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会婷[1]2001年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批评辨》文中提出社会历史批评是二十世纪中国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方法，但实际上人们对它的理论原则和操作方法的认识还是很含糊的，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对它的历史形态和它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缺少认识。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通过对二十世纪批评史上它的几种形态的回顾，在梳理社会历史批评的发展的过程中，在对它与其它个别有重要关系的批评的辨析中，试图澄清人们对它的认识。 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早期受西方社会学思潮和文学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历史批评，它以进化论为基础，持一种进化的文学观，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因此在批评中注重从文学与社会的广泛联系中用多样的视角进行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之后，它对经济基础、阶级政治的重视决定了两者在批评中的中心地位，批评的视角开始定型。在从作品实际出发的同时，他们注重在社会政治经济——作家个人阶级立场——作品的政治思想之间寻找联系。 （叁）叁十年代以后政治斗争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使得国内的社会历史批评多以政治任务为标准，仅从阶级观点出发，批评也出现教条化的倾向，忽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批评文章也多显得自相矛盾，这正是人们后来对社会历史批评反感的原因。但认清这种现象的原因之后，我们应该为社会历史批评的政治视角正名，它的出现是一种批评方法的进步。 （四）八十年代后社会历史批评是以“文化批评”的名称出现的，因此本部分在对两者进行区分后，进一步澄清了这种所谓文化批评的社会历史批评本质。同时也充分注意了在文化意识渗透之下它表现出的新特点。 四种形态社会历史批评的变化表明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批评方法，它总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自己。同时，在众多的批评方法中，社会历史批评具有“原批评”的意义，因为文学永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而在不断的变化中，它的根本立足点仍然没有变，那就是“社会”“历史”批评。它是社会的，它总是以特定的社会学理论为自己的批评基础，总以寻找文学与社会的联系为己任，以阐明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原因为基本目标；它又是历史的，要把文学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要有历史发展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去寻找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精神联系，把社会的现实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批评中充分注意到文学与社会历史联系的复杂多样性，这才是社会历史批评根本精神所在。
高娟[2]2010年在《论梁实秋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实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具有代表性人物之一,其文艺思想已得到普遍、广泛的研究。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从“人性二元论”的角度入手对其文艺思想进行解读,而其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并未得到完整的阐释。梁实秋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是对其文艺思想进行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因此,本论文采取分析和归纳相结合的方法,从四个方面对其理性精神初步进行探讨。一、文学中的理性精神。“理性”在哲学上具有多侧面的含义,要从多角度对其进行理解;而在中西方文学中“理性”受到了并不相同的待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理性精神派生出与其相关的许多词语,显示其多义性。二、梁实秋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根据对“理性”一词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将梁实秋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归纳为道德理性精神,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文学活动的行为方式:强调理性节制的作用;2、看待文学的态度:理智坚守文学的独立地位;3、文学活动的过程:对普遍性的追求;4、文学的效用:为人生的价值取向。叁、梁实秋文艺观中理性精神的来源。梁实秋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并非自创,而是有着清晰的来源。梁实秋的绝大部分理论主张都来自其师欧文·白璧德,因此以欧文·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及整个古典主义都可以说是梁实秋文艺观中理性精神的源头活水;而梁实秋本质上的性格、思想是受儒家思想文化薰染而成,注重伦理节制的儒家文化乃梁实秋文艺观中理性精神的根之土壤。四、梁实秋文艺观中理性精神的价值与不足。梁实秋强调普遍,追求本质,这份理性精神有助于抑制极端,使文学更为深刻;但他又过于强调理性的节制力量,这样他的理性精神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他最为忌讳的极端化,这样的文学也就失去了本该有的活力与魅力。理性精神不仅体现在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中,也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实践着,他的雅舍小品就充分贯穿着他所倡导的理性精神。这份理性精神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当今文学界非理性、反理性呼声甚高的现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赖斯捷[3]2004年在《《晨报副刊》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和流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存在许多现代文学史的写作版本。由于作者不同的写作视角，导致每一个版本都有自己的特色。然而，却较少有文学史家从报纸与期刊的出版发行角度来观察现代文学史。实际上，作为文学作品流通的主要媒介，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报纸和期刊作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切入点。在这篇论文中，《晨报副刊》被选为研究的切入点。这份报纸出现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初期。在这个阶段，一些发生在《晨报副刊》上的事件成功的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比如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会战，又比如发生在现代文学作家之间的文学讨论。众所周知，正常情况下，新生势力往往等同于弱小势力。同传统文学力量相比，现代文学更为迫切的需要读者与支持。由于有了《晨报副刊》的出版发行，文学作品的读者与影响力均随之增长，这些事件的影响也逐渐增加。19世纪新的印刷技术的出现导致信息能够被无限制的复制。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成为这一领域的主导因素，并由此缔造了一个我们现在称为商业文化的全新文化。一旦先进的印刷技术遭遇这种新的文化，所谓的文化产业也随之出现在世界上。《晨报副刊》便是这个产业的一部分。除了其产品的特殊形式--文学作品以文字的方式出售--这个媒介拥有作为产业的其他必备因素。在这样的系统中，中国现代文学获得了经常性的、固定的传播，由此赢得了新旧文学战的胜利，并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在那之后，《晨报副刊》成为一个现代文学流派--新月派的宣传中心。新月派的文学主张因为有了《晨报副刊》这个媒介的支持，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意味着在引进各种文学流派之后，作家们开始确立他们自己的风格、流派。此种变化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
刘伟[4]2006年在《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解读和再造》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梁实秋和新人文主义的研究,希望从两个方面——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古典与浪漫——这两个角度,重新思考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接受和误读,并对其后所隐含的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问题进行反思。论文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论述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价值序列的重构,本文认为,通过偏向于理性,梁实秋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新人文主义内部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争。论文第二章,考察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古典-浪漫”批判模式的修改,考察这种修改怎样体现了理性精神的引导,又对现代中国的传统与现代之争提供了怎样的解答。论文第叁章,引入学衡派做为重要的参照体系,进一步考察梁实秋所接受和重构的新人文主义的独特性。本文认为,经过梁实秋的改造,新人文主义和其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文化问题的途径。但是,它们所共同面临的叁组极富张力的文化关切——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之争、古典与浪漫之争、平民与贵族之争,却是影响了整个现代中国、并且至今仍回响深远的重要问题。因此,梁实秋和新人文主义之间的深层共振关系,值得我们揭开“误读”的面纱,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追问。
王本朝[5]1989年在《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梁实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人物、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有独自个性的文艺思想家梁实秋及其“人性论”进行了有见地的论述。作者认为,梁实秋的人性论,既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也不是新人文主义的善恶二元论,是中西古典人性论的矛盾的融合,有叁个层次的含义和四个特点。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梁实秋也是一位批评家,对批评的性质、标准和方法建树了自己的理论。由于他的文艺思想受西方新旧古典主义的影响,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古典人本主义,自然与五四精神相矛盾,但其中的文学与人生、文学表现人性的普遍性等理论,仍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批评辨[D]. 吴会婷.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论梁实秋文艺观中的理性精神[D]. 高娟. 山东师范大学. 2010
[3]. 《晨报副刊》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和流变[D]. 赖斯捷. 湖南师范大学. 2004
[4]. 梁实秋对新人文主义的解读和再造[D]. 刘伟. 北京大学. 2006
[5]. 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梁实秋[J]. 王本朝. 学习与探索.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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