不在学校。那时，教学科研与劳动相结合，我曾去石景山钢铁厂、密云农村劳动。所以，何其芳、邵荃麟到北大搞讲座，我都没有印象。
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后，周扬找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的同学谈话，希望有几个同学帮他重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吴泰昌去了，回来说，周扬勉励他们不但要做学者，而且要做战士。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1959年，周扬和何其芳在一次关于文学史编写的座谈会上对我们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学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两卷本(即红皮本)有所批评。那时，因这两卷本文学史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曾受到陈毅元帅和康生的表扬，媒体也广为报道和赞扬。周扬和何其芳肯定了我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撰写文学史的做法，认为方向是正确的，同时又指出我们在运用上有些简单化，如认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正宗、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等观点。我们班参加编写文学史的同学对他们的意见进行了慎重的讨论，认为他们的批评确有道理。正是因为接受了周扬和何其芳的批评意见，我们又用了一年的时间，把两卷本的文学史作了修改和扩充，变为四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即黄皮本)。此书出版后即被教育部颁定为大学文科教材。所以，我们当时是很感谢周扬和何其芳十分有益的批评的。
吴敏：张老师，您与周扬的直接接触是从编写高校文科教材时开始的吗？
张炯：是的。1960年9月，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跟蔡仪先生编写《文学概论》。一开始做的提纲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第一章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然后是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现实生活等章节。1961年初，周扬把这本书和《中国文学史》纳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系列，把我们集中到中央党校。
我记得当时中央党校有两座宿舍楼，即南楼和北楼，那里住着从全国各地调来编写文科教材的人员。我住的南楼有《文学概论》编写组、《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唐弢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余冠英先生主编)；北楼住的是《美学概论》编写组(王朝闻先生主编)、《西方文学史》编写组(李赋宁先生主编)等。当时有上百套书在那里编。编写组有一个办公室来管理，办公室主任是中宣部高教处处长吴奇涵，副主任是高教部二司司长胡沙，后来又请了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来负责文学方面的教材，协助他工作的还有一位北大中文系语言学的教师郭锡良。
蔡仪先生负责的《文学概论》编写组，除了文学研究所理论组的成员外，还调来北大的吕德申和胡经之，北京师范大学的卢肇恒，中山大学的楼栖，山东大学的呂惠娟(女)，武汉大学的何国瑞，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树谦等。文学研究所参加的有王燎荧、王淑秧、王善忠、杨汉池、李传龙、柳鸣九、张国民和我。提纲经过编写组讨论后，办公室邀请全国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在天津和北京各开过一次讨论会。记得复旦大学的郭绍虞，北大的朱光潜、杨晦，还有唐弢、王朝闻、毛星、叶以群、何其芳、林默涵等都来参加会议提过意见。
周扬来编写组参加过几次提纲的讨论会，还有一次来看编写组成员，同我们年轻人谈话。我当时是《文学概论》写作组成员，同时也是编委会学术秘书，他们开会叫我做记录，但记录稿现在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弄丢了。不过，周扬谈话的内容我在《周扬文集》中看到过。周扬找我们年轻人谈话，胡经之也在场。周扬当时对我们表达了他的一个希望，说希望你们年轻同志多读书。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因为干革命，读书不如鲁迅、郭沫若那代人，还说陈毅元帅最近建议恢复学位制，评硕士、博士，你们年青人要争取当博士，因为当部长的位置太少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周扬对《提纲》最主要的指导意见是，不要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框架搞提纲。他认为，文学概论应该按文艺本身的各种规律来写，如本质规律、创作的规律、内容与形式构成的规律、文艺的欣赏与批评的规律、文艺历史发展的规律等。并认为要分几个方面来写文艺的规律。这几条意见我们大家觉得很好，因而对教材进行重新建构。现在很多教科书还是按照这些思路来编写的。1958年，周扬在河北省会天津市的文艺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周扬同我们谈话时一再强调，《文学概论》要引用名家观点、学术权威的观点。他说，年轻人讲的话也可能是对的，但是缺乏丰厚的学术支撑，学术权威的话则有大量的知识支撑。他还进一步说，古今中外名家的观点都要引用，不要只引西方的，也要引中国的。我觉得他的这两点意见是对的，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他的这个意见来进行这部教材的编写的。
吴敏：蔡仪先生当时的主编思想与周扬有矛盾吗？
张炯：蔡仪先生主要是按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来编。那时山东大学编的《文艺学新论》就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我们也觉得不行。周扬在编委会上提出按照文艺规律来编写，蔡仪先生也同意。周扬有一次对蔡仪说，要克服机械论，胡风过去说我们有些机械论，现在看来，我们确实有机械论的思想。
吴敏：你们的当时写作工作是怎样分工的呢？
张炯：我们当时每人写一章初稿。我分工写《创作方法》一章。大家最后把稿子交给蔡仪先生。蔡仪花了一年时间把全书改了一遍。蔡仪先生对逻辑方面的要求非常严谨，概念的内涵、外延以及论证方法，要求都非常严。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部书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部书将要出版，这时候，小平同志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提法已经做了修改，但蔡仪先生不同意，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好改。陈荒煤、沙汀当时是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希望与中央一致。蔡仪说，要改你们改。后来请了吕德申、王燎荧两位先生来改。起初，蔡仪先生要求我也参加修改工作，后来陈荒煤先生让我去协助朱寨先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我就没有参加《文学概论》的修改。《文学概论》修改以后便出版了，但比上海叶以群的《文学基本原理》出得晚，叶以群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出版了。这两本书都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文科教材。
吴敏：1960年代前期编写的这套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应该是周扬领导的很大的一件事情，我1982年进入大学学习时，使用的很多教材都是这一时期编写或者以后作了一些修改的书。
张炯：周扬当时主持编写了一百多种文科教材，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当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文科教材进行大规模编写，在中国文化基本建设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一项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普及到各个学术领域的大工程。
吴敏：领导者和编写者应该有各自的贡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的应该是编写的专家们。
张炯：专家是具体的写作者，但指导思想很重要。周扬当时提出的两点意见非常重要。一个意见是按照反映文学各方面规律来编写教材，另一点意见是要引中外名家的观点和见解作为教材立论的重要参考根据。由于有了正确、明确的指导思想作指导，《文学概论》这本书才得以观点凝练，资料丰富。周扬还有一个观点给我留下印象深刻。他说，现在写文学史，还不能给胡适以评价，胡适现在还在台湾反共，但过几十年后，政治利害关系没有了，我们还是应该给胡适公正的评价。他说，毛主席曾讲过，就是蒋介石，我们将来也应该给以公正评价。总之，每次开会，周扬都发表很长的讲话。他在文科教材编写方面的讲话，基本上都收入到他的文集了。
吴敏：周扬讲话是念稿子还是脱口讲？他有那么多知识储备吗？
张炯：周扬是个理论家，可能了！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一直在思想理论战线工作，自然读过许多书。他到北京大学搞讲座，就拿一个提纲，一张纸上写几条观点，就能讲一个上午。他思维清晰，视野开阔，讲话还比较风趣，同林默涵不一样。林默涵讲话逻辑严谨、清楚。我听过一次林默涵讲反修斗争，也没有稿子，讲一上午，但一句废话也没有。
二、周扬与林默涵、何其芳等人的关系
吴敏：周扬与林默涵的关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两个人之间有过很多合作，周扬不少的稿子请林默涵起草，但1980年以后两人有很多观点产生分歧。
张炯：1980年代初，文艺界开了一次领导人参加的小型会议，在周扬家召开。周扬把当时两种观点的人都找去了，大概有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冯牧、刘白羽、林默涵等。当时，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的观点比较接近，被认为是保守派，张光年、陈荒煤、冯牧被认为是解放派。他们从延安到北京，长期都在周扬领导下开展工作，对文艺应该怎样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周扬为了调和这些意见，便把他们找一起进行谈话。我当时参加这个会是因为陈荒煤。陈荒煤有一段时间担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我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王春元是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陈荒煤经常带我们两个人去列席一些重要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双方没有谈拢，都各自坚持各自的观点。周扬最后不了了之，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开会的初衷本来是想把领导层的意见统一起来，但当时周扬也统一不了，会就散了。
这种矛盾是从“伤痕文学”开始的。林默涵认为，伤痕文学的一些作品太过伤感，基调不好；陈荒煤、冯牧则支持伤痕文学。陈荒煤当时主持《文学评论》，冯牧主持《文艺报》，两家联合起来开座谈会，肯定和支持伤痕文学，这就引起了林默涵、刘白羽的不满。当时，在批判“四人帮”左倾路线等问题上，大家意见都相同，但对新时期文艺应该怎样发展，容许到什么程度，彼此有着不同的意见。林默涵觉得伤痕文学发展多了，对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不利，觉得这种创作倾向应该加以纠正，认为“解放”过头了；而张光年、陈荒煤则认为，“解放”没有过头，还应该继续“解放”。所以，双方很难谈拢。
1979年，中国文联筹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林默涵筹备工作，文代会报告的起草班子里有林默涵、张光年、冯牧、陈荒煤。那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分歧。出现分歧是在1980年以后，开始时也没那么尖锐。1980年，冯牧在昆明主持召开了一次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负责致开幕词和会议总结。我也在会上花了半天时间介绍文艺情况。大会上有人发言反对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会刚结束，云南省委就有人向中宣部反映，说昆明的这次会议污染了云南文艺界。我一回到北京，贺敬之(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打电话叫我去问情况。我说，这个会总体是开得好的，冯牧的开幕词和最后的总结都没有问题，至于有一两个同志讲话有些过头，与中央意见不一致，这是在所难免的，不能看作是“问题”。三百多人的会，不可能管住每一个人的发言？这件事没有再加以追究，就算过去了。
林默涵对周扬有一个意见，这是他私底下讲的。周扬返回中宣部工作之后，逢会必检讨；林默涵说，周扬的检讨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真正的检讨应该讲清是针对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哪一种情况，不应笼统地讲。林默涵的意思是，周扬的检讨不够深刻。当然，作检讨总比不作检讨要好。
吴敏：张老师，按照您的分析，周扬与林默涵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
张炯：他们在1930年代都做中共地下党工作，林默涵在延安编《解放日报》，后来去了重庆、香港。作为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做工作按上级指示办事。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林默涵都曾担任文化部副部长，那时周扬不专管文艺。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林默涵开头是文艺处副处长，丁玲被划为“右派”后，林默涵任处长，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在陆定一之下。陆定一后任副总理，管得不那么具体。那时候，周扬、林默涵合作得很好。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林默涵回到北京，我到《红旗》杂志工作，去看望林默涵。他住在沙滩一个小院子的平房里，我们问他胡风事件的经过。那时，他对周扬没有什么意见。他回到北京，也是周扬借编辑《鲁迅全集》注释的工作调他回来的。他们都回到了中宣部。林默涵后来还被任命为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如果说分歧，那是他们回到北京之后对文艺发展方向有了不同的看法而引起的。我参加周扬家里的那次小范围会议，周扬对双方的观点并没有表示支持哪一方，这可能让双方都不满意。
林默涵是个比较严谨、严肃的人，周扬比较气派，像个大首长的样子，谈笑风生，比较放得开，林默涵比较拘谨。1960年，我第一次去找林默涵。我大学毕业分到文学研究所，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林默涵是我父母1930年代在上海的朋友，与我们是福建同乡，我母亲那时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林默涵那时叫林烈。但他去延安后，长期没有联系。
1960年，我母亲叫我去看望林默涵，希望他能帮助我调到作家协会或报社去工作。林默涵住在沙滩周扬隔壁的一个院子里，他劝我服从分配。我感觉他很严谨。林默涵家里的图书很多，客厅里三面墙都是书柜。后来，我听他作报告，讲反修斗争，讲了半天，一句废话也没有，当时很佩服，觉得他确实是位理论家。
林默涵最有名的文章是《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旗帜》。后来，林默涵在一次散步时跌倒，后脑受伤，从此记忆力急剧衰退。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朱子奇诗歌讨论会，让我主持，会开了一个小时，他坐在我旁边，竟问我今天开什么会。那时，他爱人为他准备了一份发言稿，他扫了一眼，就说他念不了，让我代替他念。开完会到楼下去吃饭，他说自己好久没有看到何其芳了，其实那时何其芳已经去世好久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我去看望他，他开始没有认出我，后来经他爱人提醒，他才想了起来，呜呜地哭了，说他现在是时间越近的事越不记得，只记得年轻时候的事。他爱人说，有一次他晚上半夜爬起来，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说是要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其实完全没有这个会。他后来成了植物人。
何其芳晚年也有记忆中断的现象，给我们作报告，讲了一半就突然停止了。有一次，何其芳从西裱褙胡同的家里走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走到马路中间，突然不知道往哪边走了。但他的思维总体上还是清晰的。何其芳去世是因为胃癌。
何其芳、沙汀都是周扬的老部下，都曾在鲁艺工作过，沙汀是与何其芳一起到达延安的。他们与周扬的关系十分密切。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尊重周扬，周扬有什么指示，他们都坚决执行。何其芳转述周扬的话说，文学研究所要以当代文学研究室、文艺理论研究室为重点，文学研究所必须搞大部头著作。所以，何其芳任所长时就抓了《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有所谓的“假批判”。1960年代初，毛主席受到江青的影响，批评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帝王将相部”等，要文化部整风。那时，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原来是电影局长，后升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就布置何其芳批判夏衍。何其芳组织批判文章也很苦，曾布置文学研究所的人批判《赛金花》等作品，写出的批判文章都要经过何其芳的修改。
“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个所长，如何其芳、尹达等都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党委委员，在中宣部都有自己的办公室，便于参加部务会。沙汀主要是个作家。1976年底，我调到《红旗》杂志社，与谭家健一起出差去四川，找文艺界作家座谈，马识途组织了沙汀、艾芜一些老同志。他们都非常关心周扬的情况，毕竟他们都是长期的革命战友，在组织上是上下级关系。
陈涌被打成“右派”，是周扬决定划的。陈涌在文学研究所没有“右派”言论。在《文艺报》的一次座谈会上，陈涌有一个发言，周扬根据他的这个发言认为应划他为“右派”，何其芳只好挥泪斩马谡。陈涌当时是青年才俊，28岁就是二级研究员，在延安就是理论研究室的研究员。这件事把陈涌弄得很伤心，为他平反后不愿再回文学研究所。
三、周扬与丁玲、胡风问题
吴敏：周扬与丁玲的关系也是周扬研究中的一个关节性问题。您曾任丁玲研究会会长，请您谈一谈这个问题。
张炯：1930年代，丁玲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是周扬。周扬心里有一个“结”：丁玲是叛徒。丁玲被绑架到南京，与冯达同居，周扬认为丁玲是叛徒。丁玲到了延安后，受到欢迎，表现也不错。丁玲在延安有过历史审查，陈云的结论认为丁玲不是自首叛变，但周扬内心不接受这个结论。丁玲后来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据丁玲说，稿子送给周扬看，周扬不表态，还说了些话，丁玲不高兴。进城后，周扬是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丁玲是文艺处处长，是上下级关系。丁玲还是中国作协第一届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丁玲的资格也很老，对周扬可能有不够尊重的地方，可能有隔阂，但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黎辛写过文章。黎辛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认为周扬把丁玲等打成反党集团做得很不对。
周扬与丁玲的事情比较复杂，中间还有冯雪峰的关系。冯雪峰是老资格，在上海时是中央特派员，住在鲁迅家里，周扬、夏衍不太买冯雪峰的账。还有胡风夹在那里。胡风跟鲁迅关系很好。胡风有宗派思想，周扬也有宗派思想。到北京后，周扬重视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延安过来的，对国统区来的人不太重视，后来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说对做地下工作的人要控制使用，长期考察。周扬、丁玲复出以后回到北京。周扬去看过丁玲，也表示自己过去做得不对，但丁玲、陈明说周扬没有道歉。陈明对周扬耿耿于怀，认为周扬一直在整他们。
公木是中国作协党组的成员，1950年代批判丁玲时，发言为丁玲作辩护，说丁玲不是反党。但公木到国外访问，回来时一下飞机就宣布他是“右派”。这是公木跟我说的。那时，谁反对周扬，就是反党。唐因、唐达成写文章与周扬“商榷”也被划为“右派”。北京大学的乐黛云、金开诚、傅璇琮、倪其心等十几个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就因为想办个名为《当代英雄》的刊物，讨论约稿的题目时，其中有一篇文章不同意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周扬商榷。当时北京大学某些实权人物认为这就是反党，便把他们打成了反党小集团，全部被打成“右派”。当然，这件事周扬不一定知道，但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反对领导人就往往被打成“右派”。
吴敏：您怎样理解丁玲去世后要求盖党旗的事情？
张炯：这不是丁玲要求盖的，她当时已经昏迷了好几天。盖也是可以的。后来盖的是北大荒送来的“丁玲不死”的一面大红旗。
吴敏：那么，周扬与胡风的问题呢？
张炯：据林默涵说，批胡风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重庆，胡乔木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说要帮助胡风，第二次是在香港；第三次是在北京。批胡风并不是周扬的创意，而是周恩来的指示。林默涵和舒芜是朋友关系。林默涵有一次去舒芜那里聊天，舒芜说，胡风有些信看起来有些问题，林默涵要舒芜把这些信交给组织。后来编成清样加按语后准备交给《文艺报》发表。周扬说，胡风是个大人物，我们这样公布好不好，最好还是请示一下毛主席。这样，就把清样送给毛主席。第二天，毛主席退回了稿子，按语中除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条没有改，其他所有的都改了，性质成了“反革命集团”。几位副部长一看傻了眼，好几分钟没有讲话，后来周扬讲了一句话：看起来，还是毛主席比我们站得高。
周扬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本性不想这样做，但他要按照共产党人的要求去做，他必须按上级的指示去做。所以，他会出现矛盾的地方。周扬做的事情，他当时不得不做，把好多人划成“右派”，上面有指标，有毛主席的讲话，邓小平是中央总书记。反右扩大化，周扬有责任，但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是执行上面的精神。
四、怎样从整体上评价周扬？
吴敏：张炯老师，请您对周扬以及周扬研究作一个总体的评说。
张炯：恩格斯说，历史的真相是从相互矛盾的叙述中清理出来的。所以，做研究要把双方面的材料都充分占有，要参与一些佐证来分析。周扬已不在世了，不能自己说了，所以只能从其他的几方面去说，譬如当年的“四条汉子”，不同人的叙述，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周扬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理论的影响，一个是权力的影响。他掌握权力，对中国文艺的发展影响很大。他对中国文艺有相当多的贡献。对他的整体历史评价，要联系20世纪中国的巨大历史变革。对周扬评价要一分为二：他比前人多做了什么贡献，哪些是成绩，哪些是错误或者说是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到底他的成绩大，还是错误大。如果对毛泽东是三七开，我想对周扬三七开还是可以的。
不过，周扬本身也是悲剧性人物。他坚决执行毛泽东思想，最后被毛泽东打倒。这里牵涉到江青。林彪委托江青作《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纪要》，说1930年代是文艺黑线的源头，解放之后，文艺界还是被这条文艺黑线统治着。这是极“左”的观点。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左倾”错误确实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伤害，从苏区肃反到打AB团，杀了很多人，地下党也有“左倾”问题。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中，工农分子比较“左”，很多知识分子干部被打击，受了苦。中国共产党内的这种“左”又与苏联的肃反有着联系，斯大林肃反也杀了很多人。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有些人被送到祭坛上成为悲剧人物。刘少奇也一样。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是刘少奇，刘少奇把毛泽东捧到领袖的地位，最后却被毛泽东打倒，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列宁说，机会主义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包括1958年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被卷了进去，变成了狂热分子，这与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有着必然的联系，毛泽东就说过，小资产阶级容易狂热也容易动摇。
对周扬进行研究，这一工作很有必要，对周扬这样一个人物应当好好研究，由此可以总结出中国文艺、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很多经验教训。关于周扬的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宣传有纪律，但学术研究没有禁区。周扬说，对胡适、对蒋介石的评价，过了几十年，没有政治利害关系了，可以客观地来评价，对周扬自己也应该这样对待。
吴敏：张炯老师，您给我讲了这么多史实和细节，给我很多启发。谢谢！
(本文由吴敏录音整理，并经过张炯先生审阅。吴敏(1965-)，女，湖南省湘乡市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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