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想象：从西方公众的视角解读中国高等教育_中国模式论文

他者的想象：西方公众视域下的中国高等教育之“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公众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关注，西方对于中国的这一崛起进行了细致分析，大多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及市场化的出色表现有着很大的联系，也通过各大公众渠道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这些报道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使得中国不再成为“世界工厂”，而是通过高等教育对生产模式以及科技信息化转型的推动作用，使得中国成功地加入到了全球化潮流竞争当中。在此背景之下，西方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探讨也逐渐现诸于西方各媒体中，形成了基于西方自身系统的一套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形象认知，也建构了一个西方视域中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面貌。在当下，对于这一西方想象的再解读尤为有必要，便于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好地认识自身特质，从而探索出一条自身合适的发展之途。

      一、想象的建构基础

      (一)评论的建构基础

      大致而言，西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建构大多以媒体的一系列评论为主，这一类西方媒体大致为《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世界大学新闻》(The University World News)、《英国卫报》(The Guardian)、《英国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环球邮报》(The Global and Mail)等媒介，这些主流媒介分散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在这些英美为主的媒体关注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形象作为西方高等教育的“镜像他者”，一直被塑造出一种复杂的面貌。归纳来看，西方公众媒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所发表的评论或报道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通过经济层面检视中西方留学市场的动态关系，从而决定对中方高等教育的评价与认识；第二，逐渐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对于西方高等教育赞否交织的态度，从而反思西方自身高等教育的模式；第三，着重于与其他“他者”再比较进而谋求一种中国高等教育的“相对形象”或相对地位的认知。可以说，西方的公众大多是以一种外围观察路径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检视，辅之以中西方高等教育合作关系来进行对“他者”存在特质的解读。很显然这一部分解读并不能够对西方的评论逐一陈列，然而弱水三千取一瓢饮，这部分最为主要的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形象建构的解读，无疑对于当前中国更好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认识自身系统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也有必要以西方的解读为对照用以反思中国自身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问题所在。

      (二)理论的建构基础

      “他者”的概念模式，主要来源于福柯(Michel Foucault)与萨义德(Edward W.Said)的理论，是指一种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而塑造出的一种不同于自身的文化。在这种概念模式中，“他者”的这一形象，与所指涉的现实对象并无实质性必然的联系，却更多地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观念、想象、价值甚至是主观情感。因此，出于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观念，相对于西方的“高等教育自我”，存在一个以东方世界为主的“他者”的高等教育客体的存在，基于这一“自我”与“他者”的框架之下，“自我”对于“他者”的描述、判断、评价不免存在一定的想象性质，其中也同时反映出某种自我投射，在这种框架理解之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形象，不免变得晦暗不明，也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失去了自我发声的途径。但中国高等教育的形象，又是一个显性的问题，对高等教育完满形象的求证，无论何时都是深深嵌入国家的各级各类教育战略规划之中，也逐渐内化成为民族意识下的一种真切期望。鉴于此，对于这种完满形象的求证应是一种“内发而自生”的模式，其求证模式的过程也必然期冀中西双方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对话”，以便在事实中进行此种基于“他者视域”之下形象的真实解构，用以阐明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最为真切的存在特质。

      二、想象式建构：西方视域下“他者”之形象

      (一)复杂的情绪：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爱与怨”

      如何看待“他者”的形象，最为直观且便捷的即是通过“我者”与“他者”相互联系纽带为主轴而进行。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与西方相联系的纽带呈现出一种不甚平衡的经济型关系，随着留学逐渐演变为西方经济市场中的一项商品，这种不平衡的关系更加明显，自然也使得商品的提供者呈现出了复杂的情绪。例如，自2012年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始，[1]西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评论纷纷见诸报端，公众普遍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在近20年间表现“可圈可点”，然而就年均增长率而言，也仅仅为出国留学生群体比例的一半。尽管中国的每一间大学都在重振自身教学质量，但国内留学的热情并没有冷却，反而愈演愈烈，这无疑说明有更多的中国学生抛弃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仅仅是“为他人作嫁衣”。[2]面对涌向全球高等教育市场的众多中国学子，英国则首先在媒体上摆出了最强的“闭国姿态”，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留学生、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场争论。首先英国的教育分析师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引得本国经济衰退，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雄风不再，鉴于西方财政严峻挑战、竞争格局及复杂的教育市场，一种短期主义的风气在国际招生市场上弥漫开来，许多学院和大学不得不采取目光短浅的招生策略以作为应对困境的权宜之计，纷纷将目标转向了招收中国留学生。鉴于此，英国高等教育款项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在2014年度的最新报告中进一步指出[3]：

      由于英国研究生来源过于依赖一个国家——中国，其学生招收数量几乎与英国本土学生人数持平。仅在2012至2013年间，英国的国际和欧盟研究生人数分别上升了6%及l%，共达103680人，这当中几乎有近一半的增长主要来源于中国学生(增加了2615人，至2013年增长的总数达到了31195人)，且数量有逐渐爆棚的趋势，这一趋势无疑会导致国际生源质量急剧下降、也容易使英国大学名誉受损。并且大学招生委员会缺乏策略又孤军奋战，盲目地招收“过多的中国国际学生”，这一冒险行为无疑是风险与代价极大的“试错”(risky and expensive trial-and-error)，因为“某些其他”国家高等教育质量并不能够很好的受到保障，倘若扩大这些国家的招生人数，势必为英国高等教育带来伤害。

      然而，这样的消息一出，即引起了一系列公众舆论的反弹，英国大学校长联盟(Union of Universities Principles in UK)首席执行官丹德里奇(Dr.Nicola Dandridge)随即通过当地媒体《经济时报》提出反对意见[4]：

      倘若我们执行留学生招生的收紧政策，势必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因为欧盟以外的学生需要支付比本地学生高得多的学费，而对这部分学生的充分利用，能使我国的国家财政负担得到缓解。

      除了英国，美国作为中国留学最重要的输出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招生政策也同样关注，纷纷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世界大学新闻》等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媒介中发布相关对于中国申请者的招生及移民信息，这些评论可谓“笔墨不虚掷”。其内容多是在论及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同时，通过“中美高等教育合作”这一关系进行构建的，这部分论调一方面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为本科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以提供合格的国外院校申请人；另一方面则是与“经费”进行关联，指出需要中方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以便西方能够招收到高质量的中国留学生。因此，英美各国在公众媒体之下呈现出了一种对中国高等教育“爱怨交加”的复杂情绪：一方面试图凭借自身教育之于全球独特的领先地位，通过招收中国留学生以缓解财政压力，来实现国家成功摆脱经济负担的目标，并谋教育市场优势地位的再一步确立与巩固；另一方面又难免需要放下长期以来欧美各高校所固有的“矜持”，勉强招收中国“貌似落后”的高等教育系统培养出的学子，可谓一方是经济的诱惑，一方面又是自身教育质量受损的风险，这对西方为主体的高等院校而言，无疑是两难的选择。

      (二)中方冷却的热情：西方自我反思的开端

      国内的每一次政潮变动，都引起西方公众不小的关注。由于西方对于国内的关注长久以来过多聚焦于政治层面，因此每一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解读，也不免蒙上厚厚的政治“薄雾”。纵观西方各公众媒体，自2011年至2014年所发布的一系列评论，多数公众评论将中国高等教育十分生硬地置于“民主人权”或是所谓的“党派主义”的显微镜之下进行检视，在这一系列公众媒体发布的声音中，大多评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知识独立、学术自由方面表现仍然差强人意，[5]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并不具备“软实力”。另外，中国除了缺乏引领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之外，最重要的缺憾在于仍然缺乏相应的科研基础，自身体制也明显缺乏吸引力。倘若中国需要成为一个能驾驭全球化的大国，自身的高等教育系统则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国际观的高端人才，而事实上中国最缺这类人才。中国之所以缺乏高端人才，不仅仅是由于狭隘的民族情绪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精英的国际观，同时更是因为过时、腐败、无能和低效的高等教育体系缺乏培养这类人才的能力，从而造成了国内人才稀缺这一现实——而假如论及合格的人才，也仅仅只有国外高等教育系统培养下的“海归”才能够为中国弥补了一些高端人才的缺口，[6]因而中国的高等教育正走入一种发展困境中。[7]与此同时，当2014年度诺贝尔奖评选落下帷幕之后，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BBC)针对中国为何难出诺贝尔人才发表了一系列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8]：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培育体制还是没有以科学家、以科学为本位，而是一种官本位。无论是资源的分配还是社会上对中国培养人才的承认，都是引导着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科学家朝官本位的方向走。这明显分散了科学家的精力，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是为官员服务，而不是官员为高等教育服务——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有趣的是，当西方外界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严重质疑的时候，中国所发出的一系列报道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一问题，而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与评估说明了自身的态度。2012年度教育部发布了一项《全国对于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年度报告书》，该《报告书》称该年度对中外合作的100个项目进行了评估，认证结果仅仅有49个是合格的，根据现今国内的有关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余下的合作项目则将极有可能面临裁撤的命运。教育部同时在每一季度更新国家承认的国外院校名单，意在使拟赴外国留学的家长学生分辨鱼目混杂的海外教育市场。[9]很显然，面对西方的各种批评任何正面的回应都无济于事，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亟需做的就是客观且冷静审慎地走“自己的路”，这一条“自己的路”需要反思囫囵吞枣一味输入欧美教育模式的不当结果，更需要将对西方高等教育模式的热情崇拜降温——这一降温最为直接地体现在赴美留学人数的变化之上。据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US 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在2014年底公布的国际教育数据中称[10]：

      该年度在美研究生院首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呈现下滑趋势，这是十年来的首次留学生人数下降，除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而使得适龄申请生人数下降的这一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学生如今有了更多的选择，美国并非是他们的唯一出路。

      与此同时，西方开始自我反思：中国高等教育“学政挂钩”模式是否真就一无是处？中国对于西方批评的冷静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否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不再对欧美教育马首是瞻？面临亚洲的崛起，欧美高等教育的优势能尚存多久？尤其是自2006年起，中国发布的《第十五个科技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明确指出了需要在2020年前建设成为“创新型社会”(Innovation-oriented Society)，2050年前成为“科学技术世界领域的领导者”，同时将科研经费从2005年占GDP总量的1.34%提升至2.5%等一系列目标，这些在西方看来“不可思议”的宏大目标倘若不与强大的“政治与政策”相挂钩，注定是难以完成的，而假如这些目标一旦被中国高等教育所实现，则对美国教育体制而言无疑是一记“响钟(Wake-up Call)”，也将会是对“美国梦”的一个极大威胁”。[11]

      (三)“他者”与其他“他者”的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不仅仅是西方公众视野下教育评价的惟一“他者”，在西方评价模式中同样也存在着其他的“他者”。例如同是“金砖五国”(BRICS)成员，且地缘、经济、近代历史变迁等方面的相似性，使得印度具有了与“他者”最为契合的特性得以与中国进行比较，从而率先进入到了西方公众的视野中。据2008年由美国学者沃德曼博士(Dr.Cliff Waldman)发布了一项名为《中国教育成就：全球竞争、社会稳定与长期发展启示录》(China’s Educational Performance：Implications for global competitiveness，social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在近十年间的卓越表现：自1999年起至2005年间高等教育入学率即从6%上升到20%，大大超过了印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11%)；同时中国的教育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例如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大学排名榜单上，中国内地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两所高校在排名榜中列榜首，在全球排行榜中列46与48名。反观最具希望与中国竞争的印度，却表现平平，印度在QS世界大学排名榜中(QS Worldwide Top University Rankings)，尚未有一所院校能够闯入世界前100强——即使是全国最好的印度帝国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仅仅排在世界第130名，因此无论是高等教育普及率或是大学质量都远远落后于中国。[12]对于此，世界知名高等教育比较专家阿尔巴赫(Philip G.Altbach)对印度表现弱于中国的这一现象表示担忧[13]：

      诚然，高等院校的声誉是一方面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则是印度高校排名的落后将会深刻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分配：一方面体现在现阶段印度对于留学生的吸引力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一严峻现实明显显现在过去一年中的数据上，例如美国学生赴印度的留学生数量仅仅排在世界第13名，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吸引了相当于这一数字三倍的留学生，稳居于世界第5位；印度之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弱势，另一方面会使得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这样庞大的教育系统获得更多的资源，一旦中国获得更多资源，势必会让印度高等教育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正是由于西方普遍将中国列为印度的比较对象，印度方面也明显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数量是我国印度的三倍，无论是高等的教育表现或者是博士生培养数量，我们无疑都远远落后了，因此我国需要奋起直追来追赶中国这一最大劲敌。”[14]

      表1 美国学生国外留学目的地数量(2012-2013年度)[15]

      

      资料来源：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Top 25 Destinations of U.S.Study Abroad Students(2012-2013)[EB/OL].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4-03-19)[2015-05-24].http://www.iie.org/opendoors.

      在西方的公众视域之下，中国高等教育与印度相比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是有原因的。据美国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s Institute)董事长古德曼(Dr.Allan Goodman)称[16]：

      与印度相比，中国由于执行了很好的教育门户开放政策，使得过去十年间赴华留学的美国学生数量激增了五倍。同时中国还对国际学生提供了二万份的政府奖学金，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十万人留学中国计划”的这一目标将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这也将更好地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

      虽然，中国在高等教育的吸引力方面远超印度，但是印度并非是与中国得以相互比较的惟一“他者”。在西方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与英国及美国的教育系统相较而言，仍然处于十分弱势的地位，即使是亚洲区域的高等教育排名，中国也始终落后于近邦日本、韩国，甚至是新加坡的高校。西方认为在世界大学榜排名中，日本、新加坡、香港高校远远居于中国大陆顶级高校的前列，中国无论在高校教学科研、国际视野、科研产业收入、学术论文引用率方面均不占据任何优势，甚至中国的各类学术不端事件屡屡发生，让人不免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却信心，因此中国的高等教育无法与亚洲的其他顶尖高校相抗衡，距离崛起也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17]由一系列评论可见，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了西方视域中“他者”的客体，不仅仅与印度成为了相互比较的伙伴，更是在亚洲范围内成为了与其他东亚国家的比较伙伴，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被西方凝视，也被对象化，更被置于被比较的境地，通过与其他“他者”相互比较、相互衡量从而构成一套“他者的比较系统”，西方公众视域通过行使对这套系统的“裁判权”进行评价，从而凸显了其实质上的西方意识。[18]

      三、事实中的解构

      (一)被动的“他者”：独立性丧失的代价

      纵观以上西方公众领域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形象的解读，大多是通过一种“他者”的视域来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形塑的过程，也即是一种局限于借用思想文化思维基本设定的棱镜，同时辅以经济利益的谋求以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致路径，进而形塑一种对于“他者”教育系统的形象的方式。然而，从实质上而言，这一方式明显缺乏一种“内在性理路阐释”的构建，难免失却其公允性。中国的高等教育从萌生以来，大多是向外寻求良方的过程，正所谓国家欲谋富强，舍教育不为功，然而这一“外寻”的过程特性却存在一个致命性弱点——容易附着一种“文弱”特性。倘若将中国高等教育这一“文弱”特性置于中西方教育交流视域之下检视，正是对于西方的一种“依赖性”，而这一“依赖性”极容易使中国教育陷入受中西文化关系及现实所影响的境地。具体而言，一方面容易与国际现实产生割舍不掉的复杂联系；另一方面又极容易与留学国家产生一种“寄生”的关系，这种“寄生”关系就不免使中国失去自评的主导权，而落入被动接受“他评”的桎梏当中，失去主导权无疑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形象构建的“致命伤”。所谓“留学须试做过渡之资，乃求人之事，非为长久之计”，[19]当中国高等教育沦为附属，中国教育的发展免不了遭受打击从而缺乏自信，随之而来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极容易产生一种心境上的“迷失感”，这种“迷失感”最为显著地体现在文化判断失却自身主导性上，价值判断的东零西落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究竟如何寻求自身存在的位置成为现实中的一项难题。

      中国教育系统本身很显然长期以来存在着“自塑”与“他塑”两注激流，两注激流自始至终跟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嬗变历程而交互激荡，尽管在某一时刻具有一定的汇聚点，但中国与西方的高等教育最初设定路径本身就略有区别。大致而言，西方的高等教育使命在于学习者独立精神的释放与心灵的自由；中国高等教育其根本则基于知识分子立身、立言、立德而使“道统”得以传承。单就教育价值而言，上个世纪的学者就已清楚认识到[20]：

      英国在于“养成士君子之人格”；德国在于养成人民“军国民之意志”；美国则在于养成“自由共和国民”；日本在于养成“忠君爱国”人格；而中国的教育则在于“造国民性”，充分说明了中西方教育设定路径截然不同的现实。

      况且当教育历经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其内在特性也必定向不同途径延伸，因此现今在西方公众视域下，中国高等教育最新的内在使命是西方无法理解的，抑或是西方公众做出理解的尝试或努力仍然不足够。当然，在西方公众视域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他塑”过程，并非是中国高等教育变迁的被动接受模式(Passive Recipients)，在成为西方视域下的“他者”同时，必然产生“自塑”迁移的可能，两种塑造途径的融合如何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交互辉映，一切种种也均非易事。而事实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构建需要回归到“向内寻”的特质，更需要以一种“独立之姿态”完成，选择任何教育路径的长久之计仍在振兴国内高等教育，所谓是故“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主，而以留学为宾；当以留学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而不当以国内高等教育为留学之预备，留学者须以不留学为目的。”[21]

      (二)解读的两难特性：自我投射与绝对真理的缺失

      由于“西方描述之下的任何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是西方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一种方式，表现为西方文化潜意识中的欲望，也指向西方文化‘他者’的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22]因此对“他者”任何方面的解读，无疑都是实践中难为的尝试，其中缘由正是由于存在的这种主体的自我投射作用，这种作用容易造成一种真理缺失的现实。这一点在巴柔解释得尤为清楚：“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给了我，关于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23]基于这种认识，西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解读需要更进一步澄清：首先从辨证层面分析，西方所谓的知识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即是按照西方视域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解读”的那一套模式进行评价的，按照这个逻辑延伸，西方高等教育所拥有的恰恰是“他者”所缺乏的，那么西方公众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特性的解读就不仅仅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西方认为它“缺乏”什么。由此而来，作为西方视域下“他者”的中国高等教育的任何解读，一方面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动态转型事实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西方高等教育变化的“自我映射”，这种“映射”相较于西方对于中国的“他评”而言，或许更具有深刻的“自评”特性，而近年来西方高等教育改革停滞不前、与政府合作机会有限、就业市场的日益紧缩、学生高等教育贷款负担过重等一系列问题愈演愈烈，尚未找到合适途径以解决。由此可以说，西方视域下中国的知识独立、学术自由等方面的解读，也恰恰是西方文化潜意识中的一种欲望，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些深怀焦虑和不安全感的西方人一条出路或退路，同时也是那些深怀优越感的人一份自我安慰剂。”[24]

      其次，在对任何“他者”的解读过程中，主体性的评价准则从来都是无法客观绝对存在、也是无法检验的，同时更无法使用一种“同”与“异”的二元对立路径来确认主体自我性与客体他者性的正确与否，而事实上，任何主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宣称自己所坚守的那一套标准是具有范式效应的，只是不同的主体所持有的标准抑或路径不同。在西方视域的大背景下，由于每个“非西方”他者都是完整的个体，而主体的表象逻辑是无法透彻把握完整的他者，而理解的智性恰好仅建立在感知选择的基础之上，对客体的他者的某种表象进行选取与缩减才能够进入“认知视域”中，于是这种“认知视域”也就并不具备真理绝然惟一的特性。因此从西方公众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切解读中可见，对中国这一“他者”的理解倘若因为客观层面“认知视域”的缩减，在事实中脱离了对于“他者”文化主观与民族的生成因素等方面的考虑，则无疑会导致主体评价者认为自己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任何认知都是一条通往“绝对真理”的光明大道，而这个被“朝圣的真理”就正好坐落在西方学术殿堂，它貌似以知识、自由和科学的面目呈现，却又非常容易给人造成真理化假象，从而造成对“他者”形象解读难免失却其完整性，自然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价的公允全面性也大大打了折扣。[25]

      (三)不在场的第三者：沦为比较体制中的工具

      在新的时期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积极转型，这一教育系统正在谋求一条合适的路径，不仅仅是对于西方存在的重要的“他者”，而且力求使自身真正成为全球化教育浪潮中的一份子。在中国与西方两者的高等教育层面，虽然主体与“他者”之间基本的坐落关系某种层面上是冲突的，但在教育全球化进程中，建立在两个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之上的“对话”无疑在双边教育沟通中是奏效的。[26]在当下教育系统的“中心与边缘”来回转化的动态对话中，西方倘若通过与其他“他者”这一横向比较而对中国高等高等教育进行评价，这是有失公允的。教育本身就理应“无目的”，教育除了教育自身的目的之外，没有其余的附着目的，与其他“他者”比较自然不应该成为“解读”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衡量标准。实质上，上个世纪以来，西方自冷战之后的关注重点在于苏联，然而苏联的急速瓦解使得西方的“他者”角色地位突然空缺，西方逐渐开始关注到他认为值得关注的对象，由于苏联这一“他者的消逝”(Loss of the other)，又同时不具备其他相似的第三者存在的条件，于是中国不可避免地填补了“空缺”，这种“空缺”在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阐喻的正是一种西方认知的“他者”补偿机制，[27]藉由每一种文化的发展与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具有相互竞争关系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解构牵涉到与自身不同的特质不断地阐释与再阐释，于是“比较模式”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自我主体与“他者”某种特殊的关系构成。

      由于印度相较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之弱势，从而丧失了与西方比较的能力，但与中国相似的某些特质却依然存在，也就同时进入到了西方的视域之下，于是西方不得不在中国、欧美、印度数方主体之间来回选择，其比较标准也在各方主体的比较之中来回切换。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被置于比较与被比较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高等教育相对于西方而言，无疑是某种程度上“沉默的他者”，它不具有西方视域下发声的途径，因此西方演变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言人”，实质上也是西方从想象层面对“东方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再建构与再支配，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质上也仅仅成为了一种狭隘的“自我的他者”，而非宏观又包罗万象的“真正他者”。事实上无论哪一种形象与评价，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美国的还是德国的，最终都是一种建构与解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与再阐释，这种阐释与再阐释并非是仅仅通过比较方式而达成的。[28]正是如此，倘若任何主体一味地认为“人只有通过比较别人才能给自己下定义”是惟一的真理，正如一味认为“文明人只有通过想象疯子、监狱或者同性恋的关系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一样”的话，[29]则极容易落入一种困境，一种难以自知，又难以全面了解他者的困境。

      四、真正的自我：以己为镜再形塑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视野下的形象，既可爱却又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形象，在西方公众视域的想象之下，似乎有两个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一个是充满朝气与生机蓬勃、积极向上的新兴发展教育系统，一个又是政治挂帅固守自封的教育系统；一个是有着中国特质的高等教育系统，一个却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可以信手拈来与其他他者相比较“形象模糊”的个体，中国的高等教育形象投射于西方公众视域中，无疑是在这当中来回摇摆无所适从。在这样现状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仿佛一位在中西之间“夹缝中”艰难生存却又饱受指责而战战兢兢的孩童，他的“童年记忆”是极其不愉快的，他在担惊受怕中成长，也在“向西方看齐”与“走自己的路”之间频繁切换；而他却又仿佛是自强不息的孩子，在这样一个艰难童年中最重大任务就是充分地认识自己，关于自身的“终极之问”也无数次叩问着他：在“自评”与“他评”之间究竟该如何进行取舍和选择？在自身的发展及与他者横向比较的发展目标之中如何做出恰当平衡定位？在他者的想象与自我的事实之间如何能够保持清醒而不迷失？如何才能够以己为镜独立而坚毅地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途？

      自我与他者，这一对关系的探讨，并非决然归属于“科学主义研究范式”，而是历史客观进程与具体文化脉络相互作用的过程，纵观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其高等教育的变迁并非是本土自生的变迁，而是与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日益密切关联下的进程，因此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形态。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在历史长河中纠缠缠绕；中西文化异质特性在广阔地缘中冲突撞击，倘若仅仅只是通过某一局限的“外围观察”必然是无法足以解释的。同时也应该摒弃所谓的“批判主义范式”，应更多地力求从微观与内在途径(Internal Approaches)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进程，因此究竟对于“他者”的一系列解读，或许需要从更广阔的范畴来讨论，同时也需要不断追问与再追问某种阶段结论的可信性，且不断寻求最为可能、最为恰当的解释框架。倘若自身形象的构建与对方的遥想，能同时“宛如一片叶子展开所有植物丰富的经验世界一样”的话，[30]中国高等教育的形象才能得以从“断裂式碎片化”真正进化成为“客观而完整式”的形象。诚然，“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放在全球社会变迁的脉络上来处理的问题”[31]，正是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与社会、与世界相互勾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关系网，在这一关系网的中西双方张力之间，中国高等教育难免有着“紧张却又复杂”的心灵体验，这是一种文化或者教育的劣势，但却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最为独特的特质所在，正是由于免除了过于良善却又不切实际的教育诉求或讴歌，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才往往得以深刻体验自身范式转换中的每一份最切实的心境。随着今后全球化进程愈演愈烈，无疑仍然需要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进程中固守住自身最独特最纯真的特质(Persisting diversity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进而才能重塑极具特殊魅力的自我[32]，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同样需要追求一种真正平等的对话，并通过自发的范式革新将西方视域下的“他者(other)”地位转变为“他者(Other)”，才得以使强势的“西方自我”隐退，而使大写的真正“他者(Other)”得以完满呈现。[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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