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帝国-艾伦183/M/183;伍德对美国的解释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帝国-艾伦183/M/183;伍德对美国的解释_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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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5X(2007)04-0039-05

自“二战”以来,美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领域以及对世界潮流、舆论的引导能力上拥有无与伦比的全面优势。苏联的垮台、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的浪潮,诸如此类,加剧了美国的优势地位。目前,美国在约140个国家驻军,到处结盟,战略利益遍布全球。世人越发清晰地看到了美国:一个帝国的轮廓。那么,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它对现代世界有哪些深刻的影响?对此,已经有不少理论家、战略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解读。其中,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埃伦·M·伍德的观点尤为独特而深邃。在《资本的帝国》一书中,她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帝国主义观。

一、新帝国的诞生

伍德对古往今来的诸多帝国作了形态上的划分:资本主义帝国与非资本主义帝国。她划分帝国形态的尺度,是看帝国的统治模式,或者说,帝国的主导力量是什么。如果一个帝国依靠其超经济手段(政治与军事的力量)进行统治,那么它就是非资本主义帝国;相反,如果一个帝国依赖其纯经济手段(资本与市场的力量)进行统治,那么它就是资本主义帝国。按照这个尺度,伍德认为,“美国是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个资本主义帝国”[1]序,2它属于新的帝国;而历史上的其它帝国都是非资本主义帝国,属于传统帝国。

我们知道,传统帝国通过超经济手段(军事征服、政治统治)来建立广大的殖民地网络,进而实行严酷的经济掠夺;超经济手段与经济利益完全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帝国模式,或者称之为“殖民帝国主义”[1]序,1。历史上的传统帝国,如古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等等,走的都是殖民主义的道路。英帝国也不例外。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所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实际上,它是建立了一套较之于新型的资本主义霸权更接近于传统帝国主义的、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军事专制暴政。”[1]序,2

超经济手段固然可以使帝国从中大大获益,快速地崛起;但是,它又很不稳定,大量地消耗帝国的实力。首先,从帝国的内部来看,超经济手段必将引起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长期的武力对抗;其次,从帝国的外部来看,超经济手段必将引起列强之间频繁的争霸战争。既然帝国的基础和主导力量是超经济手段,那么,一旦超经济手段受到削弱,对殖民地的统治就立刻面临崩盘的危险,经济利益就会急剧地丧失;而帝国的内部和外部这两个方面的冲突使得帝国看似强大,但根基不牢:武力对抗、争霸战争之胜败具有明显的、极大的不确定性。可见,传统帝国的根本缺陷也正在于它对超经济手段的依赖性太强。

因此,要使帝国更强大、更牢固、更长久,应该发展出一种新的主导力量来取代超经济手段。这种新的主导力量就是资本原则和市场机制,就是纯经济手段。伍德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社会形态,就在于它以纯经济的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能力,事实上,资本残酷无情地自我扩张的动力就在于这种独特的能力,它不但适用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关系,也适用于帝国与属国之间的关系。”[1]3在她看来,资本主义具有将纯经济手段(资本原则与市场机制)与超经济手段(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剥离的独特能力,它是美国能够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帝国的根源。

无疑,在非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经济力量依靠超经济力量的强制,也就是说,统治阶级依靠直接的政治、军事力量以及特权来榨取剩余劳动和财富,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界限是很模糊的、纠缠在一起。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原则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无形的市场机制作为经济法则成为独立的、非人格的强制力量,作用于包括资本家和工人在内的所有人,作用于竞争、资本积累和利润最大化,作用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作用于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者更明确地说,经济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行,不再直接地依赖超经济力量,从而与超经济力量划清了本来模糊的界限,从超经济力量中剥离、独立出来。这就意味着超经济力量开始退居二线,只是起着相应的辅助作用:它不再直接地去获取经济利益,而是间接地维护资本的顺畅流动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资本天生具有跨越国界、向全球拓展的冲动,这是其必然的逻辑。像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的全球拓展依靠超经济手段,虽然一度实现了自己的帝国梦,但很快就土崩瓦解了。美国作为后起之秀,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当然离不开自身的苦心经营。“从早期‘门罗主义’开始,它就着手在西半球及其之外的地方以军事手段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使不是(或不总是)为了直接的殖民,那么显然至少也是为了确保某些政治集团对其俯首帖耳。”[1]96也就是说,美国的早期也带有通过超经济手段扩张势力范围的传统印记。然而,“一战”和“二战”,不但使世界上那些主要的帝国势力分崩离析、给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集中暴露了传统帝国模式的深刻危机和教训:殖民主义必将导致世界性的对抗和混战,传统的帝国道路显然走不通。所以,二战后,美国自觉地从对传统的超经济手段的依赖向纯经济手段转变,通过一系列的战略部署,实现了资本原则和市场机制在全球的扩张,同时,成就了自己的帝国霸业。纯经济力量已经成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维护自己统治地位的主导力量。

首先,重新整合资本主义阵营,确立霸主地位。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无可匹敌,以前的资本主义列强不得不仰其鼻息。在美国的领导下,创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推行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组织,开展冷战。这些新事物、大事件,造成了一系列的全球新变化。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美国在二战后通过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把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收于麾下,开启了“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取代军事对抗的时代,竞争与合作不稳定地共存,从而要求保护自己的市场。军事与地缘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而是发生于资本主义与发展了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这种情况持续到冷战结束,前苏联被拖入资本主义轨道之中。”[1]96也就是说,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的领袖角色得到了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确认和追随,这既是实力使然,也是“鉴于全球资本的需要”[1]序,3;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俨然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合作与共谋,力图把资本原则和市场机制推向世界的每个角落。

其次,多管齐下,资本向全球拓展。伍德认为,美国在二战后的全面优势使其“不需要采取直接的殖民统治,它找到了多种方法用来把自己的经济法则强加于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1]98-99譬如,美国把那些受自己控制的国际组织作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推手。伍德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它们表面上的目的是为了稳定世界经济,并确立发展框架,但这些目的只有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达到;而实际的最终目的是协助西方、特别是美国资本打开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之门。再者,美国通过制定贸易规则、实施对外援助、操纵债务以及控制全球金融体系等手段,迫使其他经济体为帝国霸权服务,适应其国内资本不断变化的需求。另外,跨国公司也是资本向全球拓展的重磅武器,它是先锋队、播种机、传送带,跨国公司到了哪里,资本就在哪里扎根。众所周知,美国所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最多、实力最强。跨国公司本质上是寄生性的,把弱势经济体的血液输送到美国的帝国躯体之中。

第三,弱化其它国家,在不均衡发展中获益。在伍德看来,全球化“也就是资本的国际化时期,其内容包括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1]100资本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共赢、同富,而是食物链条上的弱肉强食。“实际上,现行的‘全球化’意味着附庸经济形式的市场开放及其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而帝国经济则尽可能保持不受全球化反面效应的影响。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毫无瓜葛。相反,它应是出于对帝国资本利益方面的考虑而对贸易环境所做的‘操纵’”[1]101譬如,美国利用自己所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商业贸易网络,当自身经济处于繁荣阶段的时候就全面地把资本扩张到世界各地;但是,当自身经济处于萧条阶段的时候,就向整个世界转嫁了国内的经济泡沫和祸水。穷国经济根本经受不住强大的美国资本的打压,而美国资本则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中获益。无论如何,美国始终要做最大的赢家。

伍德的结论是,“从旧帝国主义废墟中最终成长起来的新帝国主义再也不是那种帝国宗主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主权国家(尽管自主的程度不同)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资本帝国主义当然把整个世界都纳入了自己的经济轨道”[1]97。换言之,美国所谋划和所实践的,就是尽量避免直接的殖民统治,尽可能依靠其经济霸主地位,通过操纵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来控制世界。这么做,相对而言成本更低、风险更小、获利性更强:既可以长期维持其霸权地位,而又不至于陷入殖民统治的泥潭。美国的实践告诉我们:资本已经成为其帝国霸业中主导性的、独立的力量,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旧的殖民主义模式。它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可谓名副其实。

二、全球控制

有观点认为,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国家被资本的力量所挟裹,已丧失其原先清晰的国家特征和主权意义;它越来越无关紧要、正不断衰落,全球市场将取而代之。伍德的看法却相反。她认为,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都存在两个剥削“要素”,即:对剩余劳动的剥削和实施这种剥削的强制力量。只不过,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两者往往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与经济相互分离。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一方面,意味着公司、企业与国家的公共权力之间已经明确地分开了;另一方面,为维护一整套的经济制度、市场机制(也就是“秩序”),国家控制着司法机关、警察与军队等强制力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的分离,并不是说资本的经济力量与超经济力量完全无关,而是说资本的经济力量成为主导性的力量,超经济力量是其辅助性的力量,资本的经济力量缺少超经济力量的辅助就难以为继。而超经济力量,主要来源于国家。

伍德进一步指出,资本对于稳定的、规范的和可预知的社会秩序有着强烈的渴求,而国家通过提供一整套以强制力量为后盾的制度框架与组织框架,保障和维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错综复杂的契约机构以及商贸往来与金融交易,也就保证了这种稳定性、规范性和可预知性。不言而喻,国家在维护人力、财产和资源的流动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紧紧地控制住流动,以促使这种流动能够促进资本主义利润的获取,这正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并且,从全球视野来看,国家对于资本,特别是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至关重要,“全球资本仍然——实际上比以往更加——需要一种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政治以及法律秩序”[1]序,2,“国家在创造和维持资本积累方面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一个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经着手取代民族国家并试图承担起对社会秩序、财产关系、社会稳定、合同信度及任何其他的资本日常运营所要求的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保障的作用。”[1]104至此,伍德明确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帝国霸权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一个由诸多的地方政权组成的有序的体系,而全球经济霸权则依赖于保持对维护全球经济的诸多国家的控制”[1]序,3,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努力塑造一个符合其利益与要求的全球国家体系,“这个国家体系包含需要遏制的各种敌人和需要加以控制的朋友,还有随时能够服务于西方资本的一个‘第三世界’”[1]97。按照伍德的观点,“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一项重要战略,就是甚至要人为地制造一批地方国家政权以使其发挥资本主义‘导流器’的作用”[1]117;二战后,许多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与产生,这种现象既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果,更是一种典型的帝国主义政策所致[1]97。也就是说,众多的民族国家的产生,恰恰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全球的拓展;并且,民族国家越多、越分散、越弱小,就越有利于强大的帝国对它们的控制。应该看到,许多弱小国家日益沦为事实上的附属国。

美国对其它国家的控制,正如上文所论及的那样,经济上的控制是最根本的。其要点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全世界推广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其最终目的“并不意味着帝国列强会像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那样在所有的地方都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只是说必须使附属国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法则时弱不禁风”,“必须强迫从属国的经济相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十分脆弱并保持这种脆弱—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1]10

另外,军事力量对于美国控制全球格局、维护帝国霸业也起着特殊的作用。我们在前面指出,资本主义帝国的经济力量从超经济力量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主导力量。这并不意味着超经济力量的消退,而是说:超经济力量以自己的方式维护和强化着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全球的扩展。具体而言,资本主义帝国的军事战略目标不再像传统帝国那样不外是直接的殖民统治与领土扩张(美国没有一块自己的殖民地),而是维护和强化自己的经济霸权,“在资本主义帝国初期,就出现了这样的理论雏形,即:不把帝国看作征服甚至是军事控制及政治裁判权的化身,而仅把其作为纯粹的经济霸权。”[1]116

伍德认为,“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由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但此时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法则的普遍性根本没有消除对军队的需求,反而加剧了这种需求”[1]116,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它需要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并确保帝国资本能够安全、有收益地在其中畅通运行。它不仅要面对所谓的‘流氓’国家或‘失败’国家的问题。它还要保持附属国在面对剥削时的弱势。而且,更为有效的是,它还要建立那种使一个国家处于其他所有国家之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因为,如果全球资本需要一个井然有序的多元国家体系,那么,很难看出它如何才能忍受一个不同国家间军力几乎平均分布的体系。所以,现行的美国军事路线的首要前提就是美国必须拥有这样一种‘任何势力——不论敌友——都不会寻求挑战,或自命为全球或地方霸主与之抗衡’的巨大的军事优势”[1]序,3。简言之,美国保持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一来可以维护资本所必需的全球环境与秩序;二来可以威慑和狙击现实的或者潜在的对手的挑战企图。

虽然美国的军事战略思想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之中,从“二战”以来的遏制战略,到最坏情况下的报复政策,以及现在布什总统宣称的所谓“先发制人”,但其维护和巩固霸权的目的是一以贯之的。所谓遏制战略,就是要拖延以至于阻止潜在的对手成长、削弱以至于瓦解现实的对手坐大,而自己则抓紧时机巩固霸权。而报复政策,是当美国受到“伤害”的时候,必须迅速、有力、加倍地回击敌人,既是消心头之恨,也是传递一个清晰的信号:与美国作对,绝没有好果子吃。布什的“先发制人”,就是要先下手为强,把一些不按照美国制定好的游戏规则行事、敢于与美国叫板的敌人打下去、扼杀掉,免得群起效仿,乱了美国的帝国阵脚。平时,美国还通过例行的或者不定期的军事演习来展示力量,一方面是为了训练和提高彼此间协同作战的能力与水平,并增强自己盟友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是武力宣示,从心理上打击对手的挑战企图。

自从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以全面的军事优势为基础,又明确提出了“无限战争”这一军事战略思想。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迪克·切尼,以及理查德·珀尔等政治家、理论家大力鼓吹所谓的既无时间限制又无地域限制的“不设限战争”[1]109、开放式的“非限定性战争行动”[1]113。“这就是全面的无限战争—不—定是连续的战争,而是在期限、目的、手段和空间影响方面都不确定的战争。”[1]114伍德认为,“关于‘无限战争’的新理论满足了新帝国主义的特定要求。”[1]115

新帝国主义需要“无限战争”,因为“美国控制下的全球体系面临着几个明显的危险,它们都与国家有关系。”[1]118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有可能动摇帝国统治的基础。其一是那些“失败的政府”,它们由于缺乏有效的国家机器而导致秩序混乱,这种混乱会危及资本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信度的稳定社会环境;其二是所谓的“流氓国家”或“邪恶轴心”,它们既脱离美国的控制,又胆敢与美国对着干,扰乱了美国控制下的全球正常秩序;其三是对美国构成最严峻的挑战的国家和经济体,如中国、俄罗斯、欧盟等。显然,对于有些小国、弱国,美国可以直接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整合”它们;反正,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随心所欲,而保证自己毫发无损。”[1]118所以,美国频繁出击以避免全球国家体系的失控。但是,对于一些大国、强国,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军事行动、战争的代价往往巨大、惨痛得难以承受,其结局可能是人类毁灭。为此,美国刻意地追求和保持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并且动不动对一些小国、弱国牛刀小试,也是为了在战略上威慑和吓阻大国、强国。

最后,伍德提出了一些为世人所共同担忧的问题: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霸主,现在提出“无限战争”思想并付诸实践;当美国在中东等地区一再通过军事手段来更替别国的政权的时候,它离传统帝国还有多远?会不会推动美国重新折回到传统帝国的老路上去?谁来制衡、监督美国?这似乎都预示着世界的动荡不安。伍德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正需要我们继续不断地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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