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伦理指涉
李中涵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 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广为学界所关注。异化翻译理论所关涉的要旨并非是翻译的路径和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而是有着明显的伦理指涉。对文化霸权主义的回应，对文化价值多元性、平等性的重视，对译者尊严的强调，都体现了其异化翻译理论的伦理价值承载。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劳伦斯·韦努蒂；异化；归化；伦理
劳伦斯·韦努蒂（下文简称韦努蒂）是当代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翻译家，他所提出的异化翻译理论引起了翻译界的 高度关注。透过他所阐发的“异化”“归化”等范畴不难发现，他的异化翻译理论并不仅仅是关于翻译技术或策略的一种探讨，而是承载着非常深厚的伦理蕴含，文章试对此做出分析研究。
临床思维是指运用医学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知识,以患者为中心,通过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得到第一手资料,结合患者的家庭和人文背景,根据患者的症状等多方面信息进行分析、综合、类比、判断和鉴别诊断,形成诊断、治疗、康复和预防的个性化方案,并予以执行和修正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活动[3]。因此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及综合分析能力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具体在临床教学工作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 异化翻译理论的提出
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思想继承和创新的产物。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阐发、提炼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
从时代背景来看，韦努蒂是个不折不扣的“当代人”。他1953年9月9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但从小在纽约长大。从他的求学经历和生活阅历老看，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发展变化在许多方面都对他的异化翻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影响。
从本质上说，翻译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转换现象，而是人类的交往活动。人类的交往总是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展开，因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往往就成为了翻译理论发展变化的触媒。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民族国家的不断崛起，人们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吁求，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等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的变化和文化交流的繁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网络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人类的普遍交往，这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客观基础。这也在一种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印证了，翻译活动并不是孤立地进行，它总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动关系。二战以后相当长的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领跑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也试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主宰整个世界。这种现实背景促使西方翻译理论在较长时期明显地恪守英美话语标准和价值理念，即较为明显地体现为以英语和法语等目的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传统作为处理原文的依归，而对于非英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弱小民族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特质、价值标准缺乏平等和尊重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要求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保持差异多元的沟通格局、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呼声愈益高涨。时代变迁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从思想背景来看，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西方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庞大的理论阵营，其中观点杂陈、名目繁多，但是存在着共同的价值理念：反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反逻格斯中心主义，反主客二分的认知图式等等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论题和意义指向，传统的认知范式、理念、方法纷纷遭到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派别繁多，思想杂陈，重视差异和矛盾的思想蔚成了一种宏阔的理论背景，这其中的许多思想都对韦努蒂产生过影响，如拉康、弗洛伊德、阿尔都塞、阿多诺和现代女性主义学说等等，他还承认吸收了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客观地说，对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主要是解构主义和释义学，德里达和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新洋分公司2018年三秋工作已经完成，水稻收割近6万亩，小麦种植4.5万亩，目前小麦一播全苗，苗齐苗匀苗壮，长势喜人。全年取得夏粮（小麦）亩产550公斤，秋粮（水稻）亩产600公斤的好成绩，预计实现利润近5000万元。
施莱尔马赫对韦努蒂的影响更加直接。1813 年施莱尔马赫在题为“论不同的翻译方法”的演讲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一种方法他描述为“译者要尽可能让原作者安居不动，使读者向原作者靠近”，他把此种方法称之为“疏离”(alienating）；另一种方法则是“让读者安居不动，使原作者向读者靠近”，他将此种方法称之为“入籍”(naturalizing)。很显然，前者主要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充分体现原作的文化本色，而后者则主要强调译者要充分体现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基础。当然对于这两种方法，施莱尔马赫认为不可能等量齐观，而只能尽可能严格地遵循一种方法，因为这两种翻译方法是很难调和的。相形之下，他更认可前一种翻译方法。施莱尔马赫的思想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韦努蒂认为施莱尔马赫所提出的翻译方法是为“文化创新的工具(an instrument of cultural innovation)”[1]，而他提出的“归化”翻译法（a domesticating method）和“异化”翻译法（a foreignizing method）很显然与施莱尔马赫的理论有许多相合之处。韦努蒂认为：“‘归化法’即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说以目的语为中心，使外语文本服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把作者带到国内来；‘异化法’即偏离民族中心主义，压制目的语文化价值观，保留外语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把读者送到国外去。”[2]若只是从翻译技术和方法而言，施莱尔马赫和韦努蒂的思想之间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二者思考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翻译的“术”的层面，而是涉及到了“道”的层面，这里所谓的道就是关于伦理的思考。因而韦努蒂反复谈到，他所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理论并不代表一种翻译策略，而是要表达一种关于翻译的伦理态度，若只是在策略或工具的意义上理解他的理论，那是对他的误解。[3]
又例如‘a’‘e’ ‘i’‘o’‘u’ 这五个基本元音（vowels），大部分 phonics 课程都只教 /æ/， /e/， /i/， / /，/ /这五个短元音 , 但其实它们在很多字上都以 /ei/， /i:/，/ai/， / u/，/ju:/的读音出现的 , 比如 table， prefect， dinosaur， cold， uniform，那我们怎样分辨它们何时读短、何时读长呢?
二 异化翻译理论的伦理考量
概而言之，伦理是对人的行为进行价值规约和引导的社会规范，它通过善恶评价和“应然”的价值导向来体现其作用方式和实践效度。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或前提条件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或社会交往，也就是说伦理体现的是人的社会化的存在方式。因为正是在人的社会生活或交往中才会产生利益纠葛，形成各种矛盾和差异，因而也才需要通过一定的行为规范来协调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通过对个人行为进行价值引导来促进人际和谐、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当然，伦理的价值意蕴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不同的范畴体现出来，诸如平等、正义、尊严、幸福、义务、荣辱等等都成为体现伦理价值的基本范畴。
本研究证实心力衰竭患者发生SA风险很高。HFpEF患者比非心力衰竭者发生睡眠间歇低氧血症的风险高。在校正各种临床重要因素后，HFpEF患者比非心力衰竭患者发生中-重度低氧血症的风险高出近两倍。需要有进一步的研究关注HFpEF患者频繁出现的夜间间歇低氧血症是否与预后相关，以及对其干预能否改善HFpEF患者的长期预后。
（一）翻译与伦理
一谈到翻译，人们习惯于将其看成是一项文字转换的专业活动，认为其主要遵循的是技术化原则或走的是一条技术化的道路，因而翻译与伦理是无涉的。其实，翻译与伦理的关联是常态的，只是长期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或自觉关注。对此，我们可以从伦理和翻译两个概念的内涵的分析得到一些启示。
而翻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人类交往方式。它是人类交往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体现。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语言，而翻译则是持不同语言的人之间得以相互交流的媒介或工具，通过运用这一工具，人类文明通过思想交流、碰撞得以发展延续。
由此看来，翻译和伦理在反映人的交互性和社会性上是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的，这里尚未考量译者在译介作品时总会或多或少地投射自己的情感和价值观念这一因素。但是，在东西方两千多年的翻译实践中，有许多研究者对翻译这项活动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和较为深入的思考，然而这其中的许多思考和探索都较为集中于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转换这一问题，如译介应采取什么样的技巧或标准等，即使有涉及到价值层面的问题研讨，也常常是零散和支离破碎的，更多地体现出“就翻译论翻译”的“技术”化倾向，视域显得较为狭窄，没有很好地体现出翻译与现实生活、与文化发展互动这样一个伦理主题。而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更需要探寻翻译与人的社会化本质更加贴合、切近的路径和方式。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强调翻译研究系统性、学科化与时代、文化和生活兼顾特别是突出翻译的人文品格，也就是说，翻译与伦理的关联性问题得到了自觉的重视。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中就带有明确的伦理指涉。
（二）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伦理向度
那么如何把这种尊重他者的伦理规范通过具体的翻译活动体现出来呢？韦努蒂强调异化翻译对于尊重他者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在翻译研究中，还是在我的翻译项目中，我都不打算放弃追求异化效果，利用异化效果来质疑接受语语境中的主流价值，仍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6]。在此基础上，韦努蒂提出了关于翻译的“好”“坏”判断标准，所谓“坏”的翻译就是“不计代价去命名、推行特定的文化准则，这种准则试图在认知上控制一切，并否认与之不同的其他准则，同时排斥能构成不同翻译和解释的其他解释物”。而所谓“好”的翻译也不再是用接受语表现源文本中的异质性，而是“能够在制度环境中引进语言和文化差异，通过对源文本的解释触发新的思考方式”[6]。
1.反对文化霸权。文字转换翻译只是翻译工作的表象，从深层次说翻译是一项文化传播和交流工作。韦努蒂对此是非常认同的，他指出，“语际翻译是文化间的调和，语言是文化的实践”[3]。但是从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来看，翻译长期以来在其中明显地扮演了助推文化霸权的工具。
血磷正常62人，其中生存42例，死亡20例；低血磷者共43人，其中轻度低血磷18例，生存6例，死亡12例；中度低血磷21例，生存6例，死亡15例；重度低血磷4例，生存1例，死亡3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且Pearson相关性检验值0.405，双侧检验P＜0.01，提示APACHEⅡ评分与血磷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故不同血磷水平患者的医院生存率及 APACHEII评分不同，患者血磷水平越低，APACHEⅡ评分越高[3]，医院生存率越低。
3.重视译者的尊严。译者是从事翻译的主体。但是当确认存在一种普遍的译者必须遵循的“工作”标准时，译者的主体身份就被解构了，他们充其量只是承担语言的“搬运工”，和流水线上从事简单生产的工人所做的事情并无差别。译本没有版权也体现了译者没有尊严。译者的这种状况在归化翻译模式下表现得非常明显，或者说归化翻译常常会造成译者无尊严的窘境。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强调对异域文化的尊重，这种尊重的前提是对译者翻译工作的尊重。
韦努蒂对上述现象是有着自己的洞见的，在他看来，西方翻译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一种归化翻译的模式，这就是“由原语的可理解性向译入语的可理解性转变的过程”[2]。在这一过程中，译者总习惯于“以某种程度和形式，删减、排斥和重写源语言和文化”[2]，这种归化翻译习惯在英美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翻译习惯之下，译者总是携带着固有的文化惯性，弱化原语独有的思维习惯或价值惯性，强化或凸显译入语的主导地位。这种归化翻译方法不仅仅只是体现为一种翻译方法和习惯的选择，实际上是表现了一种文化偏见。基于此，韦努蒂提出了异化翻译理论，旨在倡导“存异伦理”，以抵抗英语国家的文化霸权。这种抵抗从本质上说就是“异化的道德态度，在异文化中找出异质因素，表现文化多样性，凸显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颠覆译入语语言中的价值观次序”[5]。
2.尊重他者。文化不是在人之上或人之外的“漂浮物”，文化是“人化”，是人的生活方式，是人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的结果。韦努蒂以异化翻译理论反对文化霸权，实质上就表达了对他者尊重的伦理态度。所谓尊重他者就是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并致力于传达他者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存体验等方面与自己不同的地方，对于译者来说就是要尊重他者文本中所描写的价值世界的完整性，尊重他者文本自身所着力表达的情感、信念以及价值担当。
如果从常规的翻译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完全可以从韦努蒂所提出的“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的命题中解读出翻译技术的标准要求和各种技术要素的汇聚方法。比如“异化”翻译可指称直译或称之为不通顺的译法；“归化”翻译则指称意译或称之为通顺的译法，等等。但是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阐发从本质上来说超越了根据翻译技术要求来谈论翻译理论的视域，而体现出明显的伦理向度。“归化和异化提出的历史意义在于这对范畴突破了单纯的语言表达层次而上升到文学、文化、政治、历史等层面。”[4]
环境因素认知中温度与湿度对血糖准确度的影响可作为血液标本管理与员工培训的参考。此外，血糖试纸相关因素对快速血糖值的影响更需进一步的探讨，尤其针对使用快速血糖监测患者血糖值的科室，如快速血糖仪的差异、校正、保养及试纸的每日测试、保存、环境影响等因素也需列入在日常照护常规所需注意的事项。
德里达提出翻译即“延异”（Différance）。德里达认为“延异”在词源上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延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诉诸于那种迂回延时的中介，这中介能够延缓欲望之达成；二是“不同一、别样或可区分”。总之，“延异”一词既表“差异”（difference）又表“延缓”（deferment）与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s）形成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存在着某种固定的最终意义，强调思维与语言的合一性。而“延异”则否定最终意义的存在，认为最终意义永远是被延缓的过程，因为语言无法准确指明其所要表达的意义，只能通过与之相关的概念来表达，一种意义是不断由它与其他意义的差异而得到标志的，从而使意义被延缓。因此，一方面意义永远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意义不可以自我完成或者说意义的探求永远是在路上的，而不是在终点上。德里达以延异一词指称他的哲学发现，同时强调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和不确定性。这些思想在许多方面与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是相通的。
在流俗的眼光看来，翻译就是在作“摆弄”文本的事情，而文本是“死”物，因而翻译就是一种死板僵滞的工作。但是，在韦努蒂看来，文本是有生命的，是有灵魂的，它以语言凝结的方式承载着不同的人的生活方式，承载着文化伦理。无论是哪种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伦理理念都具有平等的意义，具有自身的价值，理应得到敬重和赞美。因而，翻译就是要让它们由被遮蔽的状态解放出来，坦然出场。从这种意义上说，翻译的过程就是发现他者并帮助他者受到尊重的过程。
长期以来，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线索表现为两条主线延展，一条可称之为文艺学翻译理论路线，另一条则是语言学翻译理论路线。前者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一直延续到当代；后者则从古罗马后期传统的语言学或语文学派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语言学派的出现。两者的主要区别是：文艺学派理论家们将翻译视作一种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而语言学派则大异其趣，更多地将翻译研究的重心放在语言层面上，如词汇和语法结构等语言本身的特征。西方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主义浪潮的兴起，语言学派一度占据上风，他们以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力图为翻译这一古老的人类活动赋予了新的意义，提供新的手段和更加准确的方法，而不再仅仅局限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上。其实所谓严谨和科学地对待翻译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预设的前提之下的，即认为在所有语言形式的背后都有一个系统、稳定的内核，不同的语言尽管存在表层的形式差异，但一定都能找到一个深层的共性。翻译要做的，便是揭开语言的面纱，按照一定的标准去探求其背后的本质属性，这是典型的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其实说穿了，所谓一般的本质属性和语言标准无非体现的就是英语的优势地位，更进一步就是通过彰显英语的优势来宣示英美文化霸权。
首先，要重视翻译工作的创造性。尽管在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中，他更为重视异化翻译。但实际上无论是异化翻译还是归化翻译，若从翻译方法的层面来看，译者所从事的并非是简单的文字搬运工作，这种流俗的观点是对译者工作的极大的贬低。从异化翻译的角度看，尽管倡导对原语的尽可能的尊重，译者要尽可能地将读者带到异域，让他们感受或体验到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风情，但是实际上译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原语文本的原貌，译者的这种限制则使得他们的工作必然充满了创造性。因而韦努蒂不赞成将异化翻译当作是一种策略，而主要是一种伦理态度。同理，从归化翻译的层面来看，译者需要通过语言的转换给读者提供一种习惯的、合宜的阅读文本，让他们顺利地愉悦地阅读译作，更需要译者的创造。或许有人会认为，归化翻译只是对一种标准的遵守或落实，并无多少创造的意义，但是标准是普遍的，文本是多样的，让众多文本适应一种标准，这本身就是具有创造性挑战的任务。
其次，要形成读者尊重译者的风习。翻译是多要素联动的人的活动方式，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就是翻译活动展开的要素。在这三种要素中，译者的身份最容易被忽略或隐匿。因为，从最终的效果来看，翻译的目的并不是要促成原文本转化为译文本，而是要促成读者与文本的会面。而这个会面成功与否，译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韦努蒂提出异化翻译追求的目标是将“译作视为译作，读作译作，赏析为译作”，如果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译者连同译作，便会从“隐身”的后台走到“显身”的前台了。其实，即便要形成归化翻译的效果——译者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也需要发挥译者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译者及其译本却常常受到忽视，译者的地位和作用被忽略，译本的权利被贬低，这些倾向从伦理上看都是要纠正的。韦努蒂呼吁学术界和读者，应当将译作当作独立于原作而享有独立著作权的文本来对待，质言之，译作必须是“有自身权利的作品”(as a work in its own right)；而对于译者，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惯，积极地为改变被边缘化状况做出努力。
再次，要建构一种翻译文化。针对翻译领域所存在的忽视译者和译本的现象，韦努蒂提出要进行翻译文化（translation culture）建设。翻译文化建设实际上旨在形成一张良好的社会氛围，来推动翻译工作的发展，避免误解翻译、忽视翻译独特价值的现象发生，而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加强翻译教育。翻译教育一方面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专业素质，这需要“教师应当将‘翻译教做翻译’，学生应当‘将翻译学做并阐释做翻译’”[7]，另一方面则是培养学生进行文化交流的使命感。实际上翻译之所以必需是由于迄今为止乃至在漫长的未来，任何目标文化都是独特的、有局限的，因而需要通过翻译来填补。韦努蒂认为，这一填补的结果，不仅能产生出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翻译文化体系，而且还会带来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的革新。对此，译者责无旁贷！
三 异化翻译伦理的意义和限度
韦努蒂认为，他是既站在历史之中又处在现实世界来阐发其异化翻译理论的。站在历史之中是指其思想具有历史的承接性，吸取了许多人的思想精华，也反映了一定的思想共识，而并非一人之呓语；处在现实之中是指他是针对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文化交流、碰撞的现实情形而言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样一种理论立场使得韦努蒂在阐发其翻译理论时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应该看到，“翻译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活动，是需要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具有极大灵活性的一项活动——他们必须考虑他们翻译或研究的作品处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所以有一个我称之的本土条件往往会涉及其间。不仅翻译和解释活动放映了译者在特殊历史时期所处的状况。而且作为翻译研究者，也要对特殊历史时期我们所面临的状况做出反应。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会使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解释都是暂时性的。因此创建一种具有历史的具体性和理论的精确性的翻译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3]二是应该注意，不能把异化和归化看成是完全对立的翻译理论模式。虽然韦努蒂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更重视异化翻译，但是若把异化和归化完全对立起来，也是对他理论的一种误解。“‘归化’和‘异化’的术语不是二元对立的概念。”[8]因为韦诺蒂通过研究西方翻译史，清晰地看到，“通过异化翻译保留外语文本的异质性，或者利用异化翻译凸显译者的在场，抑或是反对文化霸权，这些初衷都是好的，但任何完全不顾译入语规范，不考虑读者接受情况，或者试图通过故意让译文不通顺或晦涩难懂彰显外语文本的异质性的做法都将适得其反。这样的翻译不但会被出版社排斥，也会被读者所排斥，从而使异化翻译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如韦努蒂所说，异化的翻译也只能用归化的语言。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都有一个限度问题”[9]。
韦努蒂的这种理论立场和伦理态度对我们是有重要启示的。第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要通过翻译和翻译研究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要把我们具有本土特色的价值理念、审美趣味、生活态度以及我们这个民族的坚韧、执着、无私、爱好和平、强调和谐等等优秀品格忠实而又完整介绍给世界，让整个世界充分领略中国精神的魅力，让一切傲慢与偏见由于充分领略了中国文化的特色、风格和气派后而被荡涤和消解。第二，我们是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中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除了要有为国家和民族而奋斗奉献的硬气之外，还必须要有博大的胸襟和宽广的胸怀来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认真学习和汲取他国先进文化。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文化的创造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财富。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世界文化的繁荣。
“中国经作看柑橘，全国柑橘看广西，广西柑橘看桂林。”据统计，广西柑橘种植面积高达600万亩，其中桂林柑橘的种植面积高达全区的三分之一。在柑橘面积和产量双高的背景下，提高柑橘的品质成为农民和农资企业共同关注的话题。
总之，立足当代中国的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时代背景，我们应当重视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所表达的伦理态度，但是也必须把握其应用限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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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219（2019）03-0135-04
收稿日期： 2019－01－10
作者简介： 李中涵（1994－），男，湖南凤凰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和翻译伦理学。
（责任编校：呙艳妮）
标签：劳伦斯·韦努蒂论文; 异化论文; 归化论文; 伦理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