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论文,论述论文,规划建设论文,学者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作为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为西方学者所瞩目，一般描述以及专题论著为数众多，这里只就有关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四例，评述如下。
1 关于城址条件的探讨
北京的城址为什么选择在现今所在的这个地方？究竟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决定了它的建址？这是个饶有兴趣但又不很容易说明的问题。
在我国旧日的文献中，讲到北京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时，经常有如下的描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但是这样笼统的描述，并不能具体说明北京城在这里建址的原因。最初把这个问题作为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课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据个人涉猎所及，当以国际上有名的一位原籍澳洲的地理学家G·泰勒（Griffith Taylor）为最重要。50多年前泰勒教授曾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并于1941年当选为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他在就职的学术讲演中，曾着重讨论了北京城的城址条件问题，他说：“北京是在一个辽阔的冲积平原和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大城市的佳例。它的发展比起其他城市规模更大、更古老、也更复杂。或许认为这个主要的北方大城市应该在大平原的中心，或者靠近其主要河流，或者在一个滨海的良好港口上发展起来，可是这些条件北京城都不具备……要指明北京之所超越黄河冲积平原上其他大多数城市而发展起来的任何环境因素，是困难的。……看来很清楚的是北京城址的选择，有不可忽视的人为因素。在早期，占卜者认为北京城的城址是特别吉利的，而政治上的原因则是主要的。……早在公元前723年以前，正是由于占卜和政治上的原因， 导致了这个城市的诞生，当时它的名称叫做蓟。”他最后的结论是：“必须承认北京城址的选择，并不是由于任何明显的环境因素，或许可以认为地处一个环境一致的辽阔大平原上的北京城，正是一个适当的例子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地理上的分布是带有偶然性的。”（以上引文，见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Vol.XXXII,1942）
我国古代城市确曾有利用占卜来建址的例子，如《尚书·洛诰》所记周公经过占卜来确定最初的洛阳城址，即其一例。北京起源于蓟城，这是事实。但是蓟城的建址，并没有经过占卜的任何记载。蓟城的兴起，有明文可考的是始于周武王十一年所分封的蓟国，时在公元前1045年，去今已有三千余年。与蓟国同时被分封的还有燕国，其故址在今房山区琉璃河乡，北去蓟城，不过百里。这燕蓟两国都处于古代由华北大平原北上直达北京小平原的唯一的一条南北大道上，因为当时这条大道以东的平原上水网密布，以西又有太行山平地崛起，南来北往都不可行。而蓟城所在又正是这条南北大道的北方尽头。由此再向北去，古代大道开始分歧，因此蓟城正是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也正是由于这一有利的地理条件，蓟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其后燕国兼并了蓟国，并且迁都到蓟城。到了东周的战国时代，蓟城已是所谓“海内名都”了。随后，秦始皇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创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后，历代王朝先后相继，蓟城一直是华北平原北部的重镇和地区行政的中心。公元 938年兴起于西辽河上的契丹人南下，取得蓟城，改称南京，又名燕京，是为辽代的陪都，也就是作为进一步南下中原的前进基地。其后，兴起于松花江上的女真人又南下占领燕京，并加以扩建，遂于公元1153年正式迁都，这就是金朝的中都城，也就是北京历史上正式建都之始。相继崛起于北方高原上的蒙古族继续南下占领中都城之后，为了取得更为丰沛的水源，又于公元1267年在中都东北郊外一带的天然湖泊上，另建新城，这就是元朝正式建都的大都城，从而为今后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因此可见北京建城的地理因素，在充分考虑其原始状况的前题下是完全可以说明的。
但是，不能不指出正是G ·泰勒教授才第一次把有关北京城的建址问题，提到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上来进行探讨的。尽管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明确提出问题，并认真进行探讨，却是值得重视的。应该看到，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有时提出问题比起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而上述问题的探讨，又进一步说明，只有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入手，才能得到问题的正确解答。
2 关于城市中轴线的说明
北京城在规划设计上的中轴线，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也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西方学者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的，当以美国芝加哥大学另一位学者、原籍英国的P ·卫德礼教授（Paul Wheatley）贡献最大。
卫德礼教授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学识渊博，通晓亚洲数种语言文字，特别是对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他在1971年出版了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一部巨著：The Pivot of the Four Quarters，可以直译为“四方的中枢”。实际上，这个英文书名正是作者采自《诗经·商颂》中“四方之极”这个诗句的，因此原书在英文译名之外也同时用了这四个汉字的名称。原书照录《商颂》中这首诗的原文如下：“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见原著第449页）这显然是歌颂商朝都城的， 其描写也含有重要的在城市建设上的象征意义，而这一点正是卫德礼教授所十分重视的。例如《四方之极》的第5章第1节，就着重讨论了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的设计问题。大意是说中国的典型城市在形态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其主导方位和中轴线以及近乎正方形的四面高大的城墙。中国一些古代城市的平面图所显示的，大体都是这样一种形式，而在都城的设计上则尤为明显。于是他着重作了如下的论述：“在中国城市中沿着自南而北的主轴线行进的大路，比起任何自东而西的道路都更为重要。沿着这条主轴线的大路，布置了最重要的官方建筑。至于在都城中，所有这些建筑都是面向正南，毫无例外。应该看到在中国城市中这条南北轴线的功能，和欧洲巴洛克式城市中的街景大道是很不相同的。后者的设计使得处于远方尽头处的建筑物在展望中显示其位居中心的重要性。中国城市中的中心大路的重要性，不在于视觉上的突出，而在于其象征意义。实际上它的全部街景永远不可能在同一时间或同一地点呈现在眼前。它并不是由一系列的空间所组成的一个中轴线上的完整街景。这一中轴线的设计，在北京城里被十分突出地显示出来。如果沿着这条中心大路行进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似乎是没有尽头的大门、城楼以及城垣的延续。”（第425页）
摘录以上这一段，意在说明卫德礼教授已经充分指出了北京城内中轴线的特点以及它在主导方向上必是南北向的。那么它的象征意义又何在呢？试行讨论如下。
北京城中轴线的设计，始于元代大都城，而大都城的平面布局，在我国历代都城的建设中，又和《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描述最为相似。“匠人营国”的中心内容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还要有一条中轴线，但这条中轴线是隐然存在的。因为左有太庙（左祖），右有社稷坛（右社），而左右对称的位置，正说明两者中间必然有一条中轴线。而前方的朝廷（面朝）和后方的市场（后市），也就必然是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匠人营国”的这段描述，在说明主要建筑的相对位置时，用“左”“右”以指示东西，用“面”“后”以指示南北。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以“后”指示北，为什么不用“前”而用“面”以指示南呢？一般在引用“匠人营国”的这段描述时，也常常把“面”字写为“前”字，从实际情况来说，以“前”代“面”并无错误。但是原文用“面”以表示“南”，不仅指明了方向，而且还暗示着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导方向的含义。这个主导方向，必须是自北而南，而不能是自南而北。也就是说宫殿建筑的设计，必须是面向正南，而不能面向正北。因此宫殿中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必然是向南，而不是向北了。这一情况相沿到后代，在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时期，登上“宝座”“君临天下”的统治者，也就被称为“面南而王”了。这一事实，也就赋予国都设计中的中轴线以特殊的象征意义。也正是中轴线上的这一象征意义，才显示了中国历代都城设计上的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又是在北京城最初的设计上就已经被充分地显示出来。
现在时代不同了，北京城里这条传统的中轴线所固有的象征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在人民首都的总体规划中，仍然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并已开始赋予它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象征意义，居中出现在这条中轴线上的天安门广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例。如何继续进行这条中轴线的规划设计，进一步丰富其新时代的象征意义，正是首都的城市建设者所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在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设计之所以面向正南，起源甚早。根据考古发现，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商代早期遗址中的大型宫殿遗基（详见：《考古》，1965年第5 期）以及湖北黄陂县盘龙城商代两进宫殿遗基（详见：《文物》，1976年第2期）， 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这种主要建筑面向正南的设计，自然是与所在北温带季风区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这里在冬季处于西北大陆内部高气压的控制之下，北风严寒凛冽，日照时间又短；到了夏季，高气压中心转向东南海洋，南风炎热多雨，又是烈日当空。因此，随着季节的变化，为了冬季的避寒采光和夏季的通风降暑，居室设计当以面向正南为上策。最高统治者的宫殿如此，民间的住房其实也是一样。现在北京城里所保留下来的典型四合院的正房，必然是面向正南，也就是这个道理。随着现代设备和建筑条件的发展，居室的方向已不像过去那样受着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了，但是北京城里典型的四合院，或大或小，都仍有保留的价值，这也是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这里就不讨论了。
3 关于城市总体设计的评价
从北京城中轴线的讨论，必然要涉及到关于北京城总体设计的评价。
自从元朝大都城的兴建开始确定了北京城的中轴线之后，整个城市的平面布局，又经过明朝的继续改造，并且在进一步向南延长其中轴线之后，更加筑了外城，这才使北京城的总体布局最后固定下来，一直完整地保存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北京旧城”。
这个北京旧城的总体设计，在西方的建筑家和城市规划学者中是得到了高度评价的。这里只举一例，略作说明。
正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年， 著名的丹麦学者罗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的专著《市镇与建筑》一书的丹麦文原本出版，1951年有英文译本问世（Towns and Buildings）。这部书的第1章，就是讲的北京城的总体设计，并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不仅如此，他在全书的序文里，就已经明确地写道：“有极好的德文和日文的旅游指南，提供了关于北京城每一座宫殿和庙坛的详细介绍，但是对下列一事却只字未提，即北京的整个城市，乃是世界一大奇观，它的布局和谐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这是必须由我们自己去发现的。”只从这一论断，无需再作书中任何细节的介绍，就足以说明罗斯穆森对于北京旧城的总体设计是十分赞扬的。但是有一点，在用辞上也值得考虑，例如把北京在城市建设上的成就，认为是已经达到了“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这“顶峰”（culmination）一词， 就值得商榷，因为既已达到顶峰，那就不能再发展、再前进了。更确切的含义，应该是说北京旧城在封建社会时期，作为国都的设计，从它所表现的“帝王至上”这一主题思想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已经达到了“顶峰”。但是历史的车轮永远是滚滚向前的，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又将有新的“顶峰”出现在人们面前。在作为人民首都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上，为了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题思想，还有新的“顶峰”正在等待我们去攀登，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从整个文化的发展来说，只有充分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创造自己的未来。
4 关于古代规划的现实意义
很可惋惜的是罗斯穆森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另一位对北京旧城的规划设计怀有同样感情的西方学者却依然健在，并且还在最近前来北京出席了“历史名城与现代化建设”的科学讨论会，这就是美国的E·N·培根教授（Edmund N.Bacon）。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一直到1970年，培根教授负责主持美国故都费城（Philadelphia）的城市规划建设达20年之久。由于他重视维修古建筑和力求保持城市的传统风貌而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并于1971年由美国城市规划家协会授予卓越贡献的荣誉奖。早在1967年，他的名著《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出版，1974年又有新版问世，这个新版又曾多次重印，流传甚广。就在这部文图并茂的专著中，有专节论述北京旧城的城市规划，并有大幅插图作为说明。这一节的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事大概要算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帝王的居住之地而设计的，意在显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城市深深浸沉在宫廷仪礼和宗教意识之中，现在这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尽管如此，它的规划设计是如此之杰出，仍然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第244页）
培根教授的这一评论至为重要，他既充分肯定了在封建帝王的统治时代北京城在规划设计上的杰出之处，同时又指出它的某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但是它的整体设计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借鉴。培根教授自称他在费城的规划建设工作中，是受了北京城的一些影响的。这也就证明了北京旧城的规划设计仍有它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在保持其特殊风貌的同时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从而创造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民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