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笔谈）——3.政治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路径论文,笔谈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初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占据着学术平台的重要位置，在近几年更是势头强劲，蔚然成风，成果引人注目。这种研究已经基本上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概念、性质的讨论甚至争论过渡到对人物、流派、命题的专题深度探讨。在这种探讨中，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伦理观、意识形态理论、文化批判理论等成为集中关注的问题和主要展开的视角，而政治哲学观却迟迟不能浮出水面。虽然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不断影响与刺激下，中国学术界在近些年开始注重政治哲学的研究，并使之不断升温，但讨论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平等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流派与学科的政治哲学观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政治哲学理论却较少关注。虽然陈振明等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尹树广著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陈炳辉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在不同程度上切近这一理论主题并引起了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学术兴趣，但总体考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因宏观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勃兴而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亦未赢获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对于推进方兴未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它是一条值得期待的路径。
相反，根据我的考察，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西语环境中，由于受深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传统的影响，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而且呈现出强盛势头，成为一个有生气的学术领域，成果丰富。这些研究往往与西方各种政治哲学传统交叉在一起，以现代性理论、批判理论、市民社会理论、民主理论、合法性理论等主题推进着，表现出明显的“学科间性”特征。德沃金、理查德·沃林、查尔斯·泰勒等一大批仍然活跃在当今学术舞台上的著名学者，引领着这种研究的潮流。国内与国外学术界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差距，更敦促我们去认真地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并由此而梳理各种异质性政治哲学支派和观点的复杂关系。
二
客观地讲，论及上述问题必然不能回避另一个很容易遭到人们质疑的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政治哲学？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政治哲学的解读是否具有合法性？此类问题的提出，不能说是多余的，因为若不能对政治哲学之一般性概念和政治哲学的出场背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话语语境加以界定与清理，的确容易造成理论概念上的误认与研究视线上的混乱。于是，我们非常有必要试着从下述方面厘清这一基础性的问题。
其一，在当下的学术谈论中，政治哲学虽然是一个语义含混甚至引发歧义的概念，但一般而论，正如政治哲学史大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言，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涵盖政治学的内容，是对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哲学包含了对重要政治现象的善恶评价，对政治价值的理性省思以及对政治理想的热切求证。尤为重要的是，政治哲学要为政治活动提供理念的支撑，它要论证“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建立和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政治制度，一个国家和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和实施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政策和政治措施，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政治行为”[1]。因此，凡是关乎阶级、国家、权力、 权利之行为导向以及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之价值导向的问题，都应当是政治哲学予以关涉的。就此而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论命题是与政治哲学的关涉范围相重合的。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的民主革命理论诉求到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话语再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要求，无一不被归于政治哲学学科之下。
其二，从主流政治哲学沉落起伏之背景面相观，问题则更易明察。众所周知，自黑格尔、马克思、托克维尔、密尔等人以不同路向开现代政治哲学之风潮以降，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哲学开始逐渐被冷落乃至被放逐，大有从此而销声匿迹之迹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实证主义知识原则和科学主义话语取代价值原则和人文主义话语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对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的替代。这一持续了百余年的思想状况在20世纪中前期终于有所转折，一大批以守护人文价值为己任的理论家，开始重新认识、反思与批判由于工具理性之胜利与扩张而导致的现代性文化危机，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涉入关于政治共同体之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的考辨与论析，正是在这一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政治哲学开始重新登场，并借助于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的壮大而再度复兴。不难考知，政治哲学从衰落到复兴的整个历程，恰恰是以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检讨近现代主导性知识原则和价值准则，关照现代人之生存状况，重塑乌托邦之理想性话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构成了整个幕后背景，政治哲学之败落与崛起，全都系于思想家与学人对现代性知识状况的不同回应。施特劳斯曾经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实质上，如果我们把当代政治哲学之思的思想起点视为施特劳斯所言西方人文知识分子对近代思想的质询与审问，那么，我们起码应当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现代性批判逻辑已无可争议地成为政治哲学之当代复兴的重要铺陈，甚或是重要话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以追逐政治之“应然”存在为旨归的现代性批判，不是由一种哲学力量单独发起，毋宁是一次思想的大合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凡此种种，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检思现代主义之科学理性，求证政治活动之妥当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我看来是主导性的，其领唱的位次是任何一种思想力量都不可替代的。我们很难设想，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那摧枯拉朽式的现代性批判，20世纪西方知识界何以能够强烈地感知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政治学在解决政治问题以及人之存在问题上的种种困难，政治哲学何以能够在一片欢呼声中重新亮相。在此，我们不妨择取法兰克福学派之批判理论为例来详加阐释。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掌门人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书中，对批判理论的概念、主题、功能及其特点等基本问题作过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细致的分析。根据霍克海默的界定，批判理论异质于19世纪以降堂而皇之地占据多门学科研究高位并成为一种统摄性思维方式的实证主义。在对待社会问题上，如果说实证主义主张像自然科学描述自然法则一样描述社会与政治法则，因而在逻辑上将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各种各样的统治与压迫看作是必然的趋势和事实，那么，与这种“冻结”社会本质的“合法性证明”相反，批判理论强调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和超越的眼光来看待资本主义，尤其是它的政治价值。而当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弗洛姆、本雅明、波洛克以及阿多诺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的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晚期资本主义的种种不合理状态以及其放大形式的启蒙现代性困境之时，这些理论家实际上在悄然地重构一种政治哲学的理论话语，同时也为其后种种政治哲学思潮之历史出场埋下了浓重的伏笔。
其三，学术界一个普遍性的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而言，实现了从政治学向哲学的过渡。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接受这一观点，那么我们自然没有理由继续追问“何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真的纯哲学化而不关怀政治追求了吗？显然，上述分析已经对此问题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若是再从传统沿承的视角来看，情况依然如此。如果我们承认，马克思所论社会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追求，那么，这一追求在马克思那里并没有止步，后来的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甚至青年哈贝马斯，都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理论追求，他们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批判，实际上也正是这一政治哲学追求使然。这充分表明，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学术界面上，并非像有些论者所指认的那样，是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进而言之，用政治哲学来读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绝不意味着用一种外在的思维范式来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中离析政治哲学思想资源。
三
我们要继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逻辑中，我们到底能够分解出何种类型的政治哲学思想？根据我的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虽然总体上如上文所论，是以现代性批判为主要背景依托的，但细而论之，则是在三种语境中形成的，因而呈现为三种异质性政治哲学取向：首先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哲学思考。这一取向基本上沿承了卢森堡开创的民主理论传统，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政权之民主视野的重要意义，注重从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向度定位革命与政权模式，因此，文化革命成为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哲学观的最终旨趣与总体视野，而市民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与民主理论等则构成其主要理论话语。然后是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期，以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背景下展开的政治哲学思考。这一取向以工具理性批判为主要理论基调，排斥资本主义同质性政治文化，因此，其批判矛头直指滥觞于工具理性之宰制性的现代性政治与文化困境，在某种程度上，强调对异质性政治价值观念的追求。第三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定位。这一取向既有哈贝马斯等人继续展开的对现代性困境和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批判，又有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那样思想勾连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文化政治学”（詹姆逊）与“激进民主理论”（拉克劳、墨菲）。与此同时，这一取向还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等西方20世纪后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形成了复杂的交锋与多样的融合，从而使主题更加宽广，视野更加开阔，表现出明显的跨学科特征。
这样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政治哲学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并不具有统一的理论命题，毋宁说，它随着具体理论语境的转换和理论家视野的更易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定向，言说不同的政治故事。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在一种缺乏历史性的视域中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而只能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空间中，具体地梳理其话语内涵。不过，与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支配性话语即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论辩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政治哲学的谈论还是呈现出自己相对特定的论调与方向。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在个人权利、机会平等、民主的公民资格等话语框架中创构政治哲学，那么，后者则主要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市民社会、文化批判等言说平台上进行政治哲学之建构的。因此，前者几乎不关注不同政治与社会制度如何变换的问题，而是预设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后者则在一定意义上思考社会主义怎样取代资本主义，进而思考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权利如何实现、正义如何获得。也因此，前者的社会批判性远不及后者强烈，虽然前者也时常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政治行为本身。除此之外，前者作为当下西方主流性政治哲学，根本上变换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议题与范式，虽然罗尔斯依然沿用契约论的哲学框架，而后者实际上仍然将“最好的政治秩序”这一古典政治哲学的关怀划定在自己的讨论圈中（哈贝马斯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构即是一个显证）。当然，正如上文所论，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都是在一种反实证主义的思想氛围中出场亮相的，这意味着它们不管在论题上有多大差异，在思考人的存在方式上，它们是一致的，它们所提供的思考进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生活世界的意义与政治活动的价值，实质上，这正是政治哲学（不论其形式）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强烈共鸣的最根本原因，也正是我们欲求以政治哲学解读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原发性内驱力。这一工作无论如何都是对一个新的研究平台的构筑，它不仅对于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所助益，也能够使具有勃勃生机的国内政治哲学研究获得一种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在拓宽政治哲学研究视野的同时，推动政治哲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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