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的兑现——从泰铢贬值看东南亚面临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危机论文,模式论文,泰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风暴
1997以来，国际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泰铢被迫贬值造成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了。
对此次危机的成因，众说纷纭，大致可归结出三点主要原因。
（一）汇率机制未能适时适度进行调整。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既体现着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同时也体现着一国的经济实力。汇率机制作为一个国家经济调控的手段和杠杆，它不仅直接影响对外贸易、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的平衡，而且对货币的流通和通货膨胀也会有直接的作用。汇率机制的变动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其稳定和变动都可促进经济的发展。泰国等东盟国家自70年代末以来实行盯住美元汇率体制，曾为其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然而自1995年以来，美元强劲升值及泰国等东盟国家赤字高企等因素，造成以泰铢为代表的东盟国家货币币值被严重高估。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显得不合时宜，各国被迫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
（二）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增长举步维艰，经常项目赤字激增，外债额高企，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泰国等东盟国家的出口受到近年全球电子业不景气的影响，欲振乏力。而进口额却继续快速增长，从而维持了近年泰国经济的高增长。这种格局使得其经常项目赤字激增，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些严重削弱了其货币的经济基础。
（三）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具有根本性的原因，那就是长期以来被东亚经济高速成长的繁荣局面所掩盖的整个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东亚模式怎么了
（一）克鲁格曼的预言
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西方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的状态，而除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继续保持7%左右的高成长率外， 新兴的泰国、印尼、马来西来等国出现了每年7－9%的经济高速增长，颇引人注目。国际评论家们受此吸引，纷纷看好东南亚经济，各种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探讨也纷纷出笼。
然而在这一片叫好声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却发出了与众人极不协调的言论。克鲁格曼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不能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他的这种看法使他遭到整个亚洲的敌视。许多东南亚政治家甚至认为他代表了西方嫉妒、诋毁亚洲的成功的顽固势力。
一年以后，东南亚的灾难使得克鲁格曼的预言得到了兑现。克鲁格曼不是未卜先知的巫师。他是一位有着良好学术素养与学术道德的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看法是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的冷静的结论。与这样的经济学家相比，显示了那些指责他的政治家们偏激与缺乏经济学学识。我们理论界有责任用经济学的眼光去重新审视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尽可能使我们中国少走些弯路。
（二）东亚模式的要点
要对东亚增长模式作出客观的评判，首先要明确东亚模式究竟是什么。不少学者将东亚模式归结为：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举利用外资，温和的通货膨胀率，教育比较普及和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干预，儒家文化等因素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东南亚的增长模式属于这一范畴。
（三）成功的背景
我们认为，东亚经济是一个区域经济，这里所指的东亚地区主要包括日本、“四小龙”、东盟“四小虎”和中国。东亚经济的成功背景应从三个层次来作一个简要概述。
第一层次，即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东亚各国普遍拥有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实行坚定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重视发展教育，通货膨胀较温和，吸引外资的政策灵活而富有实效。
第二层次，即内部增长机制。对此理论界的探讨可归结为产品周期理论或雁行理论，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又名喷泉模式。南开大学的薛敬孝教授则提出了东亚增长机制是一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分工、市场、投资、技术转移和经济周期（阶段性因素）的咬合、联动的动态经济增长机制。这一理论对90年代前后开始的东亚经济内部化、整体性的增长作出了更好的说明。
第三层次，即在全球范围内，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对这一区域的影响。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一直较为宽松。东亚经济特别是东南亚经济在这一环境中得以迅速成长。国际舆论对东南亚经济也极为看好。东亚各国在国际投资者心目中的形象也较佳，使得其可以较轻松地获得各种资本，促进了其经济增长。
（四）时易，势移
现在，我们重新审视东亚经济成功背景的三个层次，会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正所谓时易势移，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许多要素发生了变化，使得克鲁格曼的预言不幸地开始兑现了。
在第一层次，即基础条件上，大多数要素依然有效。长期的基本因素仍存在，如强势而稳定的政府，人口年轻，重视教育等。然而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许多重要因素却发生了变化。
在第二层次的内在增长机制中，多发性增长源依然有效。雁行模式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咬合、联动现象也发生了趋向于脱节的变化。
雁行模式将日本视为东亚经济增长的牵引车。由日本经“四小龙”而至“四小虎”产生一个雁行式的产业阶梯。然而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一场严重而深刻的经济危机。迄今尚未能自拔。日本经济的危机使其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火车头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动摇。雁行模式无法再继续顺利进行产业转移。薛敬孝教授提出的咬合、联动的东亚市场，分工和投资受到日本经济衰退的打击而趋于脱节。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处于产业分工第三层次的东南亚国家经受了剧烈的市场冲击。四小龙的经济日益显示出其独立性，逐步脱离了原有的东亚产业分工链。
在第三层次，即经济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东欧经济改革的成功，欧洲的投资更多地流向东欧新兴市场国家，其产品进口也更多地来自东欧、拉美地区。进入90年代后，经济也逐渐复苏，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纵观世界，原先在东亚国家享有的独特的投资优势受到了东欧、拉美及南部非洲国家的冲击。外资不再增长，甚至有所退出。在世界市场方面，由于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美加墨共同市场的建设，这两大东亚国家主要的出口市场的贸易壁垒日益加强。中国出口的迅速增长也挤占了原先东盟各国的部分出口市场。这些因素使得东亚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出口困难。
（五）货币危机引发的东南亚国家的两难处境
各种形势变化引起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终于被泰铢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引发了。东南亚国家首当其冲，面临着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
东亚模式自日本首创，以“四小龙”发扬光大，继而由东南亚“四小虎”及中国大陆推向顶峰，其成功已历时四十年。在这种三级传递中，东南亚各国起步最迟，刚度过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期便面临着东亚模式本身的危机。
全球投资者是冷酷无情的，实事求是的和有时候不合理的仔细观察已揭露了这个地区多年的迅猛增长所掩盖的东西，严重缺乏经济纪律，大量勤劳廉价的劳动力曾使这个地区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优势，现在这种优势已向北转移到邻近的中国。希望同亚洲共享经济繁荣的局外人的投资也大部分转移到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外资不仅没有加强劳动力和使工厂现代化，反而使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到难以维持的水平，当泡沫破裂的时候，受害的是经济。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必须经过一个清醒时期。东南亚已经开始意识到，金融规章和经济管理在经济增长方面不会再处于次要地位。
在东亚，90年代普遍放松银根的情况导致资金投入低收益的企业，如钢铁业和化工业。泰国从1992年开始放宽限制，允许国内投资者通过曼谷国际银行获取低息的外国资金。但是它犯了个错误，让泰国铢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泰国人对货币贬值问题根本不关心，轻率地大量借钱，没有采取任何预防风险措施。流入泰国的美元利率大大低于国内银行提供的美元利率。1992年泰国的外债为200亿美元，1995年底便增加到750亿美元。就连差瓦立总理都承认，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当贷款利率陡然下降时，人们对许多收益很差的行业投入了资金。在泰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股票的收益率从1990年的26.6%下降到1996年的7.7%。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资本投向了贪得无厌的钢铁业和化工业。
东亚模式中对外资的依赖的脆弱性在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暴露无遗，再加上国际市场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使得东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面临着增长模式的危机。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克鲁格曼的预言无情地兑现了。
三、唯一的出路——对东亚模式进行扬弃
东南亚国家要走出困境，必须对其赖以成功的东亚模式进行反思，进行适时的扬弃。
（一）加速提升产业结构
东南亚处于雁行结构第三层次，十余年的经济成功得益于这种产业分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是日本和“四小龙”走过的成功之路，然而随着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生产能力越来越过剩，使得东南亚国家相对较高的人工费用已不具有竞争优势。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发展，迫使东南亚国家必须提前跨越雁行结构，加速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同时，须推行管理现代化，使得其由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二）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东亚模式中大量吸引外资，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曾经是东亚各国屡试不爽的重要经验，随着中国、拉美及东欧新兴市场国家的兴起，国际长期资本不再将东南亚作为唯一的最佳选择，逐渐向上述地区分流。而短期金融资本又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投机性。东南亚此次金融危机便是由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所直接引发的。外资的大量抽逃又加剧了经济的危机，东盟各国必须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如何适度利用外资值得研究。
（三）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
欧盟、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南方共同市场，西非共同体、东盟等一体化组织方兴未艾。一体化的同时加强了对外的贸易壁垒。东亚经济是三大区（欧盟、北美、东亚）中最有经济活力与前途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地区。东亚的出口主要依赖于北美和欧盟两大市场，未充分挖掘本区域内部的潜力。随着欧盟和北美各自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贸易壁垒日益加强。东亚的出口增长在1996年下半年已降到零。美国进口不断增加的份额来自拉美和中国，而欧洲的进口正越来越多地来自东欧。东亚经济的雁行结构互补性很强，具有一体化的现实可能性，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东亚经济加速一体化成了燃眉之急。
通过这种一体化可以使已松动的东亚咬合增长机制得以恢复加强。
（四）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
近年来，东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国因素的作用在增强。这可以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反映出来。1992年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额达1035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对东亚的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的增长率比对世界的这三项指标的增长率分别高7.22、1.26和18.08 个百分点， 并且， 中国对东亚的三个指标占对世界的三比例在1990年分别为59.5%、65.98%、51.99%，1995年分别为67.5%、 62.31%、61.53%。可见，中国对东亚的贸易和对世界的贸易相比，进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更多的份额和有更高的进口增长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市场通过贸易，特别是进口来增加对东亚经济的强拉动力。
在投资方面，世界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1995年增长了2.61倍，而东亚对中国的这一投资数额却增长了36.12倍。其中， 日本增加了0.4倍，“四小龙”增长了2.35倍，东盟则比1990年增长了25.42倍。东亚占中国吸引外资的89.21%。以上说明， 在中国的外资中东亚占了绝大部分，并且仍在快速增长。东亚对中国的投资一方面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注入了强大的推力，另一方面它也从中国方面得到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更新，开辟市场的拉力。
我们从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中，可以看到中国和东亚之间存在着中国市场拉动和东亚投资推动的两个强力，即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增长，也拉动了东亚经济的整体增长。中国经济已成为东亚乃至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从长期看，中国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将加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加速产业升级摆脱困境具有极大的作用。中国应该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南亚各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五）必须坚持东亚模式的几点基本制度基础
东南亚各国必须意识到，东亚模式的一些基本制度基础还是要坚持下去。各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基本因素依然有效——稳定的强势政府，外向型经济，积极推行市场化，重视教育。这些基本因素不能丢弃，尽管其外向型经济应当注重东亚区域一体化。
（六）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已经看到，这场由泰铢危机引发的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并非是一个国家的现象，而是一个地区性的整体现象，它反映出在变化了的国内因素和国际环境下，原有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危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东亚模式的影响，而且接近于东南亚各国。中国应及时从这次东南亚危机中得到借鉴和启示，迟早从外延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避免克鲁格曼预言的再一次兑现。可以看到，在经过阵痛之后，对东亚模式作出适时的调整，东亚包括东南亚的经济仍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将融入这一新的增长格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