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群体论文,庶吉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庶吉士是明代出现的一个仅次于一甲进士的高科名政治和社会群体，其“一入史馆，即与六卿抗礼……二十年间，便可跻卿相清华之选，百职莫敢望也”，①对当时政治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往对该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考选、培养和任用制度的探讨上；②而对其构成状况与特点的研究，目前少有成果，③尚处于拓荒阶段。本文即拟对明代庶吉士的类别、选拔频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户类等构成状况及其成因与特点等做进一步探讨。
一、庶吉士的类别、科数及其名数
明代庶吉士皆来源于二、三甲进士，一般直接从新科进士中产生，但也有少量取自往科或任职后又考选为庶吉士者。关于其类别，可依据其产生方式、存在时间、隶属机构及其任务和培养目标等不同，分为以下六类。
首先是经“考选”产生的“进学”类，又称“馆选”类。④自永乐二年甲申科开始，明廷通过“考选”方式，选拔新进士之“文学优长”者为庶吉士，入翰林院“习文”、“习书”、“修书”或“进学”；宣德后，则一般称为“进学”，亦间称“读书”，且明确选拔和培养目的是“以备他日之用”，⑤即为将来选用重要官员储备人才。自此迄于明亡，此类庶吉士先后考选了51科，总计1295名，⑥占已知明代庶吉士总数的91.34％。
二是出现最早但仅存于洪武时期的“观政”类。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太祖“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始称“观政于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的进士为庶吉士。⑦此类庶吉士因“观政于近侍衙门”而得名，故与一般观政进士尚无本质区别，在明代庶吉士制度发展中仅处于发端阶段。已知仅有2科8名，即洪武十八年乙丑科6名和二十一年戊辰科2名。⑧
三是存在于永乐至成化初年的直接“改”自进士的“专习译书”类。此类庶吉士在考中进士前就已在四夷馆“习译书”，为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明廷自永乐九年始，实行凡原习译书而又考中二、三甲进士者，则不经考选，直接改为庶吉士“仍习译”的制度。⑨迄于成化间，该类庶吉士共有10科82名，其中有4科属单纯“专习译书”者，6科与“进学”类同科。⑩
四是仅存于宣德年间经“考选”产生的“历事六科”类。即宣德八年十一月考选宣德五年庚戌科进士胡端祯、廖庄、宋琏等3人为庶吉士，“历事六科以备用”。(11)该类仅此1科，且与“进学”类同科。
五是仅存于正德初年的“传奉”类。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不经考选，直接传奉新进士刘仁等5人为庶吉士。(12)也仅为1科，属刘瑾专权的产物。
六是崇祯时期出现的“改革”类，(13)分属5科共28名。其中3科与“进学”类同科，分别为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3名、崇祯元年(1628)戊辰科17名、四年辛未科2名；(14)另有崇祯七年甲戌科1名、(15)十三年庚辰科5名。(16)
可见，在上述六类庶吉士中，处于常态、占主导地位的只有经“考选”产生的“进学”类，而其他五类仅是明代庶吉士制度的发端、过渡、尝试甚至“变态”（如传奉庶吉士）的产物。在明代88科89榜进士中，(17)已知60科有庶吉士，占总科数的68.18％；其中从新进士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总科数的57.95％，说明此选确已成为明代以殿试为基础的从二、三甲进士中选拔高层次人才的经常性考试。各类庶吉士共1421名，(18)占明代二、三甲进士总数的5.84％，(19)比明代进士占举人总数之比低18个百分点，(20)比明代一甲进士占进士总数之比高4.76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庶吉士作为固定的科举功名，已成为明代科举功名体系中低于一甲进士但高于一般进士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应，庶吉士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在政治生活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仅次于一甲进士而高于一般进士的政治、社会群体。这既是明代对科举制度的重大发展，也为明代铨选形成科举功名与任官等级大致对应的特点，从而为将形式公平贯彻到当时所能及的最高水平提供了重要条件。
二、庶吉士的选拔频率、比率及其分甲特点
总体而言，明朝选拔庶吉士尚未像乡、会、殿试一样，形成固定的每科一考制度。具体言之，选拔频率以永乐、宣德、景泰、隆庆、天启五朝为最高，每科皆选或改进士为之；有的还一科数选，如最多者宣德五年庚戌科至少考选了4次。(21)崇祯包括“改革类”庶吉士也选拔了6次，(22)频率之高不亚于以上五朝。其他各朝，除历时很短的洪熙、泰昌外，或三科中两科连选、一科不选，如弘治、正德时；或几科一选，或间科一选，如嘉靖时；或连科皆选、偶尔不选，如万历时。总的发展趋势是隆庆以后保持了较高的选拔频率。
永乐后明廷在各科进士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数量及其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可参见表1统计。
由上表可知，自永乐二年至崇祯十六年，明朝在51科15028名二、三甲进士中直接考选了1298名庶吉士，两者比率为8.64％。其中，最高者为永乐二年甲申科，二、三甲进士总数为467名，考选庶吉士123名，后者与前者的比率达26.34％；最低者为宣德二年丁未科，考选庶吉士仅1人，比率为1％。永乐至景泰间，无论是单科考选庶吉士数，还是考选庶吉士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都表现出明显的大起大落的特点，反映出该制尚处于不稳定的粗放阶段。天顺以后，单科考选庶吉士数以天启二年壬戌和崇祯十六年癸未两科最高，俱为36名；最低为天顺四年庚辰科，为15名，相差已不甚远；若从考选庶吉士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来看，除嘉靖二十年辛丑科高至11.2％外，其余科次大多保持在6％-9.8％的变化幅度内，反映了无论录取二、三甲进士数、考选庶吉士数，还是两者之间的比率，都趋于平稳、成熟。
当然，平均8.64％的比率绝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主要是明廷适应任官需要进行控制的产物。因进士和庶吉士表面上为高级科名，本质上则是选官资格，分别与中央和地方的一定官职相对应。明中叶后，随着科举和铨选制度的日益完备，与进士和庶吉士相对应的官职及其铨选规模与频率也都趋于稳定。如弘治初年，吏部尚书王恕在其《选用新旧进士兼惩规避奏状》中指出：“进士登科之后，自本年至第三年，第二甲进士，内则选主事等官，外则选知州；第三甲进士，内则选评事、行人等官，外则选推官、知县。至第四年，不分二甲、三甲，俱选主事等项京职。”(23)万历《明会典》亦载：“凡庶吉士……学业成者除翰林官；后定以二甲除编修、三甲除检讨，兼除科、道、部属等官。”(24)官员编制既有定数，科举功名与所选官职又大致对应，则录取进士和庶吉士的数量以及两者之间的比率也就只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波动。
上引史料还显示：二甲进士仕途明显优于三甲，而庶吉士仕途又明显优于二甲。故对二、三甲进士来说，能否考选为庶吉士，显然意义重大；而对三甲而言，意义就更为重大。那么，庶吉士来源的分甲状况又如何呢？这可从表2所示数据中清晰地显示出来。
由上表可知，明代经考选产生的庶吉士的分甲情况总体上三甲多于二甲，三甲为683名，占总数的52.66％；二甲为614名，占47.34％。从不同时期看，只有永乐时期和成化至正德间庶吉士出自二甲者多于三甲，其他时期皆为三甲多于二甲。其中，尤以万历至明末最为突出，三甲进士比二甲多出近一倍。形成上述分甲状况，固然与51科三甲进士在数量上是二甲进士的2.9倍有关，(25)但也反映了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殿试产生的一、二、三甲进士，按制是依据考试成绩排定的；而在庶吉士考选中，殿试成绩优于三甲的二甲进士理应占有庶吉士的大部分名额而成为其主体，但事实上，三甲进士考中者却超过了二甲。这与会元不一定考中一甲进士、解元不一定会试中式一样，反映了科举考试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上述分甲状况显示了庶吉士制度对三甲进士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据笔者统计，明代自正统十年至崇祯十七年有86位阁臣出身于庶吉士，占同期新任阁臣数的58％。其中，有33位出身于三甲进士，占同期庶吉士阁臣总数的38％。如果不是借助这一制度，在选官日重出身资格的明中后期，这33位三甲进士恐怕极少有成为阁臣的可能。另外，地处西南的四川有庶吉士78名，云南、广西各有16名，贵州有9名；其中出自三甲者，四川为49名，云南为15名，广西10名，贵州8名；分别占其庶吉士总数的62.82％、94％、62.5％和88.89％，平均为68.91％，皆高于永乐后考选三甲庶吉士占考选庶吉士总数52.66％的平均水平。这又说明庶吉士制度对于西南地区的三甲进士尤具重要意义。
当然，若就二、三甲进士考取庶吉士分别占其所属分甲进士总数的比例考察，又会呈现以下情况：二甲庶吉士614人，占二甲进士总数的15.96％；三甲庶吉士683人，占三甲进士总数的6.11％，前者比后者高出9.85个百分点，二甲进士考取庶吉士的比例接近三甲进士的3倍。这与二、三甲进士各自的整体文化素质大体相当，反映了科举考试又具有相当的客观性。
三、庶吉士的地域构成及其特点
弄清明代庶吉士的地域构成情况，不仅对了解庶吉士的地域分布特点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为准确评价明代庶吉士制度的作用提供重要依据。为此，笔者在对明代庶吉士籍贯进行逐一考证和确认的基础上，特制表3显示有关数据。
由上表所示数据可知，明代庶吉士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分布广泛，但不同地区相差悬殊。两直十三布政司都有庶吉士分布，无疑显示了其地域来源的高度广泛性；但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各省直间尤其是东、西部省份之间拥有庶吉士数量的巨大差异。依据拥有庶吉士的多少对各省直进行排序，分别为浙江、江西、南直、北直、福建、河南、山东、四川、湖广、山西、广东、陕西、广西、云南和贵州。其中，处于前5位的浙江、江西、南直、北直和福建共有庶吉士880名，占总数的61.97％，也即三分之一的省、直拥有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庶吉士；其余10省共有庶吉士540名，仅占总数的38.03％。若将处于前7位的诸省、直庶吉士加在一起，则总计1046名，占全国总数的73.66％；而其余8省共计374人，仅占总数的26.34％；说明7省、直庶吉士构成了明代庶吉士的主体。若在各省份之间进行比较，差别就会更加显著，如山西、陕西、广西、云南和贵州5省总共拥有庶吉士163名，低于浙江、江西、南直、北直任何一省的拥有量，其中庶吉士最多的浙江竟比最少的贵州多22倍。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布状况与当时各直省的人口状况尤其是经济、文化和科举的发展水平大致吻合。仅以人口论，据万历《明会典》提供的弘治四年分省人口数，浙江为5305843人，贵州为258693人，(26)前者是后者的20.5倍。若再考虑到各自的经济、文化和科举的发展水平，则两者差距就会更大。
二是从动态来看，有些省、直拥有庶吉士的情况前后起伏变化较大。突出者，如江西在永、宣时期所出庶吉士最多，永乐时占全国同期庶吉士的27.11％，宣德时更高达30.3％；但正统以后，随着浙江、南直科举的兴盛和北直政治中心地位的最终确立，除嘉靖间以微弱优势又一度位列榜首外，就时常居于浙江、南直和北直之后；正统时期甚至居于山西、四川、陕西、山东、河南之后。又如北直，是位次上升最快的，永乐时仅领先于贵州、云南，位列倒数第三，宣德时则超越河南、湖广、四川、南直等省直上升为正数第三；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和隆庆时期又进而升至首位，其余朝代则稳居前四名之内；这一变化显然与其作为京师的特殊政治地位有着直接关系，即除本地人才加速成长外，还有大量外地人才在此定居和应试。(27)另外，地处西南的广西、云南两省在洪武、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弘治等朝庶吉士皆为空白，正德以后则保持了各朝都有庶吉士的记录。嘉、隆、万时期，开科最晚的贵州也考出了9名庶吉士，而其有明一代考出进士总共才96名，(28)庶吉士占了9.38％；这个比例比浙江高出2.52个百分点，(29)比全国平均5.84％高出3.54个百分点。
三是正统后庶吉士地域分布与会试南、北、中卷录取比例大致吻合。为保证北方和边远落后地区的士子在会试录取中占到一定比例，宣德以后，明廷实行南、北、中地区分卷录取制度，规定各自的录取率分别占每次会试录取总数的55％、35％和10％。(30)至于庶吉士录取是否也有类似规则以及庶吉士在会试南、北、中卷地区的具体分布情况，史无明文记载。为弄清这一问题，笔者依据会试南、北、中卷的地域范围，分时期对永乐后庶吉士的地域分布及在同期庶吉士总数中所占比例进行了统计，并列表4显示如下。
由上表可知，永、宣时期，庶吉士在南、北、中卷地区各自平均占比分别是78.23％、13.56％和8.2％，南卷地区庶吉士在其中占了绝对压倒优势。正统后，各卷庶吉士平均占比则发生了明显变化；至明末，北卷地区共有庶吉士406名，占同期庶吉士总数的37.08％，比会试北卷35％的规定录取比例高出2个百分点；中卷地区共有庶吉士112名，占同期庶吉士总数的10.23％，比会试中卷10％的规定录取比例高出0.23个百分点。也即正统以后，庶吉士的地区分布在总体上与会试南、北、中卷的录取比例大致相当，而北、中卷地区略高于会试北、中卷的规定录取比例，南卷地区则略低于会试南卷的规定录取比例。这一现象尚未引起学界注意，但却值得重视，因为它对于说明庶吉士制度的独特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分布状况当然也不会是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从南卷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普遍高于北、中卷地区以及永、宣时期南卷庶吉士占同期庶吉士总数的78.23％的事实看，如果是完全的自由竞争，则正统后南卷地区庶吉士平均占比应明显高于52.69％才是正常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正统后的庶吉士地理分布状况呢？笔者以为至少下列四种因素会对此产生影响：
首先，会试分南、北、中卷按比例录取的影响。因该制大致决定了相应地区的进士分布状况，所以，以进士分布状况为基础的庶吉士分布状况，自然会受到该制的间接影响。
其次，更为直接的则是明廷有时也对考选庶吉士的地区做出明确限定。如正统十三年戊辰科，吏部尚书王直等奉旨考选庶吉士，录取条件之一就是“贯在江北者”，所选庶吉士万安等30人也确实都为“贯在江北”者。(31)又如，天顺四年，英宗复命阁臣李贤考选庶吉士“尽用北人”，只因英宗喜爱阁臣彭时的“风度”，故又令李贤如选南人，则“必若时者方可”。结果，该科所选15人，南方仅有“六人与焉”。(32)由此形成了正统和天顺时期北卷地区庶吉士所占比例分别高达60.87％和58.82％的局面。再如，天启、崇祯时期，北卷地区庶吉士占到36.47％的比例，也是明廷予以控制的结果。据《春明梦余录》载，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帝召见辅臣陈演、蒋德璟、魏藻德等。
“演奏：‘今日阅考馆试卷。’上曰：‘须选得文行兼优的方好。’魏藻德奏：‘前工部尚书范景文有疏，奉旨两畿并重。今考广西只二人，云贵亦只二人；如照壬戌例，则广西一名，云贵一名，似太滥。或照工臣奏，添北直一名。’璟奏：‘且看广西、云贵卷如何，如不佳，即以一名增北直。’上曰：‘然。’是科，北直与南直俱四人。”(33)
其中所说“壬戌例”，也即天启二年考选庶吉士之例；可见，至少天启二年和崇祯十六年明廷对庶吉士考选的地区录取比例以省、直为单位做了限定。
其三，南卷地区特别是浙江、南直、福建、江西四省直相当数量的士子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到科举实力较弱的北、中卷地区尤其是到顺天参加乡试中式进而中进士又考中庶吉士。合法途径主要有二：一是由于朝廷组织移民或征派职役等产生了大量的人口移动，从而使大批人户及其后裔具有了在移民地或执役地参加乡试的资格。著名者如天顺八年庶吉士李东阳，祖先本为“湖广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隶金吾，遂居京师”；(34)东阳自幼生长且籍属京师，故自然参加顺天乡试。又如景泰五年庶吉士宁珍本为“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医籍”，因执役于太医院而以“太医院医生”身份考取“顺天乡试第一百五十三名”。(35)再如嘉靖十一年庶吉士赵维垣祖先原为“南直江都县人”，因籍属“贵州永宁卫”而中云贵乡试。(36)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北京国子监生可依制在顺天参加乡试，如景泰二年庶吉士戚澜本为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民籍，正统六年以“北京国子监生”身份考中顺天举人；(37)嘉靖二十六年庶吉士马一龙本为应天府漂阳县民籍，嘉靖七年以“北京国子监生”身份考中顺天解元。(37)据笔者统计，北直至少有62名庶吉士是由南卷地区的移民或其后裔考中顺天乡试，或南卷地区的府州县学生员通过“岁贡”、“例监”等途径入北京国子监而考中顺天乡试，既而又考中进士和庶吉士的，占了北直庶吉士总数的37.8％。而所谓非法途径，就是科举发达地区的士子通过违制“冒籍”考取科举落后地区的举人，继而中进士和庶吉士。其中，尤以顺天冒籍为甚，即王世贞所说“顺天乡试岁多冒籍中者”。嘉靖中，礼科给事中陈棐也力陈其弊曰：“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而近年以来情伪日滋，敢于为巧以相欺，工于为党以相蔽。其中奸宄之徒……或以顺天乡试多四海九州之人，人不相识，暮夜无知，可以买托代替者有之；一遇开科之岁，奔走都城，寻觅同姓，假称宗族，贿属无耻乡官，拴同保结，不得府学，则谋武学；不得京师，则走附近；不得生员，则求儒士；百孔营求，冀遂捷径。”(39)
其四，北、中卷地区自身科举实力的不断增强。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到正统后庶吉士的地理分布状况，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当然，正统至明末庶吉士地域分布与会试南、北、中卷录取比例大致吻合，只是此间的一个平均比例。而其具体状况，则是不同时期或高或低于会试南北中卷的录取比例。仍以北卷地区为例，如表4所示，除正统、天顺、成化、正德、天启、崇祯六朝庶吉士录取比例高于35％外，景泰、弘治、嘉靖、隆庆、万历五朝则起伏变化于34.88％至28.89％之间，平均录取比例为33.49％，低于北卷会试规定录取率1.51个百分点；但相对于永、宣时期北卷地区平均录取比例仅为13.56％的情况，景泰等五朝则提高了19.93％的平均录取率，故可肯定地说，其间仍存在着朝廷干预的影响；否则，在完全自然状态下，提高如此大的幅度是难以理解的。不同的，只是其干预程度会略小于正统等六朝而已。
庶吉士地域分布与会试南、北、中卷录取比例大致吻合，对于保证北、中卷地区的人才通过庶吉士一途进入统治高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据笔者统计，明代以一甲进士身份入阁者共42人，(40)其中，北方、西北、西南地区只有6人，分别是北直的曹鼐、岳正、孙承宗、魏藻德，山东的马愉和广西的吕调阳，仅占一甲进士入阁总数的14％。与此迥然不同的，则是上述地区以庶吉士入阁者在庶吉士阁臣总数中俱占有较高比例，具体如表5。
由表5可知，地处北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北直、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川、广西等七直、省，由庶吉士入阁者共43名，几乎占明朝庶吉士入阁总数的一半；占七直、省阁臣总数61名的70％。就单个省份而言，上述七直、省庶吉士入阁者也都分别占到了本直、省阁臣总数的半数以上。其中，北直为60％，山东为69％，河南为70％，山西为80％，四川为10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科举最为发达的南直、浙江、江西和福建四直省庶吉士入阁者只有34人，仅占明朝庶吉士入阁总数的39％；占四直省全部阁臣的40％；四直省庶吉士入阁者也都毫无例外地不及本直省阁臣总额的一半，以浙江为最高，也不过是46％。另外，尽管湖广、广东在分卷上都属“南卷”范围，但因是远方省份，二省科举实力远逊于同属“南卷”的浙江、江西、南直和福建，故庶吉士入阁也成为该两省士子入阁的最重要途径，分别占自身阁臣总数的55％和80％。所有这些，都说明庶吉士考选已经成为北方、西北、西南地区和其他边远省份人才入阁的最主要通道。
四、庶吉士的出身构成及其特点
探讨庶吉士的出身构成状况，对于评价庶吉士制度在明代社会流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以及认识明代政治与社会的特点都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明代庶吉士选拔不仅在地域上体现出广泛分布的特点，而且在出身来源上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这从表6的统计数字就可清晰显示出来。
由上表所示可知，明代庶吉士群体的出身构成及其变化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出身于非进士家族和非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构成了明代庶吉士的主体。其中，出身于非进士家族者共为1171人，占庶吉士总数的82.46％；出身于非庶吉士家族者共为1385人，占其总数的97.54％。这一构成状况既说明了明代庶吉士出身来源具有高度的广泛性，同时也反映了明代庶吉士群体通过科举考试这一稳定而完备的选拔机制实现并保持了很高的社会流动率。
其二，庶吉士出自进士和庶吉士家族者在庶吉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低至高，再到长期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如表6所示各朝庶吉士出身于进士家族者的占比变化就体现出上述发展曲线。若把各朝分为若干时段，看得就会更加清楚，如洪武、永乐、宣德时期庶吉士尚无出身于进士家族者，反映了此时科举风气未盛、科举积淀尚处薄弱的状况。正统、景泰、天顺时期庶吉士出身于进士家族者虽从无到有，但由于科举积淀仍欠深厚，故仅占同期庶吉士总数的6.5％，而庶吉士家族尚付阙如。成化以后，出身于进士家族的庶吉士骤然增多，成化朝占同期庶吉士总数的28.71％，正德时更高达31.25％，嘉靖至崇祯朝则平均保持在23.8％上下；与此同时，出身于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也从无到有，成化朝占同期庶吉士总数的4.95％，隆庆时高达6.67％，两者共同反映了明代科举已进入长期稳定的鼎盛时期。
其三，庶吉士相比于二、三甲进士有更高的家族承袭性。据笔者对明代自永乐至崇祯52科14763名进士上三代功名状况的统计，可知有1902名进士出身于进士家族，占统计进士总数的12.88％。其中，一、二、三甲进士出自进士家族者分别为32名、673名、1197名，各占同甲进士总数的20.51％、16.75％和13.3％。成化后，进士出自进士家族者占14.04％，其中一、二、三甲进士分别占26.67％、18.69％和11.22％。(41)而本文表6显示明代出身于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为249名，占庶吉士总数的17.54％；成化后，平均为24.8％。以上数据表明，庶吉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高于二、三甲进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而低于一甲进士出自进士家族的平均比例，恰与一甲进士、庶吉士、二甲进士、三甲进士的功名等次相对应，这说明庶吉士与一甲进士一样相对于二、三甲有更高的家族承袭性，反映出进士家族在考选庶吉士的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具体表现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进士家族拥有良好的文化积淀、应举氛围和优越的物质条件。一个家族能考出一名进士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并有若干获得秀才、监生、举人等功名的士子作为基础和支撑。如据《粤西丛载》，成化二十三年丁未科庶吉士蒋冕，广西全州人，其同姓族人在成化至万历间先后有十余人中进士，就是以“举人复百人”为基础的。(42)在明代，竞取科举功名已成为士人提高和维护社会地位的主要甚至唯一手段，而进士家族一般都是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所有这些，无疑都为其子弟应试提供了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
其次是进士家族拥有明显的政治资源优势。考选庶吉士，虽总体上不能否认其公平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暗箱操作的因素。特别是天顺后，进士几乎垄断了自中央至地方所有的高级和重要官职，彼此间又以座主、门生、同年、同乡、同族和姻娅等关系结成广泛而牢固的交结网。在此情况下，进士家族一旦有子弟应试馆选，自然就会利用各种关系并使用各种手段助其中选。如嘉靖时考选庶吉士就“竞以贿营求”。(43)天启五年，御史张枢也指出该选之弊：“迩来人情递变，机智转多，或占风望气，借鼎于时流；或附势依荣，假缘于权贵；或工巧市之方，走未提于事始；或踵潜猎之术，操玄窍于机先；或以师生袭衣钵之传；或以闾里结金兰之契；或友以及友，声应气求；或亲以及亲，株连蔓引……”(44)崇祯四年，给事中吴执御就直接弹劾大学士周延儒“揽权雍蔽、植党徇私，会试、廷试、馆选首列，多出其乡”。(45)可见，在庶吉士考选中，相比于寒素之家，进士家族有着明显的政治资源优势。
五、庶吉士的户类构成及其特点
明代承袭元制，实行以籍定役、户籍世袭的制度。在民、军、匠、儒、盐、灶、医、官等“诸色人户”中，尤以前三类人户数量最多，三类中又以民户为主体，军户次之，匠户再次之。按永乐初年都御史陈瑛上言，“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46)也即军户“相当于当时全国著籍人户的五分之一”。(47)另据陈诗启研究，“明代属于匠籍的工匠，经常在三十万人左右”。(48)依每一匠户出工匠一名计，则匠户在全体人户中占比大致应为3％。由于军户、匠户须分别世袭承担沉重的军役和工役，对国家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故其实际社会地位曾长期低于民户。(49)但因其在法律上与民户一样具有良民身份，故又享有可以入学和参加科举的资格，这又为其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提供了可能。而据笔者统计，明代确有相当数量的庶吉士来自包括军、匠户在内的非民籍人户，其具体户类构成如表7。
上表共统计庶吉士1047人，占明代庶吉士总数的73.68％，大致能够反映明代庶吉士户类来源的基本状况。由表中数据可知，明代庶吉士的户类来源表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点：
其一，户类来源广泛。庶吉士分别来自民、军、匠、官、儒、医、盐、灶、富户、站户、良牧署等十余个户籍类别。其中，以民籍为主体，占比为59.22％，其他10个户类合计占比40.78％，也即有五分之二的庶吉士来自非民籍人户，庶吉士户类来源的十分广泛，显示出明代科举的高度开放性。
其二，军、匠籍庶吉士在庶吉士总数中所占比例皆超过军户、匠户各自在户籍总数中所占比例。其中，匠籍庶吉士超出匠户在户籍总数中所占比例0.52个百分点；而军籍庶吉士表现则更为突出，平均高出军户在户籍总数中占比11.81个百分点。若分时段考察，军、匠籍庶吉士占比则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变化曲线，从而使该特点更为突出，即永乐九年至宣德八年间5科军、匠籍庶吉士分别平均占比为21.31％和1.64％，万历二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间7科分别平均占比为25.85％和0.68％；而自正统元年至万历二十年间33科分别平均占比则为34.58％和4.37％，军籍庶吉士平均高出军户在户籍总数中占比14.58个百分点，匠籍庶吉士平均高出匠户在户籍总数中占比1.37个百分点。再从庶吉士阁臣的户籍类别考察，可知军籍庶吉士阁臣至少19名，占庶吉士阁臣总数的21.84％，匠籍庶吉士阁臣至少5名，占庶吉士阁臣总数的5.75％，分别高出军、匠户在各自户类中占比1.84和2.75个百分点。(50)
匠籍特别是军籍人户在科举竞争中取得的上述超凡成绩，显示出军、匠籍人户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户类更高的社会流动率；证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比地位较高的人群总体说来具有更为强烈的上升欲望并会为此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而明代科举恰为这种努力和上升的实现提供了稳定而公正的渠道和制度保障，成为明代统治者常规、有序地从社会下层吸收精英分子以保持官员队伍活力和社会凝聚力的得力工具。
六、结语
从上述对明代庶吉士群体构成计量分析及其特点的考证中，笔者认为有六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具体表现在：
一是庶吉士种类由多种归于一种，既反映了明代庶吉士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时段的不稳定过程，又反映了明代统治者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和努力（“传奉”类除外），使其最终定格在“直接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送翰林院进学”这一模式上。应该说，这是该类庶吉士无论在选拔、培养方式、还是在自身文化素养等方面相比其他类别庶吉士具有明显优越性的必然结果。明代庶吉士群体的构成状况及其特点，尤其是该群体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几乎完全是由该类庶吉士的状况与作用决定的。清代考选庶吉士即直接继承此制。
二是选拔的日益经常化和所选人才的精英性。明代虽还未能像清朝那样每科皆选庶吉士，但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进士总科次的68.18％；永乐后则为71.6％，其中直接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占62.96％；隆庆至明亡直接从新科进士中考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总科次的73.08％；若加上崇祯时期的“改革类”，则隆庆至明亡考选庶吉士的次数与进士科数之比达到84.62％。明显体现出庶吉士选拔日益经常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天顺后，各科所选庶吉士与同科二、三甲进士的比率也避免了此前的大起大落，最高者为嘉靖二十年辛丑科的11.19％，最低者为万历二十年壬辰科、二十三年乙未科的5.98％，平均比率为7.90％，大致保持在与其作为高层次精英人才相称的规模上。
三是庶吉士考选给二甲特别是三甲进士带来了难得的上升契机。庶吉士考选实际上是对二、三甲进士的一次再选拔。其中，半数以上的庶吉士来自三甲进士，在边远地区则有近70％的庶吉士来源于三甲进士，这说明庶吉士考选制度对于三甲进士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成为三甲进士尤其是边远落后地区的三甲进士进入统治高层尤其是内阁决策层的最主要通道。这不仅对于减少考试偶然性的负面影响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选拔边远落后地区人才进入统治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庶吉士来源的广泛性。这首先表现在地域来源的广泛上，全国各省、直都有庶吉士分布；特别是为边远和落后地区的进士入选，明廷还于正统后的某些科次采取了指定区域考取的措施，天启、崇祯间更实行了按省、直分配名额的办法；从而，使该选不仅成为各地区人才进入统治高层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成为北方、西北、西南地区以及其他边远省份人才进入统治集团核心的最主要通道，也为清代进一步完善庶吉士制度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其次表现在出身和户类来源的广泛上，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17.62％、出自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2.48％；而出自进士家族的庶吉士又以一代进士家族为主体、庶吉士家族绝无超过三代者；出自非民户的庶吉士占到了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二左右。所有这些，都表明该选确已成为明廷吸纳各阶层、各户类人才进入统治上层的得力工具；反映了明代社会具有很高的社会流动率。
五是庶吉士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出自浙、赣、闽、豫、鲁诸省和南、北直的庶吉士构成了明代庶吉士队伍的主体，而其余八省拥有庶吉士仅占庶吉士总数的五分之一强；但这一格局又与这些省、直在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程度和科举实力等方面在全国所处的地位相适应。
六是庶吉士选拔具有很高的公平性。表现为93.31％的庶吉士都是经考试产生，而以考试决定去取则是官僚体制下最为公平的甄选方式。
上述特点，不仅对改善明代高级官员尤其是统治集团核心成员的地域及其出身结构，实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人才之间的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增强朝廷凝聚力、稳定社会和巩固统一，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承蒙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注释：
①谢肇淛：《五杂俎》卷15《事部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16页。
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吴仁安《明清庶吉士制度拾零》（《安徽史学》1984年第1期）、《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明代庶吉士制度述论》（《史林》1997年第4期）；林桦《明代庶吉士制及其在仕进制度中的地位》（《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4期）；颜广文《明代庶吉士制度考评》（《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耿清珩《明代庶吉士述略》（《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董倩《明代庶吉士制度探析》（《社科纵横》1996年第4期）；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等文。另，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1-72页），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95-311页）皆有相关论述；吴宣德《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明代卷》有《明历届科举考选庶吉士情况表》，胪列明代永乐二年(1404)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共51科庶吉士人数，总计1204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4-456页）；郭培贵《明史选举志考论》有《明代历科会试、殿试、庶吉士录取名数表》，考证和统计明代庶吉士至少1421名（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0-421页）。
③郭培贵：《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文史》2007年第1期。
④参见《明熹宗实录》卷38,天启四年春正月庚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以下各朝《实录》皆引此本），第2230页；《明史》卷70《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1页。
⑤《明太宗实录》卷29，永乐二年三月己酉，第516-517页、卷52，永乐四年三月癸丑，第785页；谈迁：《国榷》卷13，永乐二年三月丁未、永乐二年四月甲申，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926、931页；《明宣宗实录》卷64，宣德五年三月己巳，第1523-1524页。
⑥其具体科名及各科人数见表1。邹长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认为从永乐至崇祯“有55科进行了馆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70页），耿清珩《明代庶吉士述略》认为从永乐二年至明亡，“考选庶吉士五十七届”（《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93页），王尊旺《明代庶吉士考论》则认为自永乐至崇祯“有54科选取了庶吉士”（《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第21页），皆不确。原因在于都没有对庶吉士的类别进行严格区分，如永乐年间共有8科庶吉士，其中真正经“考选”产生入翰林院“习文”、“习书”、“修书”或“进学”的只有5科，而永乐十年、十九年、二十二年3科俱为“改”进士为之的“专习译书”类；以上3文俱把此3科认作经“考选”产生的“进学”类，故误。
⑦《明太祖实录》卷172，洪武十八年三月丙子，第2627页。
⑧郭培贵：《明代科举史事编年考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23页。
⑨《明太宗实录》卷114，永乐九年三月甲戌，第1454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52《四译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85-1086页。
⑩4科单纯“专习译书”者，分别是永乐十年壬辰科18名、十九年辛丑科15名、二十二年甲辰科7名（分见《明太宗实录》卷126，永乐十年三月癸巳，第1576页；卷237，永乐十九年夏五月壬戌朔，第2273页；卷269，永乐二十二年春三月庚子，第2441页）和正统七年(1442)壬戌科1名（《明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夏四月己卯，第3202页；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3，《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史部，第828册，第256页）。6科与“进学”类同科者，分别为永乐九年辛卯科5名、十三年乙未科32名（分见《明太宗实录》卷114，永乐九年三月甲戌，第1454页；卷162，永乐十三年三月丁巳，第1839-1840页）、宣德二年（1427）丁未科1名（杨士奇等：《明宣宗实录》卷26，宣德二年三月辛丑，第679页）、正统元年丙辰科1名（《明英宗实录》卷140，正统十一年夏四月丁巳，第2776页；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3，第249页上）、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1名（《明宪宗实录》卷20，成化元年八月辛丑，第408页；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4，第291页上）和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1名（《明宪宗实录》卷46，成化三年九月己卯，第957-958页）。
(11)《明宣宗实录》卷107,宣德八年十一月己酉，第2392页。
(12)《明武宗实录》卷66，正德五年八月辛丑，第1448-1449页。
(13)崇祯七年至十三年，明思宗改革庶吉士考选制度：从往科进士出身且治行突出的“候考推官、知县及部属官中”考选“试馆员”或“翰林编、检官”，或从新科进士中钦选“检讨”。他们虽有“试馆员”或“翰林编、检官”等职衔，但实与此前庶吉士一样，依然“送馆教习”。故此，本文仍计入庶吉士之列。
(14)谈迁：《国榷》卷93，第5682页、卷96，第5808页；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附明朝历科题名（以下简称《碑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集部，第116册，第876-889页。
(15)谈迁：《国榷》卷96，第5807、5808、5811页；李周望：《碑录》，第891页。
(1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7《策士》，第116页。
(17)洪武三十年丁丑科分春、夏两榜，故为88科89榜。
(18)“1421名”仍只是一个“至少”的数字，而不是最终的结论。因“观政”类庶吉士理应包含全部“观政于近侍衙门”的进士，而本文仅统计了已知分属两科的8名，其实际数字应大于此。
(19)陈长文《明代科举中的“告殿”现象》一文考证明代89榜进士总数为24586名（参见氏著：《明代科举文献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44页），减去一甲进士267名，则二、三甲进士总数应为24319名。
(20)明代举人总数至少为102389人，则进士占了其中的24％，参见郭培贵：《明代乡试录取额数的变化及举人总数考述》，《东岳论丛》2010年第1期。
(21)据《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五年三月己巳，选庚戌科进士萨琦等8人为庶吉士（卷64，第1523-1524页）；八年十一月甲辰，复选庚戌科进士赖世龙等7人为庶吉士（卷107，第2390页）；己酉，又选该科进士胡端祯等3人为庶吉士（卷107，第2392页）；九年八月癸丑，再选该科进士陈惠为庶吉士（卷112，第2526页）。
(22)据谈迁《国榷》载，崇祯元年六月辛亥，考选进士方拱乾等30人为庶吉士（卷89，第5446页）；四年六月己巳，考选进士吴桢等22人为庶吉士（卷91，第5566页）；七年十二月丁酉，从进士出身且治行突出的推官、知县中，考选“试馆员”13人送馆教习（卷93，第5682页）；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钦定在京候考及已推部属等官“曾就义等10人为翰林编、检官，仍送馆教习”（卷96，第5808页）；十三年庚辰科，亲拔新进士赵玉森等5人为检讨，命蒋德憬、王锡衮教习之（卷96，第5811页）；十六年十一月辛亥，考选新进士朱积等36人为庶吉士（卷99，第6002-6003页）。六次共选116人。
(23)王恕：《王端毅奏议》卷7《吏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7册，第593页下。
(24)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5《选官》，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4页。
(25)51科三甲进士共11180人，二甲进士共3848人。
(26)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19《户部六·户口一·户口总数》，第125、126页。
(27)据笔者统计，在北直164名庶吉士中，双籍和外籍庶吉士有81名，占其总数的49.39％。在这81名双籍和外籍庶吉士中，来自南直23名、浙江19名、江西7名、湖广6名、山西6名、山东5名、福建4名、河南4名、陕西3名、广东3名、四川1名。
(28)乾隆《贵州通志》卷26《选举》“进士”条载明代贵州进士为102名，但据笔者考证，实应为96人，参见郭培贵：《关于明代科举研究中几个流行观点的商榷》，《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29)乾隆《浙江通志》卷134-141《明举人》载，明代浙江在本省考中举人又中进士者共3017名（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第492-667页）；又据本文表3，可知其中庶吉士为207名，占进士总数的6.86％。
(30)申时行等：万历《明会典》卷77《会试》，第450页。明廷划定的南卷地区包括南直之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扬州、淮安、池州、太平、宁国、徽州共11府和广德1州以及浙江、江西、湖广、广东4省，北卷地区包括北直、山东、山西、河南、陕西5直省，中卷地区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4省和南直之凤阳、庐州、安庆3府及徐、滁、和3州。
(31)《明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四月癸酉，第3199-3200页。
(32)《明史》卷176《彭时传》，第4683页。
(33)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2《翰林院·庶吉士》，第504页。
(34)廖道南等：《殿阁词林记》卷2《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2册，第152页。
(35)《景泰五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36)《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73页。
(37)《景泰二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8页。
(38)《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39页；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卷10《嘉靖七年戊子科》，第156页。
(3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2《科试考二》，第1573页。
(40)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统计明代阁臣共164人（包括未到任的席书、潘晟），其中一甲进士出身者41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4-378页）笔者统计明代实任阁臣共162人（不计席书、潘晟），其中一甲进士出身者42人（不计榜眼潘晟，计入王氏漏计的探花袁炜、吴宗达）。详见郭培贵：《明史选举志笺正》附《历科一甲进士入阁表》，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1-215页。
(41)统计依据明代现存各科《进士登科录》、《进士履历便览》以及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盛子邺《类姓登科考》、李周望《碑录》以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清官修畿辅和各省《通志》中的《选举志》与人物传记等文献中的相关资料。为节省篇幅，此处仅述统计结果，而略去考证和统计过程。
(42)汪森：《粤西丛载》卷9《阁臣世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7册，第487页上。
(43)《明世宗实录》卷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丁酉，第8385页。
(44)《明熹宗实录》卷60，天启五年六月庚辰，第2792-2793页。
(45)《崇祯实录》卷4，崇祯四年八月己酉，第130-131页。
(46)《明太宗实录》卷33，永乐二年八月庚寅，第589页；《明太宗实录校勘记》，第168页。
(47)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1页。
(48)陈诗启：《从明代官手工业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49)详见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第7章《军户与社会变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03-461页；王毓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上》第5章第2节《明代的工匠制度》，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435-457页。
(50)因阁臣解缙、萧镃分别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庶吉士和宣德二年丁未科庶吉士，而该两科《进士登科录》俱阙，李周望《碑录》和其他相关文献亦未提供该两人的户籍信息，故无从判断该两人的户籍类别，此处只能言“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